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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极北族人》——古米廖夫的礼物——绯闻——内幕——最后一次会面——勃洛克的葬礼

1921年1月，古米廖夫决定出版诗人车间的杂志《新极北族人》，胶版的。上面刊登的都是第二车间成员“亲笔书写”的真迹。

总共出版的四本杂志，都被标上“创刊号”的字样。按古米廖夫的裁定，是为了让收藏者欢喜：“众所周知，收藏者会特别看重杂志的创刊号，因此我们就如法炮制。”古米廖夫亲自缝订《极北族人》，尽管如他所言，他拿针弱于耍刀。

“反正是，”古米廖夫自我满足地说，“做得很漂亮！”

在“创刊号”的第一本上，有古米廖夫的《宝石戒指》，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忧郁的夜里》和我的《诗人》：“深夜我走在白色的原野”，很明白是写古米廖夫的。

曼杰利什塔姆看到我的素描后，不以为然地摇着他那“沉重大桶似的头”：

“得意，您使您的大师得意非凡啊！他在您的笔下多么年轻，优雅啊！”

“我并没想到画古米廖夫，”我自卫，“我抓不住相似的东西。因为我的诗人完全、完全不像古米廖夫。”

“我们倒是知道这一点的。可那些没见过的人就会想，他是这样的。”

这时古米廖夫却火了：

“我根本不愿意像您那甜腻腻的诗人。哪怕只有一点像，我不愿意！”

“那么，”曼杰利什塔姆提议，“你在《诗人》下面签一句：‘不是照我画的。我压根不这样，甚至相反。尼·古米廖夫’。”

《极北族人》创刊号的第二本上有古米廖夫的《小象》和他的素描，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我歌唱的不是春天》和单色天堂为背景的自画像，还有我画有雄鹰的《鸟》。

这只鹰不知怎么的非常讨大家喜欢，尤其是曼杰利什塔姆。

总想要在一切场合，在一切事情上高人一等的古米廖夫声言，画鸟最容易，还为第三本“创刊号”给自己的《抒情诗》配了公鸡的插图。公鸡画得腿长，花里胡哨的。

“这是鸵鸟，不是公鸡！”曼杰利什塔姆作出判决。

“不是鸵鸟，是公鸡，千真万确的非洲公鸡，”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解释道，“你啊，奥西普，没去过非洲，所以无法裁判非洲公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给这一本的是《罗伯特·片坚科之歌》，画了九只猫当插图。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画了波斯披巾似的晚霞，配他那首《遥远的晚霞，好似波斯的披巾……》。曼杰利什塔姆的是《我忘言》，还跑来请求我帮他一个小忙，给他的“真迹”添上一只瞎燕子，我自然答应了。他递给我一张空白纸。

“就在这里，请在右角添上燕子。”

“最好您从左边把所有的东西画满，然后我再来添燕子。”

“可是所有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缺燕子了！”曼杰利什塔姆挥手指了指白色的纸，“这就是那热的雪！缺的只是细节——跌落在上面的瞎燕子！”

我没去跟他争，画好燕子。曼杰利什塔姆对它非常满意。

“就是盲人看不出它是瞎的，真瞎的！”他在燕子下面划上波纹并签名，“甚至舍不得拿出去。该把我的图画装上镜框！‘为博物馆预备的东西’，就像安娜·拉德洛娃的小儿子说的。妙极了！”他赞叹不已。

第四本“创刊号”不知为什么准备得非常久，我也不能确定，它是否有“相当的印数”面世。我只看到过原装本。古米廖夫在里面安排了他的《言语》，曼杰利什塔姆的是《在岩石山脉上》，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是《九月中旬》，奥楚普的是写钉子的诗，我的是《马车夫之歌》。

那些原装真迹本都高价卖给了刚出国的人，其余的便宜卖了，或者干脆分送给要好的熟人做了纪念。第三本“创刊号”印了五册，第二本也是五册，然而第一期“创刊号”很走运印了二十五册。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没有钱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

春天，《新极北族人》终止了自己的存在，对真迹杂志的需求消失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不久就出版了诗人车间第一本“版式合规中矩的”诗人选集。雅科夫·诺耶维奇·布洛赫创办图书出版社《彼得罗波利斯》，开始出版“装帧精致美观”的诗人选集。他全心全意地扑在自己的事业上，以难以置信的热忱，不单吸引诗人，还有画家加入到他的事业中来。

有了关于太过精美的装帧对诗歌有益或不利的争论。古米廖夫认为，诗歌的出版应该是古典主义的朴素和严谨，不带任何将诗集变成艺术品的美术装饰。洛津斯基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反之，站在“艺术性装帧”一边。曼杰利什塔姆则视心情而定，一会儿首肯这一方，一会儿又是另一方。

《彼得罗波利斯》的出版者激动不安、怀疑不定地来回奔忙，狂热地与诗人和画家探讨，力图建立一个洛津斯基所谓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图书出版社”。当然，正如当时文学生活的一切现象，图书出版社的激动不安和布洛赫的怀疑不定，在打油诗中有所反映，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也写下了自己的《出版者之歌》。在古米廖夫作品集里被误称为“叙事诗”的《出版者之歌》，不是合作的作品，而是由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他一人写成的。无论古米廖夫，还是曼杰利什塔姆都丝毫不曾参与过它的写作。它的出现对于古米廖夫，对于曼杰利什塔姆，一如对我一样的意外。

我参加了1921年春天它在古米廖夫公寓里的第一次朗读，我还记得它留给我们三人的印象。古米廖夫因为它而兴奋，当场就记下来，并开始把它念给那几天里遇到的所有人。肯定是因此使人产生了他是它的作者的想法。

布洛赫错以为古米廖夫是他也称之为“叙事诗”的《出版者之歌》的“主要作者”。他错就错在，认为是古米廖夫为它想出一个特殊的“莫洛萨”诗格。

《出版者之歌》不过是按我当时的叙事诗的诗格写的，它所模仿的是我叙事诗用的阳韵。

是我《马车夫之歌》里诗句的仿制品。

我终于得以毫厘不爽地将整首叙事诗复原，将它记录在下：

在纳杰日金街住着一位

一切都好——唯独一样糟糕：

卷首画深得布洛赫

卷首画也把他毁了，

艰难的出版人道路荆棘丛生，坎坷不平，

却还有什么扉页、衬页、页眉和卷头，

布洛赫将书一本接一本地付梓，

出版了数十种便开始绝望无聊。

布任斯基，切霍宁不高兴看他，

他看着米特罗欣，心却似石头僵死。

于是当他躺到床上，魔鬼对他悄语：

“雅科夫·诺伊奇！还有弗鲁贝尔，伦勃朗，谢洛夫，拉斐尔呢！”

大清早打起电话——

他遍请诗人来赴宴。

待到诗人一个接一个来，

待到他们聚集盛宴，

布洛赫举起一只手——

刀子扎进库兹明的屁股，

给曼杰利什塔姆一杯毒药——

他喝完就跌倒在了沙发上。

古米廖夫高价出卖生命，

乔治·伊万诺夫大叫一声而绝。

待到所有的诗人都被布洛赫解决，

他的胸膛发出快活的叹息：

“现在我将实现我的梦想，

我将在天国开创图书出版事业。

那里有弗鲁贝尔，伦勃朗，拉斐尔，委拉斯开兹支和比尔兹利，

没人胆敢跟我的公司竞争！

趁此之便，我还要专为文学史家补充一点。

在第393条为作于1921年春的即兴诗的注释里讲，它的注释者未能得知，叙事诗《死去的军官》的作者是谁。

它的作者是奥楚普。他在写完这两行后，当即就把自己的叙事诗撕毁了：

我再援引一个小小的证据为自己一辩。在第398条对古米廖夫信的注释说：“还有……诗18 《（沃尔霍上空的月亮）》，显然是奥多耶夫采娃本人摘自《月亮之歌》。”

不对。根本不清楚，甚至相反。不论是韵律，还是内容，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摘自发表在《艺术之家》杂志第11期，和收入我的诗选《神奇院落》里的《月亮叙事诗》。《沃尔霍上空的月亮》不过是我一封用四音步写成的信中的一行，对它古米廖夫有一封信做和。

还有，“微微衰老的诗人”是古米廖夫摘自他纪念安年斯基的诗：《华发微生的诗人》。

在我的“学生生涯”之初，古米廖夫曾送给我一本小八开，非常厚的羊皮纸纪念册，照他说，那是原来在威尼斯买的。

“我将在上面写下献给您的诗，”他把它送给我时说，“它是羊皮纸的，永不破损。它将传到您的孙子和曾曾曾孙手里，珍惜它吧。”

在第一页上方写着：“尼·古米廖夫”，中间是：“诗歌，为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所作”，往下是用墨水画的他经常性的风景画之一：高得出奇和枝丫丛生的棕榈树；眯眯小的黑人，两只庞大的狮子，一只立着，另一只躺着；还有长腿双峰骆驼上“手握钢枪的我本人”。在这幅猎狮人的画下面，是签名：

纪念册的页面小极了，古米廖夫竟然能够在一页之上安插他不好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非知识分子的”三联细笔画。

这本纪念册失没于1921年8月5日，古米廖夫被捕之后。它被我的家人跟古米廖夫给我的信件，他自画像的草稿，所有带他签名的书籍一道销毁了。这件事是背着我做的，违背了我的意志，是出于可以理解的恐惧：有可能抄我的家。但是这恐惧和大多数的恐惧一样似乎不足为信，没人来抄我家，我的纪念册也就完全无谓地毁了。是啊，纪念册的折毁自然使我如罹大病，就是现在我想起它还满怀忧伤。

然而从纯粹文学史家的观点看，它的折毁并非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古米廖夫还在生前就已经编好自己最后一本书，其中包括所有他认为值得发表的诗。剩下的，它们数量不少，价值不高，按古米廖夫所言，反倒是“极不成功的，被过誉的习作。”不过，我仍然将其中的几首提供给斯特卢威，它们被收入古米廖夫作品集第十一卷。

我还要列举两首纪念册里的诗。它们的意义在于显示出古米廖夫在自己的诗歌产业中是多么的一丝不苟和经济节俭。

曾经被重复用到《征服者》写成两周后所作的《森林》一诗中。

此后一年，古米廖夫再次想到“坐不安耽的孩子似的蝴蝶结”的比喻，并将它转用进作于1920年12月的另一首诗中。

有时候，古米廖夫甚至拿“节俭的东西”来当做自己给女子的献诗送各式各样的人。譬如，大家都知道，这已经不止一次在刊物上被说起过，《旅行邀请》一诗就献给过很多人，诗节的变化视被歌颂者头发的颜色而定：

还有“精美的”和“波浪式的”发冠，还有“柔滑如缎”的发冠。

古米廖夫本人在片刻的坦白时给我讲过，这首《邀请》为他“服务过”许多次，跟他第二首“成功的”诗作《你我一线牵》一样。

在我的纪念册里自然没有这些，但它里面有古米廖夫亲手书写的，他在那段时间，到《我的读者们》为止，所作的所有抒情诗。古米廖夫绝对认真地要我相信，它们都是写给我的。但尽管我当时绝对天真和信任人，对此却不相信，这有时惹他生气。无论如何我的纪念册都能够成为诗作日期的物证，古米廖夫总是在它们下面属上确切的日期。

有时，这确实相当少有，也有像现在所说的“不同版本”。例如，在我纪念册里的《抒情诗第一首》，代替最后两节开始的：

我很惊讶这种不同寻常的交韵。

古米廖夫恼火地耸起肩膀。

“请不要批评，您懂的是不少。开头是有规则的，但是我，谢天谢地，可以想怎么押韵就怎么押韵。卡尔德隆说得没错，学会了规则，就该把它们锁起来，把钥匙扔进海里，唯有到那时再着手创作。凭着灵感写作……”可过了几天，他念给我听这首抒情诗修改后的结尾，就是他发表在《火柱集》中的那个结尾。我请他把定稿给我写到纪念册里，他却不无幸灾乐祸地拒绝道：

“那不行，就让您那里保留原来的结尾吧，虽然您也批评它。”

我再没有允许自己“批评”他的诗，哪怕我根本不喜欢那些，譬如类似《宝石戒指》的诗。

还有过一个“不同版本”，是三联诗《心灵与肉体》的第二首，其中：

我的纪念册里是：

古米廖夫喜欢读自己的旧诗，发表的和那些他认为不值得出现在他诗集里的。所有的诗他都背得出。因此已经是他死后，在巴黎，用莫丘利斯基给他的书名《致蓝星》出版的那些诗，他曾不止一次为我念过。不晓得为什么，古米廖夫在《篝火集》里用了其中远非佳作的《玫瑰》，或者《电话》。古米廖夫还给我背诵他过去写在诗集上的题词，列举其中两条。

第一条是在《异国的天空》上，写给他在战时爱上的一位，写二音步扬扬格诗的小姐（我不便提及她的名字）：

第二条在《帐篷集》上，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写给他未来的妻子安娜·恩格尔哈特的：

我非常不喜欢这首，尤其是半吊子的最后一行。我微微皱起眉头，尽管没做“批评”。

他仍然攻击我：

“您是不是想，就这么容易‘讨好’？不，上帝保佑，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么有要求，她们会为任何献词而兴奋。因为她们坚信，我献诗给她们，就是让她们不朽。”

“哪怕是您把这些诗献给一打人？您给她们所有人不朽，”我问，“批发和零售？”

古米廖夫笑出来：

“每个人都认为是给她的，而且是只给她一人的。并且因此而幸福。”

去约会时，古米廖夫总是随身带着准备好的“献给女人的短诗”，但是有时忙于工作而来不及写。

有一回，我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文学家之家的园子里坐，古米廖夫忧心忡忡地走过来，匆匆道个好便问，是否能从我这儿或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那儿找出什么可以应景的东西。我这儿当然没有，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想起自己一节写普绪赫照镜子的诗。

古米廖夫皱起眉头听完，赞许地点点头。

“没关系，合适。我就跟她说，她像普绪赫。”于是当即让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帮他听写下这节诗，又在下面签好自己的名字和日期——1921年7月，它上面则是献词。

当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为古米廖夫去世后的诗选收集诗作时，这首《普绪赫》又回到他手里，引起愤怒，他并不认为能够将自己的诗收进古米廖夫的诗集。由于同一首诗常常配有各种各样的献词，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决定发表这些诗时，去掉那些会招致一连串怨恨和恼怒的献词。还有一个滑稽可笑的误解：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本人也拿出古米廖夫的诗，但划掉了给自己的献词，在印刷厂却被以为，他是在强调献词，而非删除，所以在诗集里，它被用大得不得了的字号印出来，让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哭笑不得。

说到古米廖夫那些不为人知的诗，我回忆起我所知道的，曼杰利什塔姆未收进他作品集的两首诗。它们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首发表在《戈比报》上，好像是在1916年。

那时，报纸杂志上很乐于刊登战争题词的诗作，而且这为诗人带来不小的收入。曼杰利什塔姆也决定，勉为其难为钱写作。可是，正如他本人笑着给我讲的，他并未继续这一不成功的尝试：

“发是发表了，还付了六卢布。但是编辑完全不喜欢这首诗——双重意味的。不明白谁是“英雄”——德国人还是俄国人？应该是确定的，高呼爱国主义精神的。而我不能够！所以不得不丢开不干了……

革命前曼杰利什塔姆作诗时，自己煮浓咖啡，喝起来没数。现在呢，每每壁炉上没了咖啡，他就常常用悲喜剧式的太息反复吟诵他过去作的一节诗：

“想想吧，我是多么幸福啊。难道我要价高了？”

既然我提到《森林》，就该讲讲为什么《火柱集》里将我献词拿掉了。这是应我的请求而做的，因为诗人车间选集《龙》上的这句献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

《世界文学》的一些参与者发起反古米廖夫的运动，指责他公然承认爱我，并描写我的外貌。戈列尔巴赫居然还能在自己批评《龙》的文章中说出这一观点。古米廖夫认为我，还有，主要是他受到侮辱，事情差点没闹上，可能已经闹上了仲裁法庭。关于法庭的事我丝毫不知。这事件使我大为焦躁不安，古米廖夫便做出掌控一切的样子。我简直发了疯，吓得发抖，怕这事被我家里晓得。我恳求古米廖夫别去理睬谣言和恶意的攻讦，不要扮演捍卫美妇人名誉的骑士角色。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侮辱，除了空嚼舌头，我在戈列尔巴赫的文章中什么都没找到，古米廖夫对它的反应倒实实在在地带给我不小的灾难——导致被禁止与古米廖夫见面和涉足文学圈。然而谢天谢地，这一切没有对我产生不良后果，并很快就被完全遗忘了。

古米廖夫没有马上就同意拿掉《森林》的献词，但是安妮的眼泪和责难，这事她也知道了，对他起了作用。他不仅拿掉了给我的献词，甚至还把整部《火柱集》献给了她，此举我非常赞成，还使她欢喜不已。然而他总归不想在自己的诗集中完全没有给我的献词，便决意将《迷路的电车》献给我，可是我拒绝了，这让他真的生气了。

“我觉得，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选择，把自己的诗献给我想献给的人，哪怕是祖国皇后。”

“在下一本诗集里多少都行，我将非常地以它们为骄傲，可眼下，为避免议论起见，请不必了。”我请求。

最终他听了我的，但还是要埋怨说：

“您会后悔的，非常后悔拒绝这样的礼物。”

上帝啊，他是对的，我后悔，非常后悔我最喜爱的古米廖夫的诗《迷路的电车》没有献给我。然而无论如何，想到我是第一个让他听话的人，我仍然很高兴。

1921年春天。上午11点我去找古米廖夫，好跟他一道去艺术之家。他本人给我开的厨房门，不自然地表示高兴我来。他整个人处在某种不同寻常的紧张状态。甚至他那平日里瞌睡懵懂无精打采的眼睛亦格外明亮，仿佛他心中有火在烧。

“不，我们哪儿都不去，”他马上说，“我刚刚回家，累极了。我整夜都在打牌，赢了很多。我们就在这儿喝茶。”

我恭喜他赢钱，他却朝我摆摆手。

“废话！您可以祝贺我，但完全不是为赢钱，因为我打牌、打仗和谈恋爱都走运。”

“《难道永远？》”我暗自问。

他却已经说下去了：

“您可以祝贺我在回家路上，作出绝对非凡的诗。这是如此意外，”他沉吟片刻，“我这会儿都不记得，那是怎么回事了。我走在涅瓦河的桥上——天已黎明，四周杳无人迹，空寂。唯独乌鸦在聒聒叫。突然电车紧擦着我飞驰而过，电车的火星，犹如在玫瑰色朝霞上划出一条火径。我停下来，蓦地有什么东西穿透了我，笼罩了我。风吹拂我的脸，我仿佛记起很久远的什么事情，与此同时我还仿佛看到以后将发生的事情。然而一切如此模糊和磨人。我四下打量，不记得我在何处，出了什么事。我在桥上站定，扶住栏杆，然后慢慢往前，往家移。就在这当儿，来了。我一下子就得到了第一节诗，好像它是现成的，而不是我自己作的。您听好：

“我继续走着。我一行接一行继续朗读着，好像在朗读别人的诗。一直，一直到最后一行。您坐下，坐下听！”

我马上坐到厨房的椅子上，他则站在我面前，激动地念着：

这完全不像他原来的诗。这是某种全新的，不曾有过的东西。这使我震惊，而他本人的震惊不亚于我。他念完时，双手在抖，他将它们伸直了，吃惊地看着它们。

“肯定是因为我整夜不睡，喝茶，打牌，我倒是非常容易激动的；也肯定是因为这种疯狂的灵感累过头了。我仍然还没回过神来，我头晕。我去书房的沙发上躺会儿，您好好煮茶。会吗？……”

“这可几乎是个奇迹，”古米廖夫说，我也赞同他的说法。一共十五节诗在一个早晨写出来，没做改动。

还是有一节诗他重写了，他念的第一个版本中有：

玛申卡在第一个早晨被叫做卡坚卡，卡坚卡变成玛申卡还要过几天，是出于对普希金的爱，为了纪念《上尉的女儿》。

马科夫斯基的猜测，说“玛申卡”是对古米廖夫夭亡的表姐妹的回忆，跟其他大多数这类猜测一样是不正确的……

古米廖夫本人非常推重《电车》。

“不仅仅是上了一个台阶，”他说，“而是一下子跳过了七级台阶。”

“为什么是七级？”我奇怪。

“得啦，您该知道为什么。您的《碎玻璃》里不是也有七具棺材，七只乌鸦，黑乌鸦呱呱叫了七次。七是魔法的数字，而我的《电车》是有魔法的诗。”

他笑着，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

《在吉卜赛人中间》是他过了大约十天写成的。

“我仍然处于《迷路的电车》的影响之下，”他说，“《吉卜赛人》跟它是一个家族的，但是它，我自己知道，弱得多。但我仍然希望，我还能跳过七级台阶。当然，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半年或一年以后，毕竟《伟大不是常有的》。”

顺便再提一个不实的猜测。就是那个马科夫斯基称古米廖夫的诗《处女鸟》为“浪漫主义者-梅特林克式风格的乱码”，并认为它几乎是古米廖夫诗歌的核心，虽然这首诗的确在古米廖夫的创作中很独特，但完全是因为别的缘故。

《处女鸟》是古米廖夫唯一一首按照押韵法写作的诗。不知道古米廖夫是从哪里搞来的那个押韵法，又旧又破，包着蓝色书皮，他笑着把它念给我听。

“绝好的教科书。我一定好好利用它，也建议您用。”

我表示很怀疑他会用它。

不相信？想不想赌我按照这个押韵法写诗？因为：

不是押韵的诗。

几天之后，他给我郑重其事地念了《处女鸟》。

“您瞧，我说了要写，就写了！听一听波浪式的，非同寻常的韵律吧。开始的韵是叠韵和抱韵，我以此为起点，用所有新的现成的韵编一个圆环，然后把一切安放停当，把哪儿的什么收拾收拾，就全妥了。甚至还意义深刻。”

不是，依我之见，根本不好。我压根不喜欢这首《处女鸟》，尤其是第一个版本的：

我跟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曼杰利什塔姆和奥楚普齐心协力分析过，按照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说法，仿佛是从萨莫基什·苏德科夫斯卡雅的画上飞下来的这只《处女鸟》，甚至还笑话它，当然不是当着古米廖夫的面，而是在他背后。

但是，当古米廖夫在诗人车间的下一次聚会上宣读自己的《处女鸟》时，非但没有人批评，大家反而还昧心地大肆赞扬它。事情是这样的：在艺术之家举办的诗人车间聚会，大家就着甜点心，奶油卷喝茶，因为已经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了。按规矩车间成员每人一个奶油卷。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缺席，于是大家决定用他剩出来的奶油卷奖励最佳诗作的作者。

在那个晚会上曼杰利什塔姆念的是《欲说忘言》，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是《薄月将明》，我的是《马车夫之歌》，尼尔季亨的是写两个半俄尺大的娃娃，其他人的，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和写什么的了。

举手表决。于是所有的手，有如执行命令似的，高举赞成《处女鸟》。所有人，除了赞成我的《马车夫》的洛津斯基。他未必比曼杰利什塔姆的《忘言》或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薄月将明》更喜欢我的《马车夫》，他的品位是无可指摘的。洛津斯基只不过特别想把甜点心弄给我，诗人车间唯一的女人。

我羞得想都没想就举手赞成《处女鸟》，专制者宙斯·古米廖夫的威信和权力是如此的伟大。诗人车间里甚至谁都不能：

不过，古米廖夫没想过我们大家都在“拍马屁”。我们的表决他丝毫不奇怪，他拿过作为奖品的奶油卷，把它吃了。

我举这个有趣的奶油卷事件为例，说明古米廖夫和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

关于古米廖夫的死因有很多猜测，但真相却知之甚少。对此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四月底，我在古米廖夫书房里他书桌的对面坐着，而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因为冬天过去，又被从前厅搬回书房来的绿色漆布沙发上，给我念沃文纳尔格的红色上等羊皮精装本的《箴言录》（楷体字原文为法语）。

“它比拉罗什富科（法国17世纪道德问题作家）的《箴言录》深刻和智慧得多。这是真正的乐观主义教育，真正的幸福的哲学，它有助于生活，”他断然说，“在我们这儿很少有谁听说过沃文纳尔格侯爵，反倒是所有人都背得出拉罗什富科。您听着，记下来：‘没有激情的生活好比死亡’（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多么准确啊！”

我把他书桌的抽屉稍稍拉开又推上，一如我经常在听不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时的所作所为。我根本不会双手摆好，安静地坐着听讲。我没想要拉动抽屉，却猛地把它全拉了出来，并大声哎呀了一下。它里面紧紧地塞满了一卷卷的钞票。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真有钱啊！您哪儿来的那么多钱？”我打断朗读叫到。

古米廖夫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一步跨到我这儿，啪地关上抽屉，差点夹了我的手指。他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他脸上的表情是如此古怪，我慌了。天啊，我都干了什么！

“对不起，”我喃喃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想……别发火……”

他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而我仍一味惊慌失措地道歉。

“别说了，”他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您根本没错，错的是我，没把抽屉锁上。我是晓得您永远要翻东西的做法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已然控制住自己，又说：“当然，令人不快，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您，我完全信任您……所以……”

接着，他让我发誓不说出去后，告诉我他参加了密谋活动，这不是他的钱，而是用来拯救俄罗斯的钱。他是支部的头，要把钱分发给自己支部的成员。

我听着他的话，头一回明白这不是游戏，而是真的。我吓得全身都凉了。

“天啊，要知道这太危险了！”

他却平静地摇摇头。

“压根儿没那么危险。他们未必敢动我，我太著名了，再说我是非常小心的。”

可我都吓糊涂了，仍然来回地说：

“不对，这太危险了。不管您怎么著名和小心，太危险了！”

“即便您是对的，这也非常危险，回头路是没有的。我必须完成自己的义务。”

我开始劝他退出密谋活动，抛开一切。眼泪淌下我的面孔，我也不去揩抹。

“想想廖武什卡，列诺奇卡，安尼娅，想想您的母亲吧，想想所有爱您，需要您的人吧，假如……他们会怎么样。看在上帝的份上，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他把我打断了：

“别说这些可怜兮兮的话，难道您以为能够说服我吗？您对我了解得太少了。我把您想得过于聪明了。”他又在笑了，“忘掉我跟您说的一切，永远不再过问此事，懂吗？”

他轻松地叹出一口气。

“那就一切都没事了。我什么都没对您说过，您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一点都不。一一点一都一不！现在平静一下，把眼泪擦了。我这就去五斗橱给您拿手帕。”

不管怎么说，从这一天起我知道了，古米廖夫真的参加了什么密谋活动，而不是扮演密谋者。是的，我知道了。然而这是某种“抽象性的知道”，它仅仅只是从我的意识里一掠而过，并没有深入，没有与现实联系起来。

或许是因为古米廖夫再也没有跟我提起“那次”谈话，似乎它的确不曾有过，要么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已经开始有点疏远他，觉得自己有点离开他的生活和他发生的一切事情，因为我刚刚做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未婚妻，而古米廖夫不看好这婚姻，竭尽全力说服我放弃它，故而这虽然很奇怪，但由于自己当时难以置信的天真，我的的确确完全没想到过祸及古米廖夫的危险。

古米廖夫于1921年7月返回彼得堡的艺术之家，早在他黑海之行前，他就已经携妻子搬了过去。虽然古米廖夫认为自己懒散，但他的特点向来是工作能力极强和积极主动，眼下，休假和游泳带来的恢复，他愈加迸发出活力和行动的欲望。

他刚刚创立的诗人之家，安置在利泰内大街上的穆鲁扎宫里。就是这个穆鲁扎宫，曾经是文学研修所的所在地，依古米廖夫所言，整个“新约”就是从它开始的。

“您想想，当您第一次迈过这神圣的门槛时，您是谁。”他开玩笑地对我说，“真的，好像是说您的：你是谁，你成为什么人。要知道才刚过了两年。简直难以置信。而这一切都得感谢我，您别想争辩。”

是的，我不争。我承认，即或不是全部，我有很多东西都归功于他。

“没有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一辈子都不会……”

但他没让我说完。

“就算您感谢我，”他说，玩笑的口吻变得严肃起来，“不过如此。反正您跟其他人一样，很快就会跟我脱离关系的。您现在就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免得我生气。但我可是感觉到了，我知道的。”

“不对，”我飞快地说，“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您。”

但是我没来得及跟他解释，为什么我将永远忠于他，洛津斯基和阿达莫维奇朝我们走过来，谈话变得七嘴八舌。在人多嘴杂的诗人之家这里，很难“厘清关系”，更何况古米廖夫自己教过我永远不要“解释”。

诗人之家是自成一体的俱乐部，几乎每天晚上人群爆满。古米廖夫找到了不可或缺的资本家，一个叫凯尔松的，他说服自己学法律的兄弟季米特里做诗人之家的法律顾问和……出纳。古米廖夫自己管理和安排一切。他是诗人之家的灵魂、心脏和智慧。他满怀激情地打理它，并以它为荣。在诗人之家非常愉快。根据来访者的掌声和笑声判断，他们的确非常开心。但是我们，参与者和建设者，比他们要开心许多。

我跟古米廖夫一如既往地继续每天见面，但总是在公众场合，在艺术之家，在诗人之家，和他现在住得很远，很少去的文学家之家。我们再没单独做过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尽管他还告诉过我，他又恋爱了，幸福地恋爱了，为此我还向他祝贺，他也一再劝我不要嫁给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是顺便提起，一带而过，偶然碰上的，我太过忙于自己的私生活了。

古米廖夫希望将诗人之家办成前所未有的样子。除诗歌朗读以外，他还建议搞由诗人们编写和表演的“舞台剧”。

“我感觉，在我身上真正的维加·卡尔皮奥苏醒了，我将写上百部剧本，”他笑着说，“它们在我们这里，一如在17世纪的西班牙，将是宏大而精美，具有一切完善的技术手段和音乐伴奏。”

暂时，这些设想更像是一场快活的民间戏剧。

作为邓南遮（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作家）真正的崇拜者和景仰者，古米廖夫决定在诗人之家的舞台上对他表示应有的尊敬。第一批剧本中的一部情节是攻克阜姆。虽然在诗人之家还没有“完善的技术手段”，海陆大战进行得“枪炮”轰鸣。古米廖夫理所当然地扮演主要角色——邓南遮本人，而且根据他的画像化装得非常成功。

我被委以“胜利化身的象征”一角，不难的。我只需伸直手拿着桂冠，披头散发地在战场上跑来跑去，剧终时将桂冠戴到邓南遮的前额—“—给他加冕荣耀”。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我站到坐在凳子上的邓南遮背后，庄严地将桂冠戴到他头上的当儿，桂冠一下子穿过他的头和鼻子，我不得不把它拿下来，伸直手把它举在他的头顶上。古米廖夫没有改变自己高傲的姿势，镇定自若，“甚至眉毛都不颤一颤”。到了后台，他大手一挥指指他自己和我，用悲剧的口吻朗诵：

至此方才加入到《攻克阜姆》所有参加者放肆地哈哈大笑中去。

我顺路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街找古米廖夫，他准备搬到艺术之家去，正赶上他的荒唐举动。他站在高高的书架前，把书一本又一本地拿过来，浏览一下就放到椅子上，桌子上，或者干脆放到地上。

“难道您准备把这些书都带走？”我问。

他不住地摇头。

“我也不想。我在找文件，非常重要的文件。我把它夹在一本书里，忘了是哪本。所以我在找，帮我一下。”

我也开始翻弄和抖搂书。我们极认真而毫无结果地把书架腾空了。

“该死的记性，”古米廖夫恨恨地说，“我写得不错：‘记忆力啊，你一年不如一年！’”

我找烦了，便问：

“是重要文件吗？”

“甚至非常重要。是喀琅施塔得传单的草稿，把它留在没人的公寓里无论如何都不行！”

传单草稿？我想起密谋活动。是的，他是对的。必须找到它，于是我打起双倍的精神又找开了。

“可您确信，”毫无结果地又翻了几本书后，我又问，“您确信的确把它夹到书里了？”

他受了刺激，皱起眉头。

“问题就在于，不完全确信。也不知是塞到书里，还是烧了，还是扔到字纸篓里了。我从早上就像个苦役犯似地干活，一直在找该死的草稿。乔治·伊万诺夫到我这儿来，也找过。对了，他请转告您，两点钟以后他在文学家之家等您。”

两点以后？可现在快四点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在街上站了两个小时等我了。他总是在文学家之家的门口等我，我却突然，知道迟到了，没去那里，而是错过了。

古米廖夫转过来对着我说：

“自然，您想跑了吧？那就快跑吧。反正我也找不到该死的草稿。大概是我把它烧了。再说这儿谁都不会住。公寓钥匙还在我这里。我想的时候就可以过来，”他微笑着盯住门，“可以约在这里幽会。太方便了，临时避难所（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跟在巴黎完全一样。”

他开始把书放回去，我则急急忙忙戴上我的宽沿帽子，把蝴蝶结塞到它里面。

“再见，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别对任何人说草稿的事，”他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我飞快地对在厨房的煤油炉子上做饭的安尼娅点点头，跑下楼梯。

在起诉古米廖夫的罪状里提到：他参与编写反革命传单的活动。

我与古米廖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那种最后的会面，突然打开回忆者的眼睛，让他看到许多他不仅没看见，甚至不曾料到的东西，用“非尘世之光”照亮会面之人。那是最后的、不详的、难忘的会面，它奏响哀乐最后一个音符，点上最后一个必不可少的句号，此后再没什么可补充。

这种绝少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但在被幻想点缀的回忆里绝对不可避免的最后的不祥会面，在我跟古米廖夫不曾有过。

既不曾有“非尘世之光”，也没有哀乐，也没有必不可少的句号。因为生活中更接近库兹明的《硬纸小屋》里所写的。命运在末尾画的不是句号，而是墨斑。

我们现在彼此住得很远，也已经不一道回家了。但古米廖夫仍然对我很坦白。故而我从他那里晓得，他的罗曼司进展非常成功。

“我感觉到，我走进我一生中最顺利的一段时期，”他说，“通常我在恋爱时，会疯狂，难过，痛苦，夜不成寐，可现在我愉快而平静，甚至还耐心地等待‘珍贵的幽会时刻’。幽会定在星期五，8月5日，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街5号，我还希望，她‘5点’来。”

我给他道过喜，又笑问：

“既然您爱得如此幸福，我希望，您不再劝我别嫁人了吧？”

“当然要！想恋爱几次就恋爱几次，但是绝对不许嫁给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就永远做古米廖夫的学生！”我加上一句，“您的性格太让人受不了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奇怪我怎么能忍这么久。”我又笑着深深地给他行了一个屈膝礼。

“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是客气：给您辕轭，我不再是您的奴隶，即不再是学生了？”他亦笑问，“是这样吗？”

这场谈话是在1921年8月2日，在艺术之家的餐厅里，我在去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等我的夏花园路上，到那里等了一小会儿。看了一眼表，我猛然记起，他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便没回答古米廖夫的问题，连忙跟他道别了。

“再见，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祝您万事如意。”

他送我到螺旋楼梯口。我跑下楼梯，转身朝上面看了一眼。他站着，身子探出扶手，微笑着看我。

“向乔治问好，祝您幸福。再见！”说完，他朝我挥手告别。

古米廖夫于8月3日星期三被捕。

那一晚，路过艺术之家时，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建议我到古米廖夫那里看一下。可是我急着回家，已经十点了。

在艺术之家门口停着一辆汽车，但这没惊动我们。新经济政策已经如火如茶，门口的汽车不再引起恐慌。假如我们当晚去找古米廖夫，那么，肯定也会中埋伏，跟之家里许多想拜访古米廖夫的住户一样，其中也有洛津斯基。

不过，他们所有人在戈罗霍瓦亚街2号羁留了一昼夜，证明与密谋活动完全无干之后，都被释放了。

关于古米廖夫在狱中的表现，他是怎么牺牲的，我实在是一无所知。从监狱里邮给妻子要求寄烟叶和柏拉图的那些信，劝人相信“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下国际象棋”，被援引过很多次。

其余的，一切都只是传言。

据这些传言所说，雅各布森曾详细询问过古米廖夫，他是一个非常仔细和聪颖的研究者。他似乎能得到古米廖夫的喜爱，或者，不管怎么说，能够得到古米廖夫对他知识的尊重和对他的信任，加上不可能不奉承古米廖夫，雅各布森假装，也可能真的是古米廖夫热烈的崇拜者，给古米廖夫背诵他的诗。

据传，古米廖夫在跟他多次长时间交谈时，非但没有掩盖自己的君主制思想，反而将其极力夸大。他似乎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皇村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医院的经历。古米廖夫确实在那里治疗过震伤，并且要人相信，他爱上了看护他的塔季扬娜女郡主。关于女大公们，尤其是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美丽动人，他也对我讲起过，但是从未提到他的爱恋。

关于古米廖夫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由于它们都未经证实，什么都解释不清，所以我不想加以援引。

勃洛克之死，他的葬礼。

古米廖夫被捕。营救他的不成功尝试，甚至高尔基的说情也无济于事。古米廖夫被枪决。

不，我无法述说我当时所经受的一切。法国人有神圣的痛苦（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之说。对此最好保持沉默。

而勃洛克的死和葬礼已被描述过许多次。对古米廖夫死时的情形也有过如此多“目击者”的故事……

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从图奇科夫桥上跳涅瓦河的事，到1922年春天方才查明。解冻之后她的尸体被卷到岸边，当时找到过目击证人，有个什么水兵看到，一个“大概过去是太太”的中年女公民，没戴帽子，穿着黑色斗篷跑到图奇科夫桥上，站在那里。天下着雨。自然要急着跑路，可是站在那里，探出栏杆去看河水——那里面能看到什么？奇怪。他已经想走过去，问她是否丢了什么东西，忽然她跳了出去，扑向水里。他跑过去，可她已经不见了。水面上只剩下波旋。淹没了，那还怎么办？难道跟着她跳涅瓦河不成？不晓得他是否通报当局所发生的事情，反正索洛古勃对有个“太太”的溺亡一无所知。他所有的寻找全无结果，何况那时失踪的妇女还少吗？在这类失踪里看不出任何反革命迹象。

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出门时，索洛古勃不在家。问女佣“她很快就回来吗？”她回答：“不知道”。“不知道”的意思就是，她以为有可能耽搁，耽搁很久。于是索洛古勃开始等她。她会回来的，她一定会回来。中饭仍旧准备两个人的，桌上还是摆两副餐具。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床每天仍要铺，如果女佣忘记像习惯的那样，给她的床一个月换两次床单，索洛古勃就发火。

会回来的……现在马上就要回来了……天天晚上他写诗和翻译法国的田园小诗，譬如：

春天，当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永远不会回来时，索洛古勃近两个星期没出家门。大家担忧他有性命之虞。但谁都拿不定主意去看望他。

他完全出乎意料，令众人惊诧地出现在文学家之家，一如既往的镇静和僵硬庄重。对“您可好”的问题，他只是坚定地回答：“不错，谢谢。”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索洛古勃莫非疯了？但是没有，他没显出任何发疯的迹象，任何的精神失常。甚至还变得比过去更加和蔼。

很快，他好心情的原因揭晓。原来，闭门不出的两个星期里，他并未停止工作，一直在解答死亡后的生命存在问题。他“科学地”接近这个问题，借助于高等数学，为坚信死后生命存在的自己解答它。其结果是必然与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相遇的信心，还有好心情。因为他将很快，非常之快与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相遇。永远地。

在我这最后一个“彼得堡的冬天”里，我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遇到索洛古勃。他开始去文学家之家，甚至出入诗歌晚会，尽管无论怎么请求，他自己并不同意在晚会上朗诵。是的，我看到他相当频繁，但与他谈话只有一次。这差不多是在我出国前夕。

我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去文学家之家，找那些还没来得及告别的人。我们的走是“合法的”，也不隐瞒我们的出行。当然，我们没料到会是永远地走了。故而我们只是道个久别，满以为将离开一年，甚至有可能是两年，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更久。因为新经济政策研究已经开始，而且正如我们圈内所说的，俄国正一日千里地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许我们会更早些回家的。

我们走得开心而无忧无虑。因为是这么想看到柏林、巴黎，可能的话，再加上维也纳。告别时也是这么开心和无忧无虑。接受预定返回时给带的礼物。“香水，还有香粉……巴黎的帽子……带花点的领带……丝线编织的绿色围巾……”

我仔细地记下给谁带什么。

“替我向巴黎问好。”那些去过巴黎的人往往炫耀自己到过巴黎似地补充道：“特别是向叶利色大街，还有布伦森林，还有索尔蓬纳致敬。”

伊列茨基热烈地坚持：

“您一定去意大利，一定。不去意大利就算不上出国旅行。意大利是万国之冠。”

握手，吻别，拥抱。

“您这走运的，我真羡慕您！”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不住地慨叹。

我同意。不羡慕要去巴黎的我才怪呢。我们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遍所有的房间。在挂着壁毯的餐厅窗口旁边，坐着索洛古勃。坐在那里抽烟，沉思地望着天空。镇静而庄严，一如平常。我的脑子里蓦然产生一个鲁莽的想法。我想跟索洛古勃告别。非常想。想握他的手，好让他祝我一路平安。我当即就把我的愿望跟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说了，让他过去对索洛古勃说，我想跟他告别。于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走到索洛古勃旁边，索洛古勃点头，而我已经朝他走过去，心都揪起来了。他转过头来，用冷峻的小眼睛看着我。在他的目光下，尽管很暖和，我全身变凉，原本不必的。我干吗想出这个念头？但是他已经向我伸出了手。

“我认出您来了，”他说，把我的手握在他那硬邦邦的，石头似的手里，“凭您的蝴蝶结，您已经嫁给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了，却没跟蝴蝶结分开。这很好。可是嫁给诗人却不好。诗歌没有用处，唯欺骗和谎言而已。为它的支付不得不过于昂贵。您知道，”他又说，“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也喜欢您的蝴蝶结。而且您发卷舌音‘P’那么不清楚，她非常滑稽地学您发四个‘P’音说‘真的’这个字，我却没法这样，我不行。”

“我要走了，”我手足无措地说着，只是为了说点什么而已，“去柏林，还去巴黎。”

“您还理所当然地想，很快就回来吧？只不过去欧洲转转？是吗？但是您回来要过差不多五十年。如果终究要回来的话。记住。这是真—真—真—真的，过四个‘P’。”

滚石的四个“P”愈加让我难为情，我觉得脸红了。显然索洛古勃对我的难为情颇为满意。

“既然，”他接着说，冷峻的目光凝视着我，“您想到跟我告别，这让我受用和高兴，我给您点礼物。奉送两个忠告，第一个——放弃用俄语写作。您想必是懂外语的喽？对不对？那就是了。一定居就马上开始，用德语，或者用法语，或者英语写作。一定。第二个是学会抽烟，不是马上。假如您现在想抽烟，为此就得把您放到角落里去。不，是以后，等到不必把您放到角落里，您不再带蝴蝶结的时候。到那时您一定要开始抽烟。烟草是唯一的享受，也是老年的安慰，也是痛苦中的安慰。”

他又向我伸过手来。

“那么，别了。永别，而不是再见。我再也见不着您了。您也未必还见得到您在此地的年轻同行中的什么人。得了，得了，别伤心。我可不是女巫，也不是吉普赛人，知道未来。也可能搞错的。”

莫非是真的？难道再也看不到所有我如此爱的那些人？彼得堡也再见不着了？我向索洛古勃走过来的当儿，我是这么愉快，现在难为情和忧伤却令我鼻子发酸。

“别伤心，”他又说一遍，“这跟您的蝴蝶结，跟您的雀斑都不搭界。谁能够知道？也许，您还回来呢？不管怎么说，一路平安。”我的手被他石头般的手紧紧地握得生痛，他微笑。第二次朝我微笑：“就不永别了，再见吧。再见，如果不在这个世界上，就在那个世界里吧。”

“再见，费多尔·库兹米奇。谢谢您的忠告。”

“一定去做。别忘了。”

我没忘。但是我没去用法语写作。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反对这个——俄国作家哪能不用俄语写作？他视此为某种背叛。我听了他的，虽然当时我曾为此而遗憾。不过我不后悔没听索洛古勃的第二个忠告，没学会抽烟。

索洛古勃1927年死于皇村。但是我现在仍然看到他，漫步在皇村花园幽径的雕像之间，有如暂时复活的雕像。四周悄无人迹。树木微微作响，纷纷飘落的金黄的秋叶，在秋风中打着旋，为大地铺上沙沙的金黄色地毯。他走着，累得不住地倚住拐杖，他小声念着自己的诗：

在《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的死讯，我想起在莫斯科普罗宁家的那个晚上，还有索洛古勃奇怪的对自己永生的信念。

然而，或许他死只是因为他自己想死，好去跟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相逢，我依稀地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