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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所以我们家举办“盛宴”，有客人，主要是还有热的小牛肉。小牛肉是我的表兄弟从他工作的兹万卡带来的。昨天晚上，当他带着珍贵的小牛肉穿越森林去车站时，差点遭狼劫，那样的话则不仅没有盛宴，连他自己也没了，幸亏他能在被肉味引来的狼攻击之前走出森林。我当然完全有必要在家里等待客人们的到来。如若今天吃饭迟到，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我相当清楚。

然而离开艺术之家有多伤心，当时大家都在那里准备好听列米佐夫讲话。列米佐夫将要朗读，而且是“绝妙的朗读！谁都不会这样朗读，没有一个演员会。”前不久我在“列米佐夫朗诵会”上听过《维》，古米廖夫所言不虚。令人叹为观止。感觉是列米佐夫本人身份不明地忽尔是霍马·布鲁特，忽尔是死去的百人长小姐，这已然不是什么朗读，而是生活本身。

当他重又变成列米佐夫时，我吓得仍然在发抖，他又小又驼，戴着大眼镜，高兴地点头回报热烈的掌声，狡猾地笑着，装做不解地问洛津斯基：

“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他们干吗这么疯狂？难道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维》？难道他们中间谁都没朗读过《维》？”

而我不得不走了。我连听列米佐夫五分钟都不行。得赶紧了，已经七点钟了，而我们家七点半开饭。于是我极不乐意地走了，一个人。没人想不听完列米佐夫就走的。

我走在涅瓦大街上。

今年雪下得特别早。不像《叶甫根尼·奥涅金》里写的：

不，在这革命年代，冬天既无须大自然，亦无须我们等待，冬天总是自己出现，而且比日历上它应该的时候早很多。

我急急忙忙顶风而行，在雪里磕磕绊绊的。不对，夜不是黑色的，而是蓝色的，天空中还有大大的亮闪闪的月亮。

有谁的手突然伸到我的手下面。我跳起来，四处一张望，看见尤里·安年科夫笑吟吟的脸上圆圆的、亮晶晶的左眼。在这亮晶晶的左眼里反映着月亮，记忆中当即跳出诗句，不记得谁的了：

不对，那里面好像是“在你的双眼里”，可是安年科夫脸上，跟独眼巨人塞克洛普一样，只看到一只眼，圆圆的、亮晶晶的，被单眼镜放大了。安年科夫是彼得堡唯一戴单眼镜的人。他与它永远不分离。有一个不错的年轻女芭蕾舞演员，女芭蕾舞演员，年轻女演员和女画家总像是一群漂亮的、迷人的花蝴蝶围着安年科夫转，她羞答答地垂下眼睫毛要人相信，他甚至带着单眼镜睡觉。

尤里·巴甫洛维奇·安年科夫我经常在文学家之家和艺术之家碰到。他差不多是“自己人”，虽然他不是诗人，而是个画家。他还在那神话的、野狗咖啡馆时代就跟古米廖夫用“你”了，不过，我从来没见过后来流亡国外的“苏杰伊金大师”怎么跟他用“你”的。安年科夫，按古米廖夫所下的定义，是“鬼才”—“—体能天才”。

“他在场时我总是特别能感觉到自己，”古米廖夫解释道，“他唤起我身上的能量。他犹如能量、生命力和能力，无所不能的能力的蓄电池，你只有啧啧称奇，全才。甚至诗他都一丝不苟、机巧得当时做出来。”

的确是机巧地“做出来”，因为他除了写诗之外，还自己把它们印成带图画的小册子。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这类小册子《八点一刻》。

我认识尤里·安年科夫跟认识多布任斯基一样，他为我发表在《艺术之家》杂志第二期上的《月亮叙事诗》画页眉装饰。但是我跟多布任斯基，跟安年科夫和跟其他画家的认识仅仅是“点头之交”，我不设法跟他们中的任何人接近。不单是跟画家，跟散文家我也走得不近。对我而言真正存在的唯有诗人。甚至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声誉，接受我，诗人加入自己家庭的“谢拉皮翁兄弟”的聚会，我都很少去。我对他们没有兴趣，我纯粹地、整个地忠于诗歌。唯独诗歌。

“我吓着您了？”安年科夫问我。

“没有。只是这么突然，我没听见您的脚步声。”

“那还用说。我穿着毡靴，在雪地上，悄然无声。”

他一如平常，穿着毡靴，浅蓝色的夹克衫和戴着单眼镜。尽管他是另一种类型，可他的样子几乎是与古米廖夫和列米佐夫一样化了装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勃洛克、洛津斯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阿达莫维奇、多布任斯基、卢里耶、科兹林斯基和别的人依旧努力保持彼得堡式端庄美的外表。但许多大学生、演员和画家却极过分地穿些什么寻常没有的、不挂面的皮袄，猎人的绿夹克，用红色天鹅绒窗帘缝制的弗列奇式上装和稀奇古怪的马裤。更不用说五颜六色的裹腿，和高得出奇的乱蓬蓬的裘皮帽子。只不过他们从哪儿搞到这全套化装舞会的行头？

“您走得多快啊，我勉强追上您，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不明白。追？可是安年科夫为什么非得追我？要知道我跟他见面时的内容是握手，捎带着微笑和一成不变的问题：

“过得怎么样？”“好极了，谢谢。”

然而他已经自己在解释了：

“我特地去‘碟’听列米佐夫的朗读。我今天赶上晚上有空，您知道我工作太忙。刚准备顺便去莫伊卡路，看到您走过。那么细弱，腿长长的，磕磕绊绊的。显得那么孤独，无助。而且不知怎么的，有什么地方那么像我的初恋。她也是戴着这样圆圆的帽子，只不过是草帽，而不是海狗皮的。甚至我的心都被汹涌而至的回忆拎起来了，您使我猛然想起了她。我就几乎是跑着追起您来。”

“我像她，真的吗？”我问。毕竟像某某人的恋人，尤其是像画家的恋人总是很荣幸的事。可是他笑着摆手。

“一点不像，差远了，只是轮廓像。她是黑眉毛，眼睛像樱桃似的黑幽幽的。那是在伏尔加河上。我父亲是一家大型轮船企业的经理……我们在轮船上有一套公寓，所以我们上上下下走遍了伏尔加河。多美妙啊！也就是在那里，在塞兹兰，我的初恋愈演愈烈。”

他给我讲着自己的初恋和伏尔加河。我，很遗憾，从未到过伏尔加河，我跟他挽着手，步调一致，饶有兴味地听他说。

阿尼奇科夫桥上立着一条狗，他用后爪子站定，摇着前爪，请求施舍。像乞讨者。这些乞丐狗大多待在小食品铺旁边，挨个在墙根排开，每一只都有自己被指定的位置，讨要和等着好心的公民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丢给它们几小块。它们从不撕咬，不会因为丢过来的面包块打架，而是规规矩矩、耐心地等待着“赐给”它们。

它们有的待在教堂附近，但是在涅瓦大街这里，我从来没看到过乞丐狗。

“可怜的傻狗狗！给它什么呢？面包我们可没有。它又不要钱，真可怜它。”安年科夫难过地叹气，“我见不得挨饿的人，尤其是孩子和老人，还有狗，我非常爱狗。您呢？”

我也特可怜这小狗狗……何况我也爱狗，爱得不得了。爱到小时候曾幻想有狗国，那里只有狗，一个人都没有，而我是狗女王。于是我，被乞丐狗的样子所打动，对安年科夫讲起我的“狗之国”。对他，对这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讲我对谁，甚至对古米廖夫都没讲过的事。这么自然，这么推心置腹，这使我吃惊。要知道我天生非常害羞，不知怎么的我谈自己总是不好意思和不自在。知道我害羞的人不多，相反，我给大多数人的感觉是少有的自信。他们对我的概念得之于我的“上流社会”腔和举止，得之于我泰然自若走上舞台上朗读诗歌，和我回应鼓掌时“从容地鞠躬”。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训练的结果罢了，须知兔子甚至都能被教会在转鼓上表演。对于我来说，转鼓上兔子的表演主要就是克服害羞，战胜它。不过只是表面上的胜利，骨子里我依然如初，那里面可是无论什么最惨无人道的“教育”，无论什么“琢磨”和训练都不可能有任何收效的。但幸运的是，我的内心世界是我的教育者们最少关注的，因为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斯文并非是，而是仿佛（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我一边对安年科夫讲着狗国，一边不停地体会能够如此轻松谈论自己的惊喜。我感觉在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关系，他会正确地理解我，不会笑话我的。

他也果真没笑话我。

“这么说，”他说，“您小时候不是特别幸福的孩子。”

“怎么不是？确实，我不知道。可是我那时对人的理解和珍爱大大少于对狗的。”

“我有过一只非常奇妙的灵獒卡罗。我们彼此是多么相爱啊，不是狗，是兄弟。”

这会儿已经是安年科夫栽进不可磨灭的童年回忆的宝贵王国里，我反倒“竖起了耳朵”，倾听和把听到的记住原本是我重要的功课之一。我得知，卡罗，作为被视为四条腿的朋友，是条非常好的公狗，是一切狗尊严和德行的模范。

“有一次，我跟它散步时，有个流浪儿对它穷追不舍，逗它，甚至还胆敢抓它的尾巴。高傲的卡罗，极具自制力，对他忍无可忍，咬了男孩的手。男孩绝望地叫着连忙跑了。

“过了一个小时警察所长却来我们家，不容反驳地宣布，既然狗咬了男孩，那么它就绝对是疯狗。

“‘要知道它疯不疯很容易。众所周知，疯狗都有恐水症，’他一副很专业的样子，‘如果它不去喝水，就清楚了。’于是他命令随从拿来一大碗水。

“卡罗待在院子里自己的狗舍边。警察所长在它面前摆上盛了水的大碗，并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卡罗不友好地看着警察所长，在俄国不知为什么，狗都不能容忍警察、邮递员和骑自行车的，然后轻蔑地、庄严地转开不睬他和大水碗。

“‘毫无疑问是疯狗。不喝！怕水，’警察所长郑重其事道，‘必须用枪打死。’又对我说：‘走开点，年轻人，靠边。别碰它，它连您也可能抓。’

“可是我跪在卡罗面前，搂住它的脖子，轻轻说：

“‘喝吧，卡罗，喝吧，喝吧！’

“卡罗伸出舌头，用它舔我的脸，又低下头，开始很响地、拼命地舔水，舔得一滴都不剩。警察所长只得偃旗息鼓，按事先准备的收取二十五卢布‘狗咬费’。”

十年一挥间，安年科夫的回忆从卡罗转到他的鹦鹉身上。那只会说话的鹦鹉，整天自由自在地在他的公寓里飞，只有到夜晚为了梦才往笼子里顺便呆呆。

鹦鹉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安年科夫肩膀上，呼啸着，唱着罗曼司，跟它喜欢的人打招呼，直着舌头喊：“您好，您好，很高兴”。对那些他不称心的人则洪亮地说：“再见，万事如意，祝您平安！”

或许，假如我不是住在游泳池街，而是再远点的什么地方，我会知道安年科夫更多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故事。但是我们，我压根没觉察到，已经走到我家了。

我谢过他送我。这是如此意外而如此愉快。我都没想到过，画家可以是这么可爱、可人和“实在”，仿佛我认识他一百年，吃掉的是一普特，而不是一俄磅盐了。我们在我家门口告别，现在已经完全明确了，我们是永久的朋友，还会经常见面，交谈。

摸摸索索着上楼时，我向自己提问：“古米廖夫会怎么看我和安年科夫突如其来的友谊呢？”怎么看？可是他根本不必评论我们的友谊，原因很简单，第二天起我们俩都把它忘了。见面时交流的仍是过去的握手，和过去说的：“过得怎么样？谢谢，很好。”捎带的笑容。

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俩都太过忙碌，我们平行着的命运，再也不交会。只是到1921年冬天，根据雅科夫·诺耶维奇·布洛赫的意愿，出版尤里·安年科夫的诗人肖像作品集，他希望那里面有我的肖像，我们才又“实实在在地”相遇了。

安年科夫当时的声誉如日中天。他不单画所有的政治活动家——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别的很多人，也画作家和诗人，男演员和女演员，总之，画当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起到某种作用的所有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和他们的老婆准备要多少付多少，去获得被“安年科夫本人”描绘的荣幸。

在他坐落在基洛奇路的前厅里，我碰上过一个这类暴发户的老婆，裹着裘皮，窸窸窣窣的丝绸，散发着香水味的丝绸，散发着香水味，脸白得发蓝，嘴唇猩红，修饰得长长的眼睛——新型的革命时期彼得堡女人。

安年科夫那么热忱友好地迎接我，仿佛他是在昨天，而不是在一年前送我回的家。然而这一年，勃洛克去世，古米廖夫被枪毙的悲剧性的一年，仍然成为我们谈话的主要话题。童年的回忆我们已经是回不去了，况且我在此期间已经出嫁，关于这个，我们自然也谈到了。

安年科夫给我看为他的书预备的，已经完成的安娜·阿赫玛托娃、扎米亚金和索洛古勃的肖像，其中还有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肖像。

“他生着一张格外有趣的脸，”他说，“完全特别的，当然他本人也很有趣。”

电话急促地响着，打断了安年科夫的工作。

“不，不，无论如何不行，”他愤愤地尖声回答，我都听到了，“价钱？问题不在价钱，在于我没时间。懂吗，没时间。”挂上听筒了，又说：“也没有愿望，不管付我多少钱。”

我又给安年科夫摆了两个小时的姿势，我无法忍受摆姿势，坐着不动和感觉到抚摩似的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的目光，我很难受和无聊。但是跟安年科夫一起，我却既不觉得无聊，也不难受。我甚至惋惜作画时间已过，该走了。

下一次定在星期一。

我没看到画稿就走了。

“下次我给您看，现在可不行。别忘了，星期一，三点。”

“我记性很好。即便是不好，总归不会忘记的。因为我非常高兴我的肖像将收进您的书里。放心，我会来的，尤里·巴甫洛维奇。”

但是我却没去。就在那天晚上我被电报叫到莫斯科，我病危的哥哥那儿。等我一个半月后回到彼得堡，安年科夫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出版的书里没有我的肖像，对此我至今仍在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