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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客居哥哥家，跟他和他妻子住一个房间，在巴斯马纳亚路的一套拥挤的公寓里。在我们彼得堡无论是“住房面积”，还是“人居密度”的说法都没有。所有人都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倘若有什么不适宜的话（由于没有中央供暖或因为离上班地远），那就搬到别的空着的公寓去，它们的数量多得很，任你选什么样的，免费，得到在里面居住的许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这里则是一套六室的公寓住二十一个居民，各个年龄段和各个阶层的，都生活在拥挤和抱怨中。在这样的拥挤中，隔壁年轻工人用手风琴伴奏唱的歌谣，几乎毫不夸张：

大多数邻居早就吵遍了。吵架主要发生在厨房里的女居民中间，男人们忠贞不渝地充当妻子的保护，而且事态常常发展到斗殴，随便一来就搞到互相怨怼和侮辱的地步。对我这个外来分子，关键是暂时的，这里的态度相当客气了。我根本不喜欢待在莫斯科，虽然给我吃的尽是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很无聊。而且使我惊讶和伤心的是，我嫂子吃哥哥跟我要好的醋。不然我都已经走掉了，可是恐怕伤了哥哥的心，他百般努力地讨好我。

此时他上班去了，他妻子则去市场买东西。我一个人，很开心。我跟往常一样，独自一人时，做起自己的新叙事诗：

门不是砰地关上，而是敲也没敲就打开了。怀孕的年轻女邻居的脑袋探进门来，她就是那个唱歌谣的青年工人的妻子。她不知怎么搞的对我颇为尊敬，或许是因为我来自“彼得堡”吧。她信任地把自己的家庭秘密告诉我，求先知似地跟我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

譬如，她今天早上在走廊里问我：“是真的吗，据说列宁颁布法令，我们，无产阶级女性怀孕一共六个月，而资产阶级女性十二个月？”

为了不打破她对此事的想入非非，我含糊其辞地回答，还没听说过这一法令。

“那儿有个公民在找您，”她大声说道。

找我？肯定是搞错了，我在这里谁都不认识。

“一准儿是您，彼得堡来的女公民奥多耶夫采娃。”

我丢掉铅笔和本子，跑到前厅。古米廖夫站在窗边，晒得黑黝黝的，变年轻了，笑容满面，戴的白色帆布帽被推得歪在一边。

“怎么，没想到吧？”他招呼我，“找到您可不容易。我担心您不在家，那可怎么办？”

我是如此惊讶，以至于都没感觉到高兴。没有，我根本没想到是他。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前分手，我来莫斯科哥哥这儿，他则跟奈米茨一道前往黑海游泳。

我带他到我们房间里，坐在给我当床用的沙发上。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可是像苍蝇一样狡猾。”他快活地回答。

“像苍蝇一样狡猾”这句夸辞是他心情特别好的标志。

“我早晨刚到，明天往回返，回家。但是今天，”他竖起食指，“我仍将举办盛大的宴会，急速进攻。晚上将在艺术之家讲演。当然，那怎么能没有您呢？更何况索洛古勃带着自己的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在这里。他也将出席我的晚会。我把您介绍给他，啊，我游泳游得多美啊……”

然后，停住自己的话头，打量着房间。

“您在这里不舒服，是吧？空间太小，东西都是些没有灵魂的日常用具。这是屏风，它带来的是苦闷甚至是恐怖。在这里不可能写诗。看来您这段时间大概什么都没写出来吧？”

“一直在跟那一首叙事诗折腾，怎么都完成不了。”

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就知道是这样。在这里您缺少空间，主要是心理空间。人与事这种可怕的无聊是令人苦闷的无聊。您应该设法尽快回家：明天，最迟后天。哥哥会伤心？乱讲，他没什么可伤心的。”

晚会来临—《—艺术之家古米廖夫晚会》。可是“急速进攻”的说法与他根本不相适宜。古米廖夫讲演的地方不是在通常举办文学晚会的大厅，而是在一个窄小狭长，摆了几排椅子的地方，甚至讲台也没有。古米廖夫坐的桌子距离第一排一俄尺。

但是他看起来轻而易举地承受住这一“空间缺失”，这一“苦闷的无聊”，且践踏着“无情的自然法则”，自我感觉是凯旋者和胜利者。

听众不多，而且当即就能感觉到，他们唱的与古米廖夫不同调。他的诗不入听众的耳。我旁边是谢尔盖·博布洛夫，《七弦琴的诗》的作者，老是蓬头垢面的，虽然又闷又热，仍穿着皱皱巴巴的绿色雨衣。他皮笑肉不笑的，毫不掩饰他的轻蔑。

在莫斯科，我们彼得堡人被看不起，被叫做“废物和死人”，我第一次到诗人协会时，就被理直气壮、开门见山地告知这一点：

“你们那儿所有的人都是死人、废物和庸才。你们只有一个奥多耶夫采娃。而且……”

而当我红着脸承认，我就是“那个奥多耶夫采娃，而且……”时，他们都不相信我，直到我提交我的作品集为证。而且，就这样对我也毫无热情。

我打量着听众。他们不像我们彼得堡的听众，都是些瘾君子类型的年轻人，眼睛描得浓浓的，穿戴怪异的裙子和帽子的姑娘们。

索洛古勃在第一排。我一下子就凭尤里·安年科夫的画像认出了他。他跟画像上的一模一样。没，不完全像。画像上他反倒显得不那么僵硬死板，不那么死气沉沉。“穿长礼服的砖头”，正如人所常言。可是他不像砖头。砖头是红色的，而且粗糙。他却是白色大理石式的，老爷派头，像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达官贵人。他更像是雕像，墓地上的雕像，石客，他本人的纪念碑。他听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凝凝然格外威严，随便怎样都无从知晓，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但是我感觉，大部分听众不喜欢古米廖夫的诗。这讲堂不单是冷漠，而且充满敌意。没错，诗作选得不对。古米廖夫好像故意朗读那些在这里、在莫斯科会招人反感的诗：《心灵与肉体》《波斯小型彩画》《大师们的祈祷》《宝石戒指》……不，所有这些都不必在这里念。尤其是《利比里亚》。为什么？为什么他念这首《利比里亚》？

然而古米廖夫没有注意，确切地说，是不想注意听众的情绪。他庄重地念道：

“她回答的，也正是我们的：傻瓜！”响起一声浑厚的戏剧腔的低语。这是博布洛夫。大家都听到了，几乎所有人都笑了。我恐怖得全身发凉。古米廖夫不可能听不到这声浑厚、尖刻，投掷给他的“傻瓜”。他会怎么回答？莫非索洛古勃“哪里有人群，那里就有格斗”的箴言将在此地得到印证？

古米廖夫却将头昂得更高，骄傲地直视着自己面前听众上方的墙壁，他的嘴大大地咧着自得地微笑，仿佛将笑声当做赞许。何况对女黑人说她苍白的确可笑，到这里焉得不笑？

他又镇静地继续：

“装作没听见，”博布洛夫小声说，“而您也做样子没听到是怎么笑话您的导师的。您就仔细地、惊叹地、快乐地聆听吧。”

我不搭腔。他伏身向我：

“可您最好是听听这些诗，也是写给女黑人和写女黑人的国家的。”于是开始发音优美地念道：

我把手指放到嘴唇上。

“别说话！打住！”

古米廖夫读完了，起身鞠躬。掌声零落，我再拼命鼓掌“把讲堂烧热”也是枉然。在我们彼得堡这一招百试不爽。我是个中“专家”，在诗人车间他们亦都这么称我是“捧角儿大师”。必须让过第一潮鼓掌，差不多在它开始消歇的当儿加入进去，带着疯狂的动力加入进去，凭此唤起热烈的掌声。

可是在这里我的划算落空了。很少有谁效仿我，听众犹如上完一堂枯燥无味之课的学生，乱哄哄地赶向出口。我手足无措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古米廖夫向我走过来，他的样子完全表明，晚会好得不能再好了，他非常满意和高兴。

“有个惊喜正等着您呢，”他笑着对我说，“我们现在跟费奥多尔·库兹明和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一道去普罗宁那儿。他也邀请您了，”做了一个大大的请求的手势，“请允许把您介绍给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普罗宁。”

当即从古米廖夫伸长的手底下，就好像从地底下冒出了普罗宁。

该人便是：永动机普罗宁，无法实现的设想之沸腾的奖杯普罗宁，著名的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狗的女主人”（楷体字原文为法语）的丈夫普罗宁，和“野狗”的本主，魔术演员普罗宁。外表稀松平常，并无特别之处。可他却是多么讨人喜欢啊。他精神饱满且“由衷地”握我的手，热烈迸发的友好情谊旋风般朝我扑来，差点把我掀翻。眼看着他就要把我拥入怀抱，贴向他自己关爱的心口，我退后了一步。

不过毕竟还没到拥抱的地步，他这一番热情洋溢的表现突然以一个询问结束了：

“我希望，您不反对赏光莅临吧？”

我自然不反对。

他却已经推开迎上来的人，挥动着两手翩然扑向索洛古勃，毕恭毕敬地大声问候他。

“怎么样，他吓着您了吧？”古米廖夫问道，“对他得习惯习惯。是个可爱却不踏实的人。热衷于社会活动，为此全身心地折腾。假如将这些能量放到某个支点上，能够转动世界。咱们去小吃部喝点茶吧。”

于是我们过去，古米廖夫环视着四周。

“这个秃子可是又不请自来了，像个影子似的跟着我，瓮声瓮气地嘟囔我的诗。听到了吗？”

我也往四下里张望。当真，一个大个子秃顶的同志，穿着褐色的皮夹克，侧挎着带套子的那干式手枪，紧跟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古米廖夫，明白无误地显示：

古米廖夫停下来，冷冷地傲慢地问他：

“您跟着我干什么？”

“我是您的崇拜者。您所有的诗我都会背。”他解释道。

古米廖夫耸耸肩：

“这自然证明您记忆力好、品位不错，可是跟我完全不搭界。”

“我只想握握您的手，谢谢您的诗歌，”又慌乱地补充道：“我是布柳姆金。”

古米廖夫猛地一下子整个人都变了，傲慢和冷漠荡然无存。

“布柳姆金？就是那个布柳姆金？刺死米尔巴赫的杀手？在这种场合，我高兴得很。”他笑着握住布柳姆金的手，“非常，非常高兴……”

回到彼得堡后，古米廖夫在自己最后一首诗《我的读者们》中描写了这一幕：

顺便说一句，给我念这首诗时，他特别有力地朗读道：

他看我一眼，笑笑。

“您看，就像我现在这样笑，我这写的是您。”

我却不信，笑了起来。

“写我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许多人。哎，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这才是废话呢。”

我当时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未婚妻。古米廖夫不愿意我嫁人，他竭力劝阻我。倒不是因为他爱上了我，而是因为不想让我走出他的影响范围，不再是有点类似他不可剥夺的所有物“他的学生”。但是今天在这里，在莫斯科，我们没有提及我是谁的未婚妻。我们大家一起去普罗宁那儿，索洛古勃和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古米廖夫和我。

普罗宁在莫斯科有一套又大又空的公寓，这在莫斯科太让人吃惊了。它里面显然没人住。空空荡荡的不仅是因为看不到也听不到房客的影子和声音，还因为没有家具。在普罗宁带我们进去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没铺桌布的长餐桌，可是普罗宁乒乒乓乓地一下子弄来高靠背的沙发椅，弯曲木椅，凳子和缝着珠子的小脚凳。

所有的人都按身份入座。索洛古勃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庄严地端坐在高靠背的沙发椅上，挨着索洛古勃，坐在弯曲木椅上的是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切博塔廖夫斯卡雅，小个子，皮肤黑黑的，老是没来由地担惊受怕。但此刻她的慌恐却完全有根有据。很快很快，再过几天，他们终于要逃到国外去了。开始新生活。为了尽快逃出“这个地狱”，她和费多尔·库兹米奇也来到莫斯科。奔走斡旋，结果成功了，明天她和费多尔·库兹米奇就回彼得堡去准备出发。

她心里是多么惶恐不安啊！故而她神经质地耸肩膀，打哆嗦，皱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是的，心里如此的惶恐不安，使得她受不了它们的猛烈的进逼，就在终于要得到前去“国外乐园”许可的那一天，她没戴帽子就从家里跑出去，狂奔到图奇科夫桥。在那里，凝然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在确定：现在去哪里，现在做什么？她猛地伸展开双手，从桥上跳入涅瓦河。

不过这一切的发生还要再过几个星期，在勃洛克死和古米廖夫被枪决之后。

而眼下，快活、晒得黝黑的古米廖夫，用每个字眼和每个手势强调着自己对索洛古勃至为尊敬的态度。古米廖夫坐在白茬凳子上。主人自己脱了外衣，穿着在当时白得不自然的衬衫，在角落里安放了一张大餐桌。我分得一张小脚凳，我坐着它看索洛古勃是仰视的，我专心致志地聆听着。

尽管古米廖夫和普罗宁通力协作，谈话却完全不投机。索洛古勃威严地、镇静地、冷漠地、石头般地沉默着。古米廖夫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竭尽全力将索洛古勃拖出沉默，随便提到被意象派搅黄的，我不记得是哪个作家的死后纪念活动。

“岂有此理！恶棍！”普罗宁大声嚷嚷。

这时，蓦地意外响起索洛古勃冷酷无情、不容辩驳的话音：

“搅得好！意象派们应该以此为成就。对于作家而言，死后纪念活动是第二次葬礼。终结的葬礼。是坟头上使他无法站起来的白杨木桩。应该做天才、巨人，像普希金还有托尔斯泰那样。他们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损毁的。任何死后纪念活动都荒唐愚蠢，卑鄙下流，而对于其他的作家而言死后纪念活动是一百普特重的铅顶。我甚至一想到在我死后十年或二十五年还要写到我，就不寒而栗。可怕啊！……”

他不紧不慢地从上衣兜里拿出银烟盒，就着古米廖夫从自己凳子上跳起身来，毕恭毕敬递上的火柴吸燃了香烟。

“因为惧怕死后纪念活动，我才不想死，”索洛古勃煞有介事地继续说着，又从鼻孔喷出一股烟，慢慢腾腾补充道：“虽说压根儿就不大愿意死，还要在巴黎散步……要呼吸大地无忧无虑的空气……”

索洛古勃的嗓音使得切博塔廖夫斯卡雅的肩膀愈加神经质地抽搐，她把烟灰撒了一地，大声飞快地说着话，眼睛炯炯发亮：

“当然，费多尔·库兹米奇是对的。还有，当然，托尔斯泰是天才和巨人。屠格涅夫不是平白无故叫他大象的。但是，”她挑衅地昂着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不聪明，没教养。他甚至大学都没毕业！还对莎士比亚胡说八道。不要，请别争！别争！……”

她愤愤地嗤了一下鼻子，又委屈地沉默起来。

但是谁都没想争论，托尔斯泰被忘掉了。关于身前身后名的谈话滑坡似地不可遏止。顺便说一句，索洛古勃大可不必惧怕死后纪念活动。何况这一恐惧，与大多数的恐惧一样，不曾被证实。1937年和1952年，在俄国，在侨民圈内，什么纪念他十周年或二十五周年的活动都没有过。索洛古勃被“真正地和永远地”遗忘了。而且现在似乎很奇怪，他曾经被视为诗人中的“群龙之首”。

索洛古勃对自己的身前身后名坚信不疑，古米廖夫当时则正梦想着如何既为此又为彼而奋斗。他期望着再活上五十几年，并未预感到死亡离他已如此之近，而且他的身后名是如此之伟大。

然而我此刻，坐在索洛古勃脚边，没有去想名声，无论是身前的，还是身后的。关于死后纪念活动这个问题我压根不感兴趣。我看着索洛古勃，我听着他说话，我难以相信，就是如此僵硬庄重地端坐在我面前的他，写下了这些轻盈婉转入乐的诗：

他怎么能够？我琢磨不懂。我自己反复吟咏着他那梦游的诗句：

他怎么能够用自己冷峻凝重、事务的、清醒的声音来念：哩啦，哩啦，哩啦，摇？我极想请他念一下他的什么诗。可是我犹豫着。我在记忆里逐个回想他的诗，寻找那些与他的外表不这么奇异地截然相反的诗句。找到了：

是的，我可以想象，这是索洛古勃写的。我甚至能够想象他怎么来念它，或许很不错。不过，他的声音难道能朗读：

索洛古勃的这种融雪般的，天使般的柔情从何而来？来自诗中？抑或来自生活？

普罗宁一边做手势做得他那衬衫的白袖子闪闪烁烁如风车的翅膀，一边激愤地讲述，在这里，在莫斯科，在勃洛克的晚会上，意象派们向他喊：“死人！死人！该进棺材啦！”对此勃洛克平静地说：“是的，他们是对的。我早就死了。”

“我早就死了，”索洛古勃慢慢地、有力地重复说，打断了普罗宁的话语狂流。沉默片刻，又响起索洛古勃从容不迫的凝重的声音：

“是的，‘我早就死了’，对自己死亡的感觉有时会光顾诗人。尤其是尚未年老的。诗人时刻思想着死亡——自己的和他人的。实质上，他们只有两个主题：死亡和爱情。不过在我却是活得愈久，开始愈发多地怀疑自己的死亡。我似乎更觉得我将不死，永不。在我心中出现某种永生的希望。甚至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死，相信亿万万分之一的至尊之人将被赐予永生。”

索洛古勃边说边叹息且欣欣然。但现在他的僵硬转给了他的听众。大家都变硬了，呆住了，动弹不得。普罗宁刚刚还在狂飞的白衬衫袖子断了气地耷拉着。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手夹着熄灭了的香烟凝固在空中。因为费多尔·库兹米奇说话时是不许抽烟的。

“永生有可能就是我的命运，”他深信不疑地接着说，“关于永生我有一整套理论。要知道……”他沉思着，“不，这太过复杂了。三言两语解释不清，再说该散了。明天我们面临的将是艰难的一天。明天我和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还有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将踏上归程。所以……”

他从自己的王位上站起来。于是大家得令一般活了过来，都站了起来，开始走动和说话。普罗宁扑向索洛古勃，热烈地抖动他的手。

“谢谢光临，费多尔·库兹米奇！您谈的多有意思啊！我也坚信永生。”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说：“相信您的永生！您的，不是我的！谢谢！……”

我从我的小脚凳上起来，站在索洛古勃面前，等着他也跟我告别。他那骨碌飞转的小眼睛落到我的身上。他用自己严厉的“督察员”眼神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蓦地他的面孔活跃了起来，嘴唇动了，露出坚硬的，仿佛也是石头的牙齿，脸颊上的疣子慢慢抬向眼睛，他在微笑。

不是瞬息间的，不是“笑容一闪而逝”。不是的，笑容就这样在他跟我说话时，一直挂在他的脸上没消失：

“就在不久前还能把您放到角落里，戴着您的蝴蝶结。是真的吗，就像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要人相信的那样，您在写诗？”

“是真的。”因为害羞我的舌头比平时更僵。

他仍然笑着，摇摇头：

“徒劳无益，最好学点什么有用的。只不过我自己知道，诗人是劝不转的。主要是别急于长大成人。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是青春年少。懂得这个，是在它过去后。而您尽量现在去懂得，并为您如此年轻而高兴吧。”

我们四人走下楼梯，普罗宁抄过我们，为索洛古勃打开大门。仿佛就是在等我们出现似的，几个马车夫急忙来到门口。

“请吧，公民们，请吧！”

“请吧，老爷！我带着坐快马兜风去！”他们中间穿着最讲究的那个高声叫道。

普罗宁用一个大大的调派手势邀请索洛古勃和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坐上那人的四轮马车，并小心翼翼地搀着他们俩，彼此又是新一轮的道别和祝福。索洛古勃离开后，古米廖夫方才着手挑选合适我们的马车夫。他做这个既有品味又在行。

“这个浅黄色的马肯定跑得不错，从耳朵上我看得出来。”

我坐上四轮马车。普罗宁也好，古米廖夫也好，谁都没来搀我。我们与普罗宁告别。他挥着手：

“请向彼得堡致意！”

古米廖夫笑着背诵道：

不，我们上路并无困难。浅黄色的马跑得又快又欢实，而不是像我的叙事诗中写的那样，“趔趄着疲倦的马步”。我们行驶在陌生的、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在莫斯科这里新经济政策已经如火如茶，跟我们彼得堡那里的不一样。古米廖夫给我讲他跟奈米茨游泳的事。

“妙极了，纯粹的享受。在船上我身上海洋的血起作用了。要知道我叔叔是海军上将，而我父亲是海军医生。所以我也感觉自己是只真正的海狼。假如您看得到就好了，克里米亚的海岸是多么美丽，尤其是在日暮时分。而早晨……”

我没去打断他，但我想谈的是索洛古勃，而不是克里米亚的美。他一定注意到，我听得“兴味索然”，便不满地皱起眉头。

“您累了？想睡觉？没关系，我们就到了。”

可是我根本不累也不想睡觉。我很快地问：

“您说，关于自己的永生他是认真，还是仅仅为了做惊人语？”

古米廖夫宽容地笑道：

“哎呀，您是说这个。我却觉得，您跟我生分了，心野了，不会倾听了。喏，谢天谢地，既然您一如既往地非得知道‘由于什么和为什么’，那就一切正常。只不过您这么贪得无厌刨根问底的，像谁呢？”

这修辞性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向我提，亦不需要回答。古米廖夫继续道：

“而且为什么这对您那么有意思？须知这是某个颓废派文学的昏话，我已经听说过它。我跟索洛古勃有一次一道从《世界文学》回家，他突然，像今天一样，谈起永生，甚至还很激动。但就在这时洛津斯基追上我们，我们仨同行。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没能让索洛古勃回到他的‘永生理论’上来。他是个很难弄的谈话对手。一旦他被打断，马上就默不作声。有时却会说个没完没了，还出奇的坦诚。”

我住在巴斯马纳亚街。可惜那儿不远，我们已经到了。也该分别了，要整整三天。

“您不要想推迟走，”古米廖夫说，“您待在这里做什么？我有一大堆计划。要开办诗人之家，高高兴兴地开始生活。您知道，”他突然加上一句，“您可以骄傲——索洛古勃对您笑了。他绝少笑的，他的笑就是称赞，好比奖章。喏，晚安。还有，我希望很快见面。只要不晚于三天您到家就行，一定！”

这一夜我睡得很差。我回想着古米廖夫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所讲的索洛古勃的故事。故事很多，非常多。其实也跟所有诗人的故事一样多。我的确是“贪得无厌刨根问底”，我想要知道一切，绝对的一切与诗人有关的事。在这方面我非常幸运。古米廖夫，以及后来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很乐意回答我所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津津有味地讲述阿波罗杂志——野狗咖啡馆年代那神话般的岁月。他们将我带进从童年起就梦想的，诗歌和诗人那迷人的上天入地的世界。

是啊，索洛古勃的故事很多，这是其中的几个。首先，索洛古勃何许人也？索洛古勃是笔名。那为什么他要用伯爵的姓，而且还是个作家的？没错，他扔掉了爵位和第二个字母“Л”，总归……他本姓捷捷尔尼科夫，也曾有一说是捷尔尼科夫。他是裁缝和洗衣女工的儿子，甚至有人说是非婚生的，可是我没有证实。他得以读完师范学校，当上老师——不可爱的老师。后来做督学，愈加严厉，更不可爱。已不仅是学生，还是老师们的威胁。他开始写作很晚，但成名很快。而且开始挣钱不少，当然不是靠诗，而是散文。能够用诗养家的唯独刚结婚几年的勃洛克一人。是的，勃洛克写的诗难以置信的多，而他和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日复一日只能喝燕麦粥和可可茶。但是毕竟我不知道，另外还有谁是靠诗人的稿费生存的。

索洛古勃却凭着他的《卑微的魔鬼》《鬼术》《死亡之刺》和其他作品差不多发财致了富，扔掉了督学的职务，不但“发了大财”，而且住进了自己所有的“金屋”。索洛古勃的公寓里摆着一色的镀金家具，墙上的画和镜子都配着宽边的镀金框。镀金的吊灯和柱形花架，带金色流苏的大红窗帘要么是天鹅绒的，要么是缎子的。金碧辉煌得让人眼花缭乱。所有的东西相当粗糙，多半是在阿普拉克西诺市场买的。

“多么豪华，多么富裕啊！”初次走进公寓的季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吉皮乌斯，置身于四面镀金的餐厅，把手眼镜举到她那绿色冷而媚的，近视却洞察一切的眼睛跟前，发出惊叹。“杯子和调羹也是镀金的，说不定还把金晃晃的五卢布放到小点心里烤呢！”

索洛古勃面无表情地鞠了一躬。

“我一定利用您关于五卢布的建议。我承认我爱金子。我很高兴把我的秃顶镀上金，可医生说那是有害的，天赋会没有掉，会变得心怀嫉妒，我倒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糟的。”

“那您也不喜欢喽？”有一回索洛古勃问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因为您是唯美主义者。而我坐在我教师的斗室之中向往的，就是这样的氛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一大堆学生的练习簿，它们使我厌恶透顶！我坐在煤油灯下，给那些蠢货们打两分和一分——颇有快感，他也许会因为我的两分或一分挨爸爸和妈妈的鞭子。炉子冒着烟，飘到窗外。如此忧伤啊，如此的忧伤。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坐在鲜红色的绸布沙发椅上，墙上挂着镀金框的画，地板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地毯，就跟我现在这里一模一样。而且我觉得，假如得到这个金宫殿，在这里我将度过金色的日子。喏，当然有一点点偏差，可毕竟抱怨不得。不错，我对自己的感觉完全没错。自然啦，梦想的东西总是更加神奇些，可我总归满足了。”

有一次索洛古勃对古米廖夫说：

“我常常奇怪，我怎么能塑造出佩列多诺夫这个人物。这是多么可怕的，变态的想入非非啊。而我描写的他，您看出来没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我自己为蓝本的。是的，是的，非常多。甚至‘蠢人’也是。也就是说，假如没有诗歌作出路，她或许就会出现了，具体化了。再说，对诗歌也得小心，它也使得很多人遭殃。对我却是帮助的……您能理解我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对您自己而言，诗歌是亲娘，不是后妈。它保护您，帮助您。却把勃洛克带向死亡，还不止他一个。必须得是非常的坚强，敢于驾驭诗歌，不让它把自己吞噬掉。‘我缩短笼头使你的步子跑进匀整的圈子’，我总是觉得，普希金这说的是诗歌。他是能够斗过它的。莱蒙托夫却没有，不能够，由此而殇。”

古米廖夫听着，虽然他完全不同意，并未插嘴争辩。你若是插嘴的话，他就会面露愠色，沉默不语。索洛古勃提问的当儿，必须等着。索洛古勃继续一字一顿地说着：

“还有人指责我残忍。仿佛《卑微的魔鬼》是本残忍的书。但是倘若没有一点儿残忍就没有伟大的作品。正如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所知，这还是维加·卡尔皮奥（西班牙戏剧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说过的。何况这是多么正确啊。些许的残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犹如没有了盐，淡而无味。”

索洛古勃豪华排场地安置停当，便在家里开起了招待会。索洛古勃是个冷漠却举足轻重的主人。客人们不可能不感觉到，他在家里接待他们，是他们莫大的荣幸。

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根本不为“金屋”女主人这个角色而自豪。从外表上看，她是个典型的高等女校学生，蓝袜子，发型衣着随随便便，指间香烟常燃，她永远在为什么不安，担心什么反对她热爱的费多尔·库兹米奇的阴谋诡计。

“哎呀，所有人都嫉妒费多尔·库兹米奇。所有人都想害他，中伤他，消灭他，可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允许他的敌人……但是怎么找出敌人？他们往往假装成朋友的样子。”

可怜的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处境中最难的，是索洛古勃要求她非常客气地对待所有的客人，她的心却被对朋友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扯裂。但是流露感情不可以，费多尔·库兹米奇会生气的，那可了不得。她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可怕的事儿了。

古米廖夫同情地点头：

“不容易，做伟大的诗人的妻子苦啊。而且坦白地说，但凡是做诗人的。甚至，譬如做我的妻子。”

还有一个索洛古勃的故事。我回忆起古米廖夫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还在革命前，他和戈罗杰茨基一起想要出个什么作品选集。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打电话询问打扰与否后，他们不无忐忑地前去索洛古勃那里为选集求诗。

索洛古勃在自己金碧辉煌的书房里穿着丝绸睡袍接待他们。书桌上的手稿中，有一只很小的灰色蓬蓬毛线团的猫咪，小爪子勉强站着，起劲地舔着小碟子里的牛奶，索洛古勃则朝它弯下身子，聚精会神、又惊又喜地观察它。

“不是，你们看，多卖力啊！”索洛古勃说道，朝他们匆匆点了个头，“差不多把整个碟子都舔下去。唉你啊，小坏蛋，人家想淹死你！”

他小心翼翼地抱起猫咪放到自己的手掌上。戈罗杰茨基轻轻摸着猫咪的小脖子：

“好可爱。眼睛还是绿色的。”他讨好地赞叹说。

索洛古勃挡开戈罗杰茨基的手。

“小心，谢尔盖·米特罗方诺维奇。别碰它，您会把它的背弄断的。要知道它的骨头那么软，您手重，”解开睡袍，索洛古勃又把猫咪藏到怀里。他的脸上显出怜悯的表情：“我昨天在楼梯上找到它的。园丁的老婆已经淹死四只猫了，可这只不知怎么跑到了台阶这儿，喵喵叫着埋怨。我弯腰抓起它，它倒张开小嘴，开始吮我的小手指。它的舌头毛刺刺，温乎乎的。于是奇怪地我蓦然感觉到了自己。似乎是在我身上腹部里面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悸动起来，有种湿润的、母性的、女性的东西。不，甚至是母猫的东西。全身都觉得，又可笑又奇怪。我想把猫咪放到台阶上却不能。我可怜它，会被淹死的。我把它带回家，这是我第二天照看它。它已经认识我了，多伶俐。”

古米廖夫从赞扬猫咪开始：“是的，惊人的猫咪。”转入正题，索洛古勃颇为关照地答应了。

“很高兴，我非常乐意给。那，随您选什么诗。”他递给古米廖夫一本红色的精制山羊皮面笔记簿，“想要多少就多少，拿吧，拿吧！”

高兴了的古米廖夫开始一首接一首地大声朗读诗，并为它们赞叹。

“如果您允许，就这五首。而且我太感谢您了，费多尔·库兹米奇。这为我们的选集锦上添花，我们太感谢您了……”

“但是，很遗憾，”戈罗杰茨基结结巴巴地飞快接口说，“我们非常遗憾，我们每行诗只能付七十五戈比。当然，这对您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有责任预先告之……”

索洛古勃的面孔猛然又毫无表情了。

“这样啊，”他不慌不忙，却干脆利落伸出手，从手足无措的古米廖夫那里拿过笔记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把钢琴上的诗拿来。”他朝厅里喊道。

门开了，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手上拿着两张纸走进来。

“这些我能按七十五戈比给，至于别的，抱歉……”

慌了神的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连忙告辞离开了索洛古勃的公寓。在楼梯上他们才读了读为选集拿来的诗。我记住了第一首里的一节：

第二首是用一行莫名其妙的诗句结束的：“是否为我们耍环戏？”它与诗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也跟押韵无关。古米廖夫不解地瞥了戈罗杰茨基一眼。

“这什么意思，谢尔盖·米特罗方诺维奇？你请解释解释。”

戈罗杰茨基却禁不住哈哈大笑，他抓住扶手，免得滚下楼梯去。

“是否为我们耍环戏？”之后的几个月内，诗人车间的人在各式各样生活场合反复引用这句诗。而原打算用这些诗的选集却一直没有问世。

“那猫咪怎么样了？”听完古米廖夫的故事我问，可是关于猫咪后来的命运古米廖夫丝毫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