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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杰利什塔姆——投机倒把——罗莎的纪念册——豹兔——粥——癞蛤蟆——哈津娜——送别

1920年暮秋。街上又冷又黑。可这里，文学家之家内，暖和明亮。是那种完全不同的，革命前的暖和明亮。电灯没日没夜连轴转地照得通明，而不是到晚上八点且整夜都熄着。这里的温度稳定、柔和、温存，是中央供暖的，而不是刚撤火，散发出寒意的“小铁炉子”那种烤人的热。偶尔来文学家之家的人，都觉得自己在这里仿佛置身于某个童话般的帝国，因为这里不但明亮温暖，还可以吃饱。每个光顾者都能分到一份薄汤和一块面包。

从秋天起，我已经令所有大学生和研修所学员大大嫉妒地成为文学家之家的成员，并且每天都到这里来。在宽敞的前厅里，蓄着胡子的埃及学教授正努力而又不在行地往自己的圆顶礼帽外面戴一个衬里粉红，插一根羽毛的淡蓝色护耳童风帽。

“听说，”他对我说，“说是曼杰利什塔姆来了。甚至有人好像在街上看到过他了。可是我不相信。他莫非发疯不成，从饱食终日的南方，从克里米亚，从白军那里到这儿来挨饿受冻。”

一位曾获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夫人，她们这样的在文学家之家的成员里有不少，正在镜子前梳理着花白的卷发。

“曼杰利什塔姆？曼杰利什塔姆是怎么回事？”她问道，仍然看着镜子，好像是在等它的，而不是教授或我的回答。手眼镜被优雅地举到她那几乎是轻蔑的眯缝着的眼睛，然后又放下来，挂在代替金链子的系靴子的黑鞋带上。手眼镜上没有镜片，眼下要找到镜片是不可能的。但是手眼镜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手眼镜，加上卷发，几乎是旧时生活里剩下的唯一了。

“我不相信，”教授愤愤地又说，把童风帽的带子勒得紧紧的，“莫不是疯了他。”

我也不相信。我害怕相信，免得过后失望。

“曼杰利什塔姆是怎么回事”，我刚刚才知道，那是在一个夜晚读了《石头》之后。我当即并且永远地记住了他大部分诗歌，还常常暗自反复吟诵：

哎呀，假如是曼杰利什塔姆来了……不，最好是暂且不信。

前厅的门开了，挟着一小股冷风，冻僵的古米廖夫穿着一成不变的皮袄戴着鹿皮帽，披着银白的雪尘出现了。他必定是从远处来，而不是从自己的公寓里出来。因为它就在此地，拐角那边，只一步之遥。他一反常态地急急忙忙脱着皮袄，跺着脚上的雪，仿佛在城市广场上选举似的，大声到所有人都听得见地宣布：

“曼杰利什塔姆来了！”

可是这一爆炸性新闻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总算制服了自己的童风帽的教授不满地嘟囔：

“来了？那就是说，真的发癫了！”

叶卡捷琳娜勋章夫人因为自己的提问“曼杰利什塔姆是怎么回事”没得到回答，对于他到来的消息绝对的漠不关心，甚至那没有镜片的手眼镜后面的视线对古米廖夫瞟也不瞟。我则激动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古米廖夫走进餐厅，在排麦片粥的长队里站下。我跟在他后面。我已经控制住自己，向他提了好多问题，又激动又高兴。古米廖夫的激动和高兴不亚于我，他说道：

“太意外了！但他能不这么做吗？早上7点钟从车站径直去了石岛大街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那儿。敲厨房的门，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吓得从床上跳起来——搜捕！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撕着巴黎来的信件，可敲门声却越来越响，越来越不耐烦。而且开始砸门了。‘谁呀？’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问道，竭力不让声音害怕到发抖。回答的是嘶哑的喊叫：‘我！我！我！开门！’

“‘我’，这就是说不是搜捕。谢天谢地！可‘我’是谁？

“‘我，我，奥西普！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让我进去！不能再等了！不能了！’

“门通常都是上了锁，挂上钩子再拉上门闩。而门后传出的却是某种含糊不清的号叫。终于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拾掇完锁、钩子和门闩，链子哗啦大响，曼杰利什塔姆整个人灰蒙蒙白寥寥地扑到他的脖子上，喊道：

“‘我都在想，灭顶了，完蛋了。要在你这儿的楼梯上冻僵了。再没有力气了，’他乐呵呵的，‘死在紧锁的门前黑乎乎的楼梯上，对我的传记该是非常合适的吧？呵？诗人应有的下场。’”

我们已经拿到我们的麦片粥，正吃着，库兹明带着尤里·尤尔昆坐到我们桌子这里来，听“曼杰利什塔姆神奇抵达”的故事。

曼杰利什塔姆好像是在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打算搬到他母亲公寓去的这一天到他那儿的，他总是这么运气。到昨天早上为止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住在自己家里，生着茶炊，那是他的女佣人阿努什卡不停地为他烧的。可是昨天上午茶炊的龙头烧掉了，烫坏了阿努什卡的脚，气急败坏的她便抱上惹祸的茶炊开溜了，还一并掳去了所有厨房用具。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无法再待在自己家里。若要把曼杰利什塔姆安顿到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母亲，那个上流社会做派和迂腐古板的夫人那儿，谈都不要谈。于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胡乱把曼杰利什塔姆烤暖，喂他吃院士口粮的腌鱼干和葡萄干，给他喝了茶，为此烧掉了两大卷经典著作，便带他去艺术之家寻求安身之所。在那里他们碰上了古米廖夫。

安身之所诸事很快就安排好了，曼杰利什塔姆当即被带到“七角斜屋”。在艺术之家的作家走廊内，那里从前有些“带家具的房间”。这些房间的形状几乎都不同寻常，菱形的、半圆形的、三角形的，但是曼杰利什塔姆的房间却是它们中间最为稀奇古怪的。曼杰利什塔姆马上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从自己的漆布口袋里拿出手稿《忧伤》，小心地擦擦它，放进五斗柜的抽屉里。然后把漆布口袋放到床铺底下，洗了手，用维丝代替毛巾把手擦干净。曼杰利什塔姆非常讲究清洁，洗手成了他的一种癖好。

“你的材料没问题吧？”古米廖夫询问。

“证件啊？那当然没问题，”曼杰利什塔姆不无骄傲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证件”——弗兰格尔控制的菲奥多西雅警察局颁发的身份证，写着彼得格勒工厂主之子的名字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由于健康状况免于在白军中服役。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见识过这“证件”后，只是吃惊地打了个呼哨。

曼杰利什塔姆自得地点头：

“你自己看吧，我希望你能满意……”

“完全满意，”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打断他说，“这样今天就可以在豌豆街2号过夜了。快撕了它，趁还没人看到。”

曼杰利什塔姆慌了。

“干吗撕了？没有证件是要被抓起来的。我没有别的。”

“去找卢那察尔斯基，”古米廖夫提议，“卢那察尔斯基眨眼之间就会给你需要的证明。这个证件，即便舍不得，它怪怪的，也毁了吧，趁它还没给你惹麻烦。”

于是，曼杰利什塔姆相信证件真的很危险，也不再争辩，把它撕碎，拿火柴烧掉了碎片，还把灰往空中撒，好不留痕迹。

“这会儿他们在卢那察尔斯基那儿。而且，当然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会跟平常一样安排好的。因为上帝始终格外关照诗人，跟关照酒鬼一样，并且打理他们的事情。”

迷信的库兹明吓得连着啐了三次口水，他的“骆驼”眼睛透过他那小鼻子上哆哆嗦嗦的夹鼻眼镜盯住古米廖夫。库兹明的眼睛长得像骆驼的或是美丽的嫔妃的：乌黑、慵懒、大大的。“深深的”眼睛充满女性的和动物的可爱迷人。

“呸，呸，呸，科林卡（古米廖夫的爱称）。别用毒眼看我，你啐呀。”

“我”，库兹明总是只想到自己。他是一切谣言、传闻和爆料的大爱好者，时时刻刻准备着谈论这些东西。曼杰利什塔姆的到来令他高兴的就是这点笑料。

“明天五点奥西普来我这儿喝茶。你也来，米什卡（库兹明的爱称）他写了一大堆奇诗，要拿来朗读。还有您，尤拉奇卡，”这已经是在对尤尔昆内说了，“也来听听曼杰利什塔姆的新诗吧。”

但是听曼杰利什塔姆的新诗，或者说无论谁的诗，对库兹明似乎根本就没什么诱惑力。

“明天？明天我们有事。不行，明天我们根本不行。请你原谅，科林卡，您自己听吧。”

当然，他明天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提到诗歌使得他着忙起来。

“已经不早了。该走了，我们走吧，尤拉奇卡。向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致敬，科林卡。再见，”这是对我说的。

他手忙脚乱地起身，迈着细小的快步傍着高大沉默漂亮的尤尔昆向门口走去。

古米廖夫微笑着。

“他总是这样。逃避诗歌，就像魔鬼怕神香。可本人是这样出色的诗人，应该理解他。”

可我想谈的是曼杰利什塔姆，而不是库兹明。

“他明天真的要朗读自己的新诗吗？”

“千真万确，来听吧。您么，当然的，甚至就是再忙，也会来的。或许曼杰利什塔姆的外表会令您震惊的。我还准备打赌，您不会喜欢他。我担心，您既不敢理解他，也不敢评价他。他完全不一样。当然，他是可笑的，但也是迷人的。知道吗，我老是觉得，他那首关于神的名字的诗写的是他自己。记得吧：

“我总觉得，他自己就是那‘鸟——神的名字’，飞出笼子飞进浓雾。迷人的、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在雾中徘徊的鸟。”

第二天我自然去了古米廖夫那儿。更确切地说，是跑去的。我有楚科夫斯基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不去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去古米廖夫那儿迟到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在白白等了十分钟电车之后，绝望地在涅瓦大街，在软软地蒙着白雪的马路上跑了起来。

若是一开始就喝茶，我迟到便没什么。可如果先读诗，那就是灾难。因为他不会为我而把自己的诗再读一遍。不行，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如果……

把我让进门的是女佣人巴莎。那么长时间跑得我要断气。我喘了口气，问道：

“曼杰利什塔姆已经来了？”

巴莎耸耸肩膀：

“应该来了。人很多，谁知道他们中谁是曼杰利什塔姆。”

我又喘喘气，否则怎么进得餐厅去。

巴莎说人很多。可是坐在桌边的只有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洛津斯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古米廖夫自己，还有，是了，那一定是曼杰利什塔姆。如果不是他，还会是谁？

没有，我没有被曼杰利什塔姆的外表惊着。而且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我曾经多少次听说和读到关于他的滑稽外貌的描述：矮个，“纤细的脖子和不成比例的大头”“像挑着乞乞科夫式的大桶”，“额头和秃顶上的乌克兰式小辫儿”，“瘦得脱形”，“鹰钩鼻子和招风耳朵”。就在不久前有人谈起与曼杰利什塔姆在克里米亚的会面时还形容：“他的兄弟说得上是‘美男子’，可他是‘马’，牙齿扒扒出……”。

可怜的曼杰利什塔姆！他长得根本不像马，哪怕一丁点儿都不像。至于扒牙，他压根就没有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金铲子，也不扒，反倒是敛藏在相当长的上唇后面，为这个，他还背了个“大金牙”的外号。

我始终觉得惊讶，他居然会给许多人喜剧的感觉，是“漫画的诗人和漫画了的自己”。但是就在我第一次看着他时，我看到的是他的自我。

他并不矮，而是中等个。他的头也不会给人“大得不合比例”之感。不错，他夸张地把它往后仰着，因此使它在脖子上显得更像亚当的苹果。高高的额头上蓬松的头发有点微卷，发顶的稀疏无论如何算不上秃顶。当然了，他很瘦。可那时候我们中有谁不瘦呢？阿达莫维奇有一次在莫尔斯卡亚路碰到我说：

“从远处看您真吓人，好像风要把您刮成两半似的。”

诗人中唯有洛津斯基和奥楚普保养得油光水滑，保持着自己“资产阶级”的样子。

没有，曼杰利什塔姆的外貌当时并没有惊着我。我不知怎么的甚至没注意到它。它好像在对曼杰利什塔姆产生的印象中并未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许，正因为这外貌与隐藏其后的东西之间明显的不符合，它反倒失去了自己的意义。问候我时，他把手伸给我，抬起半肿的眼皮，闪烁的“天使般的”眼睛看了我一下。而我忽然觉得，透过这双眼睛，犹如穿过一泓清水，我看到他意识的根底，还有诗歌的根底。

我不张致地坐在奥楚普和洛津斯基中间的空椅子上。自1920年秋天起我已经是正式的诗人，文学家之家会员。更炫耀更重要的，我还是不久前成立的诗人车间当仁不让的会员。但是我仍然被叫做“古米廖夫的学生奥多耶夫采娃”，我也觉得还是，总是执弟子礼。故而此刻我晓得自己并不合适在这个“上流社会”里与曼杰利什塔姆同席而座。与“曼杰利什塔姆本人”。

古米廖夫格外起劲地扮演着殷勤主人的角色。他兴高采烈地用真正的，放砂糖而不是胡萝卜的茶款待我们，还有葵花籽油淋过的撒盐小黑面包块。盛宴的对象，曼杰利什塔姆毫不掩饰蛮享受地喝着甜甜的热茶，配茶的小面包块上吃前都先洒满一堆砂糖。

奥楚普胆战心惊地看着这些被油泡胀的又咸又甜的面包块，如此之快地消失在曼杰利什塔姆的金牙之口，忍不住问道：

“这您怎么吃呀，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好吃吗？”

“非常好吃，非常。”

“那还能不好吃，”洛津斯基巴结地作证，“大名鼎鼎的萨莫耶德美食。萨莫耶德人推崇备至。”

“只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很内行似的补充说：“最好在葵花籽油里加点鱼肝油，又馋人又香。”

哄堂大笑。笑得最响的是曼杰利什塔姆，他笑得差点没让“萨莫耶德美食”噎死。

当此之际，我们坐在前厅融融的炉子边包着绿色漆布的小沙发椅子上，都是古米廖夫最知心的“战友”——洛津斯基、奥楚普、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阿达莫维奇当时不在彼得堡）。古米廖夫意识到，在彼得堡首读《忧伤》这一历史性事件的重要性，无形中特别郑重地将潮湿的劈柴放到火上，用他小儿子列夫的玩具马刀扒拉着煤块。

“开始吧，奥西普！”

于是，曼杰利什塔姆读起来：

聆听着他的声音，看着他那仰起的，阖上双眼痛苦而神往的面孔，我感觉到某种仿佛是神圣的恐惧。

曼杰利什塔姆朗读完毕，睁大眼睛，好像刚刚从灰堆里出来的麻雀那样扑簌着，激动地急声问着：

“喏，怎么样？很坏？怎么样，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怎么样，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这是我在基辅写的。”

静场。然后古米廖夫有力地宣布，不是说，而是宣布：

“好诗。为此祝贺你和俄国诗歌。”接下来就详尽无遗、条分缕析地解说这诗为什么好，用什么丰富了俄国诗歌。古米廖夫说完之后，大家依次表述了自己的赞叹“从句”，纷纷解说。诗人车间纪律的力量正在于此。

然而我唯有赞叹，我唯有狂喜，我找不出任何“从句”。仅仅只是为了不沉默，我提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阿克梅派式”的问题：

“为什么琴乌龟等待的是捷尔潘德尔，而不是墨丘利？而且难道捷尔潘德尔也是用乌龟做自己的基德拉琴的？”

曼杰利什塔姆刚刚得到古米廖夫车间的辩护士高度评价，因为全体的赞扬而飘飘然，回答起我的问题颇有些傲慢：

“那是因为捷尔潘德尔确确实实诞生了，住在莱斯沃斯，真的做了竖琴。这赋予诗歌实在和实物的重量。它在墨丘利那里会过于轻浮。但是第一架竖琴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而且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可是无论如何，我的问题显然在他那由始至终的动摇不定和意识里的不自信中勾起怀疑，他连忙转向洛津斯基：

“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也许真的是用墨丘利代替捷尔潘德尔好些？啊？”

但是古米廖夫一下子就终结了他的怀疑。

“胡说，这是诗。‘存在的无须改变’，这是邦维尔（19世纪中期法国诗人，晚期浪漫主义者和帕纳斯派运动倡导人）正确性公式难得的例子。什么都不要改。接着念！接着念！”

我谁都不敢看。我恨不能钻进炉子里，和劈柴一道烧掉。他们大家该是怎么样地鄙视我啊。尤其是我的老师，古米廖夫。我觉得自己要永远地蒙受羞辱了。可是一切声响仍然透过热血的喧嚣传入我耳朵：

曼杰利什塔姆的声音流淌着，恰似这“金色的蜜流”，此时我已经忘掉“永远地蒙羞受辱”，全身心去聆听，我的心跟随着他诗句那俄耳甫斯的旋律，时而像燕子般地飞翔，时而像陀螺似地倒栽下去。

是的，我忘了，那别人呢？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四下打量。别人似乎也忘了。不仅忘掉我背时的话语，而且忘掉我的存在。一切都忘掉了，唯有曼杰利什塔姆的诗句。古米廖夫石头似地凝固了，细长的手指抓着玩具马刀。他忘了他应该添潮湿的劈柴，拨弄煤，好让火烧着。而炉子里的火都快要灭了。可是他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曼杰利什塔姆剧烈地、大幅度地挥动着双手，仿佛在指挥着看不见的乐队。他的声音坚定豁亮。他已经不是在念，而是在与世隔绝的自我陶醉中歌唱。

最后一小节掷地有声。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曼杰利什塔姆，我相信，完全相信，在这动人心魄的肃静里，他们和我一样，看到的不是曼杰利什塔姆，而是明亮的“塔拉萨”，亚得里亚海的波涛，和奥德修斯归来所乘的扬着红帆，“满载着空间与时间”的船。

曼杰利什塔姆神经质地在上衣口袋里摸索着香烟，一如既往地徒劳无果。我马上明白，他从来就没有过香烟。他居然会忘记搞到那些香烟多么费劲，而胡乱地把它们送给眼前碰到的人，或者干脆给揣到口袋外面去，丢了。

古米廖夫往他嘴里塞进一支烟，点上。

“抽吧，奥西普，抽吧！你应该得的，太应该了！”

这时，依然动人心魄的肃静里响起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平静，略带嘲弄的嗓音：

“是的。这首诗也是好东西无须改变的例证。不过我若是你总归要改一句。你写的是

“照我说的，会好些：

曼杰利什塔姆贪婪地吸了一口香烟，还没来得及把嘴里的烟吐出来，猛地一阵剧咳和大笑。

“像棍子！不，我不能。像棍子！”

大家都笑起来。所有的人，除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他假装不明就里地劝说曼杰利什塔姆：

“我可是非常严肃地建议你的，奥西普。你又乐什么？”

曼杰利什塔姆爱笑。谁也不会这么像未成年人似的觉得什么都好笑，甚至没来由地笑。

“因为泛滥于世的非理性的滑稽。”他为自己不被理解的笑的行为解释道，“您难道不觉得好笑吗？”他惊讶地问谈话对手。“要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能让人笑死。”

有一次，已经是春季刮风的一天，时逢解冻，游泳池街上的大水洼都蓝荧荧地泛着涟漪，我看到曼杰利什塔姆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笑得全身乱颤。他朝我挥挥帽子，便急急忙忙过马路向我走来，搞得水花四溅，水漫套鞋。他愈是走近我，笑得愈是厉害，我也不由得跟他笑作一处。就这样我们站了一会儿，笑个不停，插着笑的空当，曼杰利什塔姆解释说：

“不是，您想啊，我去文学家之家，想到在那儿会碰见您，便想到您的《公猫之歌》。就在这时跑来一只母猫，在她后面，在她后面还有一只，那母猫的后面，”这下子他开始哈哈大笑得像老鹰叫唤，“母猫的后面是您！您瞧瞧！在母猫后面！公猫的作者！”

他擦去眼泪，擦去从他眼睛里淌出来的春之天空的色彩，往我上面，往屋顶上面，往浅蓝色的天空望了一眼，开始用另一种声音，忧愁而有点诧异地说：

“知道吗，我的兄弟，我弟弟跳窗了。他一点都不像我。非常能干和英俊。不久前刚刚和安娜·拉德洛娃的妹妹结婚，幸福，在恋爱中。他们前一天晚上搬进新公寓。他却跳窗了，而且摔死了。您怎么想？为什么？”

我的感觉是他在开玩笑，这是他想象出来的。只是在后来我才得知这是真的。他弟弟，安娜·拉德洛娃妹妹的丈夫，真的原因不明地跳了窗，而且摔死了。但古米廖夫的出现，使我逃过回答曼杰利什塔姆的弟弟为什么跳窗这个问题。古米廖夫和我们一样，也是去文学家之家的。

曼杰利什塔姆扑过去迎他，重又呼哧带喘、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

“我走着……这时公猫……跑来，奥多耶夫采娃这不也来了。不是，你只要想想看吧！我不能！我不能！公猫……和奥多耶夫采娃！”

与曼杰利什塔姆的见面永远不同于跟其他诗人的见面。而况他跟谁都不相像。他不好也不坏，根本就很另类。好多人，甚至也许是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来自诗歌世界的人。

我们，研修生们和了几行诗回答他《石头》里的这几行诗句：

这几行诗虽然颇得曼杰利什塔姆的赞叹和欢喜，我们自己却都明白，写得不怎么样。然而千真万确的却是

要知道，对于供人民瞻仰的水晶棺和陵墓，当时谁都没有什么概念。更何况被放进水晶棺，“让人民瞻仰”的，不是曼杰利什塔姆，而是害死他的斯大林。但这要后来才发生，很后来了。而眼下还只是1920年和1921年之交的冬天。是我在古米廖夫那里第一次与曼杰利什塔姆见面的时候。

那是星期二。第二天晚上我在艺术之家的“星期三”例会上碰到了曼杰利什塔姆。他走过来，跟我说话，好像我们早就很熟似的。

“给我在这儿安排得好极了。我的房间又小又不像样。但重要的是有屋顶和炉子。更何况现在整个艺术之家也都属于我了。我是这儿的主人之一，您是在我这儿作客。您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渴望吗？您是我的客人。”

他没让我回答。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我从来没有，也从未在任何地方感觉到自己有家。更不用说是主人了。如果像我在这里这样被收留，就不错了，否则就被轰出去。我习惯了。”

然后又是不容我说一个字，补充道：

“至于墨丘利，您注意得对。他在童年时发明了竖琴。尽管这一发明好像被说成，呃，您说说，是谁的？难道您不知道？”

“缪斯埃拉托。”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正确。但是您怎么这么有学问啊？真是无所不知。”

我感觉很得意，虽然这根本名不副实。还没有谁认为我有学问，恰恰相反。

我的神话学知识是我从一本儿童读物里得来的。七岁时我把它跟格林和安徒生童话混着看。可是我没向曼杰利什塔姆透露这个。倒可能正是因为臆想我有学问，他跟我说起话来很平等，分明是友好的。没有夸张的宽容和令人难堪的客套。曼杰利什塔姆是第一个使我刚一交往就感觉很轻松的诗人。我们之间仿佛没有鸿沟：他是大名鼎鼎的诗歌《石头》的作者，誉满全俄，而我还坐在学校的板凳上听课。

他给我讲述青年时期的不幸和快乐。怎么能没有快乐呢？快乐也很是不少，但是不幸，自然是多得太多。

“譬如在科克捷别利镇沃洛申那儿……当然，您到过科克捷别利吧？”

“没有。甚至也不知道沃洛申，从来没见过他。”

“哎呀，您多么吃亏啊，不知道沃洛申！”曼杰利什塔姆真心实意地为我痛心。“您设想，沃洛申是只戴着花冠，穿着长衫的绒球，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山间洒满阳光的石径上。又好像不是在行驶，而是在空中飞翔，仿佛他是一只气球。在他身后一群五颜六色的狗狂吠着在地面上急走。”

曼杰利什塔姆兴致勃勃地讲他如何为一杯牛奶和一个甜面包，潜在海浪里去监视海岸边上商议秘密活动的什么阴谋者，一些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还有在基辅。在基辅我过得自由自在，就跟后来在梯弗里斯一样。在基辅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教授把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我，长长的，褐色的，带猴皮领子的。教授的奇妙皮大衣。还有同样的皮帽子。只不过皮帽子我嫌小，我的头是非教授式的大而聪明。可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夫人为我牺牲了自己的臭鼬皮围脖，亲自用它缝了一顶帽子。戴起来怪极了，好像臭鼬的毛成了我的头发。有一天夜里我在克列夏季克走路，就听到：‘看呐，看呐，被免去教衔的神甫！头发长了不会剪。蓬头垢面的，白痴！’”

曼杰利什塔姆没去注意讲台上发生的事情，他的说话声干扰到讲演人扎米亚金和听众。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别人都不敢“要求他遵守秩序”。他也就这样一直讲到扎米亚金站起身，特意给他微笑和鞠躬之后，在掌声中离去的那一刻——曼杰利什塔姆拍得特别响，几乎跟我这种自视“捧角”般为特别聪明的人鼓掌，并且促使听众们也鼓掌的人拍得一样响。

“星期三”例会结束了，我也该走了。可是曼杰利什塔姆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讲。只要一开头，不等到回忆完，就很难让他停下来。于是他突然做出一个英雄式的决定。

“我送您到拐角。”

“到哪个拐角？艺术之家就在拐角上。”

“到莫伊卡路和涅瓦大街的拐角。”古米廖夫合理地建议。

“反正无所谓。到第一个熄灭的街灯，到第二个拐角，就几步。”

我们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出门，古米廖夫、曼杰利什塔姆和几个研修生。我们走在涅瓦大街上。

“你想想好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他挽起古米廖夫的胳膊说，“我被宣布是双重间谍，差点没被枪毙。我坐过牢。是的！是的！难以相信吧。坐过不止一次！。”

于是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发出诱人的、铿锵的笑声。

“指控我投机倒把！把我当该死的投机倒把分子抓的——倒鸡蛋！”说到后一句，他整个人笑作一团，“倒卖一个鸡蛋！是在基辅。”

接着他讲起，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他想甜沙拉酱想得要死，“因为吃饱了的缘故，饿肚子的时候，想的当然就是面包皮了。”他去市场在女贩子那儿买了个鸡蛋。糖他有了，所以一切安排就绪，可以回家了。但是路上，就在市场里，旁边的一个大胡子农夫在卖埃涅姆金牌巧克力，是曼杰利什塔姆最喜欢的。看到巧克力，曼杰利什塔姆忘了甜沙拉酱。他“急赤白脸”地想要巧克力。

“四十个乌克兰卢布。”

曼杰利什塔姆数数自己的钱。他只有三十二个卢布，于是他当场灵机一动，用刚买的鸡蛋抵不够数的卢布。

“瞧，”他跟农夫贩子提议，“您这非常合算。我给您一个新新鲜鲜的鸡蛋和三十二个卢布买巧克力，我自己吃亏。”

可就在这时，没等农夫贩子答话，女贩子叫嚷着从自己的摊位上跳将起来。

“抓住他，该死的投机倒把分子！他跟我用七卢布买的鸡蛋，自己却卖八卢布。抓住他！警察！警察在哪儿呢？”

人们从四面跑拢来，警察也应声跑过来。

那娘们玩命嚷嚷：

“七卢布买，八卢布卖。该死的投机倒把分子！”

曼杰利什塔姆被逮了，在警所一直待到晚上。

被捕时鸡蛋被打碎了，有人从“投机倒把分子”那儿偷走了他的三十二个卢布。古米廖夫笑，我笑，研修生们也笑。我们几乎已经走完整条涅瓦大街，听众们也开始一个个告别，散了。走到利捷伊内街拐角的只剩下我们仨：古米廖夫、曼杰利什塔姆和我。

曼杰利什塔姆继续漂游在回忆的波涛里。

“可是也有过童话般的成功。有一次，你们都不信，一个青年诗人送了我一个十俄磅的果酱罐头。我去他那儿，他招待我喝茶。然后我给他念《在岩石山脉上》，我当时刚刚念完，他就赞叹起来，兴致勃勃的，又突然起身走出我们呆的书房，他拿回来一个巨大的果酱罐头，递给我，‘这给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甚至都没谢他，穿上自己的裘皮大衣，抓过罐头就逃，免得他明白过来，改了主意夺回去！我走着，把珍贵的货物抱在胸口，抖得像打摆子。地上可是布满了薄冰，一不小心就会摔倒，那就得跟这神圣的礼物拜拜了！还好，拿到家了。只不过全身精湿，别看天寒地冻，是激动的。然而这是何等的享受啊！多么崇高的艺术享受！我两天两夜没出门，一直都在享受。”

曼杰利什塔姆的声音忽高忽低，描述女贩子，警察和送礼物给他的诗人，他讲得好听极了！当然，他有夸张赋饰，可是这一切因而都曼杰利什塔姆式地令人迷醉。当然喽，果酱罐头不是十俄磅，而是一俄磅的，假如它不是只存在于曼杰利什塔姆的幻想作品中的话。就连为一个鸡蛋的被捕也未必不是杜撰的。

只是在多年过后，已经是后来在巴黎，我证实了，在曼杰利什塔姆的故事中丝毫没有幻想出来的东西，一切确是如此。而且居住在基辅的诗人尤里·捷拉皮奥诺在欣喜若狂之际，“心灵渴求牺牲”，送给曼杰利什塔姆的果酱罐头的确是十俄磅重，他后来移居巴黎。赠予是在青年诗人听完《在岩石山脉上》以后，他是那么的激动，以至于不假思索地就与曼杰利什塔姆分享自己的果酱储备。且从未因此而后悔。从他那里我也了解到“投机倒把卖鸡蛋”事件，尽管它本身似乎难以置信，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早已走到悠长无尽头的游泳池街上，黑黢黢的。雪在脚边盘旋，吱吱作响。

“而在梯弗里斯……”

但是古米廖夫打断他：

“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和有教益。但是奥西普，你可得说说往哪儿去？你早该往回跑了。你不是说到莫伊卡街……”

“怎么是到莫伊卡街？”曼杰利什塔姆不知所措地停下来，“让我一个人走这么大一段路？这压根不可能……我想……”他转过吃了惊吓的面孔对着我说，“我原本相信，您会让我在您那儿过夜。我可是听说，您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寓。这就是说，也会给我找出地方，哪怕在厨房里。”

“不，找不到的，”古米廖夫毫不客气地说，“你白想。那里不作兴革命的名士派风气，那里也不会让诗人过夜。怎么样都不行，甚至在门口过道上都不行。”

我的荒乱不亚于曼杰利什塔姆。但古米廖夫是对的，我的确无论如何不能让曼杰利什塔姆回我家。可他站在我面前，是那么失落不幸，犹如一只无家可归的狗。

“我会冻僵的，我不一个人走。”

“去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那儿过夜吧。在门厅的折叠沙发上睡。”我毅然决然地说，好像我有权安排人家的公寓似的。就让古米廖夫发火去吧，我豁出去了。不能把曼杰利什塔姆半夜三更扔在街上。

然而，古米廖夫不气反笑了。

“终于说定了。当机立断，可不是基辅那鸡蛋。我在涅瓦大街上早就想好了，让你到我那儿过夜。还要招待你喝加糖浆的茶。你是不会冻死在这里的，像耶稣身边圣诞树上的复活节童子那样！我只不过想吓吓你。可你什么样啊，奥西普，冒冒失失的！我对于你，是谨慎和理智的榜样。”

曼杰利什塔姆从恐惧中缓过来，突然转而发起进攻：

“我怎么冒冒失失的？你去找出一个这样理智的，有先见之明的，谨慎的人来。”

他咄咄逼人，公鸡似地昂着头。

“我知道，知道，”古米廖夫安抚他，“别紧张。你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冒冒失失的胆小鬼果实里的一个，真的是非常稀罕的果实。”

“胆小鬼”是一个侮辱人的字眼，自然，曼杰利什塔姆生气了。

但是曼杰利什塔姆反复说：

“冒冒失失的胆小鬼果实里的一个！必须牢记。这是何等的正确！”

我们在我家单元门口告别。曼杰利什塔姆重又高兴和满足了。今天晚上他不仅有屋顶、沙发、甜甜的放糖浆的茶，而且还有谈话对手。他们将为彼此读诗，彻夜推心置腹地长谈——直到天明。“而明天是新的一天，疯狂又快乐”。快乐的，极其快乐的。那时所有的日子都是快乐的。那是1920年和1921年之交的冬季的日子，而且那快乐真的不无疯狂。寒冷、饥饿、逮捕、枪决。可诗人们却开怀笑对垂死的彼得罗波利，那里：

大概已经是十二月，当时曼杰利什塔姆已经在彼得堡“住下”，也“养成了习惯”，仿佛他从来没离开过似的，我和他去莫霍瓦亚路《世界文学》找古米廖夫，好一起参加一个什么公共讲座。可是在入口曼杰利什塔姆突然开始在雪地上倒腾着脚，犹豫着不进《世界文学》。

“我不如在这街上等您，只是请您快点。”

正是严寒天气，而且我蛮惊讶的。

“为什么您不想进去暖和暖和？难道您不冷吗？”

他吹吹自己没戴手套发蓝的手。

“哪能不冷啊！但是那上面现在，罗莎大概在。她看到我会嚷嚷的，这可比寒冷更糟，我根本受不了。”

我终究说服了他进去，躲到墙边的裘皮大衣和外套后面，我自己去侦察。罗莎，上帝保佑，像是不在，于是曼杰利什塔姆顺利地上了楼——今天虚惊了一场！

罗莎是《世界文学》讨人喜爱的名人之一。她征得高尔基和吉洪诺夫的许可，在楼梯旁大厅里，出口右边对着“售票处”设了一个类似的小吃部，她收现金，但更多是赊给作家们糖、油、糖浆、荤油和其他美食。她又壮又老，像有须的癞蛤蟆，肆无忌惮地少秤和故意算错账，但从不催人还账，谁都不催，除了曼杰利什塔姆。他一出现她就鼓起宽厚的，轰隆隆的低音。

“曼杰利什塔姆先生，把我的钱给我！就当您可怜我！我一定注意改正……”可曼杰利什塔姆已经躲过她的雷霆上楼了。她便又扯断说了一半的话，若无其事地向库兹明甜蜜蜜地微笑开了。

“我为您搞到什么样的姜饼啊，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蜂蜜的，好吃极了。别人我谁都不给。就您一个，让自己吃亏。相信吧。”

这个罗莎不仅天赋商人的才干，而且既有智慧又有远见。她能从自己“万国随军食品女商贩”的特惠待遇里榨出一切好处。是这样的，她带着黑色皮面精装纪念册，让自己所有的作家当事人在上面写点“什么小诗做纪念”。而所有人都笑着同意，并在诗和散文中吹捧罗莎。罗莎感谢着，讨好地解释：

“喔唷，想想都吓人，我的纪念册得值多少钱，等你们大家，请允许我这样说，都过世以后，我把它传给我的孙子。”

这本纪念册，假如她保存着的话，的确价值不菲。它那上面谁没有啊。有索洛古勃，有勃洛克，有古米廖夫，有库兹明，有列米佐夫，有扎米亚金。有可能凭着它成就关于美丽罗莎的完整传说。将来的文学家们还会猜测，这个被如此之多的诗人和散文家歌颂的令人神往的美人，究竟是谁。

诗人佐尔根弗列伊动情地设问。

罗莎心安理得地收下喜悦和恭维。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小诗”仍把她感动得掉下眼泪：

当她得知曼杰利什塔姆，已经跟她赊过糖和果酱的新当事人，是“真正的诗人”，也向他递去自己的纪念册。并且，肯定是为了唤起他心中的感激和灵感，嗲声嗲气地提醒他：

“您已经欠我，曼杰利什塔姆先生，一万一千块了。我很发愁，不过我不催您。写点不错的小诗吧，请。”

曼杰利什塔姆笃定地把笔蘸上墨水，不假思索地写道：

然后落上与他的个性很不匹配的龙飞凤舞的花体签名。

罗莎戴上眼镜，微笑着俯向纪念册，细读“不错的小诗”，但蓦地脸变得血红，胸脯犹如惊涛拍岸似的撞击着柜台，她把罐头捏得嘎吱响，揉成一团。她哆嗦着手将那“可恶的一页”扯下来，揉搓了，叫嚷着把它扔到曼杰利什塔姆的脸上：

“还我钱！马上，您听好了，还钱！”

从那天起她就盯上了曼杰利什塔姆。

一万一千块在那时是足以要人命的数目。分期给付能轻松些。那样罗莎不仅会让曼杰利什塔姆安稳，还完全可能恢复他的赊账。我跟他这么说了。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我给他出的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建议。

“让我还债？不，您当真的？这么说，您什么都不懂，”他愤慨地生气地反复说，“让我还债？”

是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有许多地方都弄他不懂。譬如我就搞不懂他对警察和水兵的恐惧，尤其是对穿皮夹克的水兵，那么莫名其妙的，发疯般的恐惧。他曾在诗中写道：

他怕警察怕得要死。再说，诗发表时为了通过书报审查，“警察”被改成“卫兵”—“—卫兵我是不怕的。”改得并不怎么好。因为卫兵通常是守卫宫殿或衙门什么的，而且压根不会令谁恐惧。警察可不是那样的。可是曼杰利什塔姆没有任何惧怕警察的理由。他的证明文件都没问题，从不参加什么“谋反”活动，甚至在谈话中也回避议论“政府”。可一看见向什么地方前进的水兵，或站在街角的警察，曼杰利什塔姆整个人总归要蜷缩起来，竭力躲到我身后，甚至一下子窜进门洞里，等着水兵队伍不紧不慢地走过。

“哦喉，这次是虚惊一场！”他老是这么说，轻松地舒上一口气，裹紧薄外套的衣襟，那是他用来替换基辅教授的裘皮大衣的。

“怎么虚惊一场？”我饶有兴趣地问。

“这还用说。如果需要解释，那么就不必解释。反正都不会懂。”

是啊，弄明白是很难。在他身上怎么会同时兼具没来由的胆怯和同样莫名的勇敢？因为我们众所周知，他胆敢从克格勃分子勃留姆金的手里抢出一沓“枪毙证”，把它们吞掉了。除了曼杰利什塔姆，有谁能够做出如此的壮举和疯狂的事情？胆小得像家兔，同时又勇敢如雪豹。

“非常简单，”洛津斯基恳切地为我解惑，“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把家兔和雪豹合为一体。兔豹或是豹兔，这根本没什么奇怪的。”

但是我总归还是对曼杰利什塔姆身上很多东西感到奇怪，譬如，哪怕一小会儿他都不愿意一个人待着。孤独是他所无法承受的。

“我必须活得离自己远一点，跟安德烈·纪德一样，”他常反复说，“我必须置身于人群之中，好让他们的放射氢压抑住我，使我不至于因为抑郁而崩溃。我就像盖子下面的苍蝇，从那里面跳出来，就会胀破，粉身碎骨。您不相信？想笑？但这不可笑，而是可怕。”接着他又说，“这真的是可怕。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我觉得有人进来。有人站在背后。于是我不敢转身，我一直这么坐着，看住门。但这也无济于事。”

我已经不再笑，我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您怕什么呢？”

“假如我知道我怕什么就好了。我怕，这就是一切。害怕一切和什么都不怕。这完全是特别的，无缘无故的恐惧。是那种法国人所谓的无缘无故的恐惧（原文为法语。——译者注）。在人群中它就不见了，还有我写诗的时候，也这样。”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恐惧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曼杰利什塔姆从早到晚在彼得堡走来走去。古米廖夫开玩笑地说，曼杰利什塔姆在被赐予“奇妙的歌唱天赋”的同时，还被赐予神奇的分身才能，在同一分钟既能在涅瓦大街碰到他，在瓦西列夫岛上碰到他，也能在文学家之家碰到他。古米廖夫甚至还要人相信，他会做诗，写无处不在的大金牙。

白天，的确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曼杰利什塔姆。一碰到认识的人，曼杰利什塔姆便立刻跟上他，跟他去做所有的事情，或者也同去做客。曼杰利什塔姆知道自己的造访不可能是不愉快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欢迎自己，在那里也许还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有时候尽管他已经说好要陪对方去任何地方，直到晚上，他仍会丢开自己的旅伴，转而跑向更熟悉的朋友，匆匆解释一下：

“瞧，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过来了，我刚好需要他，太需要了。再会啊……”

可是也有曼杰利什塔姆几天不见踪影的事情。那时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写诗。至于他会生病，谁都不会有这种念头。顺便说一句，这有多么奇怪，在那饥寒交迫的年月，我们当中谁都没生过病。我甚至不记得有谁得过流行性感冒。

通常曼杰利什塔姆起得很晚，饥肠辘辘着认真洗漱，并仔细地打好花点领带——急忙离开他的七角形房间，入夜方回。

在作家住的走廊里生着几个“小铁炉子”取暖。木柴的供应真的很充裕，它们占了曼杰利什塔姆房间的一个角，差不多堆到天花板。除去写诗的日子，从不在自己房间待着的曼杰利什塔姆，并不拒绝配给的木柴，还把加给他的劈柴扔得到处都是，而没有那些东西，原本怪怪的窝，样子还要离奇。一般曼杰利什塔姆也不打算去生自己的“小铁炉子”。

“这事我力所不及。”他说。

这种“事”的确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劈柴潮湿烧不着，必须给它们浇上昂贵的煤油吹旺了。它们劈啪作响，渐渐熄灭，冒出烟来。曼杰利什塔姆决定展开“与火焰的战斗”。只是在“灵感飞来”的日子，在结冰的房间内作诗是不可思议的。脚冻僵了，手也拒绝书写。曼杰利什塔姆背水一战地往“小铁炉子”里塞满劈柴、揉皱的《真理报》，还用杯子泼“小铁炉子”，杯子里永远都是最后的一点煤油，跪下去，朝它竭尽全力吹起来。然而结果全无。燃着的报纸飞了出来，差点没当头烧到曼杰利什塔姆的头发，旋即化为灰烬。表面烧焦的湿劈柴冒着烟，熏得他眼睛直流泪。跟“小铁炉子”折腾到筋疲力尽，曼杰利什塔姆窜到走廊上，敲起所有的门来。

“帮帮忙，帮帮忙！我不会生炉子。我不是烧锅炉的，不是司炉。帮帮忙！”

可是帮助几乎从未光临过。作家走廊里的住户们不曾有过对付别人家炉子的愿望。他们也都不是“烧炉子的和司炉”，而且都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定“自我取暖”的。

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洛津斯基暂时中断自己的翻译，把门微微打开：

“您又吵吵什么，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这只大惊小怪的公鸡叫什么？雅典卫城的火还在燃烧呢，要不确切点说，不想让它烧了？您可妨碍别人工作了。”他柔声劝慰曼杰利什塔姆，但那个却不理会：

“我这儿烟从炉子里直往外冒！浓烟就是地狱！我会被烧坏的。我会死掉的！”

洛津斯基彬彬有礼地点头说：

“不敢争辩。当然：

“我仍然希望这不是我和您的。然后请允许我回到埃及去。”

于是他微笑着道别，悄无声息地关上自己的房门。曼杰利什塔姆这会儿工夫却已经跑去设在原来的叶利谢耶夫宫内的艺术之家，那里被中央供暖烘得暖融融的。

但是在这里，却不容易找到一个自成一统的安静角落。在艺术之家，或者像人们给它的简称那样，在“碟”里面，永远是喧嚣嘈杂人来人往，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到这里来，聚会的和谈恋爱的都约在这里，在这里研修生们安排课余的玩耍，年轻人疯也似的快活尖叫和大笑充斥着每一个大厅。

可我那天到“碟”来却不是为聚会或玩耍。洛津斯基头天晚上告诉我，“碟”里运来许多某个私人府邸收藏的法文和英文书籍，这些书被暂时堆放在更衣室内。

“去找找吧，”他给我出主意，“也许会找到您有兴趣的东西。”

在画着庞贝风格壁画的更衣室内，摆放着罗丹的雕塑《吻》，曾几何时它因为“淫秽”被当时纯洁的叶利谢耶夫宫的所有者发配到这里，而且同样被此地的新主人所遗忘。在这个更衣室里，古米廖夫度过自己最后的日子。1921年初夏，他带着前来陪伴自己的妻子搬到这里。但眼下还是冬天，古米廖夫也仍旧独自一人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路5号，而他的妻子阿尼亚，还在别任茨克思念着、苦恼着，徒劳地央求丈夫把她带在自己身边。

“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古米廖夫百思不得其解，“住在我母亲那儿，跟我们的女儿列诺奇卡一道，无忧无虑的。我的廖武什卡是那么聪明、有趣的小男孩。况且我每个月都去别任茨克看他们。别的女人要是像她这样……她却事事抱怨。”

我觉得，尽管我没跟他说起过，别的女人若是像她这样也会抱怨的，少女所梦想的与诗人天国般幸福的婚姻跟实际太不相符了。

我穿过“碟”灯火通明的餐厅。这里没有文学家之家的那些规定，任何人，甚至“碟”的居民也不白养。长长的桌旁，多布任斯基和以穿骠骑兵窄马裤著名的青年画家米拉舍夫斯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碟”餐厅的看门菜兔肉饼。这对我也是个谜，为什么这些肉饼被称之为“兔肉的”，无论是口味，还是样子，它们都跟兔子不搭界。

米拉舍夫斯基正兴致勃勃地说：

“昨天的晚会神了。我烂醉如泥，噢嗬，都醉成什么了！妙极了！”

多布任斯基努力做出有兴趣的样子，微笑着：

“对你们，大概这是醉得快活，醉得愚蠢，（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他说。

米拉舍夫斯基窘得脸涨成血红：

“拜托！我们没有了这个……”

我在更衣室门槛那儿站住。寂静、空荡、无人。已是黄昏时分。窗边堆在地板上的书籍暗淡地泛着白光，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分类。我是来看看，能否在它们中间找到兰波的《地狱中的一个夏天》。

忽然我听到轻微的窃窃声。是什么？莫非是书在嘤嘤作响？它们自己在互相交谈。我四下张望，不，我错了，我在这里不是一个人。在黑暗的角落里，紧挨着罗丹雕塑的床头柜前，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儿，坐着曼杰利什塔姆。我看着他，他是那么苍白，抑或是暮色所致？他的头往后仰着，面部凝滞。我从未见过月夜梦游者，但是，梦游者飞檐走壁时，他的脸一定是如此这般的，他的眼神也一定是这样紧张的。

曼杰利什塔姆将铅笔抓在伸出的手上，大大地挥舞着，仿佛是在指挥着看不见的乐队——上、下、左、右。一下又一下。蓦地，他高举的手停留在空中，垂下头颅木然不动。于是我又听到轻微而有节奏的窃窃声。我纹丝不动。我意识到，这里此刻正在发生奇迹，我无权参与。

至于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却不知道，琢磨不透。我不止一次看到过古米廖夫作诗，他蹩起额头，厄斜着眼睛，忽而直书，忽而勾掉某个字，还挑选着押韵，犹如在计算一道数学题。这里面毫无神秘可言，与奇迹一点儿都不相像，我并没体验到过像此刻这样裹挟着我的激动，仿佛面对某种超自然物而产生的激动和莫名恐惧。

暮色愈发的浓了。现在曼杰利什塔姆苍白的脸变成一块白色的斑点，变得好像一轮满月。他已经不复是月夜梦游者，而是月亮。我开始觉得，他的脸在发光，被熠熠的光晕环绕着。

寂静，甚至窃窃声也停止了。那么的寂静，我都听得到自己心脏激动的撞击声。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唯愿他永远都不知道我曾在那里，曾经看到，曾经偷窥到，尽管是在不经意间。我犹豫不决地站着。必须把门打开，可如果它发出声响，我就完了。

突然，在这紧张的魔幻般寂静中响起一声高喝：

“怎么了您？开灯啊！已经全黑了。”

这是如此突然，以至于我反倒像是被唤醒的月夜梦游者那样，惊恐地倚住墙，免得跌倒。

“您在那里干什么呢？开灯啊！”

我把开关钦得咔嚓响，失态地眨巴眼睛。这么说他看到我了，知道我在这里。现在怎么办？而他却收拾起桌上皱皱巴巴的纸片，塞进上衣口袋里。完全若无其事。

“我房间里又是浓烟滚滚，不得不到这里来避难，一大早就来了。”他站起身，挪开椅子，伸伸懒腰。“现在几点了？真的已经4点了？”声音平缓发闷而疲惫。而且他整个人也完全不像那个面孔闪光的人。“想听听新写的诗吗？”

当然了！而且我是那么想听。然而他没有给我时间回答，就已经吟诵起来：

我听着，屏住呼吸。是的，这样的“歌”不单单是唱，就连听也该是在无知无觉之中的。可他却依然兴高采烈着，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激昂：

突然，没等这几节诗念完，又猛地打住：

“这阿俄尼亚姊妹何许人也？”

我仍然沉浸在他诗歌的音韵中，并未马上意识到他这是在问我，而他已经固执地、急不可待地又问：

“这阿俄尼亚姊妹何许人也？您知道吗？”

“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是达那伊得斯姊妹……”

但他打断我的话。

“见鬼的达那伊得斯姊妹！记得普希金的诗句‘疯狂的阿俄尼亚姊妹之痛哭’吗？我要的是阿俄尼亚姊妹。可她们是谁？该拿她们如何是好？把她们丢开，还是怎么着？”

我已经回过神来。我甚至还建议他：

“那就不能用达那伊得斯姊妹替换阿俄尼亚姊妹吗？况且也押得上韵，达那伊得斯姊妹显然也号啕痛哭的，她们因为无尽的疲倦而发狂。”

但曼杰利什塔姆愤愤地朝我摆手：

“不，不行。达那伊得斯姊妹的发音太平……声音压抑低沉！我要的是这个庄严的、悲剧性的、带哭腔的‘阿俄’。难道您没听出来——阿俄尼亚姊妹？可她们是谁，这些该死的阿俄尼亚姊妹？”

“或者她们根本就不存在？她们仅仅只是普希金天才的想象？我又为什么非得相信您的神话，而不相信普希金呢？”

对此我完全赞同，最好是相信普希金。于是他平静下来，点点头重新开始念：

我也重新站在他面前，如醉如痴。我重又感受到仿佛面对某种超自然物而产生的莫名恐惧。唯有他一个人会这样朗读自己的诗。唯独在他的领地里它们成为诗歌最完美的化身，成为“人世间所向往的神圣”。即便是现在，过去了那么多年，每每回忆起他的朗读，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他的那段诗：游牧的阿拉伯人在深夜沙漠中歌唱……

是啊，每当曼杰利什塔姆唱起自己的诗，一切真的都消失了。什么都没剩下，唯有星星和唱歌的人。唯有曼杰利什塔姆和他的诗。

如今，回首前瞻，我很难以置信，我与曼杰利什塔姆的交往仅仅只有几个月。我倒觉得它年复一年地在延续，我有多少关于他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当然，我知道，青春初期的时光往往绵延得格外长久。抑或确切点说，时间以头脑眩晕的速度飞舞，同时却又仿佛停止不前。那时的日子巨大而深广，包罗万象。每天都在发生多得难以置信的外在的和内部的事件。完全是很特别的时代感，犹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那样，它里面不也是在一天发生的事件中填充了一个月的现实生活嘛。

然而这些总归不仅难以解释我对曼杰利什塔姆的记忆的数量，也解释不了回忆的生动和鲜活。它们似乎眼下还不想退到记忆的底部，成为遥远的过去。仿佛我是昨天才与它们分开。对此我想，问题不在我，而在他，在曼杰利什塔姆。在他的非同寻常，在他的独一无二。每次与他的会面，我们几乎每天会面，都有点什么激动人心，因此永远铭记。每每走进文学家之家或“碟”，我总能感觉到他在这里，最先看到他。在公共演讲时能从众多的听众中准确无误地找出他来，好像在他的上方闪耀着：

可是这个火苗却有名字，叫天赐神诗。无论当时还是之后，我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诗人，他的天赐神诗的火焰如此地穿透一切，他本人则仿佛是在火焰之上燃烧，不曾在这火焰中化为灰烬。我觉得，这火焰即便现在也在照亮着关于他的回忆。而且，在重又经历它们时，我并不知道，该从中挑哪个，所有与曼杰利什塔姆有关的，对于我都一样的弥足珍贵。

下面这个差不多就是任选的回忆之一。

一个冬夜。我们，即曼杰利什塔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我在古米廖夫家喝茶。没有任何讲究，用坑坑洼洼的洋铁茶壶倒茶，就着纸包里的葡萄干。这算不上招待。我从“碟”里下课跟古米廖夫一道回来，顺路来用一小会儿时间生炉子。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曼杰利什塔姆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路拐角碰上我们，也加入进来。于是我们四人就坐到了燃烧着的炉子前。

“没有什么比偶然相遇的‘不期之喜’更令人开心了。”古米廖夫说道。

我亦如此。再者，对我而言，所有的会面，偶然的约好的，都是“不期之喜”。我好像永远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比期待的多。

“谁有香烟？”曼杰利什塔姆习惯性地发问。而且自然能找出香烟来。古米廖夫递火柴给曼杰利什塔姆。

“快点，快抽，否则硫黄要着光了。”

曼杰利什塔姆过来飞快点着烟，深深地吸着，响亮地发出像是拼命喘息着的枭啸。他摆着手，笑着咳着，泪水淌出他的眼睛。

“成了！又成了，”古米廖夫一本正经，“不止一次了，百发百中。”

火柴是硫黄的。男孩子们卖火柴时，叫嚷得满街都听得到：

用它们点烟急不得，最好小心些，让硫黄着完。这谁都知道。曼杰利什塔姆当然也知道。但是由于心不在焉，还有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所谓的“天生的吝啬”，他总是一上来就急着点烟，有趣得很。

“现在我可要给您朗读自己的新诗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说。

这令我吃惊。我已经注意到他不爱念自己的诗。而且诗写完后，也不带出来，不像古米廖夫和曼杰利什塔姆的做派，随时准备着将自己的新诗哪怕连着朗读十遍。

“决斗之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大声地用郑重的，不像自己的腔调开始了。

当即便知，诗是玩笑。按照洛津斯基的定义，诗中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是“伟大的鬼灵精”。

“您即时地在诗歌中传颂我们生活的事件，犹如陈年往事曾经被传颂那样。”还有它们的特殊变异——古希腊罗马的愚蠢。不过，令对此激赏的古米廖夫困惑不解的是，这却从未把我逗笑过。我从中举三个例子：

这首两行诗的谐趣就在于如洛津斯基所说的，它表扬了待客之道。或者是：

这指的是曼杰利什塔姆的习惯，他往背后弹烟灰时，却把烟灰撒在自己的左肩膀上。沉默的说法突出他滔滔不绝的谈兴。

“决斗之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重复道，并将嘲弄的眼光投向我这边。我又害羞又满足地红了脸。“之歌”意味着接续我的，这令我倍感荣幸。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用夸张的严肃朗读道，古米廖夫和年轻的格鲁吉亚人曼杰利什塔姆如何开始决斗。

爆起的笑声打断了伊万诺夫。曼杰利什塔姆徒劳地强忍着，没忍住：

“喔呵，乔治，乔治，我不行了！喔呵，我要死了！激动地念叨‘爱’这字儿！”

就在上个星期曼杰利什塔姆完成了自己好评如潮的诗：《重量和温柔的姊妹》。在初稿里“举起石头，比重复你的名字更轻松”一句原来是：“比激动地念叨‘爱’这字儿更轻松”。曼杰利什塔姆相信，这是个非常好的“俄语式拉丁文”例子，并好久都不同意改这一句，把它换成古米廖夫想出来的另一句：“比重复你的名字更轻松。”

我们出来，到安静的、空旷的街上。风止了。群星满天，大大的雪堆在暝色中闪光。曼杰利什塔姆默默地走在我身旁，仰起头，一眨不眨地望着群星。我开始抑扬顿挫地朗诵：

然后转而朗诵另一首诗，变换着音步；

曼杰利什塔姆总是喜形于色地聆听自己诗歌的片断。可是这会儿他却没有理会，继续沉默不语。他在想什么？突然他又用压低的忧伤语气说道：

“可是他们不爱我。不爱。”

突然得使我停下脚步。

“您说什么呢，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再没有像爱您这样爱别的人了！”

他也停下来。现在他用大睁着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的脸，我感觉那眼睛里面映着星星。

“不，别争了，不爱。老是在捉弄，所以才有今天这《决斗之歌》！”

“可这很荣幸啊。”我劝道。

“没人会笑话古米廖夫。”

“怎么不会笑话？《被咬下来的鼻子》难道不是说他的？这就是古米廖夫的鼻子。您的牙齿，他的鼻子。”

曼杰利什塔姆摇头。

“反正是笑话我最多。我还有金牙还有‘年轻的格鲁吉亚人’。难道我是什么胡闹搞笑的小丑，非得挖苦我不行吗？您说说，只不过要实话，我让您也觉得非常可笑吗？”

“不，压根不。相反，”我真心实意得几乎喊起来：“我钦佩您，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

他莫名其妙地摊开手。

“是吗？那谢谢您，如果这是实话。谢谢，您让我出乎意料。”他挽起我的手。“您不知道，”他信赖地接着说，“他们的确不爱我。过去爱，可现在不了。尤其是古米廖夫，还有乔治也不再爱我了。可我跟他们从前那么要好。就因为形影不离，我一早就来了。他总是起得晚。一起在他那儿喝茶，整天一道来去。哪儿都去：去《阿波罗》杂志社，去做客，去参加画展开幕式，去‘野狗’咖啡厅。如果回来得晚了，我就在他那儿睡沙发。在彼得堡我跟谁在一起都不如跟他这么好。他很优秀。我这完全不是赞扬他的诗，不是的。是他本人。虽然现在表面上一切几乎照旧，可真正的友谊早已经没有了。他们全都大变了。”

我试图找出点解释。

“也许，不仅仅他们，这段时间里您也变了？我自己跟两年前相比完全两样了。”

但是他没在听我。我过去什么样跟他有什么搭界？

突然他兀自笑起来。

“乔治有个女佣人，她对我忍无可忍。不知为什么所有女佣人都跟邮递员的狗一样不接纳我。有一回乔治往家里的沙发上挂普希金像，女佣人却愤怒了： ‘哎哟，还不够啊您，您的奥西普从早上就在这儿戳着，您还把他斜而难看的嘴脸挂起来欣赏’。而且怎么都不相信，那不是我的斜而难看嘴脸。无论如何，即便是被傻娘儿们当做普希金，倒也是荣幸的。”

“当然，当然。”

“还有在基辅，”他接着说，又活过来了，“在那里的确是都爱我。还能怎么爱啊！在哪儿我都没有在基辅过得这么开心。一开始待我矜持冷淡。基辅人好傲慢。不给彼得堡人鞠躬。他们请我去一个什么诗人圈子。我去了。公寓是贵族式的，甚至太过于贵族式，晚餐也是如此，一切都循规蹈矩。我也竭力正襟厉色，望着他们头部的上方，做出满不在乎同桌人的样子，仿佛这里的椅子都是空着的，还答非所问。然后都到客厅喝咖啡，自然请我朗读诗，但我因为害羞和拘谨，我本来就非常拘谨的，脑袋里的一切都抽光了，大脑空空如也。于是为了不丢脸，我声言说：‘我今天不准备朗读’。突然一个青年诗人怯生生地问我：‘那么，可能的话，请允许我们替您念？’于是他背诵起《赐我躯体》，然后是《贞洁的酒盅》。在他之后另一个也一口气吟诵起《今天是个坏日子》。就这样他们挨着个把整部《石头》背了个遍，一丝不落，毫无磕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坐着，脸通红，强忍住泪水。念完之后，他们开始拥抱我，表达爱慕之情。自这一晚起我们之间便开始了亲密的友情。他们对我的关心是多么无微不至啊！我们每天在尼古拉耶夫街上的咖啡馆见面，人人都带给我礼物。果酱罐头的事您已经知道了。是啊，我在那里过得棒极了。在那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名人。大家对我就像这里对古米廖夫一样。而且没有人敢与我争论。家庭教师贝尔迪克特·利夫希茨完完全全妒忌我了。肯定妒忌得不得了，只不过没有形之于色罢了。”

曼杰利什塔姆又意外地结束说：

“可也许您是对的。我在那里变了，饱受荣耀和崇拜。与滑稽可笑无干。我在基辅统治公国，可是这里古米廖夫高高在上。当然，您承认吗，并无多少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委屈。”

我们走到我家了。

“晚安，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

曼杰利什塔姆连忙道别：

“晚安。我要跑路了，要不他们趁我不在把胡萝卜饼都吃完了。”

于是他真的几乎是跑着去的，不是在人行道上，而是沿着马路中间，趟着蓬松的积雪。

我走进单元门，在黑暗中摸索到楼梯，傍着扶手慢慢上楼。我太累了，我太伤心了。曼杰利什塔姆令我怜惜到心痛、到流泪。“可怜的，可怜的！我不敢安慰他。废话！”我说服自己。“他不需要我的安慰，何况我能对他说什么？”可心仍在疼痛。不，对他那可怕的结局，我当然没有任何预感，无论当时还是之后。

不光是我，连他本人也不曾有过。恰恰相反，他曾觉得，他一定会活过所有的人，别人都死在他前面。所以，关于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他写道：

关于自己却是：

我不知为什么，还是在相识之初问过他：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难道您真的不相信您会死吗？”

他也十分严肃地回答：

“不是说不相信，我只是没把握我会死。我颇怀疑自己的死亡。无非是设想，想象力不够。”

不，这不是预感。可是对曼杰利什塔姆的怜惜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过了几天我对古米廖夫说：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看，我觉得曼杰利什塔姆很生气叫他大金牙，还有老取笑他。”

古米廖夫却当即制止我说：

“好一个女辩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鸡雏保护起公鸡来了？而且您什么都不明白。照您所说，曼杰利什塔姆生气笑话他？可是假如不写开他玩笑的诗，不给他取好笑的绰号，相信吧，他会更生气的。要知道他须臾不可或缺，要大家永远关注他。”

我还没分辨，古米廖夫又缓和地说：

“他不仅被爱和赞扬，而且往往赞扬过头了。再说对好笑的事情怎么会不笑话呢？何况曼杰利什塔姆就是活笑话。他本人也竭力强调自己的荒唐有趣。为此他像女人似的感性和灵敏。他把您了解得入木三分，还在您那怜悯被贬低和被侮辱的人的心面前起劲地表演。好吧，可怜他吧，可怜吧！这既不会对他，也不会对您有害……”

还有一个回忆，一个悲喜交加的回忆。曼杰利什塔姆极为善良。他准备不但与人分享最后的剩余，而且还会把它奉献出去，如果跟他要的话。可他像孩子似的自私自利，还像孩子似的分不清我的和你的之间的界限。

那是一个非常饥饿的冬天。尽管在革命年代我已经学会忍饥挨饿，我总归还是饿，但我将此处理得开心愉快，使身边的人几乎察觉不到。我住在宽敞的，设施极好的公寓里，彼得堡当时还没有住房危机，还没有人“轧”人。我总是衣冠楚楚。我饿的事唯独古米廖夫晓得，但他在我的请求下没向任何人透露我的秘密，我则饿到头晕目眩，“充满灵感”。我的确时常觉得，饥饿唤来灵感，有助于做诗，这就是由饥饿而得的

每当我走到街上，我有时会觉得，天空、屋墙和脚下的白雪，一切都呼吸这灵感，我自己熔化在这共通的灵感之中，化为已然在我脑海里吟哦起的诗篇。就在我这些特别的“灵感” 日当中的一天，那天晚上诗人车间聚会，我在去车间会议地点“碟”的途中，顺路去文学家之家吃我的粥，对我来说它一塌刮子是早、中、晚饭，我决定车间聚会之前，必须晚点吃。在文学家之家的前厅，伊列茨基碰到我。

“我正要找您呢！”他跟我打招呼，“到我办公室去，我们定一定，下一个晚会上您什么时候表演，第一个节目还是第二个？”

“明天再说。现在我得去排队拿粥，我赶时间。”

可伊列茨基坚持说：

“来得及，这不曼杰利什塔姆也还在这里。咱们说话时，他去排队拿您的粥，他自己的已经吃完了。您一分钟都不会损失，走吧！”

曼杰利什塔姆满口答应为我排队，我便跟伊列茨基走了。

他真的没耽误我。我急急忙忙地走进窗口朝花园的半圆形房间，在那里摆着大锅的桌前排着长队，曼杰利什塔姆没在队里。我轻出一口气：“那么他已经拿了，在餐厅等着我。”

曼杰利什塔姆果然已经坐在餐厅里。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原本该是我的粥却成了空盘子。

“为什么您没拿粥，您不是答应过的？”还没到跟前我便责备道。

“答应了，也拿了，”他回答。

“那粥在哪儿？”我不明白。

他甜滋滋地，像猫儿那样眯缝起眼睛，抚摩一下自己的肚子。

“在这里，粥太好吃了，有海象味。”

可我不信，我当是他在开玩笑，不可能！

“我的粥在哪里？在哪里？”

“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吃完了。明白吗，吃完了。塞完了，吃掉了。”

“怎么？您吃了我的粥？”

必定是我的声音里流露出绝望。他脸红了，从椅子上跳起来，惊慌失措地盯着我。

“您？您真的想要吃它？您真的饿吗？您，不是只为别破坏规矩，而是想要它？”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嘟哝，直神我袖子，“您饿吗？饿吗？是吗？……”

我感觉我的鼻子开始发酸了。哦，上帝，多闹事啊，我，奥多耶夫采娃，诗人车间成员，因为我的粥被吃而哭泣！

“您说，您真的饿吗？”曼杰利什塔姆一再追问，“那可就是犯罪了！比犯罪更甚。是背叛，我就会是最后的恶棍。”他越来越激动地叫嚷，愤慨地揪住我的袖子。

我已经勉强控制住自己。没有，我没哭出来。

“放心，我开玩笑，我想吓唬您的。我刚刚在家里吃了肉汤和猪油炸土豆。还有，”是否还得想出什么好吃的，“还有青鱼！还有果酱！”

“真的？不是编的？我可知道您住得资产阶级似的，不可能挨饿。但不管怎么说我准备去承认，我夺走了您的粥。就让他们把我从文学家之家成员中除名吧，开除吧！”

但我已经笑了。

“为这个未必开除您，但什么都不必说。走吧，不然我们去车间就迟了。而这才会是真正的犯罪，不是什么把粥吃了。”

去车间的一路上曼杰利什塔姆仍然在为吃粥的一幕难过，不但责备自己，还责备我。

“您吓坏我了。难道可以这么开玩笑吗？我会永远都不饶恕自己，假如您真饿的话。我极怕饥饿，怕极了。”

这一夜，临睡前我想，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为了他，我或许避开了什么罪过，非常严重的罪过。是的，遗憾的是，我再也未能为曼杰利什塔姆做任何一件好事。

1921年1月艺术之家的化装舞会，人们搞笑地称它是“彼得堡冬季的钉子节目”。曼杰利什塔姆不知为什么决定以德国浪漫主义者的样子参加它，而且这一决定带给他不少麻烦。服装不容易搞到，但曼杰利什塔姆却用他原本不具有的毅力战胜了全部困难，从什么地方拿来用床单裹的大包。

“搞不懂，”古米廖夫说，肩膀耸耸，“这大金牙忙活什么，我就穿我的燕尾服。”

“就穿”。可是为穿“我的燕尾服”，得长久繁琐地清洗和整烫，给鞋子擦净上光，他没有漆皮鞋。这一切全不省事。在穿“我的燕尾服”这事上，对古米廖夫而言自然更没有什么是便当的。他比平常还要重视。

“我一看自己身上的燕尾服，总想起谚语‘佛要金装’，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洛津斯基说道，“只是你的服装没使你成为修道士，却成了君主。你穿上燕尾服，毫厘不爽，怎么都是加冕者。”

古米廖夫装作生气挥手打断他。

“你不说俏皮话不行啊，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

然而我从他的眼睛看出，加冕者的类比很让他开心。

我穿上母亲晚礼服中的一件，是金黄色锦缎曳地、低胸的，这是我尽自己可能缝的。头上代替蝴蝶结的是展翅的天堂鸟，手上戴的是长及肩膀的软羊皮手套，拿着记不得在首饰盒里睡了多少年的象牙骨和粉白色鸵鸟毛扇子。

我不停地打开、合上和搧动扇子，我因它而非常兴奋，还在家里时，一边穿着打扮，一边为它写了一节诗：

不，我不把它念给古米廖夫听。它跟我，一个个性化的诗人，颂诗的作者压根不相匹配。它属于田园闺阁诗，古米廖夫说那些诗是：“我不是这样，我那样。”而且“恨之入骨”。

穿着这不同一般服装的我非常爱自己，这在我绝无仅有，我还确信大家肯定喜欢。我在每一面镜子前驻足，欣赏自己，看自己怎么也看不够。

舞会上，除了奥列奇卡·阿尔别宁娜和尤拉奇卡·尤尔昆扮成一对田园风牧女牧童，拉丽萨·赖斯纳扮的莱蒙托夫《假面舞会》里的尼娜，还有曼杰利什塔姆的浪漫主义者，几乎再没有化装的人。

问候过曼杰利什塔姆，我甚至都没向他打听，他自以为装扮的是哪一个德国浪漫主义者，便问他：

“那您的癞蛤蟆呢？”

癞蛤蟆的事，我从古米廖夫那里得知的，我跟他一道来参加舞会，我们没乘马车或汽车，而是徒步走在幽暗、积雪的街道上。

“曼杰利什塔姆住的地方出了癞蛤蟆。”

接着古米廖夫讲起，他今天午餐前去艺术之家找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叶菲姆这个当地受所有人尊敬的“仆役同志”，对艺术之家的住户和居民的关系了如指掌，告诉他们说：“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出去了，霍达谢维奇先生去美容店修面，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在厨房里烫癞蛤蟆。”

“癞蛤蟆？”乔治又问了一句。

“正是，癞蛤蟆，为舞会准备的。”

“我么一下子就猜到是怎么回事。烫癞蛤蟆，是要用它做巫术催眠。”

古米廖夫从鹿皮帽子下面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勉强忍住不笑：

“像巫师那样装神弄鬼。烫癞蛤蟆，他想迷惑奥列奇卡。只不过他癞蛤蟆哪里搞来的？我和乔治决定在舞会前对癞蛤蟆的事保持沉默。”

就这样，癞蛤蟆依着古米廖夫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意思，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既然是实打实的，是活生生的癞蛤蟆，它就不能不叫唤。所以我和古米廖夫一边嘻嘻哈哈的，不住地陷进雪堆里，一边已经在做起《癞蛤蟆和巫师之歌》。曼杰利什塔姆养了一只癞蛤蟆，而且烫它的传言慢慢在各个大厅和客人中流散开来。大家都开始对癞蛤蟆感兴趣。

曼杰利什塔姆穿着褐色的短长礼服，橘黄色缎子背心，脸上厚厚地扑了粉，描了眼圈，他笑得喘不过气来，用手指点着自己麻纱花边的前胸说：

“衬衫的硬领，这就是在厨房里烫的那个硬领。是硬领，不是癞蛤蟆。”（在俄语中这两个字发音相似。——译者注）

谁都不愿意相信他。

“从今天起，”古米廖夫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被授予烫癞蛤蟆的官职。而且已经在仔细设计癞蛤蟆奖章。挂在脖子上的，用褐色的带子。祝贺你！癞蛤蟆将为你增光。为它已经谱写了诗篇，听吧！”

于是古米廖夫热情洋溢地念起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编的《癞蛤蟆和巫师之歌》：

大家都笑了，包括“巫师”本人。可他的笑不像平时那样放肆和有感染力，莫非他生气了？但是关于癞蛤蟆的臆说和纷争继续一刻不停地缠磨不已。

“别那样，奥西普！别编假话，承认吧，”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劝他，“我可是早就猜到了，你在搞方术，巫师似的装神弄鬼，凭你的诗猜到的。”

我非常喜欢跳舞，但不管是古米廖夫，还是曼杰利什塔姆，还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都不跳舞，诗人中跳舞的只奥楚普一个。可舞会上多么需要跳舞的人啊。在两拍子舞曲的间歇，我听到谈的全是癞蛤蟆。曼杰利什塔姆依然用笑话敷衍着，但已经焦躁不安，动了肝火。

“我要是你就把癞蛤蟆租出去，出租，”古米廖夫说，“我本人很愿意租它一两个星期找灵感，无论如何都无法结束我的《龙》。我付费很高的。我不还价钱，还搭送一罐从别任茨克带来的果酱。行吗？成交？给癞蛤蟆了？”

“别搞了，够了。我烦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但是当讲分寸和处事得体的榜样洛津斯基向他探问癞蛤蟆·奥西普芙娜的贵体，并请求向它转达敬意时，曼杰利什塔姆忍不住了：

“癞蛤蟆死翘了！翘了！”他叫着，脸血红。“玩儿完了！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别理我，让我安静！”他撞开跳舞的人跑过大厅，然后跑过餐厅和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间。洛津斯基大惑不解地摊开手，望着他的背影说：

“驯鹿？比扁角鹿跑得快。这年轻的格鲁吉亚人怎么了？生气了？”

但是我们难为情了。我们明白把弦绷过了，没有了“太过分”的界限感（楷体字原为法语），不负责任地越界了。我们赶紧组建代表团，必须去向曼杰利什塔姆致以最炽热、最低首下心的歉意，并且无论如何要刻不容缓地表示到。在紧闭的房门上敲了很久之后，在长时间的恳请和劝说之后，曼杰利什塔姆终于让步了，条件是“只字不提该死的癞蛤蟆”。

他的归来变成凯旋，迎接他的是热烈的欢呼。

“你要是不回来，奥西普，”古米廖夫搂住他的肩膀，“舞会就成了灾难了。”

“可现在，”我大声地、高兴地说，“我那么快乐，那么快乐，仿佛一辈子都没这么快乐过！”

“真的？”洛津斯基问我，“这话我都已经从您那里听到多少遍了：‘今天是如此快乐，仿佛一辈子都没有过’，还永远都说得绝对确定和真心实意。请您解释解释，这怎么可能呢？”

古米廖夫替我回答道：

“因为这永远都是实话，真正的大实话。与库兹明所说的一样：

“真正的大实话。这是我们中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都知道的。”

大家也都又笑了起来。

诗人们是如此的快乐，孩子似的，实诚，单纯。让他们眼泪都笑出来的事情，从旁观之，也许并不显得可笑。可是《癞蛤蟆和巫师之歌》却是未完成的了，因为我们跟曼杰利什塔姆保证，“只字不提该死的癞蛤蟆”。

曼杰利什塔姆对文学研修所的课程，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没有应有的尊重”。

“做诗是不能教的。整个这种‘诗歌学习’一般说来毫无用处。我已经在《阿波罗》上发表东西了，而且很成功，”他讲道，“当我第一次应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私人邀请，去他巴什尼亚家中时，他非常称赞我的诗：‘好极了，好极了。您有令人惊叹的合奏式抑扬格诗。再念，我想听听您的抑抑扬格诗或抑扬抑格诗。’我却看着他凸出的眼睛，不知道这种抑抑扬格诗和抑扬抑格诗是怎么回事。须知我凭听力写诗的，没想过是抑扬格还是其他什么。我把这说给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听时，他不信，而且我怎么都没能说服他。他认定我是‘神童’，便对我冷淡起来。不过，没多久古米廖夫坚决要求我，开导我，告诉所有的秘密。我因此甚至有幸被声明是阿克梅派成员。我自己清楚，我算什么阿克梅派诗人？但由于性格上的弱点我同意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标签，甚至还卖力地像阿克梅派那样写诗，满不在乎，记得吗？

“古米廖夫只不过是因为这首诗而高兴。因为阿克梅派式的准确：‘自星期二到星期六’，‘七千俄里’，‘整整四天’，给我在诗人车间安排了全民凯旋。难啊，我非常难以从他的教导下解放出来，然而毕竟做到了，挣脱了，而今在‘多声部的少女合唱中唱着自己的声音’。因为古米廖夫，您自己也知道，是这么有说服力，天生大写的导师，而且绝对不容违抗，还极好挑起文学论争，并且永远正确。”

曼杰利什塔姆不喜欢文学论争，不炫耀自己的知识，不引经据典，譬如古米廖夫所为。曼杰利什塔姆在这一点上像库兹明，甚至似乎是羞于自己“超常的渊博，”没有特别必要就不露，遵奉的是库兹明的信条：

然而库兹明和曼杰利什塔姆的区别在于，库兹明确实是思想轻浮，而曼杰利什塔姆却是装出来的，在思想轻浮之下竭力躲避所有的人，而主要是躲避自己，躲避自己深深的悲剧性处世态度，用笑和快乐来与它隔绝，好让活着不至于太可怕。

曼杰利什塔姆最不愿意扮演教师的角色，然而没多久他就明白，如他所说，我“正在受着对知识难以餍足的渴求的折磨”，便不需我这边的任何请求，还是给自己揽上这个不合他本性的角色。每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他就开始不紧不慢地给我教上一点。他把这做得好像完全不是有意的，仿佛是偶然的，一会儿谈里尔克，一会儿谈莱奥帕尔迪，一会儿是热拉尔·德·奈瓦尔，一会儿是格里美尔豪森，对此人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从曼杰利什塔姆那里我了解到很多，终生不忘。

就这样，是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聪明误》的最后几行是《厌世者》最后几行的翻译。而且《厌世者》的第一版中还有两行，证明了阿尔采斯特并非如此坚定不移地永远与“上流社会”决裂。对这说法的正确性我只是到巴黎才确信不疑。这怎么不奇怪呢，伟大的搞文学的洛津斯基本人（那时还没有“文学研究家”这个词）跟我争，说要么我理解得不对，要么曼杰利什塔姆不过是在逗我。原来，《厌世者》的最后两行的确是因为“非舞台感”而在文本和演出中被删除了。从曼杰利什塔姆那里我还得知，“平民要和平，贵人要战争”的口号是由沙姆福尔提出的。还有其他许多独到的知识，我是在无休无止地漫步彼得堡时从他那里得到的。

“只是别把我们的谈话告诉古米廖夫。否则他既会生我的气，也会生您的气，要知道这是他的特权：教您教得昏天地黑。他还会以为我越俎代庖。再说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也教不了谁。我啊，上帝保佑，是自我教育者，并以此为荣。”

春天了，白夜到来了。夜白色、光亮而透明。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听完音乐会后我们沿着宫殿滨河街回家。曼杰利什塔姆脸色苍白而激动。

“知道吗，我从童年起就爱上了柴可夫斯基，毕生都爱他，爱到病态的疯狂。我们夏天住在别墅，而我却设法穿越带刺的篱笆去听音乐，我经常挂破我的水兵衫，划破手，像兔子那样往贝壳形露天音乐剧场里钻。那是在里加海滨，在杜别尔诺，对我是第一次，乐队因为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而哽咽，我被它淹没了，仿佛掉进波罗的海海湾。后来又出现了对我来说好比世界中心的巴甫洛夫车站。我向往它犹如向往乐土。记得丘特切夫的诗吗：‘我的心灵是阴影的乐土……’但这是声音和心灵的乐土，那里由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统领。我从那时起就感觉到自己永远与音乐结缘，不讲任何权利关系，不负法律责任。每每我像今天这样倾听着，被震惊得极度喜悦，更确切地说，是极度喜悦到震惊，我会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马上会因为可怕的胡闹而完结，我被丢人地揪出去，被抓住双手从演奏厅，从庇护神的沙龙里撵出去，倒栽葱滚下楼梯。会羞辱我，毁了我。而且那么可怕，我都吓晕了。您说，难道这能叫做对音乐的爱吗？”

我不知所措地沉默不语，而他也并不等回答。他接着说：

“不过对古米廖夫而言，对于他热爱的捷奥夫列·戈蒂耶和维克多·雨果，‘音乐是所有噪音种类中最难听的’。所以他自然活起来轻松得多，因为音乐不是振奋，而是窒息生命。”

他突然又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可是您的《马车夫》我觉得很可爱，不错，您把它写成颂诗。”

“彼得堡的马车夫永远是神话。上流社会的就更不用说了。可以放他到子午线上去，而您却把他，您做得好极了，放到天堂里去了。难道您不承认，您从未听说过雅姆的驴？啊？”

“没听说过，驴怎么了？”

“您那马的表兄弟。也是天堂里的，落到天堂里了。但是我和您眼下在花岗岩的天堂。”

他不再出声，头仰到后面，仿佛在倾听着什么。

宫殿、桥和天空，一切都在闪亮，一切都洁白而透明。似乎再过一分钟，这个“花岗岩的天堂”就将熔化在白色的闪光中。剩下的唯有白色的天空和白色的涅瓦河水。

“听见他们怎么歌唱吗？”曼杰利什塔姆手指着宫殿，它们沿滨河街绵延成长长的一排，“真的没听见？奇怪。因为它们每个都有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旋律，是的，自己的面孔。有几个像诗集。另一些像女人的肖像，像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要知道建筑最接近诗歌，并且补充、体现诗歌。难道您真的看不到这个？什么也听不见？”

“没有，绝对什么都没听见。而且既没看到雕塑，也没看到肖像，没看到书，一些宫殿而已。”

“可惜。而我有时夜里来这儿，听听看看。任何地方都不像在深夜的此地，能感觉到如此多这么令人心醉、这么使人愁闷的孤独的诗歌。”

“可您总是说您憎恨、害怕孤独。”

“我是没少说，”他打断我的话，“谁都不值得一信，不过我永远是真诚的。但是我跟所有的诗人一样，随身携带救命的毒药——矛盾。这不是我，是勃洛克说的。而这非常智慧，非常深刻。正确，当然，我憎恨孤独。也爱它。”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爱得吓人……又爱又恨，好像对背叛我的女人。”

曼杰利什塔姆从彼得堡消失一如他的出现那么突然。

在晴朗的一天他无缘无故地消失了。我甚至说不出他失踪的日子，仅仅知道这是在1921年夏初。我既没能跟他告别，也没能去送他。我跟他没有诀别。那种忧伤的会面，那样会使你提前忧心忡忡：突然之间若是我们再也永远不相见呢？我们分手时很快乐，相信过一个星期又会见面。我跑去莫斯科一个星期。而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做分别。“分别是死亡的姊妹”，这是他的定义。但是莫斯科的一周变成数月，等我终于回到彼得堡时，曼杰利什塔姆已经不在那里了。

关于他去了哪里，众说纷纭，我没得到答案。谁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去向不明，消失了。烟也似的消散了。再说对曼杰利什塔姆失踪的猜测并不多，因为这是个悲剧性的秋天，勃洛克去世，古米廖夫被枪毙。我即便现在也不知道，曼杰利什塔姆离开彼得堡去了哪里，为什么他没有将自己的出行预先告诉任何人。

无论如何他不在莫斯科，我在那里停留两个月。那样，他当然就会找到我，当然就会出席古米廖夫的晚会，那是古米廖夫与奈米茨在克里米亚游泳之后，在莫斯科逗留一昼夜时顺带举行的。

是的，曼杰利什塔姆消失了，消失了。“无声无息”。话说回来，这没惊到任何人。我们中谁都不写信。几乎不再信赖。也绝少寄信，好像这很老旧，很别扭似的。书信体的艺术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湮灭了。突然，已经到了1922年春天，流言飞来彼得堡，曼杰利什塔姆在莫斯科，而且他结婚了。这传闻谁都不相信。不可能，无稽之谈。谁都无法想象曼杰利什塔姆结婚的样子。

“这简直是太离奇古怪了，”洛津斯基有力地说，“‘离奇古怪’出自‘怪物’一词，而且与大怪物有某种同感。”

可是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去了莫斯科，回来后证实了这一“离奇古怪的”流言的正确性。他一如既往，“极其勉强地”微笑着宣布：

“千真万确！结婚了。”

回答跟谁结婚的问题时，他波浪般地摊开长长的，柔软灵活的，好像章鱼触手的两只手，莫名其妙地说：

“想去吧，跟女人。”

后来清楚了，曼杰利什塔姆与自己的妻子娜杰日达·哈津娜早在基辅时就认识了。或许他那时就已经有了与她结婚的愿望。可是怎么会呢，像他这样口无遮拦的人，把这个瞒过了大家？要知道，来到彼得堡后，他甚至一次都不曾提及自己未来的妻子的名字，相反却不住地说到阿达丽丝，勃留索夫当时半正式的女朋友。而大家都觉得，他爱恋她可不是开玩笑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甚至杜撰出曼杰利什塔姆对阿达丽丝的请求。为了理解他，应该知道，许多立陶宛人的姓是以“伊丝”结尾的。

但是在彼得堡，曼杰利什塔姆没把阿达丽丝惦记多久，他很快又迷上了女演员，古米廖夫妻子的中学女友。这次迷恋，一如他所有以往的迷恋，是“灾难般、毁灭性的”，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很令他伤心。不过它很快就比较轻松地过去了，反倒是为俄国诗歌贡献了两首诗：《我难过，现在是冬天》和《我与别人相同》。

我还记得我是怎么问曼杰利什塔姆的，令众人捧腹的几行诗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使这善良的、头脑简单和温柔的姑娘像刽子手的？可他居然对我不住地摆手。

“没一点像的。什么都没有，这里根本没她什么事。难道您真不理解？问题不在她，而在爱情。爱情永远要求牺牲。记得普拉东说的吗？爱情是三大毁灭性的激情之一，是上帝将死人打发去惩罚。爱情是拷刑架，在那上面会粉身碎骨；是旋涡，你会被它淹没；是柴火垛，你在上面尥烧。”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难道您真的是这么理解爱情的？”

他决然地点点头，挺直了身子。

“当然，否则这简直是龌龊，甚至是下流。”他骄傲地补充说。

“可您并非第一次恋爱啊，那怎么说？”我不依不饶，“或者您是照库兹明所说，每一次：

他点头，没察觉我声音中的嘲弄。

“是的，永远都是第一次。还永远希望，能够永久到死。而那过去的是个错误。”他叹息。“可是已经有过多少错误了。莫非我在爱情上就这样永远不幸吗？您怎么觉得？”

我什么都没回答。那时我觉得，他在爱情上将永远不幸。我还记得一件事，非常突出他对女人浪漫主义的、骑士态度的特点。那是古米廖夫给我讲的。

有一回，“碟”里举办的文学晚会之后，一位迷人的上流社会年轻夫人，她不写诗，与诗人们很要好，这愈发加强了她对诗人们的魅力，由她倡议，做起一个相当古怪而冒险的游戏。她坐在房间中央，要求所有在场的诗人到她身边，悄悄对她说出自己最秘密的，内心深藏的愿望。不能大声言说的愿望。诗人们挨个过去，每个人在她的耳朵边窃窃低语，她则时而发笑，时而佯装兴奋地尖叫，时而指指戳戳地威胁人。

尼古拉·奥楚普过去了，听完他的，她快活地、褒奖式地叫道：“无赖！”在他之后，曼杰利什塔姆羞涩地挨近她。朝她伏下身子，曼杰利什塔姆沉默片刻，好像是在犹豫，然后温柔地触摸一下她耳朵上面的卷发，悄声说：“亲爱的……”便又马上走到一边去了。

涅利季亨已经走上来，但是她打量着队伍，满脸通红地跳起来，推开了他。

“不要了！够了！你们全都坏透了，肮脏！”她叫道。“只有他一人是好的，纯洁的！你们都配不上他！”她挽住曼杰利什塔姆的手，“咱们离开他们，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离开这儿！”

但是曼杰利什塔姆脸比她红得更厉害，挣出自己的手，急忙从她身边跑开去，差点没被洛津斯基的脚绊倒。

在他身后形成追赶。

“站住，站住，奥西普！你去哪儿？你可是赢了！你把大家都战胜了！站住！”古米廖夫喊。

然而曼杰利什塔姆已经飞行在作家走廊里了。门砰地关上，哗啦啦上了锁。曼杰利什塔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论敲门和劝说都不搭理。就这样他再也没在那个晚会上露面。

“只是您别让人知道，我跟您讲了这件事。要知道他感觉自己丢人，就因为把他叫做‘纯洁的’，他羞得不晓得躲到哪里是好，”古米廖夫说完又补充道：“多可笑，多敏感。这样的人你想都想不出来。”

而情形是曼杰利什塔姆结婚了。当然并不成功，灾难般、毁灭式的。不这样的也不可能。当然，他极端不幸。可怜的，可怜的……

他的婚姻能幸福，这谁都没想过。假如还没离异的话，或许也很快会离异的。世间没哪个女人能跟他一道生活。没有这样的女人、也不可能有。

1922年8月初，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不得已去莫斯科处理自己的出国事宜。他的离开完全合法，“前往柏林和巴黎确定国家剧院的剧目”。这趟出差不报销，费用由出差者本人负担，这略微减弱了它的重要性。虽然这是伪造的，但毕竟说起来完全让人信服和敬重。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总共在莫斯科只待了一天，从去到回。但当然是找到了曼杰利什塔姆。后来还经常给我讲他们的这次会面。

如果我没记错，曼杰利什塔姆当时住在作家之家，在七楼，一个极大的、低矮的房间里，撒满阳光。太阳不仅从窗户，还从天花板上大大的方形窟窿照到房间里来。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使曼杰利什塔姆狂喜。

“我都已经在想，咱们再也见不了面了。会把你牵连到古米廖夫事件里，发配到、发配到索洛夫基群岛或者更远。喏，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也很为自己害怕。多少个夜里睡不着啊。老是等着：想起我来，找到我，逮捕我。只是在这里，在莫斯科才放心。难道你真的连牢都没坐？也没审问过？奇迹，真的。喏，我多高兴，多高兴啊！”

但是，当得知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要去国外出差，他的高兴迅速转为惊恐。

“拒绝吧！我恳求你，拒绝吧。这可是个陷阱。在边境逮捕你。流放，枪毙。”

但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只是说笑打趣，不对任何劝说和请求让步。于是曼杰利什塔姆朝他一挥手，说：

“怎么？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难道自己往狮子嘴里钻？记住我的话，否则就晚了。”

“那么趁着还不晚，还是说说自己吧，奥西普。你怎么样，幸福吗？”

曼杰利什塔姆没有马上回答。

“我是这么幸福，就是在天堂里也不能更好了。这是多么愚蠢的比喻——天堂。我幸福，幸福，幸福，”他念咒似地大声连说三遍，又忽然惊恐地从肩膀朝房间的角落张望：“你知道，乔治，我是这么幸福，我担心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很昂贵的。”

“胡说八道，奥西普。你已经付足了，甚至利息都预付了。你受折磨受够了。现在可以享受到死了，相信我。”

“哎呀，那样就好了！可是我常常害怕。喏，那你怎么样？你们俩怎么样……”

你们俩指的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我。1921年9月我嫁给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自然是没完没了地问长问短，仔细问我们的情况，讲他和娜佳……娜佳……

曼杰利什塔姆又猛然中断自己的话，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那么，你能在彼得堡为我提供什么？这里把我安置得好极了。”他明显满意地环视着，“绝好的房间。又大又舒服，一应俱全。”

“绝好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点头，“尤其是夜里，当

“一应俱全，你躺在房间里，看着头顶上的星星。而下雨时还可以免费淋浴。还有什么更舒服的？”

“乱讲，”曼杰利什塔姆不满地皱起眉头，“到冬天就会修天花板，要不把我和娜佳换到另一个房间。我严肃地问你，你能在彼得堡为我提供更好的吗？”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耸耸肩。

“是什么都不能提供给你。更何况过一个星期我自己也要走了，而且大概很久。”

“不是很久，而是永远，”曼杰利什塔姆重又亢奋起来，“如果没改主意，别留下——永远别回来，一去不回。”

楼梯上有脚步声。曼杰利什塔姆神着脖子，一副傻兮兮懵懂无知的样子倾听着。

“这是娜佳，她去买东西了，”他说话的声音变得热烈，“你马上就看到她。理解我了。”

门打开了。但是走进房间的不是曼杰利什塔姆的妻子，而是一个年轻人。穿着褐色西服，头发剪得短短的，牙上咬着香烟。他确定地快步走向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向他伸出双手。

“您好，乔治！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奥夏对您的描述很对，出色的圣彼得堡人。”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看着他手足无措，不知道是否能够吻她的手。他还从来没见到过穿男西装的女人。这在那时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是在多年之后，马列·迪特里希引领了穿男装的时尚。但其实第一个穿裤子的女人并不是她，而是曼杰利什塔姆的妻子。不是马列·迪特里希，而是娜杰日达·曼杰利什塔玛发起的女装界革命。然而，与马列·迪特里希不同的是，这没有带给她荣耀，她的创新既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甚至也没有得到她丈夫的高度评价。

“娜佳，你又穿我的西装。我怎么不穿你的连衣裙呢？你像什么？没羞，可耻，”他劈头盖脸地说她，还转向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寻求他的帮助，“乔治，你哪怕让她相信这是不礼貌的呢。她不听我的，把我的西装都穿破了。”

她不耐烦地抽搐着一个肩膀。

“别说了，奥夏，别布置这种夫妻场景吧。要不乔治会以为我跟你生活，就像猫跟狗一起似的。而我们本来是像鸽子那样咕咕细语的，像‘陶瓷鸽子’。”

她把一网袋万能的胡萝卜放到桌子上。新经济政策，随便什么都买得到，只要有钱。

“那你们在这里享受朋友的会面，我去做饭。”

曼杰利什塔姆的妻子尽管外表蒙人，其实却是个漂亮和慷慨好客的主妇。汤和热菜之后还上了咖啡、小馅饼和家做的果酱。

“这都是娜佳自己做的，谁能想得到？”他动情地看着妻子，“她什么都会。而且这么上心，节约。我没她就完了。啊，我多么爱她。”

娜佳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舀给他果酱。

“别说了，奥夏，居家过日子的欢喜不比夫妻场景有趣。假如我们不是彼此相爱，就不会结婚了。明摆着的。”

可曼杰利什塔姆自己又已经跳到另一个话题：

“我跟古米廖夫差得太远了。须知他是个卓越的人，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他活着时似乎妨碍我呼吸，压着我。我对他不公平。不是对他的诗，是对他本人。他比自己的诗出色得太多。只是在一个人死后你才了解他。那时已经晚了。”

他沉思着，把烟灰掸到烟灰缸外的桌布上。他妻子看着他，温柔地微笑着，不去说他，然后又这样默默地把烟灰抹到地板上。

“可是对古米廖夫来说也想不出更好的死亡了，”曼杰利什塔姆激动地说下去，“他想当英雄，并成了英雄。向往荣耀也得到了它，甚至比他想要的更多。而勃洛克，他没赢过早逝。而且据说在棺材里都不成样子了。可他本来总是漂漂亮亮的。你知道，我为他，比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更惋惜。得知他死时，我像为亲人那样为他哭泣。我从未跟他亲近过，但总是希望，在以后的什么时候……可是现在晚了。这多么令人痛心啊，现在仍然那么痛心。勃洛克，古米廖夫……”

时间已经不早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该去火车站了。曼杰利什塔姆去送他。在月台上他突然重又开始劝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丢掉不理智的念头，中断出差，留在彼得堡。

“如果你留下来，我和娜佳也搬到彼得堡去，实打实的。”

于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忽然开始明白了，曼杰利什塔姆在莫斯科已经并不这么甜蜜了，他想回彼得堡了。虽然他自己或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火车来了，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卧铺车厢里寻找自己的铺位。因为现在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又有了卧铺车厢，和服务性的列车员。

“你仍然要去？那就未必见得到了。也许，你会改主意呢，啊？”

“再见，奥西普！”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紧紧地拥抱他，吻他。

“不是再见，是别了，假如你走的话。别了，乔治。”

曼杰利什塔姆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

“得了，奥西普。很快一切都会结束，一切都会转变。我会回来的，我和你又会生活在彼得堡的。”

但是曼杰利什塔姆忧伤地叹气：

“你永远都不回来了。”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千方百计想让他丢开这黑色的念头，逗他笑。

“为什么你这么确信永远都不呢？难道不是你自己写的，”于是他模仿曼杰利什塔姆，郑重其事悄悄地、悦耳地吟诵起：

当然，他是想逗曼杰利什塔姆笑，但这个效果他没得到。曼杰利什塔姆洪亮地哈哈大笑，笑声响彻整个月台。乘车的和送行的人吓得连忙躲开他。

“怎么？怎么，再来！‘当莫斯科火车汽笛响起？’喔唷，我不行！我受不了了！”于是又开始大笑。

汽笛却真的响了。而且已经是第三遍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最后一次拥抱哈哈大笑的曼杰利什塔姆，跳上火车。

“再见，奥西普，再见。”

火车移动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将手伸出窗外挥动着手帕。曼杰利什塔姆仍然笑得全身颤抖，喊着什么，然而车轮铿响，他的话已经听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