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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哭了吧！”古米廖夫不满地说，“停住！您家里会以为是我欺负了您。谁会相信您是在为莱蒙托夫流泪。擦擦眼睛，就当是他今天才死，您也是今天才知道。”

他递给我手帕，我听话地擦着眼泪。可它们不停地流啊流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可怕，他是怎么死去的，”我抽噎着，“我不能，不能。我是这么难过，他这么可怜……”

他站住，靠近来，看定我婆娑的泪眼。

“知道吗，假如真有阴间，而莱蒙托夫这会儿看到，您是怎么样地在为他哭泣，或许非常高兴呢，”沉默片刻，又热烈地说，声音都变了：“所以我带上您，而我突然很想，在我死后很多年有某些年轻人像您现在这样为我哭泣。犹如为被杀害的未婚夫……非常想……”

古米廖夫死时，年仅三十五岁，可他却像个老人似的喜爱“沉溺于自己的过去”，像他自己所嘲笑的那样。

“到时候，差不多过四十年以后，我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他常说，“因为诗人的生活与他的创作同样重要。诗人需要紧张丰富的生活，充满斗争、欢乐和忧伤，跌宕起伏。当然还有爱情。须知爱情是诗歌主要的源泉。没有爱情也就不会有诗歌了。”

他庄重地举起纤细的手，仿佛是在讲台上演讲，而不是坐在游泳池街我家壁炉前的地毯上似的。“依柏拉图所言，爱情是神派给我们的三大不幸之一，”他说下去，“而尽管我不赞成柏拉图，但我本人也几乎因爱而死，对于我本人而言，爱情是差点将我带向死亡的不幸。”

关于他自己对安娜·阿赫玛托娃疯狂的、折磨人的爱情，和他是多么困难地使她认可婚姻的，他每每回忆起来都很得意，一如说到他自杀的尝试。

“去巴黎找她的路上，我倒数第二次向她提议。这对我是生与死的问题，她拒绝了我。斩钉截铁地，不可逆转地。我剩下的只是去死了。于是，到巴黎后，我在迟暮时分的比尤特·绍蒙公园里，切开自己手上的静脉。在悬崖的最边上，指望到夜里若有丁点的移动，我就不可能不掉下悬崖去。那里的骨头数都数不清……但显然我的保护天使救了我，没让我掉下去。我早晨醒来，由于失血全身无力，可却安然无恙地待在悬崖边上。于是我明白，上帝不希望我死，并且再也没企图自杀。”

这个故事，我听过不止一次，总是令我激动。古米廖夫那么详细地描绘那公园，吓人的峭壁和它下面愈加吓人的悬崖，他自己临死前折磨的痛苦，使得我没想过要不相信他。

只是到巴黎后，为了纪念古米廖夫而去比尤特·绍蒙公园，到他“神奇般获救”的地点，我看到自杀的尝试，若是它果真有过的话，不可能像他给我描绘的那样发生：那峭壁不可能爬得上去，每一个到过比尤特·绍蒙公园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古米廖夫忆及自己的过去时，总是非常地心醉神迷，每次都给它饰以新的细节。说起来，这使他的故事与安德烈·别雷的故事大相径庭，别雷也是个“沉溺于自己的过去”的大爱好者。安德烈·别雷从不改变自己故事中的一个字，甚至停顿，提高或降低声音都在相同的句子上，他好像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逐行照念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古米廖夫是即兴创作，天花乱坠且蛊惑人心，给自己的回忆变换各式各样的说法。

如果我犹犹豫豫地给他指出有些事实对不上号，他吃惊地问道：

“难道我上次跟您讲的不一样吗？那么是忘记了，搞混了。更何况托尔斯泰说得很对，我不是鹦鹉，永远重复同样的话。可是您，如果您不善于倾听而妄自评说，我就什么都不再讲了。”他假装生气地打住了。

然而看到我对他的愤怒信以为真，开始伤心地眨巴眼睛，他就笑着说：

“瞧您，当真了！开玩笑不懂？不明白我想讲的不比您听到的少？您就等着吧，再过几年，您可以写下您自己的《歌德与埃克曼谈话录》了。”

是的，我的确是可以跟埃克曼一样，写出我的《歌德谈话录》，即与古米廖夫的谈话录，“厚厚的一大卷”。这类的谈话曾经非常之多，我将它们全部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与古米廖夫的每次见面中，不曾有过一次他不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政治、宗教、历史的见解，对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对生与死，自然还有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诗歌的见解。他的观点有时与公论背道而驰，给我的感觉是不合常理。譬如，他确信很快将能够克服地球引力，星际旅行将成为可能。

“绕地球飞行可以只用八个小时，或者更少。我一定要飞到金星去，”他大声地幻想着，“这要过四十年左右。我希望我对金星的描写是正确的。记得吗：

“例如，他预见到与德国新的一场战争，准确地断定它将在二十年后发生。

“我理所当然参加，一定去作战。不管您怎么阻止我，都要去。再穿戎装，呀呀呐喊，跨上战马，唯我独现。而且这回我们将战胜德国人！战胜并且粉碎他们！”

他还预言在欧洲将出现极权主义制度。

“您看，现在大家都在喊：自由！自由！可在心底里，自己也不懂得自由，只抱怨一个——受为所欲为的专制压迫。鞋跟儿的压迫。他们的理想是举着胜利飘扬的红旗，喊着‘自由’的口号，排整齐的队列冲向监狱。那样，自然就实现自己的理想了。我们如此，别国的人民亦如此。只不过我们的专制主义是左派，他们的将是右派。然而须知洋姜不比萝卜甜。而他们必定，您将看到，也将获得力求的东西。”

他不容辩驳地为自己的时代做了太多的裁决。他具有“对恒常不变纯粹天才的突破”，正如他本人对它们赤裸裸断定的那样。自然，他偶尔也有相反的“反天才的突破”，不希望也不会理解最平常的事物。但是这也很有趣，很有特点，也帮助理解古米廖夫，活生生的古米廖夫。是的，我真的是应该记录下我与他的谈话了。

一月的一个中午，晴朗而寒冷。

我们跑到塔夫里切斯基公园，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在“雪茸茸”的长椅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古米廖夫用自己的皮袄拂去地上的雪，朗朗地笑起来，对我来说完全意外地突然“沉溺于过去”了。

“1917年5月我被派到萨罗尼加，”他说着，好像是在回答问题，“1917年5月您在做什么”？

但我并未向他提这个问题，我向来是准备好听他讲的，他则继续道：

“我在巴黎耽搁得太久，所以没去成萨罗尼加。在巴黎我过得好极了，比以前好得多，跟艺术家们见见面。我甚至与冈察洛娃和拉里奥诺夫交了朋友。还见到很多法国诗人，其中更经常见莫拉斯。

那是自然的，我恋爱了。没有恋爱我可从来都什么也写出不来。而此刻我甚至热恋上了。便给她写诗。不，我不能像普希金那样对自己说：‘但我爱得盲目又暗哑’。再说，他也有许多爱情诗。我却是一旦爱，就立刻歌唱起来。对，更像公鸡，而不是夜莺。然而由这个产生出来的随便什么东西往往是成功的。”

他详细地讲述自己的巴黎钟情，他所有的波折，并为了引证念《纪念册》里的诗，那些诗是献给“不幸的古米廖夫的爱情，于第四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的，爱情是不幸的，”他笑着说，“对戴着胜利之冠的幸福爱情是写不出多少好诗的。”

他把诗念了一首又一首。他早已经给我念过它们。我特别喜欢：

在严寒、晴朗、清脆的寂静中，他的声音听上去庄严而响亮：

还没念完，他笑着看我：

“我在这里好像孔雀开屏。您怎么觉得？我还不至于有传记探子。再说，谁知道他？突然之间却发现后人的审判比同时代人的审判更公平。有的时候我希望，会有写我的专著，而不只是三行小字。因为我们都梦想流芳后世。而我，或许比所有人更甚。”

古米廖夫眨着眼睛，用手遮挡着风，点了好久的香烟，然后沉吟片刻，接着说下去。他嗓音已然变了，注视着自己面前被白雪覆盖的小路和两只黑乌鸦，它们仿佛是白纸上两个黑色的斑点。

“我真的是疯狂地恋爱了。但是，当然了，我从巴黎转去伦敦时，我在那里又能够重新恋爱。这次的结果是我的《邀游》一诗。可是我决定从英国回家了。不，我不愿意，不能够做移民。我被牵回俄国。但是回来很困难。一路上我想着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想着我如何开始跟她和廖武什卡生活。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我幻想成为他的朋友，他的游戏伙伴。是的，我是如此愚蠢地、感伤地幻想着。可得来的全非如此……”

他不明就里似的把手一摊。

“迄今为止我不明白，为什么安娜·阿赫玛托娃告诉我想跟我离婚，说她决定嫁给希列伊科。要知道我一点都没妨碍她，毫不约束她。我好比晴天霹雳，我找不出别的词。但是我控制住自己。我甚至能强迫自己微笑。我说；‘我非常高兴，阿尼亚，是你先提议离婚。我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我也想结婚了。’我停了一下，跟谁，哦，天啊？……说谁的名字？但是我马上就找到了：‘跟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恩格尔哈特，’我自信地说出来。‘是的，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吻了她的手：‘祝贺你，虽然你的选择我不觉得成功。我是个坏丈夫，我不辩解。但希列伊科压根不是可夸耀的丈夫。是灾难，而不是丈夫。’而且骄傲的是我如此机智灵活地得以挡住打击，我前往埃尔捷列夫巷去向安娜·恩格尔哈特求婚，我早就自信她会同意。”

一切是否就是这样，一如古米廖夫所说，抑或他“沉溺于自己的过去”而将之稍微修饰和变奏了一番，我不得而知。

在那个冬日的中午，在塔夫里切斯基公园内，古米廖夫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他求婚和结婚的经过，还同样详细地讲了他的离婚。

古米廖夫的第二任妻子，阿尼亚·恩格尔哈特非常可爱。邪恶的舌头放出谣言，说她不是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女儿，而是巴尔蒙特的。她母亲是与巴尔蒙特离异的妻子。古米廖夫相信这一谣言，不无骄傲地声称：

“我的列诺奇卡不单是诗人的女儿，还是诗人的外孙女。诗歌溶于她的血液。她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喊出来的都是有韵律的。当然，她将是诗人。”

我不知道列诺奇卡是否成为诗人了。在整个侨居的岁月里，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和她母亲（阿尼亚·恩格尔哈特）的消息。（尽管她嫁给了古米廖夫，文学圈内继续叫她阿尼亚·恩格尔哈特）。列诺奇卡是个不漂亮的婴孩，自己父亲的翻版：斜眼，大而平的额头和长长的鼻子。似乎难以置信，如此可爱的母亲会有这样的女儿。不过，不漂亮的小女孩长大了常常会变得美丽，也有相反的。希望列诺奇卡也变得漂亮了。

“当我没有预先通报，”古米廖夫讲道，“出现在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公寓，阿尼亚在家。她与以往一样，看到我非常高兴。我不多费话，马上就对她说打算跟她结婚。而且尽快！”

“她跪倒哭了起来：‘不，我不配有这样的幸福！’可结果幸福是假的。”古米廖夫做了个轻蔑的鬼脸。“很好，没什么可说的，幸福！阿尼亚与列诺奇卡和廖武什卡，婆婆和老姑妈一起待在别任茨克。寂寞极了，无以排遣，白天尤可。阿尼亚带着列诺奇卡，与廖武什卡玩耍，他是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可是夜晚痛苦，甚至痛苦得对月哀号。三人在炉子前，两个老太太和阿尼亚。她们俩为自己缝寿衣，大家都有备无患地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极漂亮带抽纱和小皱褶的寿衣，把它们试来试去，穿上它们躺着舒不舒服？哪儿小不小？谈话当然也跟这相应。阿尼亚则有礼貌地听着，或者念安徒生童话。永远是那些童话。她于是夜夜哭泣。唯一的娱乐是我的到来。可我两个月才去一次别任茨克，要么更少。而且不超过三天。再多就受不了。阿尼亚封封信里央求我把她带在彼得堡自己身边。可是在这里她也不会甜蜜的。我习惯于光棍的生活……”他叹气，“当然，欺负阿尼亚是不好的。她是那么无助，完全是个婴儿。我曾经幻想过妻子是快乐的唱着歌的小鸟。可其实跟唱着歌的小鸟毫不搭界。”他又猛然换了一种话腔：“永远不要嫁给诗人，记住，永远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