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英雄主义的死亡

古米廖夫喜欢朗读，尤其是用法语。

有一次，在给我念捷奥菲列·戈蒂耶写年轻诗人打算为不幸的爱情投水自杀，还想象他自己这浪漫结局的死后荣耀有多么伟大的故事时，古米廖夫放下书本，说道：

“非常正确。死亡的确对诗人的荣耀起到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英雄主义的死亡能够将诗人捧得很高。”

他沉思后又说：

“我非常希望上帝听到我的祈祷，赐予我值得尊敬的、英雄主义的死亡。但是，”他狡猾地笑笑，眯起眼睛，“不是现在，当然。五十几年之后，不早于此。因为我一生中还有多少事情必须做完，虽然现在也做得不少。”在这些话语中，当然隐含着暗示。古米廖夫常常暗示自己的反革命活动，但是我觉得他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只是在扮演阴谋家。

有一次，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日子里，他下课后与我一道回家时，在一座房子的门口停下来，把公文包递给我，神秘兮兮地说：“等我一会儿，我只是顺便去拿左轮手枪。他们答应今晚搞到。”我平静地留下来等着，把他重重的公文包放到雪地上。我不相信他，而且我压根不为他害怕。

他很快回来了，拍拍自己的身子。

“搞到了，喏，走吧！只不过别说出去！要知道这对您也是危险的。”

是的，我知道，这非常危险。甚至假装阴谋家也是危险的。所以，自然对谁都不会讲起“顺路取左轮手枪”的事。在彼得堡，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日子里，紧张、激动和等待达到顶点。

我在游泳池街上走着。人迹杳然，悄无声息。寂静中分明传来忠于革命的巡洋舰发出的沉闷的射击声。地上卷起巨大的雪堆，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屋顶上面，朦胧着红色的、惨淡的云霞。可怕？是的，当然可怕。可怕而依然快活。

终于到文学家之家了。

我跑进前厅，抖搂着身上的雪。文学家之家内人满为患，好像蜂房嗡嗡作响，仿佛这是什么无产阶级集会，而非诗人、获叶卡捷琳娜勋章女士和年迈的达官贵人们彬彬有礼的聚会。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向最后一个由街上进来的我打探新闻。

“喏，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可我什么新闻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听说，我刚刚从家里出来，什么消息，永远是“最可靠最新”的消息都无可奉告。大家失望地从我身边散开，我朝围在库兹明四周的人群走过去。在这里自然有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尤罗奇卡·尤尔昆和柳霞·达尔斯卡雅，有从卡缅诺奥斯特洛夫斯基来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还有佐尔根弗赖，曼杰利什塔姆和奥楚普。大家都在听库兹明，而他兴高采烈地游说他们：

“是的，是的，我们还将看到涅瓦大街上闪亮的街灯，我们还将在阿尔贝用早餐，我们还将去莫莱修面，我们还……”可是他一看见我，来自街上的新面孔，没说完还要干什么，便用自己大大的、温柔的骆驼眼睛看着我：

“有什么新闻？有吗？有吗？有吗？……”

我怎么就没幻想出什么“金色葵花子”军团，或者是我的堂兄，白军军官，竟然寄信给我，信中准确地描述局势，并许诺……但是我既没有当白军的堂兄，也没有想象力来编造他的信。于是库兹明失望地用鼻子哼了一声，继续描述被中断的，在等待着我们的必将来临的极乐。

大门又被打开，古米廖夫走进文学家之家。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他。却是何等的异样。他身着棕黄色旧外套，腰上束着皮带，穿着又大又破的毡靴，头上戴着白色的皮帽子，像个滑冰者，肩上还背着个带补丁的大口袋。他的样子是如此之怪，以至于大家都默不作声，迷惑不解地看着他。有那么一会儿，甚至没人问他这些日子里必定要问的问题：“有什么新闻？您听说什么了？”

第一个醒悟过来的是库兹明。

“科连卡，你这是打算去化装舞会？好像不是时候。”

古米廖夫骄傲地挺身站着，用袖口掸着胸口的雪。

“米申卡，我赶时间。我去瓦西列夫岛宣传鼓动，穿成这样是为了得到无产阶级的信任。”他自恃地说道。

库兹明啪啪拍手。

“老天爷会惩罚你的，科连卡。这儿哪来的无产阶级的信任？你像吓唬乌鸦的稻草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用手掌拍着口袋， 口袋钟摆似地摇晃起来，“你拿什么塞满它的，灌的是空气，还是怎么的？”

“旧报纸。”古米廖夫解释。

我咬住嘴唇，免得笑出来，可是这下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后面是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柳霞·达尔斯卡雅从座位上跳起来，尖叫着绕古米廖夫转圈，用拳头打他的口袋。古米廖夫冷冷地用手推开她，转身对我和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缓慢而有力地说：

“女人们就这样为赴死的英雄送行！”

可是这时其余的人也都附和起我们的笑声。库兹明在笑，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笑，很少笑的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在笑，甚至还有忧郁的佐尔根弗赖，而曼杰利什塔姆哈哈大笑得眼泪都来了。

古米廖夫沉默片刻，鄙夷地冷冷看着我们，然后，戴着怪模怪样帽子的头一点，拿着他背后议论纷纷的补丁口袋，转过身默默地向门口走去。

而我们却继续笑着，好久都还无法平静，反复说着：“女人们就这样为赴死的英雄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