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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洛克——幽默诗——浪漫主义者——高价票——闲聊——楚科夫斯基——普希金纪念会——古米廖夫的晚会行头——勃洛克的演讲

尽管我自己现在觉得不大可能，但是在那些岁月里，我思想的真正主宰者不是古米廖夫，而是勃洛克。当然，我无限忠于我的导师古米廖夫，而且准备像茨维塔耶娃那样

不单是准备，而且是无时无地不“跟随”。我跟在他后面，仿佛他的影子，天天如此——从冬到夏，从秋到春。当然不是“披着学生的粗布斗篷”，而是视天气而定，时而穿海狗裘皮大衣，时而披着我的火红色方格披肩，时而穿薄纱连衣裙。

我跟着他去莫霍瓦亚街上的《世界文学》，好从那里一道回家，我差不多陪他去上所有的课。我经常听他的课，以至于把它们都背下来了。

古米廖夫开玩笑地说，上课时我对他，好比是提台词的人对演员必不可少。为了信心和放心。“我知道，若是卡壳了或者把什么忘了，您立刻就会提示我的。”他自己也经常来找我，或打电话约我见面。

是的，一切就是如此。然而终究不是古米廖夫，却是勃洛克。

古米廖夫我太过了解了，了解他所有的人的弱点。他太可理解和太尘世了。在他身上有我非常不喜欢的东西，我甚至允许自己批评他，当然是背着他的。

勃洛克身上的一切，外表和内心，都是美好的。他让我感觉是半个神。看见他时，我体会到某种类似神秘的颤抖。我仿佛觉得，他被无形的光包围着，倘若电灯忽然灭了，他会照亮黑暗。他给我的感觉不仅是诗歌的最高体现，而且他就是变成人样的诗歌本身。

然而，虽然我时常向古米廖夫提些关于诗人们五花八门荒诞不经的问题，希望完完全全知道他们的一切，却从未打听过勃洛克任何事。我甚至不敢说他的名字，出于对他的崇敬。尽管古米廖夫细心掩饰，我仍然隐约猜到他妒忌勃洛克。可难道能不妒忌勃洛克，不妒忌他在全俄的荣耀，他对周围年轻的头脑的感召力和对年轻的心的征服吗？

我知道，从自己这方面，勃洛克并不十分赏识古米廖夫，与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一样，对他的“好为人师”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有害的，不承认阿克梅派。但我还知道，他们在生活中的关系不仅始终是客客气气的（勃洛克根本对所有人都客气有礼貌），甚至保持着彼此的好感。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彼此仇恨，公开做对，这完全不正确和不讲原则。

1920年3月的一天，被解冻和水滴弄得亮闪闪、醉醺醺和叮当作响的一天。游泳池街上蓝荧荧的水洼里，镜子似的反映出天空和奇妙的北方之春。我和古米廖夫从《世界文学》回家，他刚刚去过那里。

“您看看，我今天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完全是无功受禄，突如其来。”他边走边打开自己花哨的非洲公文包，从那里拿出用淡蓝色纸包的书，递给我。

“您瞧，我上个星期对勃洛克说，遗憾得很，我那本《夜间集》不见了，今天他突然带给我签名的《夜间集》，还那么勃洛克式仔细地包好，出奇的好人！”

我拿着书，小心翼翼地拆开淡蓝色的纸。扉页上用粗大、清楚、漂亮的书法写着：

书中的诗我不仅白天不理解的时候读，也在夜里理解的时候读。

天啊，假使勃洛克给我写这样的签名，我会献出我十年的生命。

古米廖夫抓住我的胳膊肘：

“小心，水洼！看着脚底下！”

但是我已经掉进水洼里了，镜子的碎片高高地飞溅起来。我望着它们和顿时湿透、变成褐色的我的灰色天鹅绒靴子。

“脚弄湿了？”古米廖夫不满地探问。

湿了？大概是。可我没觉得这个。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高兴吗？非常，高兴极了？”

古米廖夫没能忍住得意的微笑，他摊开手。

“是的，不言而喻高兴的出人意料。可是不得不相信，因为勃洛克极其真实和诚实。既然写了，那就是真的。”忽然想起什么，他补充道：“完全是勃洛克式。紫罗兰的田野、天籁，在田野上怀念的‘世界的心灵’！……当心，”他叫起来，“又要掉到水洼了！”

他从我手里拿过《夜间集》，放回到自己的非洲公文包里。淡蓝色的纸片留在我这里。我把它递给古米廖夫。

“扔了它，它对我有什么用？”

但是我没扔。它对我非常“有用”，它对我是关于勃洛克的回忆。

“您明白吗，什么叫‘夜里理解的时候’？”古米廖夫问道，“明白吗？我却从来不信这些深夜的豁然开朗。依我所见，所有的诗，甚至普希金的，最好是在阳光灿烂的中午阅读。而夜里应该睡觉。睡觉，而不是读诗，别醉醺醺地在小酒馆里晃悠。不过，要看是对什么人了。勃洛克正是醉醺醺地在小酒馆里写出自己最神妙的诗的。记得吗——

我听着，屏住呼吸，继续走着，没停下来。我甚至看着自己的脚下，免得又掉进水洼打断朗读。

倒是古米廖夫，肯定是违背意志地被《陌生女郎》的魔力所惑，一节又一节地读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绕过水洼。显然他是为他自己读，而不是为我读的。他甚至可能没意识到，因为我经常是这样，把诗念出了声。

他忽然打住，把手挥得那么大，以至于他的皮袄都掀动了。

“一切都在这首《醉怪物》里。在它里面，在《醉怪物》里，而根本不是像勃洛克所确信的，在那首《再不听音乐》里，也不在那首《可怕的寂静已来临》里。倘若有刺耳的小提琴和茨冈人号啕的带乐队小酒馆打烊了，倘若葡萄酒再也没有了，即是寂静真的来临了。而没有葡萄酒他就不行。葡萄酒对他不可或缺，为了听到天籁，为了

“现在倒是已经不醉了。看着他很难相信，可是他唯有喝醉时，才看

“再没什么诗了，除了幽默诗。要知道这些诗不需要‘天籁’。它们也可以在‘可怕的寂静’中快速写出来。他的这些诗很好，不比泰奥多尔·德·班维利的差。”

是的，我知道，勃洛克常写些幽默诗。在《世界文学》开那些枯燥的、没完没了的会议时，与会者中有的人，洛津斯基、古米廖夫、扎米亚金等也无聊得疲惫不堪，把笔记本塞给勃洛克，楚科夫斯基也把自己的“楚科卡拉”塞给他，于是他就立刻开始奋笔疾书。

古米廖夫常常给我念它们，并非常称赞它们。可是我压根不喜欢它们，它们甚至使我觉得有点辱没了勃洛克。尽管我有“神奇的”记忆，我从未去记过这些诗，竭力当它们是耳边风，但它们中有几行终归还是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现在古米廖夫念给我听的就是勃洛克今天刚写的：

然后是《与腿像柴棒眼睛闪烁如乙炔的处女的会面》，她穿着羊羔皮大衣，那是

“多利索！多灵光！”古米廖夫感叹，“从资产者身上连皮扒下，啊？”

显然他等着我分享他的兴致。但是我不想，我装不出来。尤其是这关系到勃洛克。

我默然，于是他接着说：

“勃洛克现在应该写反《十二个》的东西了。因为他，上帝保佑，已经是时候做这件事了。况且如此多的人仍然不能原谅他的《十二个》。我也理解他们。当然是天才作品，无可争议。但愈是天才的愈糟。对一些人有诱惑力，魔鬼的诱惑力。他到了该恢复名誉的时候了，从自己的良心上揩掉这即或是天才的，但却血腥的印记。”

我扭向一边，免得他看见我紧皱眉头。多不上路，一点没有阿克梅派诗人的样子！血腥的天才的印记！还是在良心上。不，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天籁》比较好。

我们往前走着，关于勃洛克再没有谈起。

关于勃洛克的谈话原本不多，尽管我对此非常渴望。但是由我自己挑起来，我拿不定主意，我在等待着幸福的时机。而它，这幸福的时机，并未让自己等多久。

在那个春天的傍晚，古米廖夫从文学家之家给我打电话，在他住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路5号没有电话。

“您在家？我却在这里等您，空等。”

是的，我是在家里。甚至像是被逮捕了：有人答应我们给送一袋土豆来，这就必须让谁待在家里，好接受这财富。我是不做任何家务和女红的，可是这次我明白必须牺牲自己的自由了。

“如果您能到我这儿来，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古米廖夫明白我之所以不去是出于正当的理由后，马上同意来看望坐监的我。

在敲厨房门了，我飞奔去开门。如果这是土豆，我就跑去迎古米廖夫。因为从文学家之家到我们家不可能走岔了。我们去塔夫里切斯基花园，这么曼妙的傍晚……

我打开门，是古米廖夫。身穿天鹅绒领的灰大衣，头戴灰色细毡帽。不，皮袄和鹿皮帽子对他的脸而言委实太大了。

我带他到书房。

“我真高兴，我一个人好寂寞。”

“喏，当然了，我懂：‘我坐在湿漉漉的监狱的栅栏里面……’在这里怎么能不忧伤呢……而我，”他坐到红色的精制山羊皮圈手椅上说，“现在正受到特别的进攻。”

特是个青年诗人，许多不想接受古米廖夫的“严酷训练和学习”，不与他往来的学生之一。

古米廖夫愁眉苦脸的：

“谄媚者。狡猾的狐狸精利萨·帕特里克耶芙娜。无缘无故地要我相信，我比勃洛克好。我制止他：‘别说了，我可知道，你崇拜勃洛克，还发誓说我连他的鞋掌都不如。’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说法，但肯定没错。他脸红了，难为情了，开始嘟哝着什么……有多自相矛盾……”

他拿出自己的玳瑁烟盒，与往常他在我这里做客时一样，请求允许抽烟。

我低下头说：“请吧！”把烟灰缸放在他面前。他喜欢我不朝他摆手，不像生活浪漫的女士那样嚷嚷：“怎么了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抽吧！抽吧！一点都不妨碍我。我自己也像火车头似的冒烟呢！”

他点燃火柴，把它扔到敞开的窗外。

“我现在受不了把诗人们比来比去，猜来猜去的，谁好些，谁差些。当然了，勃洛克比我好。”思想片刻又补充道：“但是不应该忘记，他比我整整大五岁。再过五年，上帝许可的话，我还会写出很多来的。我不早熟，成长较晚。到《异乡的天空》之前我的一切都价值不大和没有个性。我只是现在才开始真正发展，在人生的中途。我自己觉得，每天在成长。而勃洛克则精疲力竭，江郎才尽了。而且想必彻底沉寂了，完结了。是的，”古米廖夫说着，出神地望着敞开的窗户，“尽管这非常可悲，但是勃洛克完了。无望地、不可逆转地完了。这是事实。”

然而对这一事实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我不能不抗议道：

“可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自己说过的他事务缠身，一分钟都没得空闲。这叫他怎么写诗呢？”

古米廖夫点头：

“当然了，勃洛克跟我们大家一样，或许，甚至比我们大家更加事务缠身。他差点成为亚历山大剧院院长，这么诚心实意地看待自己的责任，完完全全地深入一切，为演员读莎士比亚的剧本，跟他们推敲角色等等。的确，演员们对他崇拜如神。莫纳霍夫最近说：‘我们只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演戏。对我们来说他的赞扬是最高的奖赏’。他为高尔基写谁都不需要的“历史的画卷”，就是不久前完成的《拉姆泽萨》。他非常勤奋和不成功，非常不成功地翻译海涅。莫非这就像：

“一会儿‘金的’，一会儿‘黄金的’。二选一，或者金的，或者黄金的。在下一节里：

“试问，收拾什么？牧场的干草还是把自己房间装饰上花朵？

“喏，这像什么？这些是什么样的‘水波’，哪怕是‘莱茵河的’或者是‘河里的’，可那就只是‘水波’。而最后两行，明显走形了。”

我没分辨。《罗蕾莱》译得极差。但是要知道古米廖夫的翻译也常常很不怎么样。即便法国十七世纪的小曲，它们中常有这样的珍品：

为《世界文学》搞的翻译很成功。翻译高手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就有过这种逗乐我们大家，对修士们在修道院里无人知晓的午夜狂饮描写，它被压缩在一行诗里：

没有人严肃地看待翻译，那不过就是草率对付，好挣钱的方法。指责勃洛克的翻译不成功是可笑的。无论如何他对翻译比其他人上心。唯独洛津斯基的翻译是好的。但是要知道翻译对他来说，与茹科夫斯基一样，是生活的首要。

“当然了，”古米廖夫继续说，“勃洛克事务缠身，况且他还自己把木头搬上三楼，自己劈，他，那么不爱干粗活的人，老爷。还有他的家整个是地狱，不是‘平静的地狱’，而是门声乒乓，整幢房子里响彻着女人歇斯底里的叫喊。柳博芙·德米特里耶芙娜，勃洛克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彼此不容，从早上吵到夜里。他们现在都住在一起，勃洛克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她们两个。”

“在这种环境里怎么写诗啊？您可是一人住的……”

但是古米廖夫打断我的话：

“怎么写？可他仍然在写。这也就是他作为诗人已经终结的重要佐证。他连续十年致力于自己的《报复》，但它差极了，是对以往成功的真正的报复。他丧失了所有的批评嗅觉，甚至幽默感。瞧他是怎么说自己父亲的恶魔特性的：

或是怎么说他母亲在华沙可怕的生活之后回到彼得堡父母身边的：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有什么不够的？还有‘透明的身子’是什么意思？透明的，犹如这透花纱窗帘，这窗玻璃？可是她回来时身子并不单薄，甚至完全相反，滚圆的，婴儿也不可能躺在她的手上。婴儿，即勃洛克本人，已经生在校长家了，生在他自己的外公别克托夫家了。

“勃洛克的倒霉与他的幸运一样不胫而走。再给您看对亚历山大三世的描写：

“颜料总是水分很多，可是对沙皇，即使他得了水肿病，这种形容不恰当。勃洛克怎么没感觉到这一点？我希望，您不会反驳吧？”

不，我不反驳。但是谁没写过可笑的诗句呢？古米廖夫本人不过就在上个星期，自得地微笑着给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我精神饱满、一字一顿地朗读他写最高统帅的新诗的开头，诗中曰：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仔细地听着，样子平和而严肃地道：

“极其有趣的最高统帅！完全与众不同。冰凌和火焰做的躯体。可是你请说说，头颅、手和脚是用什么做的？用雾还是用果酱？”

我恨不得要跟古米廖夫说起他的最高统帅，但是我忍住了。然而大概是古米廖夫自己意识到太过离题了。

“只不过您别以为，”他说，“我想随心所欲地贬低勃洛克。我很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大天才。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好的诗人。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是他，而不是索洛古勃。自莱蒙托夫时代以降，没有谁发出过如此清晰的‘天堂之声’。他的诗有时的确成为‘天籁’。它们充满‘天堂之声’，仿佛不是他掌握‘天籁’，而是天籁控制着他。”

古米廖夫沉思片刻，接着说：

“勃洛克是个谜。谁都搞不懂他，误判他。不仅仅是他的敌人和指摘者，像他这样的人不多，还有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读者。我觉得我猜透他了。勃洛克根本不是颓废派，不是人家认为的什么‘猫贩子-象征主义者’。勃洛克是浪漫主义者。他来自父亲的德国血统没白费。因为他的远祖约翰尼·勃洛克来自日耳曼，做过伊丽莎白女皇的医生。在他身上能强烈感觉到德国血脉，这也反映在他的外表上。是的，浪漫主义者勃洛克具有浪漫主义者所有的优点和缺点。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无人明白，而此中恰好有猜透他创作和个性的钥匙。”

古米廖夫转身向我，像平常说到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时那样，竖起长长的食指：

“仔细听好，尽量记住了。”

这他其实可以不说的。我自然会像平时那样，仔细又仔细地听他的。

“对勃洛克而言，一如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词语是魔棒，他想用它来施妖魅控制或放纵世界。他与诺瓦利斯相似，在寻找将他带往自己意识深处的最为隐秘的道路。他也是在二十岁成了暴乱分子，想以自己的骄傲与创造者相媲美。他也想大施妖魅，不仅控制世界，还控制自己。他也永远不满意自己的创作，这最是浪漫主义的：

“使人痛苦的不满——对文字，对所做的一切，还有对自己的爱情。他不会爱心爱的女人。因为他自己意识到，他命中注定：

“他也不会爱自己。而这比不会爱愈加可悲。须知在地球上幸福的第一个条件是自我尊重和对自己理性的爱。耶稣说：‘爱身边的人犹如爱自己’。没有对自己的爱就不可能有对身边人的爱。浪漫主义者，跟勃洛克一样，恨自己和藐视身边的人，虽然永远燃烧着激情之火。

“他们，与勃洛克一样，正如勃洛克所言，必不可少的是所有情感的刺激和印象的提升，能够见所不能见，‘不可视的东西’，听所不能听，‘无言的东西’。甚至在自己的生活里，勃洛克重复着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生活的片段，除了我，谁都没想到过这一点。弗里德里希曾经爱上过威廉的女朋友卡罗利娜，而他们二人建立起友谊和爱情同盟，此同盟正是勃洛克在别雷爱上他妻子德米特里耶芙娜时所向往的。但是，错不在勃洛克，而是错在别雷和柳博芙·德米特里耶芙娜，勃洛克未能做到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所做到的。而且他还有一个与浪漫主义者结缘的特点，即对于他而言，对于浪漫主义者亦如此，生命和创作仅限于青春期。唯独青春期是值得活着和能够做诗的。勃洛克在三十三岁时就已经对妻子说：

“后面的更不堪：

“但试问怎么能活着而无心呢？生活怎么能继续，当：

“甚至必不可少的纵酒和烂醉亦说明，浪漫主义者必须经常性地处于备受刺激的情形中，处于半谵妄状态，带有病态的敏感。这样，譬如诺瓦利斯引以为骄傲的是不冷血和能够客观理智地评判人与事，不将激情诉诸自己的言语。唯有思绪如流星般在他的意识中飞驰，如蔚蓝色金灿灿的雨丝沁满他的心灵时，他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读蒂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德国浪漫主义者的东西时，我总是想起勃洛克。所有这一切他亦能够言说。勃洛克甚至外貌都是浪漫主义者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白色敞领天鹅绒短衫和他一绺绺浓密的金色卷发。他仿佛是从诺瓦利斯或施莱格尔的某个朋友的画像上走下来的。”

“而终其究，”古米廖夫接着说，“勃洛克骨子里还是俄罗斯的，甚至是民族诗人，跟我们大家其实都一样。所有人，我们大家，无论颓废、象征主义、阿克梅派等等，首先都是俄罗斯诗人。”

他满脸微笑，眯起左眼：

“我似乎又有点过誉了。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可能也不是如我现在为他描述的这类浪漫主义的德国人。所幸的是他也有俄罗斯特点，甚至在外貌上。甚至是某种来自博瓦·科罗列维奇的东西。而且自然的，除了俄语，他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传达自己的‘天堂的声音’。难道可以想象那声音一如在这些诗行里同样清晰：

“我每每读到或听到这些诗句，后背总要起鸡皮疙瘩。”他轻声说。

后背起鸡皮疙瘩……是的，我现在也感觉到它了。就好像窗猛然洞开，寒冷的夜风吹了进来。我深深地呼吸，将双手搭在胸前，倾听着。我倾听着如此谙熟的诗句，因为我早已能背诵它们，仿佛是第一次听到那样倾听着。我已听不出古米廖夫的嗓音，他的嗓音是全新的，响亮而庄严，似乎他的声音是“从安乐、陌生、遥远的国度”传达到我这里的。哦，但愿他不要停下来。而他的声音则继续着。

我倾听着，看着古米廖夫，我可是觉得，透过他不好看，粗糙的脸孔，闪亮出另一张美好的，精致的，端正的面容。我第一次见他这样。此时此刻他好像“铁甲骑士”，犹如征服者。他的眼睛直视着自己面前的窗外，直视着晚霞中春季的天空，我也晓得，此时此刻它们是不斜的，它们是蓝色的，深沉的，好似星星在闪烁。

是的，我当然明白，古米廖夫妒忌勃洛克，经常对他不公正，但是此时此刻勃洛克又一次凭借着自己诗歌的法力战胜了他，以诗歌之力战胜和改变了，唤起了深藏在古米廖夫高傲、自爱和意识里总归是对自己的公正性忧心忡忡的怀疑等等之中，对于生命的一切崇高的、良好的东西。此刻古米廖夫之爱勃洛克不亚于我。而我不仅为勃洛克赞叹，也为古米廖夫，一时间如此不同的他们合而为一。

而寂静果真来临了。

古米廖夫没有念最后一节。的确也不需要它了，此刻需要寂静。需要几拍几小节的寂静，好让我得以从激动中恢复过来，回过神来。

何况现在尚未明了，我如何登上诗歌的最高点，到达骇人的高度，从那里或者可以逾越凡世的障碍，飞上天空，或者被淹没，坠入深渊，摔得粉碎。像这个水晶烟灰缸一样摔碎。如果说起话来……

然而我沉默，古米廖夫也沉默着。或许他也在经受着我所经受的东西？于是我蓦地感觉到某种别样的轻松，某种我还从来不曾体会过的自由，仿佛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解开了，打开了，而我此刻能够毫不畏缩地，敢于直截了当地询问一切，那是我如此之久以来，如此折磨人地想要知道的，关于勃洛克的一切。

我收拾着思绪。从何说起呢？要知道我有如此之多的问题。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请您讲讲……”

可是他并未听我的，从圈手椅上站起来乒乒乓乓关上窗户。

“多冷啊。您不觉得冷？您一副完全冻僵的样子。”

他转身坐到沙发上。把穿着破鞋子的大脚伸到自己面前。他用歪斜无神的眼睛看着我。他的脸与往常一样扁平而难看。说话时，他的嗓音听上去极为平常：

“开开灯，坐到地板上，靠垫上。”

我站起来。我打开灯，很快地坐到靠垫上，免得惊走了轻松、自由和什么都可以问的感觉。

我喜欢坐在地板上。在纳佩利巴乌姆（1869—1958，苏联摄影艺术大师）拍的一张合影照上，古米廖夫为了疏密关系让我坐在地板上。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那勃洛克真的……”我开始发话。我想知道，勃洛克是否真的曾经那么爱自己后来的妻子，曾经想要为爱情自杀。

可是古米廖夫没让我问这个。他说：

“《骑士团员的步伐》不言而喻是俄罗斯最好的诗篇之一。不错，唐璜也是为作者们带来成功的主题之一。它成就了多少杰作啊。这是无往而不胜的主题。它还被普希金、莫里哀、梅里美和莫扎特用过。对于伟大的作品而言已经使用多次的举世闻名的主题是必要的。这一点歌德通过自己的《浮士德》，弥尔顿通过《失乐园》领悟到了，还有但丁。然而事无定规。我的《唐璜在埃及》在我写的东西中就远非佳作。不是佳作，尽管我的唐璜风流倜傥地设问：

古米廖夫笑着，突然转向我：

“而您，您是否知晓，唐璜是谁？”

唐璜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想谈勃洛克，也只想谈他。

我摇头。啊呀，够了，关于唐璜够了！

但古米廖夫却开始详细地、原原本本地叙说起两个唐璜的历史，我也只好听着。

“第一个唐璜，众所周知压根不存在。那是神话，传说中的淫棍形象，由才华横溢的蒂尔索·德·莫利纳（约1538—1648，西班牙剧作家，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代表）所塑造，而第二个，是十二岁的米古埃利·德·马亚拉扮演唐璜时，在剧院里发誓自己要成为唐璜，而且第二天一早在教堂里马多纳的塑像前重复了自己的誓言……”

古米廖夫从容不迫地讲着，冗长而详尽，好像是在艺术之家开唐璜讲座，把勃洛克的诗和他本人完全忘记了。可是我跟唐璜，第一个也好，第二个也罢，根本都毫不搭界，就让他真的是唐璜，因爱情的胜利和凶杀而著名；就让他爱上无辜的捷列扎，做她忠实的模范丈夫。让他去吧！就让他在捷列扎夭亡后做了卡拉特拉夫僧团的修道士，把吊在绞索上的那些尸体弄下来，放在小车上分别运走，以便积点钱安葬他们。让他去吧！甚至就让他坟塚上那五丛玫瑰盛开不凋，产生奇迹。这一切都与我不相干。

古米廖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讲座。可时间却一去不复返了，我什么都无法再问了。

古米廖夫站起身：

“也该回家了，我在您这里坐得太久了。”

我也站起来，我没挽留他。我是这么伤心，他走掉我会轻松些。

“代我向您的父亲大人致意，”古米廖夫郑重地说。不过，古米廖夫唯有到我家来做客时才想起“我的父亲大人”并向他致意。

我去厨房送他。他穿上自己灰色的卡腰外套。

“我在伦敦买的。”他告诉说。

而我却觉得，伦敦的一切东西，尤其是男人的，都是优雅的。

“您怎么了？”古米廖夫问，“您为什么这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假如现在给您量量体温，霍夫曼体温计大概会显示出悲观主义和对交谈者的厌恶升高。”

“体温计”，我们经常说到它。它是我们《金盆记》著名作者发明的。似乎是用它来测量情绪和感情。古米廖夫夸口说他可以百分百准确地判定它们，无须体温计。

他拿过自己的细毡帽，对着我一躬到地。

“知道，知道。您因为没遇到唐璜而伤心。但是您等等，请上帝保佑您去西班牙，在那里遇到第三个唐璜，他是专门为您而现身的。”

可我一点也不想开玩笑。

我在他身后掩上门。

我此刻有什么可指望呢，我对勃洛克所知极少。我甚至很少看到他。他几乎既不来文学家之家，也不来艺术之家。我与勃洛克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6月。这次会面正如我当时感觉的，神秘而神奇。而今回首往事前尘，我看到，这次会面没有丝毫的神秘，丝毫的神奇。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与勃洛克有关的，都蒙着神秘的色彩，在一切中都能感觉到“命中注定”和“命运的沉重步伐”。

六月炎热的一天。革命前彼得堡人有的在皇村、巴甫洛夫斯克村、谢斯特罗列茨克、泰里约基或自己的庄园里消夏，而拮据些的人则是到帕尔戈洛沃镇、奥泽尔克或干脆到奥哈要么到拉赫蒂去。在夏季甚至最穷的公务员也都带上自己的家什去别墅，被晒烫的、灰尘漫天的彼得堡清空了。现在谁哪儿都不去。不过“在那个神话时代”，我们学会了“无视自然的匮乏法则”，轻而易举地经受住寒冷和饥饿，酷热和疲劳。

酷热和疲劳……今天格外热，而我也累极了。但从研修所回家时，我仍然按答应好的顺路去莫霍瓦亚街《世界文学》找古米廖夫。看门人熟识我，跟我问过好就去告诉古米廖夫，说“小姐在等您”。

我独自待在大而风凉的前厅里。因为无所事事，我一朵一朵地端详着出来研修所时买的一大抱茉莉花。茉莉花还很新鲜，散发着怡人的芳香。我想象着自己是站在巴甫洛夫斯克村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在修剪得圆圆的茉莉花丛旁。

看门人回来，用旧式的谦恭口吻说：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来了！”

真的，古米廖夫出现在上面的橡木楼梯拐角，穿着褐色的西服，戴着深色细毡帽，胳肢窝夹着公文包。他那花里胡哨的非洲公文包，不久前跟皮袄和带耳朵的鹿皮帽子一道被他放进手提箱里了。

“一整套异国情调的冬季行头，‘到初寒之前’，就像民谣里所唱的。”他解释着，一边不光是往皮袄和皮帽子里，还往公文包里撒好多樟脑丸。我枉费气力地要他相信，虫子不吃皮革，他只是耸耸肩而已。

“谁知道它？革命前不吃。可现在，在新制度下，饿坏了，持斋久了，可能换口味了。难道我们之前吃过鱥鱼和土豆皮？上帝爱之所爱。”他又格外仔细地往公文包上撒樟脑丸，并补充道：“因为它还要为我服务二十年，怎么可以不巴结它呢……”

看到我，古米廖夫满脸微笑。

“准时。分秒不差，会议结束，”他说着，“我刚刚给布劳德教授读了您的颂诗，他非常喜欢。他想跟您认识认识。”

在古米廖夫前面正从楼梯上下来一位先生，也戴着细毡帽，拿着公文包。这自然是布劳德教授了。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他已经走下楼梯。他朝我迈过一步，对着我摘下帽子。我向他伸出手，接着猛地感觉到胸口一震，这是勃洛克。

我全身冰凉。我的手僵在空中，该拿它怎么办？抽回来？藏到背后去？

但是他却用自己大大的温暖的手拿住它，小心翼翼地握着。而就在这一瞬间，仿佛铃声大作，响起古米廖夫突兀的、响亮的嗓音；

“莫非你们认识，诸位？”

“不。”勃洛克答道，仍然看着我。

我感觉我死掉了，沉没了，到大洋底了。但毕竟还是回声般地，惊慌失措地跟着勃洛克重复道：

古米廖夫亦已走下楼梯。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是我的学生，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就是写《碎玻璃之歌》的那个。”

勃洛克顺着说听说过叙事诗，但还不曾读过，他会很高兴如果我到他那里去朗读。晚上他几乎总在家。

“我会很高兴。”他又说。

我们大家一起走出门来。我看着自己的脚。但求别跌倒，别绊一跤才好。

勃洛克跟我和古米廖夫道别：“万事如意！”他往左走，我们往右。

“奇怪了，”古米廖夫说，“您不认识勃洛克。您书房里倒挂着他的像。”

“他在那上面完全不一样，”我回过神来，说道，“头发卷卷的，穿着天鹅绒短衫，年轻。”又在心里补充道：“现在他更好，好太多。”

古米廖夫点头道：

“是啊，他大变了。他老多了。不过还没到认不出的地步。无论如何你没错把他当成布劳德教授。那个胖得圆滚滚的，像温存的黑色公猫……勃洛克也把您当成了什么人。也认错了。奇怪……太奇怪了……”

我沉默不语，于是他后面的语气已经颇为不满了。

“您自然是明天就带着自己的叙事诗奔到他那里去了。可是您知道，他只是出于礼貌才邀请您的。他对年轻的崇拜者和他们的诗厌烦死了。因为他们对他进行真正的围猎，候在他家楼门口，在他的窗下转悠，给他写诗。即便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这样，才到彼得堡没几天就爱上了，并歌颂他，还把他誉为神圣的德劭之人：

他吟哦着，模仿着莫斯科的口音。“而您恐怕也将开始给他写诗，在他的窗下转悠、等候他吧。但是无论怎么劝您，您仍然会跑去找他的。”说到最后他已然是很恼火了。

“不，”我说，“不，我不会跑去找勃洛克的。”

古米廖夫是对的：勃洛克压根没有时间对付令人生厌的崇拜者。何况我在他面前那么胆怯，在敲他的门之前我就会心碎而死。不，我不会跑去找他的。也不会在他的窗底下转悠。也不会给他写诗。对我而言，这里面似乎有某种亵渎的东西。难道可以写诗给勃洛克吗？

托尔斯泰在什么里面有过这样的句子：“他是如此爱她，所以他对她一无所求。”

我对勃洛克一无所求。甚至不求看到他和听到他的声音。我只要知道他在这里生活和呼吸，与我在同一个城市里，共处一片天空下就足够了。可毕竟啊，当他走下楼梯，仔细地打量着我，当他走近我，向我脱下帽子，我还是头脑眩晕。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放这次会面。瞧，他正在走下楼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级又一级，而我的心和着他的脚步跳动——这不，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于是我又像在《世界文学》的门厅那里一样，认出是他后，又惊又喜得全身僵冷。

“如果您来，我将很高兴。”这是他对我说的。即便是出于礼貌，即便这不是实话，他总归说了这些话，而且在他晦暗、疲惫、漂亮的脸上掠过某种类似微笑的表情。

这一夜我辗转难寐。我觉得，我的房间里充斥着簌簌的絮语声。天气很热，窗是开着的，窗外，月亮透过被夜风拂动的薄纱窗帘闪亮，宛若映在镜子里，映在梳妆台的圆镜子里。我因为对某种神奇的和非凡的事情的预感而心忧。不，我不梦想新的会面，我没做计划。可仍然在等待着——这一点甚至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但是预感欺骗了我。日子一天天过去，之后什么也没发生，仿佛什么都不曾有过。勃洛克在我的生活中未曾起过任何作用。

然而过了两个月我被告知，勃洛克从第一次见面就记住了我和我的名字。

“诗人之夜”已经不在研修所举办，而是在涅瓦大街上的一个大厅里，就在□望台下面，坐得下两千个听众。我被安排在售票处卖票，执行严厉的委托让人购买有座位的票子，那比其他票贵两倍。

“您对上帝发誓，”古米廖夫劝我说，“大厅满了，多花点钱买座位票免得站着。这是为诗人协会的利益所撒的神圣的谎言。用它可以抵您三次半的罪过。”

接着，他没解释为什么是三次半，而不是三次或四次，又说：

“无论什么情况都不退钱。甚至假如出现斗殴也不退，我派奥楚普来帮您。”

他祝我成功后就走了。可是这里面有什么成功可言？我所有的理由全都白搭了。

“免得在这么大的地方找不到位子？别扯了，您给便宜的。”

唯独一个衣着华丽、漂亮的红发女士，让我高兴极了，一下子就相信了我，不置一言便买了两张第三排的票子，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报我以赏心悦目的微笑。

可是一转眼她就手镯叮当，绸裙窸窣地又站到我的面前，暴怒着：

“岂有此理！您怎么敢说没位子，大厅里四分之三都空着！听着，您马上还钱！”

这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既然票子卖出了……很遗憾……”

她气得涨红了脸，愈来愈愤怒，已经在朝我咆哮：

“您不想给？您要负责。萨恩·萨内奇这就来，他会管教您为什么骗人。”

还有什么萨恩·萨内奇？莫非也得跟他打？最好有什么人来帮帮我，否则我就被扔去喂野兽了。

忽然勃洛克在门口出现了。红发女士跳两跳就站到他旁边。她用手指着我这边，把我指给他看。她洪亮愤怒的话音断断续续地传到我这儿：

“这个小姑娘……大厅空空的……说谎话……敲我竹杠……”

勃洛克挽起她的手，我听到他安抚的耳语：

“轻点，轻点。这是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

他还对她说着什么，而她即刻平静了下来，是真正的瞬间“转怒而安”，与他一起走进大厅。走过我身边时，勃洛克鞠着躬，而她也优雅可爱地朝我点头，重又报我以赏心悦目的微笑。

尼古拉·奥楚普大步向我跑来，他那著名的黄色靴子闪闪发亮。

“我希望，您明白不该要勃洛克的钱吧？”

“没有，”我喊着，差点哭了。“没有！我是卖给她，就是她，那个红头发，仅此两张的贵票子。”

奥楚普扑向我：

“您疯了！您怎么会？难道您不认识她？这可是歌唱家安德烈耶娃·杰利玛斯啊，勃洛克的女朋友。”

“安德烈耶娃·杰利玛斯？”系列作品《卡门》就是献给她的那个女人。这是写她的：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惊恐中的奥楚普还是在不断安慰我。我没有替自己辩解。我被自己过错的重负压垮了。但是我心里依然喜不自禁。勃洛克认识我了，勃洛克记住我的名字了。

还是1920年的十月。极冷，多雾。

我赶着回家。饭后我还得去参加诗人俱乐部的聚会。它每星期五在利捷伊内大街上的穆鲁扎宫举行。我跑着上楼梯，大声地敲门。往常得敲很久，因为那是套大公寓。但是今天门马上就开了。

“终于来了，”我的表兄弟说着，把我让进去，“有个牙龈化脓的女人已经在这里等你等了两个小时了。随便怎么都不愿意走。我让她坐到书房挨冻去了。快点打发她走，咱们这就开饭了。”

我往书房走去，思忖着，这可能会是谁呢？现在绝少有谁不速而来。亲爱的同志，眼下不是晚间顺便做做客的时候。我走进书房。从沙发上跃起来迎我的，是前不久奉命来组建过诗人协会的莫斯科女青年诗人，她穿着外套，捂着脸。

“喏，谢天谢地！”她跟我问候的声音颇为不满，“我在这里简直绝望了，变成冰箸了，而我还牙痛！你们彼得堡人怎么都又迂腐又没客风！我希望，您对我来找您不会有意见吧？”

我百般无奈只得设法要她相信，恰恰相反我很高兴。可既然她牙痛，倘若她待在家里，暖和和的，岂不更好吗？

她气得两个耸起的围巾角乱颤，好像涅克拉索夫的《马扎依老爹和兔子》里肥实滚圆的母兔子。

“您什么都不明白！”她说，“我来找您是因为在苏沃洛夫大街办事，不想回军官路后，又再赶去利捷伊内大街。所以我才找您。”

我仍然什么都不明白。

“可是您为什么牙又肿又痛的还要去诗人协会俱乐部呢？非得今天？那儿每星期五都聚会……”

她拍打着双手。

“为什么？您真糊涂……因为今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那里，我只为了他，管它牙齿呢。”

我到餐厅通报，无计可施只得把女莫斯科人“喂饱和烤暖”。于是我和她坐到烧暖的“小铁炉子”前，拿我们简单的饭菜招待她。我几乎与莫斯科女人不认识，但这并不妨碍她落落大方地当着我表兄弟的面，向我披露自己的爱情隐私。

顺便说一句，他们在彼得堡文学界人尽皆知。前来组建诗人协会后，莫斯科女人旋即没头没脑地爱上了勃洛克。这原本很正常，谁也没有惊讶。但是她说勃洛克也与她同感，则不仅显得出人意料，且不合情理了。

“我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念了我的诗，他非常喜欢它们，”她急急忙忙地讲着，“他为它们做了和诗。想要我念吗？先我的，后他的，要吗？”

我点点头，于是她以手支颐，饱含激情意味深长地说道：

勃洛克的回答是。”

她的声音愈发的庄严，她的围巾角也有节奏地颤着。

我无法确信这首四行诗真的属于勃洛克。我在哪儿都没听人念过它。我只在那个秋天的夜晚听过一次，我是凭记忆引用它。第一、二行我不确定，也不知是花朵枯萎了，还是冻僵了。孩子们也不知是被夺走，还是被杀害。但是我记得千真万确：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因我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友谊而欢喜。怎么？难道您不知道她？从没看到过？哎呀，这是个多么奇妙的，多么不可思议的迷人的女人啊！而且她对我那么依恋！季米特里耶娃却完全相反。不知为什么容不下我。”兔子耳朵飞起又落下。

她沉默片刻，好让脑筋迟钝的我吃醋地去揣度，为勃洛克可怜的妻子惋惜。现在，我自然应该向她提几个问题引话头。可是我为她而难为情，因为她这一切不光是讲给我这毫不相干的人听的，还有我的表兄弟。

“再把您的诗念点什么来吧。”我请求。

于是她又庄严地开始了：

我还是凭记忆引用，这诗我在哪儿都不曾看到过。诗我是喜欢的。尤其是彼此相呼应的松树。于是我称赞它们，她怡然自得地微笑着。

“您当然明白这是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

我搞糊涂了，我莫名其妙。

“真的？那彼此相呼应的命运呢？怎么会这样？”

“别问了，我无法再多说什么。”

我自然没问什么。

饭后我们顺利抵达利捷伊内大街的诗人俱乐部。莫斯科女人机敏地打量前厅的挂衣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在这里了！这是他的大衣！”她嚷道，“我先都跟您说了，他是一丝不苟的。可您却磨磨蹭蹭，又梳头又打扮的。都是您，我们迟到了，都是您！”

“可要知道才八点十分，而开始是八点。”我分辩说。

她生气地解开围巾，脱下自己的小皮袄，还在说：

“都是您我们才迟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会想，我不打算来了呢。他会担心……”

我们走进客厅。是的，勃洛克已经在这里了，跟古米廖夫、曼杰利什塔姆和洛津斯基站在一起。古米廖夫，他在这里可是主人，客套地微笑着迎上我们打招呼：

“我太高兴了……”

然而莫斯科女人漫不经心地朝他点点头，就奔勃洛克而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因为奥多耶夫采娃迟到了，”她拍着手解释，“我催她，可她……”

“可您看，您根本没迟到，”勃洛克安慰她，“只不过您不必要来的，既然您牙痛。”

“瞧您说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动情地慨叹，“既然我知道您也要来……”

她挽起勃洛克的手：

“我们坐到壁炉边去，我都冻僵了。”

我后退一步，免得碍她的事，不去纠缠勃洛克。但是他拖过来两把圈手椅，一个给她，一个给我，椅子给自己。我无可奈何，只得坐到圈手椅上。就这样，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与勃洛克挨得如此之近。距离两俄寸，不会再多了。在这间客厅里，在它旁边的房间里，别无其他。其他全然不存在。

但这时莫斯科女人大声地讲起莫斯科的文学轶事，谈到舍尔舍涅维奇、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提醒人注意自己。牙齿痛没妨碍她讲话出奇地快：每秒钟十个字以上。我没听，我看着勃洛克，明白他也没在听，他只是假装在听。他的脸疲惫与忧愁。

而他如此艰难地沉默着，“无边的沉默”，一如别雷所说的那样，“死一般地默默不语”。他坐在壁炉边，听着这些炒豆子似的无聊话，想必非常难过。

他多么苍白啊，他脸上的表情又是多么疲惫寂寥啊，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他的诗：

胡说，胡说，我对自己说道，他根本与死人毫不相像。他只不过是非常疲惫，无聊之极罢了。

但是思绪不听使唤，诗句继续在我耳边作响：

莫斯科女人猛然中止自己的独白，整个人弯起来，向他伸过手去。她那牙龈化脓的脸歪歪斜斜，面颊上的脓包用黑色围巾裹着，她脸上分明流露出：

她有一分钟没说话。我等着，她要对他说什么？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请给我一支香烟！”

不，这个她不该说的。不，随便说什么都行，但不是这个。

“难道她不知道，”古米廖夫对我说，“勃洛克只‘允许’ 自己一天抽五支香烟。他每支烟都有数的，如果她这会儿拿走一支，那他明天就剩四支了。”

但是勃洛克遵命殷勤地把自己的烟盒递给她。

“您看来还不抽烟吧？”他问我。

我倒是想回答：“不是还不，而是已经。我去年戒的烟。搞烟太麻烦，而我一天抽一包。”是啊，这么回答就好了，可我却羞涩地点头。

“我不抽……”

“您做得很好，”勃洛克称赞道，“还来得及。”

莫斯科女人用勃洛克举给她的火柴点着香烟，深深地吸着，又讲起莫斯科的故事。这回讲的是文学出版处，帕斯捷尔纳克、阿谢耶夫、布留索夫。

“我年轻的时候迷过布留索夫，”突然勃洛克缓慢而凝重地说，“我就拿着他的《面对本城和世界》，每天晚上背诵它。在它里面有着对我而言近乎天才的光彩。心穿入它的每一个逗点。我甚至拒绝在布留索夫搞的文选上发东西，我认为自己配不上这等的荣耀，而当……”

“可是现在，”她响亮地打断他的话，“您比他毫厘不差，他倒为此而不快。再说，现在所有人不齿于他，而他在所有人面前立正敬礼，给所有人鞠躬，尤其是年轻人，向所有不相干的人谄媚。有一次，在文学出版处的晚会上，他……”

勃洛克甚至没打算说话。他重又“死一般地沉默着”，转身背对着炉火，直定定地望着自己的前方。他坐在壁炉的右边，莫斯科女人在中间，离炉火近些，我在左边。我恰好在他视线的焦点上。他的已经与我的相遇。我望着他的眼睛：

这是它们，在我面前靠得如此之近。不，它们不是蓝色的，它们没有颜色。它们弥漫着雾气。它们冷冷的，可它们凝重疲惫的目光似乎仍然燃烧着我。

阿赫玛托娃是对的：

是的，我最好不去看他的眼睛。我拿起火钩子，开始拨弄劈柴，好掩饰我的羞涩。

莫斯科女人接着说：

“莫斯科人在舞台上喊：‘公社！谁——给！谁——不给！把谁的牙齿用枪托敲掉，给谁，譬如我，镶上牙齿’。还露出新镶的一排义齿微笑着……而叶塞宁和马里延戈夫……”

“您会生火吗？”勃洛克突然问道。

问题问的是我，而且必须得回答它。莫斯科女人惊讶地、委屈地停住了嘴。

“不，”我说，“根本不会，我甚至一个人在家时也没试过。”

“我也不会，”他说得严肃和深思，仿佛是在说什么非常重大的事情似的，“我不会，但是应该会。必须的，一切都应该会自己做。托尔斯泰是对的……”

莫斯科女人又朝她弯过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请给我一支香烟！”

勃洛克又一次同样乐意地把烟盒递给她。

我忍不住了，假如她再接着来，她就把他明天的香烟都掠夺了。我偷偷去碰她的脚。

“您踢什么啊？如果想要烟就直说。”

“对不起，我不小心碰到您。”我嘟哝着，脸红了。

莫斯科女人半闭上眼，深深地吸着香烟。

勃洛克将自己沉重的目光从我这儿转到她身上。

“很好，”他缓缓地说，“您不说话，就这样保持下去吧。解释毫无用处，任何时候任什么都不用解释。否则就会以不愉快而告终。而这样一切都会好的。对我来说总是如此。少干点，让古米廖夫去庆祝和劳动吧。”

嗬，他这指的是诗人协会的改选。因为莫斯科女人决定（按照她的说法）“将诗人协会送给勃洛克”，但是古米廖夫控制了它。

莫斯科女人握起自己小而硬的双拳。

“要不是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会去跟他谈的！”她吠吠地，抖动着自己的兔耳朵。

“轻点，轻点，”他安抚她，“别忘了，沉默是金。再说一切都会好的！在这世间最好的领域里的一切都会好的。”

他带着疲惫而嘲弄的微笑站起身来。

“在壁炉边烤火真舒服。舍不得走开，可是我在这里还有许多人得见见。”于是他朝我们鞠一躬，走到隔壁的客厅去，从那里传出曼杰利什塔姆激动的嗓音和洛津斯基高傲的次低音。

莫斯科女人，我看见的，想要跳起来跑去跟他。但是她克制住了。在这里，在火边，在温暖中，她的牙齿肯定要不痛些。

“您踢什么？”她不满地问。

“您怎么好意思白抽勃洛克的香烟？要知道他香烟很少的。”

“您自己也看到了，他很愿意把它们给我的。”

“出于礼貌，仅仅是出于礼貌，”我劝她，“而且他跟咱们坐着和谈话也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他难过，他无聊。”

她头上的兔子耳朵动了起来。

“跟您说话，他大概仅仅是出于礼貌，他跟您一起大概难过和无聊。”她对我说道。

我没有分辩。我起身，为了不吵人，穿着袜子朝隔壁客厅的门走去。

曼杰利什塔姆坐在水晶灯下面的圈手椅上，仰着头，两手前伸做催眠状，得了梦游症似的吟唱着，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沙发上坐着勃洛克、库兹明和洛津斯基。

古米廖夫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以拿破仑环视胜利占领的战场的样子倾听着。他旁边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一如既往引人注目的优雅、嘲弄、刘海齐眉。我特别不喜这刘海，尽管是由“苏杰伊金本人”想出来的。安娜·拉德洛娃，那有些逼人的东方美使她容光焕发，她倾听着，凝神似画。皮亚斯特穿着自己被叫做“皮亚斯特的两根柱”方格子裤，倚在墙上，脸上一副独立不羁的表情，似乎他是偶然到此，这一切与他不搭界。

我已经听过《威尼斯生活》，但依然很享受地，屏住呼吸，再一次聆听它。

曼杰利什塔姆从自己的《远游》里选出它来，在古米廖夫那里念过。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已比着它做出了滑稽的仿制品，把“威尼斯”生活改成“警察”的了，改得它整个荒诞不经和搞笑，直到最后一行。曼杰利什塔姆的是：

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却是：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跟古米廖夫和曼杰利什塔姆打赌（赌一包香烟），在某个工人支部举办的晚会上朗读《警察生活》，在那晚会上他们三个都要表演的，而且谁都不会觉察到什么。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赌赢了。他当真在舞台上将《警察生活》和自己的诗一起朗读了，对这首诗，与对他的诗一样，人们报以应有的掌声。

而在中间休息时克里维奇，因诺肯季·安年斯基的儿子，也是诗人，走过来对他大加恭维：

“我实在是被您的警察诗感动了！全新的样式！对现实令人陶醉的反映……”

但是，虽然《警察生活》曾让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却丝毫不影响曼杰利什塔姆朗读给我的享受。

他热烈地、悲伤地询问，甜蜜安逸地静止在高音铿锵的“而去”上。停顿。接着他压低声音，庄严地抑扬顿挫地朗诵：

曼杰利什塔姆读完，大大地张开眼睛，惊骇地四顾，仿佛是从诗歌的深渊浮上来，也不明了自己是怎么回事，身在何处。

一分钟紧张的沉默。然后大家开始说话，只字片言汇做杂乱的兴高采烈的合唱。

当然，我可以走进去，到客厅里去，我可以加入这兴高采烈的合唱。我甚至可以祝贺曼杰利什塔姆，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库兹明，我跟他们都认识。因为自这个秋天起，我已经是文学家之家和诗人协会享有权利的会员，很快，这是更大的荣誉，还将是古米廖夫打算成立的诗人车间的成员。但是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勃洛克。我不想再让他看到。我已是如此地感谢命运，就为那凭空慷慨赐予我的壁炉旁半个小时。

于是，我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现在壁炉边坐着纳塔利娅·格鲁什科，颀长匀称的双腿优雅地并得很拢。纳塔利娅·格鲁什科很年轻，虽然她不仅是革命前的，而且还是战前的“女诗人”。她生得出奇的漂亮。个子高挑，头圆而小，脸精致而苍白。她的眼睛宛如甜樱桃。可是没人喜欢她，甚至古米廖夫也不。根本不喜欢。何况她是使她驰名的四行诗的作者。

“这就看出该跟谁学习了！”古米廖夫最初听到这首诗，感叹道。“新闻报道的简洁和埃斯希尔的悲剧成分！而且在发展主题上多么有力度。请告诉我，您这一点是怎么做的？学学吧！”

纳塔利娅·格鲁什科从来都不明白，古米廖夫是在挖苦她。

壁炉边坐着勃洛克时，青年诗人中不论是奥楚普，还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都不往壁炉跟前去。现在他们站在那里。莫斯科女人在讲莫斯科对彼得堡的特权。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那个时代过去了，她挑衅性地宣告，那时：

现在，请你们原谅，彼得堡人，给我们莫斯科人九十度鞠躬。

所有人都伏身向她，好像是一群追逐兔子的猎狗。

那您干吗不回您的莫斯科去，反倒坐在我们这儿？

她竭力让自己肿泡泡的脸做出一种神秘兮兮的表情。

“由于个性的种种原因，”她煞有介事地说道，“关于它们我没必要向你们解释，”她骄傲地从圈手椅上站起来，“差不多了。也许，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准备回家了。”然后，她做了个告别的手势，便离开了。

从那个客厅，从上流社会里，洛津斯基、古米廖夫、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曼杰利什塔姆也“下凡”到壁炉这儿来了。

“晚会非常成功，”古米廖夫抑扬顿挫地说，“该来的都来了，勃洛克可以相信，我们……”

可就在这时莫斯科女人又出现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儿？！”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走了。他向所有人致敬……特别是向你们二人……他……”

“不可能，”她打断古米廖夫，“因为我们必须一道回家……他不可能走的！”

古米廖夫摊开双手：

“真是这样，反正是走了。不可能，却是事实，走了！”

她跑到前厅，我们大家也都跟在她后面。毫无疑义，勃洛克的外套和帽子没了。莫斯科女人用狂野的目光注视着空空如也的衣架，突然打着脸蛋说：

“牙齿，该死的牙齿！”

洛津斯基同情地点头：

“是的。凭经验我知道，牙痛要人命。我曾读到过，有个瑞士人甚至开枪自杀，也没能解痛。而瑞士人是多么坚毅和理性的民族啊。”

大家都满怀同情，争先恐后地建议：

“主要是别着凉，否则会一辈子落下个歪脸的。把脸蛋围暖和些！”

“用碘酒擦牙床！”

“吃阿司匹林！”

“回家后喝点热茶，然后马上躺下！”

关于勃洛克只字不提。但是勃洛克和莫斯科女人爱情的传说在这个晚会遭到无法挽救的打击。她独自走了，穿着自己那不暖和的蹩脚皮袄，灰色羊毛围巾围到眼睛。如此不幸，如此孤独。没人与她同路。谁都没想到陪她走，送送她。

大家开始渐渐地散了。古米廖夫自觉是这里的主人，彬彬有礼地与客人们道别。曼杰利什塔姆寸步不离他，第十次问他同一个问题：

“你相信，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完全相信，勃洛克真的喜欢？”

古米廖夫轰开他：

“得了！我不是鹦鹉，没完没了地重复一个字。别挨那么近，大金牙！”

曼杰利什塔姆哀伤地叹气。

“勃洛克大概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不是真的，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勃洛克只是出于礼貌才称赞的……”他已经不是对古米廖夫，而是对洛津斯基说，那一个则严肃和耐心地，好比成年人对孩子那样给他解释：

“不是的，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您请相信，勃洛克真的喜欢您的《威尼斯生活》。不仅仅喜欢，而且被它激动。有一个不争的征兆，每当勃洛克真正被什么所触及和激动时，他就站起来，默默地原地踏步。噢，一点都不长，半分钟，不会更久。您不可能没注意到，他站起来后，在说‘我喜欢’之前踏了一会儿步吧？”

“可我以为，那是他的脚坐久了，”曼杰利什塔姆叫起来，“那么，是真的？真的？可是他为什么除了‘我喜欢’，什么都不说呢？”

洛津斯基耸起肩膀：

“难道您不习惯他简练的说话方式？您别指望他兴奋得像母鸡似的咯咯嗒地叫。‘啊’和‘哦’不是为勃洛克而设的。”

皮亚斯特猛烈地从衣架上摘下自己一年戴到头的草帽和曾经的雨衣，因为陈旧和那些窟窿它早已无法被称做雨衣，与许多这种衣服一样，现在成了“曾经的”。皮亚斯特肯定是不满意没让他朗读自己那些我们大家都已熟悉并厌倦，描写革命时代的美人的诗：

每每到“牙齿甜蜜的毁坏”，皮亚斯特通常整个人都表现出无法形容的极乐，而听众却开始悄悄发笑。皮亚斯特不光是诗人，他还是话语学院诗歌阅读的教师，用他的话来说是“朗诵演员”。他最初在那里还教过我。他念起诗来真的是举座皆惊，甚至诗人也不例外，忽儿铿锵地韵律滴答如节拍器，忽儿蓦地洒落无休无止的夜莺般的颤音，忽儿磕磕巴巴地一字一顿，仿佛是在沿着撒满石头的路登山。

毫无疑问，皮亚斯特必定拥有我所不知晓的巨大成就，因为他是勃洛克为数极少的朋友之一。他，佐尔根弗赖和叶夫根尼·伊万诺夫，即红毛任尼亚，成为他身边的人，或者确切点说是他的跟班。与他们一道，勃洛克漫步彼得堡四郊，与他们一道，在餐馆里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但是皮亚斯特，不顾自己对勃洛克炽热的爱和无限的崇拜，因为《十二个》与他决裂，成为所有诗人中的唯一，倘若不算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以及她对勃洛克提问的著名回答的话，当时他在电车上遇见她：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您会伸手给我吗？”

“以社会而言——不，从人的角度——是的！”手握得勉勉强强。

皮亚斯特甚至比季娜伊达·吉皮乌斯走得更远。无论是“以社会而言，”还是“从人的角度”他都不曾再伸手给勃洛克，并竭力向大家，主要是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正确，为此而备受折磨。或许他细长的靴子好像滑雪板，他仿佛滑着走向曼杰利什塔姆。

“我觉得，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我必须对您说，您多么使我迷恋。是的，您的确有权说：

“是的，您让话语回归音乐。甚至您的思想成为音乐。您是魔术师，您是术士。这已经不是诗，甚至也已经不是音乐，这是方术。”

曼杰利什塔姆显然颇感荣幸，他骄傲地仰着头，正正领带。

“您是鬼灵精怪的人，”皮亚斯特热烈地感叹着，“在当代所有人中，我唯有拿您与勃洛克相比，只与他一人比，他也是魔术师，也创造奇迹。方术……是的，他的诗没有别的可叫。”皮亚斯特的脸上浮过一丝神经质的抽搐。“但是这里面有大危险，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您能否对付得了那些被您唤起的灵魂？啊？它们不会毁了您，就像毁掉勃洛克那样，迫使他写《十二个》？您是否足够强呢？而且您能否区分法术和巫术？您不会像他那样，不自觉地为魔鬼服务吧？”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面带滑稽的绝望表情，向滔滔不绝的话语举起双手：

“唉，唉！勃洛克不能……您是否注意到，因为他，自《十二个》之时起，有一点点，轻微的，却分明是火药味吗？”

大家都笑了，曼杰利什塔姆一如既往比所有人都笑得厉害。皮亚斯特似笑非笑的。不，他没生气，或确切点说，他不比平常更生气。

洛津斯基给古米廖夫披上他的双面裘皮袄：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现在不走上回家的路，我们就不得不见识美妙的《警察生活》了。因为：

大家开心地一下子从曼杰利什塔姆身边跳开去。他极端地怕警察，跟过去怕沙皇的警士一样。他忙活起来，方格子围巾没法围住脖子，怎么也伸不进自己大衣的袖子里去。洛津斯基给他脱下大衣。

“请给我您的大衣，我帮您。我永远奉行古老的西班牙准则：‘在战斗中支持弱者，而不是强者；故而帮人穿外衣，因为人衣战斗中人是弱者’。”

大家又笑。是啊，或许无论何时何地，诗人们都不曾像“在那神话般的岁月里”笑得如此之多。

“可库兹明在哪里？”洛津斯基边扣自己带海狸皮领子的裘皮大衣，边问。顺便说一句，大衣是他自己穿上的，没请谁帮他做这个，尽管有西班牙准则。

“库兹明跟勃洛克一起走了，”古米廖夫解释，“因为尤拉奇卡·尤尔孔在家等着他呢。没有尤拉奇卡他哪儿都不去，但是，因为尤拉奇卡是散文作家，他不好意思带他来诗人俱乐部。”

大家走下黑灯瞎火的楼梯，在楼门口久久地道别。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挽起曼杰利什塔姆的手：

“挽住他那只手，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免得咱们‘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冻僵了。我们将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他。只是别废话，奥西普。眨眼就把你带到艺术之家，你的窝里。迈腿，别说话，在围巾里呼吸。”

“咔嚓！”洛津斯基边说边郑重其事地鞠躬，并对曼杰利什塔姆解释：“咔嚓是‘此致敬礼’的缩略语。现在缩略语很时髦。不能落后于时代。”

“咔嚓！”曼杰利什塔姆重复着，哈哈大笑。

盘旋的雪花里已经既看不到他，也看不到拉着他的洛津斯基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但风儿依然传来他阵阵无法遏止、上气不接下气的大笑。

要站着真的是很难。古米廖夫挽住我的手，免得我跌倒。

“牙齿痛有时也是救星，”他意味深长地说，“假如莫斯科女人现在不是牙齿痛极了，她可能还要让人受不了。而这样一痛消解另一痛。”

难道消解了？依我看，反倒加剧了。我非常可怜莫斯科女人。可怜的，可怜的。她该多么难受啊。

“勃洛克对她做得有点残忍，”古米廖夫说，“大家都觉得他善良，可实际上他残忍。他是那种被称为理想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的人。他那美好的心灵携带来的是恶。设若他一上来就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将她希望的毫无指望告诉她……可他对她是如此恭谦温良，和毫无心肝。他都没料到，她因为他是多么痛苦。”

没有，他当然没有料到，她因为他而痛苦。否则他就不会把她一人扔着。但他不残忍，他不是没心肝。即或他甚至有时是残忍和没心肝的：

然而古米廖夫继续道：

“这对她会有好处的，有益的教训。

尤其是没有任何基础。”

我笑着，虽然我非常可怜莫斯科女人。

风雪吹着我的脸。我喊着，拼命盖住风啸：

甚至连一步都看不见。我看不到走在我身边的古米廖夫。

雪翻卷着，回旋着，迷住我的眼睛。风阵阵刮过，突然，只是在一瞬之间，我看到，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插入天际的雪柱上是勃洛克忧伤、疲惫、英俊的面孔。我喘不出气来，于是乎风立时错乱了我的脚步，将我卷起，带入昏天黑地的天空中，我披着数不尽的雪花，沿着暴风雪的巨柱爬向天空……

然而古米廖夫牢牢地抓住我的胳膊，不让风刮走我。

“晚会少有地成功，令人惊讶。一帆风顺，”他事务性地、自得地说，“学着点：一切都组织有方，没有它……”

风雪淹没了他的话，再说我并没有努力去听。我们差不多到了。但莫斯科女人大概还离家远着呢。她现在应该还在涅瓦大街上：

围巾发白，变得硬扎扎的，台阶蒙着冰珠。牙痛未消，却又添了心痛和屈辱。

我叹息着。可怜的，可怜的。多好啊，我牙齿不痛；多好啊，我没有不幸地堕入情网；活着多好多奇妙啊。特别是今天……

已经是后来，在巴黎，我在勃洛克的日记里读到他对这个晚会的记录。摘抄如下：

“10月21日诗人俱乐部晚会。

“……古米廖夫做领头人，相当有意思和熟练……晚会的精粹是奥·曼杰利什塔姆，他来了，曾蹲过弗兰格尔的监狱。他非常成熟了……

“皮亚斯特戳在角落里（我们没像以前那样问好）。安娜·拉德洛娃不合时宜地眼珠乱转。格鲁什科有过错似的……她的……有病的眼睛……她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默不作声。

“一些阿克梅派诗人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奥多耶芙采娃。”

假如我知道，好像是为了一定要记住，勃洛克认为有必要单起一行写下我的名字，我该多么的幸福啊。那时候我的幸福会是多么的无边无涯。不过就是眼下，那么多年过后，这仍然使我非常的欣悦。

那一天，我去艺术之家听楚科夫斯基的课时，已经不是研修所学员，只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

在门口我遇到脸颊红扑扑、笑眯眯、牙齿洁白的尼古拉·奥楚普，他足蹬明黄的高靴，拿着一样明黄的公文包，身穿带灰色羊羔皮领子的粗呢紧腰长便装，头戴灰色羊羔皮帽子。这身行头是他从瑞典红十字会搞来的，他现在已经流亡的哥哥曾经在那里服务过。它给他扮出一副蛮横无理的委员相，使得在合作社前“排长队”的公民们，仿佛是对有权有势的人那样，恭顺而畏缩地给他让位。

上个星期天我本人也成功地利用一下公文包和黄靴子的法力。我跟曼杰利什塔姆和奥楚普路过奇尼泽利马戏院，那儿拥挤着想看日场的人群。曼杰利什塔姆停下来，仰起头，满怀激情地念道：

怡然自得，譬如，就像我们。怡然自得，别无它说！你们怎么不觉得这就是古罗马？面包和演出！或者，因为没有面包，演出！演出。狮子和老虎的。而我坚信，喂它们吃的，不是基督徒的，而是被枪毙的资产者的尸体。真的，不是在演练场上，而是在笼子里。

“您胡说八道什么，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奥楚普愤怒地说，“要知道现在马戏团里什么狮子老虎都没有。”

曼杰利什塔姆纠缠不休：

“难道没有？您相信没有？再说，这也改变不了什么。没有，但是可能有。狮子和老虎不再会吃麦片粥。相信吧！”

“那您喜欢马戏吗？”奥楚普问我。

“小时候喜欢极了，可现在不知道，我已经好久……”

“而我喜欢，并仍然喜欢，”曼杰利什塔姆飞快地打断我，已经毫无激情可言，“我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从前常在星期六去马戏院。我和他形影不离，甚至共用一张名片。他想要在名片上写着：

“他可是以一个自我未来主义者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我却是认定了古典的形式。但是马戏我们俩都喜欢。而且勃洛克也喜欢。特别是法国式马戏，我们经常在马戏院碰到他。”

“那咱们现在干吗不去马戏院呢？”奥楚普建议，“你们想吗？我眨眼工夫搞定它。”

“得了，得了，尼古拉·阿夫杰耶维奇。这不可能，”曼杰利什塔姆惊恐地反对道。“这么冷的天排排队也冻僵了。再说‘百足之群’已经把所有的票都拿光了。下次吧，春天，那时暖和些。”

可是奥楚普没听曼杰利什塔姆的，已经把自己黄色公文包挥得马刀似的，一边在人群中辟出通往售票处的路，一边把我们拽在身后。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别后退！但也别窜到第一个去，”奥楚普的声音里不期然流露出命令的腔调，“而您，”他已经是在说我，“要的就是您穿带银鼠皮领子的海狗皮大衣的样子。好极了，跟在‘苏维埃委员’后面。喏，走吧！”于是他抓起我的胳膊，向售票窗口伏下身去。

“您瞧，售票员同志，”他断断续续地用指挥员不容反驳的语气说道，“给我们张罗好包厢。想看看你们的马和小丑，托洛茨基夸得厉害……”

我们费劲地找到躲在人背后吓坏了的曼杰利什塔姆，五分钟之后已经坐在被人卑躬屈膝带进去的包厢里……

“尼古拉·阿夫杰耶维奇，您也是来听楚科夫斯基的？”我问奥楚普。

“听楚科夫斯基。”

我们一道上楼，走进艺术之家一个给研修所用的客厅。我们坐在一个远些的角落里，准备好听讲。听楚科夫斯基在研修所时期给学员上课，真的是一种享受。很难想象出更好的讲授者。

楚科夫斯基坐在一张小桌子后矮得不相称的椅子上，长长的腿往前伸得老远，整个人似乎被拧做两半。

研修所学员敏锐地看出他的这一“骨折”，并将其永久保存进研修所班歌。

“恭恭敬敬地”——观察得不错：楚科夫斯基不单只对诗人和作家们，对自己的学生也十分恭敬。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亦如是。因此他著名的《鳄鱼》是献给“科利亚·楚科夫斯基和丽达·楚科夫斯基，我最尊敬的孩子们”的。

今天楚科夫斯基格外精神。他大大地做着手势，长长的手臂犹如章鱼的触手，整个人光彩奕奕，灵感四射。

“您有没有发现，”奥楚普低声说，“他像马戏团的绿色人蛇？”

我没搭腔，可他不停不歇地说着。

“他那蛇的智慧肯定也是从此中来的。而且，我的上帝，他是多么勤劳和擅长工作。要知道他早晨五点起床……”

我将手指放到嘴唇上：别妨碍听讲，于是奥楚普说了半句不响了。是，我晓得楚科夫斯基难以置信地勤劳和擅长工作，他五点起床，以便安静地干活：他全天都排满了讲座、讨论、实习课及其他，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对涅克拉索夫创作的研究，这是他目前所做的课题，他花费了无数个小时统计涅克拉索夫重复使用的词和韵脚，制作整套整套的卡片和统计表。令人费解的是，如何从这种案头的、研究性的、磨人的劳作中得到充满灵感的文章和讲座，它们像是即兴的，隐含着生命，比比皆是机智的光芒。

有一次我曾对洛津斯基表示，很惊奇于楚科夫斯基坚忍不拔的工作方式与呈献这工作成果辉煌的方法之间奇异的不相符合。

“这里面没什么可奇怪的，”洛津斯基一副教授的样子说道，“一切错在拉封丹和我们的克雷洛夫爷爷，他们使我们对蚂蚁和草虫蜻蜓产生复杂的概念，将劳动的蚂蚁类与蜻蜓草虫类对立起来。而它们在楚科夫斯基这里，却和睦相处彼此互补，逆寓言而动。”

楚科夫斯基对外的讲座总是人满为患。但是在大礼堂讲坛上的楚科夫斯基，与在此处，研修所里的截然不同。在那里他不沸腾，不吟咏，不挥舞自己章鱼触手似的手臂，不曲意奉承，不会被灵感冲击得折成两半。在那里他埋下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一页一页地照本宣科，独白式的，没有停顿，没有突出，词和句子模糊一片，甚至一次都不看听众。

是啊，自然，他的对外讲座都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倘若他像在研修所里这么做，那又当之如何呢！

显然，为完全展示自己的光彩，楚科夫斯基需要私密性的环境，不超过二十个年轻的，忠于他的学生，而不是大庭广众，即古米廖夫所谓的“隐姓埋名的千耳怪”。

今天楚科夫斯基格外精神。他劝诫似地警告诗人们防止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危险：让诗歌承载过多的奇谈怪论、奇异的形象、比喻。必须牢记读者感受的尺度，越过它，即便堆积再多的奇妙或恐怖，这些也“无法抵达”读者。但马雅可夫斯基却是狂暴、慷慨地向读者抛去新而又新的怪东西。

“您是否想，”楚科夫斯基高声询问，模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大喇叭嗓子：

突然，整个人瑟缩了一下，绝望到摆着手，梦也似地回答：

“你想掏什么就掏什么吧。我无所谓，我累了。”

楚科夫斯基无法言表地形容出马雅可夫斯基与读者的这段对话，全班爆笑如雷动，甚至水晶吊灯的挂钩也开始叮当作响，以为呼应。

讲座之后我们跟平常一样，并不急于离开。谁都不赶着回家。在这里，在艺术之家，在研修所，我们觉得自己比在自家没暖气的公寓里，更像是在家里。

头发剃得像男孩子的阿达·奥诺什科维奇-亚齐娜朝我跑来，她是楚科夫斯基最好、最喜爱的学生，本首诗的作者：

这首诗，使我恼火的是，不知为什么老是被当成我的作品。

“您来好极了。我甚至打电话给您，可您已经不在了。您有沃尔兹比赛？”

“华尔兹。”我纠正道。

“不，不是华尔兹，是沃尔兹。”

接着阿达前言不搭后语地急忙告诉我，昨天，在翻译课上，楚科夫斯基给德·贝拉解释诗句“为醉人的舞蹈而陶醉”时，对他们说，这里指的是沃尔兹，从它衍生出华尔兹。沃尔兹是在法国宫廷里跳的，在亨利·纳瓦尔斯基和玛格丽特·瓦卢阿的婚礼上还跳过它，是路德维希八世下令把它禁了。

开始跳某种类似波尔卡舞的舞，但是每过几拍男舞伴必须举起自己的女伴，同时还继续旋转她。这个舞蹈要求较大的力量和灵活，还导致饰有宝石的女士吊袜带的流行。

研修所开始对沃尔兹感兴趣，学员们马上就练开了。可是跳舞者里没人举得起自己的女伴。刚一听说沃尔兹，尼古拉·奥楚普立刻决定要把它跳好，并且肯定是因为我极端的“轻盈”，建议我做他的舞伴。

于是就在饭后没人的餐厅，我和奥楚普开始在镶木地板上越来越快地打旋。我用两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一个挺举，我便感觉到离开地面，吓得闭上眼睛。我好像觉得他会随我一起跌倒，或者把我摔出去，或者弄折我的背。我是那么害怕，甚至都不会叫了。但是他继续旋转着，还转动我。

“您看，做得多好，”他就在我的耳朵上说，“而且一点不难，我还能要多少做多少……”

我也开始笑，但仍没下决心睁开眼睛，突然又是猛烈的挺举。奥楚普脱手放开我，我头晕目眩，费劲地站稳脚。

为什么大家忽然都沉默了？为什么奥楚普的脸这么惊慌失措？我回转身看到，勃洛克站在门口，严肃认真地看着这狂野的舞台。

“你们怎么不跳了？”他低声慢慢地说，“难道我是这么吓人的怪物？我非常喜欢大家都开心，都笑和跳舞。我自己也就非常开心。”

我恨不得倒地而死，陷到地狱里去，永远消失。天啊，多丢人啊！

但是奥楚普已经上前向勃洛克问好，并跟他解释着什么。

“非常漂亮，”勃洛克说，“像芭蕾。在舞蹈中不仅有美，还有智慧。舞蹈比哲学更重要，最好是每天跳舞。”

大家围住勃洛克。

“那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跳舞吗？”阿达·奥诺什科维奇-亚齐娜问。

“不会，”他严肃地回答她，“我不跳舞，很遗憾。沉重感总是控制着我。而跳舞需要轻巧，需要轻松的心灵。还有感觉，还有思想。”

大家都抢着向他提问题，他则回答他们。

我一个人站着，离门很近，只一步，我就已经在门外了。我跑着，我已经离得远了，我已经听不到声音。我停下脚步，回过神来。

毕竟，实际上什么不可挽救的事情都没发生。是啊，我闭着眼睛在空中飞舞的样子一定非常蠢，更何况我还这么白痴似地笑。可他或许并未注意到。他在那里，他如此平易近人地跟大家交谈。我好想回去，但是我越跑越远，一直到作家走廊才停下来。

这是洛津斯基房间的门，旁边住着曼杰利什塔姆。曼杰利什塔姆……我跟他一起回去，那样一切就都妥了。我敲曼杰利什塔姆的门。

“进来！”（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为什么是“进来”，而不是“进来”，我们不说法语啊。但是我没时间想这个。我开门走进曼杰利什塔姆的多角屋。它烟雾腾腾。曼杰利什塔姆蹲在炉子前撒满一地的劈柴和碎报纸中间。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您这里怎么了？”

他心不在焉地望着我。眼睛又红又肿。

“您只要想想就知道了。差点没着火，我想烧该死的湿劈柴。往炉子里浇煤油，火苗倒窜，把报纸烧着了。好不容易扑灭了，否则我就像一张白纸似的烧掉了。”

“‘些许烟雾些许灰’，这就会是我留下的一切，您大概觉得好笑，”他突然愤怒了，“你们这里大家习惯于嘲笑一切，我却很难过，我不是司炉工，也不是魔鬼。我不会摆弄火，谁都不可怜我……”

不，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但是也不可怜曼杰利什塔姆。我只想着快点回餐厅去，到勃洛克那里去。

“别管炉子了。我们走，我来找您的。去餐厅，勃洛克在那里。”

曼杰利什塔姆跳将起来。

“勃洛克在这里？走，走！”

我走到衣柜的镜子前，理理蓬乱的头发和歪到一边的蝴蝶结。

曼杰利什塔姆站在我背后，也照着镜子，用手摸着胡子和长着红汗毛的面颊。

“我今天没刮胡子。该刮刮吧？您以为呢？”

“不用！”我不容置疑地说，“根本看不出来。”

“等等，我只换换领带，一小会儿！”他忙活起来，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皱皱巴巴的灰色带点的领带。

“把它烫烫会更好，可我没有熨斗。”

我劝他说，他身上那条绿色的更好看些。

“是好看些吗？阿尔图尔·卢里耶发现，带点的领带最雅致，而他是美术领域的立法者（楷体字为拉丁文。——原注）。也许该换一件西装？穿格子的？啊？”

“算了吧，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勃洛克又不是您的心上人。您穿什么西装，对他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快走吧。”我催他。

“是的，当然了，对他没有什么两样。”他同意道，递给我刷子，我给他把身上的灰刷掉。

我们终于往餐厅走去。

曼杰利什塔姆激动不已。

“我从诗人俱乐部的晚会后就没看见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有许多，有非常多的事情想要跟他谈。可是让他说话是如此的困难。”

我安慰曼杰利什塔姆：

“他今天非常话多，您马上自己就看到了。”

然而他没能看到。我们到餐厅时，勃洛克已经不在那里了。使研修所学员们极为伤心的是，楚科夫斯基带着他跟自己走了。

“您跑哪儿去了？”奥楚普扑向我，“勃洛克问您来着，我说您回家了。他向您致意，并遗憾……”

不，他当然不遗憾。他这么说只是出于礼貌。可是我却，哦，上帝，我倒是多么遗憾啊！

“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八十四周年大会”在文学家之家举办，得到邀请不容易。由于座位不够，邀请的人数被限制到最少——只请“精英”。文学家之家的负责人沃尔科维斯基、伊列茨基和哈里顿客气，但坚决地将普通会员拒之门外，按狄更斯的话来说，彼此互相推诿。沃尔科维斯基说：

“我当然很愿意给您票喽。我理解，应该给您的，但这不是我说了算，是伊列茨基。是他定的邀请名单，这里面没我什么事。”

而伊列茨基从自己一方考虑，推到哈里顿可恶的权限上，尽管哈里顿掌管之家的“总务部”：

“我无计可施。当然，我同意您的愤怒。可是哈里顿把自己扮演成独裁，自己分发邀请，完全不听我的。”

普通会员们从沃尔科维斯基、伊列茨基这里跑到哈里顿那里，询问，说服，一事无成地离去，满怀委屈和抱怨座位。报复，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对文学家之家唯一的报复，以四行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明白，为什么“复仇者”选择哈里顿一人做自己的靶子。但是他们的确把他，这可怜的，气得够呛。这首四行诗连续几个月每天出现在文学家之家的墙上。还没来得及把它清理掉，它就已经赫赫然在另一面墙上了。

受委屈的人非常之多。而且，不论这有多么奇怪，委屈者中也有古米廖夫。当然，不是因为他没得到票，而是因为他没被要求做关于普希金的发言。对此他只提起过一次，而且好像是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一带而过。

“似乎该请我作为诗人协会主席讲讲普希金。我，而不是勃洛克，或者我和勃洛克。”

这个问题他再没有提及，可是我明白，他的自尊心被严重伤害。

“我穿燕尾服，以示纪念普希金之隆重。”他当即说道。

我讶然。在文学晚会上穿燕尾服？古米廖夫轻蔑地一耸肩膀：

“马上就看出来，您没去过巴黎。那里在文学研讨会上所有人或多或少都穿燕尾服和晚礼服。”

我仍然尽力说服他放弃荒谬的打算。

“可是我们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彼得堡。何况还是在什么时候。很多人甚至没有自己的西装，还有穿毡靴上剧院的呢……”

“这会怎么样？我可还有伦敦燕尾服和缎子背心，”他得意地瞥我一眼，“我也建议您穿露肩的晚装，因为您母亲去世后给您留下很多这种裙子。”

可是，虽然我什么都听古米廖夫的，无论他怎么劝，我也没照他这一建议做。

古米廖夫开始为隆重出场先行准备起来。大箱子里厚厚撒了樟脑丸的燕尾服和背心被仔细地清理，挂到没暖气的书房里的横梁上，好把樟脑丸的气味放掉。古米廖夫亲自烫白色领带，既不放心把它交到巴莎粗笨的手上，也不放心给我。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直到发现放在前厅门边帽盒里以备不时之需的黑袜子，唯一的一双黑袜子，被老鼠吃掉了为止。古米廖夫彻底绝望地把它们从被老鼠们嗑出窟窿的纸板盒里掏出，它们花边似的从他的手中散落下来。

“都吃光了，该死的！我可还关照过它们呢！”

对老鼠们古米廖夫真的关照过的，即公寓里有老鼠时，不让巴莎去租借隔壁的猫或放老鼠夹子。

“老鼠碍着谁了？甚至还能开开心，感觉自己不那么孤独。毕竟是活物！随它跑去吧！”他还特意在前厅地上放些面包屑，“灾难啊！没法穿燕尾服了。我所有的袜子都是白色的，羊毛的。它们穿不了。”他反复说，发愁地叹着气。

我很好笑，但是我竭力显得同情。我想起来，我家里想必找得出一双我父亲的黑袜子。

“去我家吧，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去找找。”

“如果没有黑袜子，”古米廖夫突然决定，“我就不去了。不穿燕尾服就不去，无论如何都不去。”

但是，令古米廖夫大喜的是，袜子在我家找着了。于是没有什么阻碍古米廖夫穿着燕尾服凯旋式地出现在1921年2月13日“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八十四周年大会”上。

古米廖夫穿着燕尾服的出场的确是凯旋式的。他出现时，我已经在大厅里坐下，我看到，他给与会者带来非常惊人的印象。不能对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关于这个晚会的记载做别种解释：古米廖夫身穿燕尾服，手挽穿舞会服装的年轻女士出现了。我可以作证，没有什么“穿舞会服装的年轻女士”陪着古米廖夫。他一个人来的。而在所有与会的女性代表中间，受人尊敬的和功勋卓著的，不仅一个穿舞会服装的年轻女士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

我相信，与会者中谁都不可能忘记勃洛克的发言。在这个晚会上，在文学家之家的讲坛上，他一如既往站得笔直，而且一动不动。似乎是他甚至嘴都不张地讲着话。他那低沉、疲惫的声音仿佛是自动发出的。勃洛克与其说是活人，倒更像是一座雕塑。可他浅淡卷曲的头发却闪闪发亮。自然，这只是光和影的游戏，电灯如聚光灯照亮他的头顶，晦暗的面孔则是在阴影里。

但是，这闪光当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并在第二天对没有被邀请参加盛典的人说了。

“勃洛克真奇怪。所有的与会者谁都是尽可能打扮得漂亮些。古米廖夫，您想啊，甚至燕尾服都穿上了！而勃洛克穿着灰西服和白色高领绒线衫，像个赛马手。这么匀称、细瘦、年轻。假如不是他的脸的话。哎呀，是什么样的脸啊！晦暗，眼睛极大，像鲁勃廖夫圣像上的圣容。而且它上面有闪光，是的，是的，真正的闪光，跟圣像上的一样。不信？问问别人……”

勃洛克的确在那个晚会上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奇异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站在讲坛上，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他，而那时这里似乎没有他。然而由于这种若有若无的不在场的感觉，或者说，正是因了这种感觉，他用自己低沉、死一般的声音所说的一切，至今仍在我的耳边作响。从第一句话开始：

“我们的记忆自童年起就保藏着普希金这愉快的名字。这名字，他的发音塞满我们生命中的许多日月……普希金这一轻松的名字……”

勃洛克之前，谁都不曾想到将普希金的名字叫做悦人的、轻松的。谈何轻松，谈何愉快。须知，普希金的词源是大炮，而非绒和絮。大炮里有何愉快，有何轻松呢？然而这疲惫、低沉、阴间的声音正在说着这些话，回答它们的，是听众发出风一般高兴的感叹。所有的人当即觉得，这个定义—“—普希金的愉快、轻松的名字”是多么的确当。有一瞬间，普希金的愉快、轻松的名字的反光照到勃洛克晦暗的脸上，使人感觉他这一刻在微笑。但是没有，他没有微笑。只不过他头顶上的电灯似乎照得更亮些罢了。于是所有的人开始明白，在当代诗人中，除了勃洛克，无人能够如此朴素实在地谈论普希金；开始明白，勃洛克是普希金真正的继承人；开始明白，谈普希金，勃洛克也是在谈自己。

“杀死普希金的绝非丹特士的子弹，杀普希金的是没有空气……”

这话响亮而沉重地落到意识之底。许多人在这一晚开始明白，勃洛克亦将被“没有空气”所戕，勃洛克难逃的死亡已近，尽管谁都还不知道，勃洛克在患病。但是他整个人的样子，甚至他的声音都仿佛是在述说：

勃洛克讲完了。他也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沉思着，漠然地凝视着前方。然后，没理睬欣喜若狂的雷鸣般的掌声，转身慢慢离去。走下讲坛，也没有应请求的呼声再出现，回家去了。

而大厅仍在狂热中。如此的热烈欢呼在文学家之家一墙之内尚属前所未有。就连古米廖夫亦一时忘却自己的“燕尾服大观”，从座位上跳将起来，巴掌拍得山响，狂喊：“勃洛克！……勃洛克！……”

手足无措、羞羞答答的沃尔科维斯基跑上讲坛，摊开双手，仿佛道歉似地说：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不在这儿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走了！”

古米廖夫立刻恢复了他奥林匹斯山的威严。他平静地转身对我说：

“必须承认，非常离去极其有效。可要知道他甚至是不自觉，没留意到。我们也走吧，到休息室转转。”

于是他一边在观众中开路，一边用让所有人都听得见的高声说道：

“难忘的讲话，动人的讲话，能够与之媲美的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上的讲话。但是，您知道，它也会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一样，发表时可能会丢失很多。只有那些亲自听到过的人……何况这样也未必领会其特别之处。”

他在墙边站下，双手抱胸，以在位大人物光临演出的姿态，宽容地审视起公众来。所有认识他的人，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向他走来，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一久违的景观：“穿燕尾服的人。”他也将众人对自己的关注视作应该应分来领受，同时向每个人微笑，说客气话。就这样，用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话来说，普希金逝世八十四周年纪念会变成勃洛克的庄严落幕和古米廖夫的“自我燕尾服的胜利”。

一个星期以后，古米廖夫跟洛津斯基和我坐在餐厅等一成不变的值日菜肴，不知是用什么，反正不是用兔子做的“兔肉饼”时，赞叹勃洛克的诗《普希金之家的名字》：

令洛津斯基惊讶的是，他是把它背出来的。他强调说，好诗一下子就能记住，所以《普希金之家的名字》他看一遍就记住了。他尤其喜欢这一节：

“多么朴素，普希金式的清晰和谐。”

“多好，多绝望：‘走入夜的黑暗……’你知道，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勃洛克的确在走入‘夜的黑暗’。他愈来愈沉默，愈来愈阴郁。他今天曾问我：‘您真的这么喜欢我的《普希金之家》？我很高兴我做到了。因为我久已不写诗了。但是我活得愈久，离死愈近，就愈爱普希金。’沉默后又补充说：‘我觉得，不可能不这样。唯有在死亡面前方能够把普希金理解和评价透。也好与普希金同死’。”

古米廖夫困惑地摊开两手：

“我们和勃洛克在任何方面都不同。我反而觉得，诗人接受普希金的最佳时候是‘在人世漫游的中途’，在生命力和天赋的全盛时期，就像我和你现在这样，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

他微笑着，他的斜眼快活地闪闪发亮：

“我还从未像现在这么爱普希金。不是与普希金同死，而是应该与他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