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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明的“三位一体”——怪癖——小曲儿——天使的微笑——草窝的嘱咐

在那个冬天我常常碰到库兹明，他经常光顾文学家之家。他住得近，在纳杰日金斯卡亚街，而且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宁可在供暖不错、灯火通明的文学家之家里消磨白天和夜晚，也不愿待在基洛奇纳亚街上冷冰冰黑糊糊的公寓里。

他总是跟漂亮的、话少得出奇的尤拉奇卡·尤尔昆一道来。很快，年轻的女演员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也加入他们一起，她是古米廖夫的妻子阿尼亚·恩格尔哈特的女友。过去，奥列奇卡处在古米廖夫的势力范围之内，1921年新年之前，她经常陪着古米廖夫，那时她还没认识尤拉奇卡·尤尔昆，没成为库兹明圈子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从那一刻起，他们随时随地都是三人一同出现，正像他们所宣誓的，“三位一体”。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一体”？

库兹明常常用某种旧式老太婆的亲昵称呼人。他管古米廖夫叫科连卡，管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叫叶戈鲁什卡，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乔治。诗人们彼此很乐意用的“你”，只跟古米廖夫用。他感兴趣的唯有“最新爆料”，即文学家之家里的流言蜚语，主要是绯闻。

在文学家之家和“碟”里，与《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里一样，弥漫着特有的恋爱氛围。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情有所钟，库兹明则用心追踪罗曼司的开始与结束。

库兹明迈着急促的小碎步，傍着尤拉奇卡和奥列奇卡，朝我和古米廖夫走来。

“我听说，科连卡，你的某某（大家都知道的诗人的名字）的妻子跟音乐家跑了！”

古米廖夫不满地皱起眉头。

“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去乡下营养营养。”

“不对，跑了，跑了，”库兹明固执己见，“别争了！她自己都跟她的表姐妹，尤拉奇卡一个熟悉的同事承认了。”

古米廖夫打断他的话：

“即便是这样，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库兹明的眼睛好奇得愈发睁大了。

“为什么你这么相信会回来的？”

古米廖夫郑重其事地清清楚楚大声说：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库兹明明白，这就是说，我朋友的妻子，有如恺撒之妻，绝不能有任何怀疑，便转向别的话题。

“您在这里干什么？又在谈诗？您怎么不厌烦啊？诗应该是写的，谈就无聊了。什么？什么？”

于是他笑着，轻轻点着头，快步走向桌子那头更关心在意的谈话对象，好与他们详细探讨所发生的事，既评判跟音乐家跑了的妻子，也评判落单的丈夫，给他们论功行赏，“各得其所”。

不，库兹明这“庸常的”一面我从来不喜欢。还有他一头扎进回忆，给它们弄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嗜好。他的回忆，很遗憾从来与我所感兴趣的事情无关。他回忆最多的是塔玛拉·卡尔萨温娜和塔玛拉·佩尔西茨，对这两个他一般无二地爱着的塔玛拉，他一谈起来就是几个小时。谈她们的连衣裙和发型，谈她们招待他的小白面包和小馅饼。

“在彼得堡谁都没塔玛拉·佩尔西茨穿得这么好，”他说过一百次了，“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闪变的浅灰色，缀着绒鼠做的饰物……”

不，这个库兹明我不喜欢，但后来我习惯他了。我已经不再为他描画得大大的眼睛震惊，从近处看，它们显得不是那么假大假大的。“拜占庭式的？”是的，大概是吧，但是当我好好看它们时，它们最像骆驼的眼睛，因为骆驼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慵懒的，跟《一千零一夜》的图画上很诱惑人的波斯女人的眼睛一样。而库兹明的眼睛千真万确就是这样。由于这眼睛，他本人对我而言，变成类似《一千零一夜》的人物那样的人，完全相信不得。

我第一次见到库兹明是在8月里，而现在是1月。我已经习惯了他“长着角和爪子”的外貌，和他所有的怪癖——总是在每句话后面添上：“什么？什么？”很多诗人这么说话，其中也有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跟他学的。这些个“什么？什么？”好久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回答它们，一时之间没搞懂，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美化言语的修辞方式而已，且不要求任何回答。

库兹明的另一个怪癖，是日常生活上的：他不允许囤东西。任何粮食储存都不行。这令为他和尤拉奇卡管家的尤拉奇卡的母亲绝望不堪。有一次，她用自己的小衣柜换到了四俄磅糖和四瓶葵花子油，可是库兹明却不顾她流泪央求，把油倒到洗脸盆里，只剩下一瓶，然后走到街上，把糖分给碰到的孩子，只留了一俄磅。一俄磅不算囤。

他这样做是出于迷信。出于面对先见之明和担心未来的迷信的恐惧。以他之所见，先见之明直接通向死亡。我不知道，这如何能够与三百六十五件背心，后来我得知是被夸大的杜撰的数字相吻合，背心不超过十二件，但毕竟一打背心也可以被视为“囤背心”了。

是的，库兹明最迷信，比古米廖夫还迷信。古米廖夫的迷信更多是“表演自己”，他太过频繁地强调它了：

“我今天出门之前，三次折回去，”他跟我解释，“第一次在厨房的门槛上绊了一下，第二次猫在院子里一下子蹿过来挡住我的路，而第三次，我下楼梯时想到，如果我不马上折回去，我就会出事，大事。所以迟到了，请您原谅。”

在他看来，所有地方对见面和分别都有吉利与不吉利之说。在原来的游泳池街市场旁边见面就不好，那里有一根高耸云天的螺柱，铁链子在它顶端轰隆隆地随风摇摆。

“像绞架一样，”古米廖夫说，“仿佛我所有落空的希望都在它上面晃荡，还有我自己。”

但是在文学家之家或在路上见面，在他始终被认为是吉利的。这样的见面之后，应该有什么大好事儿等着……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库兹明。诗的，小曲儿的和绝妙的《硬纸小屋》的库兹明。

还是在革命前，整个俄国都唱：《孩子，春来莫把玫瑰采》这首歌，但很少有谁知道，曲和词都是库兹明的。在《孩子》的乐谱上赫赫然印着歌手的画像，这首抒情歌曲也就被认为是他的。

在彼得堡，在上流社会的文学沙龙里，都因库兹明的小曲儿而“变傻”了。还不仅是上流社会的沙龙。最严肃的批评家和鉴赏家，如布劳德和梅特纳对它们评价颇高。库兹明本人，知道自己的不足和成就，说：

“我那不是音乐，而是小调，但是它里面有毒药。”

库兹明怎么用自己的小曲儿使整个上流社会的文学的彼得堡“发疯”，我没在场，既不在沙龙里，也没在野狗咖啡馆里。我从未去过野狗咖啡馆，这也是我的大遗憾之一。但是根据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古米廖夫所讲述的判断，即或那里场面更豪华，但跟在研修所的客厅里，或者在某个“没被宰掉的资产者”寓所的会客厅里搞的差不多。

“唱吧，米哈伊尔！请吧！求您了！求您了！”

让库兹明坐到钢琴边不容易。他使性子地拒绝：

“不，下次……我嗓子不行……不行。我唱歌牙痛。”

然而总是有某个诚心诚意的崇拜者已经挽着他向钢琴走去，于是，库兹明不无得意地向强力让步，在钢琴边坐下。客厅里响起一声兴奋的叹息。库兹明的头一伏向琴键，整个人不知怎么的就缩做一团，眼看着变老了，变成个老头。不对，甚至不是老头，而是老太婆。确切地说，是像老太婆的老头。他像老太婆那样，用褐色枯干的小手，矫揉造作地触碰着琴键。

库兹明开唱了。他没嗓子，他低声嘟囔着，并像鱼那样撮圆嘴，吞着空气：

我聆听着，觉得渐渐地，我的耳朵里，我的意识里，我的血液里都浸透了他那“小曲儿”的毒药。迷魂的、慵懒的和可怕的毒药，不仅来自这“小曲儿”，还来自他大睁着的调皮的眼睛，来自他慵懒的微笑和矫揉造作地飞来舞去的手指。不信任和否定的毒药，娇媚、轻盈和轻浮的毒药。

库兹明眯缝着眼睛。他的面孔流露出近乎贪婪的表情。他是否意识到他对听众的心灵的掌控呢？我旁边坐在沙发上的一个蛮好看的研修所女学员激动得咬嘴唇，而我看得出，这醉人的毒药把她的头搅得有多昏。库兹明突然在柔和的高音上停住，砰地关上钢琴盖，矫揉造作地环视四座。

“没让你们太过无聊吧？还没睡着吧？什么？什么？”

回答他的是愤怒的抗议和喊叫：

“再来一个，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再来一个！请唱《孩子莫采》。唱吧！求您了……求您了！……”

于是库兹明让步了。《孩子，春来莫把玫瑰采》是他的拿手节目。他的表演充满着与他本性不相符合的激情。尤其是唱到这一段：

库兹明将“第戎极品”唱得庄重浑圆。“极品”听上去犹如钟鸣。他抑扬顿挫地唱“你的吻”，从他嘴里飞出来的“你的吻”几个字，爆炸力逐字渐强，好比只只利箭射中听众，接着逐渐降低到最后一声呜咽悲凄的低唱：“记住啊，夏日里没有紫罗兰。”

钢琴盖重又阖上。库兹明起身，正正背心和礼服后襟，用丝绸手帕擦拭夹鼻眼镜的镜片。

“再不唱了！不唱！我的牙都在痛了。别求了，”他拿腔作调慢条斯理地说，“给我茶！热茶！”

库兹明当着我的面，从不讲要紧事。他非常健谈，却受不了他所谓的学术交谈。

“别啊，科连卡，饶了我吧，”他打断古米廖夫的话，“你放我走吧，然后再显摆你的渊博的健康学问。现在最好是回答我，是不是我听说的，安娜·安德烈耶娃想跟希列伊科离婚？你曾经是她的丈夫，想必知道吧。真的，要离婚？”

古米廖夫的面孔变得严厉起来。

“即便是我知道什么，我也不认为我有权回答这种问题。”他斩钉截铁、冷冷地说。

库兹明拍着手说：

“你怎么这么一板一眼的？我都可怜你了，对不起啊，科连卡。我们走吧，尤拉奇卡。我们走吧，奥列奇卡。从他这儿什么有趣的事都听不到。不过白费时间罢了……”

然而我有一次终究看到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库兹明。

那是在古米廖夫死后。当时我已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妻子。1922年的冬天，我的最后一个“彼得堡的冬天”。

我们从瓦西列夫岛上安娜·拉德洛娃那里回来。安娜·拉德洛娃的出名，在于她那略嫌呆板，但无可争议的美貌，和她先进的工程师丈夫谢尔盖·拉德洛夫，尤其是她的两行诗：

不过，她并不因自己的美貌而骄傲。

“我没什么可骄傲的，”她说着，垂下眼睛，“因为美貌来自上帝。”

库兹明跟安娜·拉德洛娃的关系最好，是她文学方面的庇护人，还在她家里举办舒适的、带茶点的晚会。我那天不是很想去她家，但是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把我说动了。我跟她要好，还是在她尤尔昆·库兹明时期之前的古米廖夫时期。

“您不会后悔的。”她对我预言。

眼下，我们正从瓦西列夫岛上月下微微泛蓝、梦也似的雪路上往回走。前面是奥列奇卡和尤尔昆，后面是库兹明和我跟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我尽量放慢脚步，跟库兹明步调一致。他在愉悦的晚会之后颇有诗兴。

“啊，多美的夜啊！多么令人感叹的月亮。还有云朵多么曼妙，仿佛飞翔的大雁。瞧那个像鳄鱼。”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也在望着云彩。

“这个像天使。”

我想让库兹明开心，背起他的诗：

可是他没听见，仍在注视着云朵。

“您是对的，叶戈鲁什卡。完全是天使，您知道吗，我曾经见到过天使。”

他转向我，脸上的眼睛大大的，跟平常的不一样。此刻它们犹如黑色的镜子映照出云朵和月亮。而我感觉到，用这样的眼睛看得见天使。

但是什么时候？他在哪里看见它的？他则没等问，自己就激动地、断断续续地，敞开心扉讲了起来：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年轻时活得艰难，难得不得了。受苦的原因在我自己。我想当虔诚的人，圣人，可结果却恰恰相反。《，情欲制服了我》，我则与它斗争。这很难熬，难以置信、无法承受的难熬。”

他边叹气边停下来，我们也在他身边站住。

“我甚至想双手搭在身上死掉算了。您信吗，叶戈鲁什卡，我开始琢磨自杀。可当然只是琢磨而已，尽管执意在想，毕竟没到实施的地步，谢天谢地。”他继续道：“我甚至披上铁链，却无法抛弃作孽。于是披着铁链委身罪孽。而且罪孽因此似乎变得愈加甜蜜。不过后来是何等地懊悔啊。所以决定把一切全抛弃。出家剃度作修士。是啊，是啊，现在我觉得好笑，可那时我看不到别的出路。我差不多在意大利待了一年，在热那亚附近的修道院里。持斋，睡木板，做祷告，夜夜跪通宵，做祷告做到筋疲力尽。有时完全是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教堂里。这很可怕，任何地方都不像夜里的教堂那么可怕。我念着祈祷文，害怕回头。害怕看到身边自己的同貌人，黑乎乎的，有罪的。于是愈加惶恐地祈祷拯救，骨头却痛得咔吧作响，双腿发麻，而且哪儿哪儿都痛，脑袋痛得让人作呕。所以有一天快到早晨，彩绘玻璃开始五光十色起来时，我感觉到要死了，完蛋了，我也不惋惜，不害怕死，相反轻松了，平静了。我叹口气，仿佛胸膛里揪出一根线，心从身体里飞了出去。那样的安静，那样的光亮，犹如但丁《天堂》里那般难以忍受的光亮。”

他沉默下来。莫非他不说完？不讲天使了？但是他就在原地继续讲：

“我不晓得我独自在教堂的地上躺了多久，晕过去了。然而我睁开眼睛时，我看见了天使。不是画上画的天使，是真正的天使。天使弯下身，用手把我抓起来，带走了。我则全身心都是幸福。我从来没有，空前绝后的，没体会到过这样的极乐，这样的神的赐予。忽然，天使给了我一个天使的微笑，径直吻了我嘴唇一下，还给我生命。我神志清醒了，苏醒过来。于是看到了它。那是年轻的见习修士乔万尼，而当时那就是天使，是的，天使。天使把我带到我的修行斗室，我跟他一起又度过了一昼夜，第二天早晨我离开了修道院。彻底，永远。整个人是这么幸福，我明白了，什么罪孽都没有，是人们想出来的，也永远不再折磨自己。可他，天使……

“您怎么这么慢？”传来尤拉奇卡·尤尔昆的声音，“我们等您等得冻僵了。”

库兹明的身子动弹忙活起来。

“哎呀，天啊！咱们走，走。马上，尤拉奇卡！是我不对，我说话的时候走不快。可他们冷啊，他们可能感冒的。”

他边跑边来回地说：“尤拉奇卡可别感冒才好！”我们赶上尤尔昆和奥列奇卡，五人一道继续走到邮局街我们家。我们住在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已经去了法国的姑姑的公寓里。我们告别。我非常想问库兹明天使的事。他又看到过他没有，还是再没看到过？可我犹豫着。我们走上楼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边点燃火柴，好照着楼梯，边说：

“你当然是相信了。可我感觉，这一切是他现想的。”

“不，他是这么真诚，这么实在……”我正要说下去，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把我打断了：

“就是因为这么真诚和这么实在，这一切才是他想象出来的。见习修士乔万尼大概是有的，可其他的都是幻想。”

“不，不，我坚信这一切是真的，哪怕不完全是这样，也是真的。”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倒也不争。

“谁知道他呢？也许是真的吧。库兹明假装简单，可实际上非常复杂，跟所有的诗人一样。”

他又点燃一支火柴。

“再说总感觉心爱之物是天使。”他打量着我说。

与库兹明的诀别，在文学家之家，我们走之前。

“幸福的人！”奥列奇卡咬耳朵说：“我多想喷巴黎的香水，穿巴黎的衣裙戴巴黎的帽子，跟巴黎人说法语！”

“只是别在那里耽搁太久，快点回来，”库兹明劝道，“记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彼得堡是家。要知道唯有在彼得堡，方能感觉到自己是千真万确在家里。”

对此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我都同意。

“是的，唯有在彼得堡……可是我们会很快回家的，回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