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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文学家之家内一如既往的明亮、暖和，住家似的舒服。这完全是新式的舒服，是革命前谁都不曾想到过的。

长长的队伍伸向柜台，那里有两个迷人的夫人边往盘子、钵头和洋铁罐里倒专供外卖的海马汤，边尽量给它加上点好听的：“今天做得好像非常不错。”

一切如旧。在座的还都是那些人。突然，的确是突然，队伍里不期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既绝不像作家，也不像帝俄时期获叶卡捷琳娜勋章妇女的陪同。根本是谁都不像，谁也不像什么也不像。深红色的高帮毡靴，裘皮帽子上面像村姑那样系着毛围巾，裘皮帽子下面是一副大眼镜，眼镜后面的眼睛如北方森林里的猎人一般犀利，外套上扎着皮带，口袋里露出花花绿绿的手扪子。一只手拿着擦得锃亮的铜锅子，另一只手里是绿色的口袋和拐杖。

“列米佐夫·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古米廖夫悄声对我说，连忙站起来，“走，我把您引见给他。”

是“引见”，而非介绍给他，是出于尊敬。由于尊敬和羞怯，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躲好，但还是跟古米廖夫走了。

列米佐夫已经倒好满满一锅稀汤。他正拱起背，把锅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嘴里像老年人那样嘟囔着什么。古米廖夫毕恭毕敬地给他鞠了一躬：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您的光临是文学家之家和我们大家的荣幸……”

列米佐夫直起身，飞快地把自己口袋放到某个好吃者面前的桌子上，腾出一只手来，做出山羊的样子，准备来抵古米廖夫：

“瞧他在哪儿呢，古姆大哥，古米廖克老兄！”他挑衅式地尖叫，一下子从老头儿变成小学生，“我可是想要海马，我从来没吃过。不尝尝是罪过。我听说这里发海马，就想来招待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自己也品尝品尝，如果能吃的话。”

列米佐夫转而对我说：

“您倒是我想象的那样。”

我窘红了脸。什么叫“那样”？再说他可能“想象”我吗？

“喏，回家吧，别让它凉了。”

他抓起自己盛着锅子的口袋，我们送他穿过前厅，古米廖夫打开大门。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请过来喝点胡萝卜茶。您来，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会很高兴的，”列米佐夫纯粹是莫斯科式客气地邀请着，“您也请来，”这是在对我说，“您来，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也会很高兴的。”

用围巾系着的裘皮帽子又点了一次算作邀请，然后列米佐夫已经灵巧地在滑溜溜结冰的台阶上保持着平衡，走了下去，一滴稀汤都没洒出来。

“会拿回家的，也洒不了。”古米廖夫目送着他，又说道：“他就是这么奇怪，一切都怪怪的。”

是，是奇怪。我不能不同意。我觉得奇怪，大感震惊。我仿佛是在我们的三维世界里，刹那之间闯进来第四个维度，但是列米佐夫身上这第四维是什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说清。列米佐夫的特殊性，他与别人的“不相似性”，他的“非人类性”，我无法找到合适的字眼，但我始终感觉到它。

他极端骄傲。所有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是骄傲的，甚至往往过分骄傲。但是列米佐夫的骄傲更突出，更扎眼。一如他的“谦虚”。列米佐夫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过分谦虚甚于骄傲自大”的活见证。

关于这人或那人的传说通常是出现在他死后。列米佐夫却做到了自己为自己制造传说。其他人的飞短流长，自然在这一点上帮助了他，而他对此则非常地乐意。

有一天晚上，古米廖夫来我这里，通身白雪，在厨房里抖萨莫耶德式皮袄上的雪抖了好久。

“我到您这里来是不由自主的，”终于他说话了，神秘兮兮地四下打量，眼睛比平时愈加斜了，“是家妖基基莫拉带我来的。我从列米佐夫那里回家，您知道很近的，可就在这时我被包围了，眼睛让雪迷了，被旋转着带走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什么街上。等我被放下来，一看，是您家的门口。窗子里还亮着灯。在您这里休息一小会儿，否则，我担心基基莫拉要让我迷路了。”

我们在壁炉前铺上熊皮毯，在炉灰里烤起土豆来。古米廖夫往炉子里的劈柴上撒盐，这是当时土豆的唯一作料，好让它们“像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那样噼啪作响”。书房里半明半暗，阴影闪烁着投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和古米廖夫眼睛斜斜的脸上，它被火苗红红的反光映照着，使我想到我从未见识过的基基莫拉，我还觉得，他发出的声音也是基基莫拉式的。

“房间里拉了一根绳子，是用来晾衣服的。‘他们’，就是基基莫拉和另外一个妖精，把一切都排在那上面。书桌边坐着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系着长尾巴。没有尾巴他都不坐下来写东西。您不信？我可是自己看到的！”

他的声音降低到耳语。

“我有一次顺路去他那里。给我开门的是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她与往常一样，当即‘以茶款待’。她那么白白胖胖的，像奶油甜面包。跟她一道喝清茶也香。‘阿列克谢·列米佐夫在写作。去叫他吧，他喜欢您。’

“我去了。轻轻地打开门，免得打扰他，我看到，亲眼看到：列米佐夫坐在桌边，背对着我，把尾巴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地摇摆着。他坐在凳子上，尾巴不快不慢地在空中来回飞翔，好像是在轰苍蝇。基基莫拉和所有的妖精都在绳子上藏着，翻着筋斗。我明白了，恍然大悟。万万不可打扰他！我关上门，穿着袜子回到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那里。就这样那回没等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斜斜的视线停在我身上：

“难道您不相信？可这一切是不虚的事实。它的真实性甚至大于寒冷、饥饿和逮捕。都不好意思不相信。”

古米廖夫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画得满满的硬纸板方块。

“猴子的尊严的标志，”他解释道，“列米佐夫请求将它与猴子沙皇阿瑟卡的证书一道转交给您。这里面一切都说了，因为年轻，他授予您带刀侍卫官衔。我的带刀侍卫。”

在令人惊叹的书法艺术作品——证书上，“一切”的确以堆砌辞藻的猴子风格“都说了”。这枚勋章成为我的骄傲和谢拉皮翁兄弟及其他青年作家嫉妒的物证。我们大家都无比尊重列米佐夫。我还记得，扎米亚金，还有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还有洛津斯基都“以帝王的宠爱”问候过我。回忆这些是为了强调，在文学圈子里，亲近古米廖夫和诗人车间的人们是多么尊敬列米佐夫。

1920年夏末，古米廖夫决定“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第一次讲座定在8月20日艺术之家内。我出席它时已不是作为候补成员，而是青年诗人了，而且也与后来在诗人车间一样，是这里唯一的女性。

准备来听的有刚到彼得堡几天的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和与古米廖夫形影不离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按他们的叫法就是“两个乔治”。除了他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奥楚普、涅利季亨、弗谢沃洛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穿军装的拉脱维亚青年诗人和刚刚成立的诗人协会的几个成员，他们的名字我忘了。

一切按家常方式进行，讲座者和听众同坐在一个长桌子边。与在《话语学院》曾经有过的时候一样，那时还作诗。在第一次的讲座上发了准备下次用的咏猛犬叭喇狗的诗，是首颇为复杂的，四音步和二音步交替出现的抑扬格诗。

令我吃惊的是，青年诗人们似乎在诗法上不那么强，他们甚至对类似十四行诗这种人人通晓的形式概念非常之模糊，不知道什么是押韵、轻音节等等。他们对所有这些深奥难解的东西也很少有兴趣。这些讲座和课程没成就什么大事，而且它们很快就终止了。可是假如没有它们，我想必是成不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妻子了。

古米廖夫非常庇护我们刚开始的友谊。

“蛮好的，乔治·伊万诺夫喜欢您。他甚至非常喜欢您，但他是个懒惰的男孩子，永远不会照顾您，也不胜任做您忠心耿耿的骑士。”

古米廖夫错了，之后他自己向我承认了这一点。

“怎么都想不到，猜不着。用脑袋担保。我总是觉得，您只可能爱勃洛克一个，而乔治、奥楚普和其余所有的人对您都一样和没有危险。”

然后，摊开双手，又说：

“我好像是个蹩脚的心理学家，不过也不全是。因为我猜到他爱上了您，冬天的时候乔治给我念自己的新诗：

我一下子就明白，这说的是谁。他大概自己当时都还不明白，这说的是您……”

第一次讲座后跟我一道回家时，古米廖夫问我如何喜欢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他当时不住在彼得堡。

“非常，”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他是那么优美，他的面孔不同寻常，‘不一般’，仿佛由两个彼此完全不相像的半个组成，下巴、嘴和鼻子是一半，而眼睛和额头完全是另一半。犹如天与地，不一样。尤其是眼睛，眼睛真的是上天一般的。这似乎是写它们的：

“喏，您这就已经夸上了！不过他的眼睛的确漂亮。而且您是对的，他非常优美。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在革命前，我在大学走廊里遇到他，他虽然个子不高，在大学生中间却很突出。我当时想，他与其说像这些头发乱蓬蓬的年轻大学生，不如说更像是艺术作品。而且您知道，他是个非常聪明和犀利的男孩子。我很高兴您喜欢他。”

1920年圣诞节的第二天。这是古米廖夫最后一个圣诞节。他刚从别任茨克回来，给我讲述自己的圣诞节之行。

“旅行变得多么困难啊。以前到巴黎都比现在去别任茨克容易些。尤其是回来，车厢里都是醉鬼。他们从哪儿搞的家酿酒？臭气、叫喊、小手风琴声、喧哗。我累极了。”

是的，他的样子疲倦，不好看。他叹气。

“而我多喜欢圣诞节啊，一直都喜欢。对我而言，”他说，“‘圣诞节’、‘圣诞前夜’、‘圣诞树’这些词好像是完全特别的，有魔法的，充满秘密的。可当我是个中学男孩时却将此隐瞒，假装绅士，认为圣诞树是童年的遗迹。我极想充当成年人，尽快从所有与童年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挣脱出来。但是现在却相反，我经常想潜入那头脑的深处，到它的最底层，不仅仅到婴幼年，而且到婴幼年以前，到出生之前，用在肚子里的姿势躺在那里，在无思想的极乐中吮吸大拇指。不是在无意义中，而是在无思想中。”

“厌烦做大人了，老是做大人。”

他往炉子里添了一块新劈柴。

“我真希望在这儿的角落里有一棵顶到天花板的茂盛的圣诞树，整个都披金戴银，挂满星星和圣诞蜡烛，还藏着许多礼物。”

“怎么您也没有圣诞树？我真为您难过。您大概伤心极了吧？”

我真的没有圣诞树。可是我根本，根本就不伤心，甚至相反。

“您自然是什么礼物都没得到喽？怎么能没有礼物呢？哎呀您，可怜啊可怜。不行，不能这样。您必须得有礼物，真正的，值钱的礼物。送您什么呢？啊？”

他期待地看着我，已经急不可待地说：

“您快说，送您什么？”

我把头摇得什么似的。

“没什么，没什么。真的，什么都不要。”

“别玩小女孩儿的天真。您干吗拒绝？愚蠢的拒绝。我可是知道，您特喜爱礼物。想要我送您猎豹吗？”

这是指我正坐在这面的猎豹皮。它一般是铺在卧室的床前，做小地毯用。

古米廖夫这样写过它：

我不知为何不相信是古米廖夫本人杀的它，不过是在非洲什么地方的市场上买来的罢了。当然，我却从未跟他说及此。

猎豹皮不大，做工很差，粗硬，没缝里子。譬如古米廖夫就在同一首诗中伤心道：

猎豹身上看不到胡子。古米廖夫第一次给我念《猎豹》时，我提请他注意这一点，可他不满地皱起眉头。

“无稽之谈！肯定是黑人在硝它的皮时，扯掉了它的胡子。要不就是虫子嗑了。但是我本人没烧它们，关键在这里。”

不，猎豹与我无干，古米廖夫也不坚持。

“不想要，不需要！”他沉思着，“那送您什么好呢？您瞧，我这里的私人物品一览无余。想要我的玳瑁烟盒吗？可是您要它干什么，既然您不抽烟？有了！把苏杰伊金拿上吧！您老是要欣赏它。您是喜欢它的！”

我拒绝，差点被吓坏了。不行，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但是他热烈地、武断地劝我说：

“如果您不拿，我把它放到炉子里烧掉。真话！立刻就烧。”

当然他在夸张，他不会烧画的，他不擅长干这种野蛮的事。可是我明白，他的确是想送我苏杰伊金作礼物。于是我同意了。这是绝妙的礼物。我高兴极了。可难道他不心痛？因为既然他把它从皇村带到这儿，这就意味着，它对他很珍贵。他喜爱它……

“我当然喜爱，甚至非常喜爱，”他打断我的思路，“送就要送自己喜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显然，他一点都不心痛，而且跟我同样开心。

我们去卧室，那里挂着装裱着古老的金色画框的苏杰伊金。古米廖夫站到椅子上摘下画来。墙上留下一个白斑和一个大黑挂钩，装修很差的卧室因此愈加难看了。

“挂钩明天拔，”他说，“您家里未必找得到挂钩，还有，也是因为它们，挂钩和画彼此习惯了，要好了，和睦相处了，两年来它挂在它上面，分开它们是不对的。明天我到您那里去，亲手把这个挂钩钉到您的墙上。苏杰伊金你自己拿去。”

我们重又在炉前坐下。现在不单是我，我们俩的心情都极好，过节似的。

“您是这么光彩照人，”古米廖夫说，“可以把您和圣诞树一道摆到角落里。”

可他自己也神采奕奕的，不亚于我。

是谁想出来的，说古米廖夫铁石心肠？难道还会有比此时此刻的他，比一贯来的他更大方、更善良、更可爱的吗？

而这时他在讲自己的儿子。

“廖武什卡在看马因·利德的《无头骑士》，带列诺奇卡散步，像大人似的照顾她，拉着她的手。看着他们很可笑，是这么可爱，两个都是我的孩子。廖武什卡完全像我，不光是脸像，也像我小时候这么大胆，自尊，老是想自己正确，好让人嫉妒他。有一次，还是在到别任茨克之前，我带他乘电车去他母亲安娜·阿赫玛托娃那里做客，他一路上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忽然问：‘爸爸，他们都是在妒忌我，对吗？他们走路，而我却乘车’。可怜的孩子。我没让他失望，回答说：‘当然，廖武什卡，他们妒忌你’。”

古米廖夫笑着又说：

“列诺奇卡，她的性格像阿尼亚，非常娇气，但是已经知道，跟谁、什么时候可以撒娇。”

他突然自己停下来，换一种语气说：

“可是我去看他们时，我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您是坐车去兹万卡的，知道火车有多逼仄、多龌龊、多拥挤。一个包厢塞了十三个人，没法呼吸，直恶心。再加上我无法容忍十三这个数字，而且还是在圣诞节前，在圣诞节前夜。所以我费力地从包裹和坐在上面的那些倒包的中间钻到门口。

“贼冷。窗户都花了，结着冰，一点都看不到外面。我哈哈玻璃，透过化开来的窟窿看着灰色的天空，白色的雪和黑色的树。您记得吗，一切仿佛安德森·卡伊的童话《雪女皇》里的情景。

“车轮铿铿、铿铿铿地响着。铿，单调，有韵律。我也什么都不想，暗自机械地反复背起曼杰利什塔姆的诗句：

“因为那个韵律，恰好跟车轮声一致。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感觉到，我可是非常敏感的，我身后站着什么人。我转过身去，一个高个子的红军战士越过我的肩膀朝我哈化的窗玻璃上的斑点外面看着。突然，他没改变姿势，继续看着雪野和树，一字一顿地朗声道：

“没有下文。然后打了个大哈欠，转身走了。我一味地发愣，目送着他。要知道，他跟我同时说出我暗自重复的东西。而我因此突如其来地感觉到与诗歌的完全、绝对的融和。这种感觉是如此之罕见，几乎从未有过。

“只有一分钟。然而却是如此的完全、深刻，称不出的沉重，仿佛其中有着过去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而且主要是今日的，所处时代的当下。这是寻常不能感觉到的一分钟。时代之停歇——停一分钟。不，我不能解释。我总是笑话勃洛克和别雷有很多‘无法言传’，当此之际自己也体会到这‘不可言传’，别无它说。

“与诗歌的融合。仿佛是她中有我，我中有她。不，更确切地说，仿佛我本人是诗歌的一部分。在那一分钟里一切对于我变得清晰明了。我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看见了……

“不，我还压根儿不想死。我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去死，还没有活完为我排定的一切，还有很多在等着我……”

他望着火光，继续添着煤。他冲炉子伏下身，我开始觉得，他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在跟炉子里的火光说。熟悉的、悦人的感觉：古米廖夫忘记了我，这会儿他的谈话对象不是我，是火光、幽暗和寂静。非常令人自在的感觉。它仿佛将我从生活中剔除出去，我似乎不再存在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猎豹上面。假如在前厅里挂着镜子，想必它照到的是炉子前的古米廖夫和他脚边的猎豹皮。别的就没有了。我它是照不出的，因为我不在这里。不单是不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我。“但这只是一刻，一瞬间，也没有他”。

古米廖夫从火光处转过身，他那斗眼的、关注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我立刻重又感觉到了自己。我在这里，全都在，带着我所有的思想和感觉，带着自己现在和未来的所有。

“请写关于我和我的生活的叙事诗吧，这真的是很好的题材。”

可是我笑着，我抗议，我用拒绝证明着自己的在场，自己的独立不羁。

“不。怎么写关于您的叙事诗？我不行！不！”

他没有明白。我看到，我的拒绝和笑使他生气了。

“为什么？”他问道，“为什么您不行？”

“因为您不是作品里的主人公，而是诗人。”

“可您就没有想过我不仅仅是诗人，也是主人公？”

“没有，”我断然地说，继续笑着，“没有！二者只居其一：您要么是诗人，要么是主人公。”

“这样啊？”他又伏向炉子。火苗映照着他那沉思的，蓦地干瘪和衰老的面孔。“这样啊？如果您不想，就不必了。但是可惜啊！……这真的是个很好的题材。”

我跳起来。我想要活动活动。我想要尽快忘掉我眼下经受的负重感。

“设若您成了主人公，”我说，“被写成叙事诗的主人公都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后。竖碑和立传是在死后。就是等到您六十年后去世了……只不过我到那时就是个糟老太婆了，未必能够写您了。会有别人，甚至眼下还没出生的人来做的。”

“好吧，同意，您说服我了。现在，趁我还活着，吃圣诞蜜饭吧。我从别任茨克带来的，整整一罐，蜂蜜坚果的，好吃极了。”

已经是1924年，在巴黎，我在叙事诗《古米廖夫》中叙述这个圣诞节之夜。一切都是如此，一切如是！

“空空荡荡的普列奥布拉热斯卡亚街上雪盘旋着，风呼啸着。我敲着古米廖夫家的门。古米廖夫给我开了门。

“书房里……（唯一不确定的地方：不是在书房里，而是在前厅内）烧着炉子，窗外漆黑一片。

“他说：‘请写关于我和我的生活的叙事诗吧。这真的是很好的题材’。可是我笑着回答：‘不！不。怎么写关于您的叙事诗？您可不是作品的主人公，而是诗人。’

“他没有争辩。但是他眼睛里的不悦一闪而过。这就是彼得堡那个圣诞节天寒地冻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