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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艺术家之家食堂的长桌边吃着我的那份黍米粥。我尽量能吃多慢就吃多慢，好把享受延长。粥好吃得不得了。再说，所有的吃食对我来说似乎都好吃得不得了。只可惜太少了。当然，我可以再要一份粥，不会不给我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承认我饿。不，绝不。在我心里，一如现在许多人那样，“穷人的骄傲”蓦地苏醒了，不错，那是“穷人的脸面”。更何况我们还衣着漂亮，住着阔绰的大公寓。可是，上帝啊，我们在那里面是多么的饥寒交迫。

古米廖夫一反常态，没有客气地与我打招呼，只是说：

“我正找您，我需要您。快点喝完您的粥，我们走！”

因为高兴，我跟他见面时总是觉得快乐，尤其像现在这样意外的见面，粥一下子不再好吃了。我尽可能快地把它吃完，不吃完剩下我可狠不下心。我吃得那么快，好担心被呛着。

“走吧！”他急不可待地又说，已朝出口走去。我也跟随其后。

在过厅里我穿上自己带银鼠皮领的海狗皮大衣，把海狗皮帽子往蝴蝶结上直扣下去。非常之快，没把时间浪费在镜子前不必要的端详作态上。可尽管古米廖夫也着急，他还是在镜子前停下来，犹如大司祭戴法冠一般，把护耳鹿皮帽子给自己戴上。

我有太多次机会看到，他是那么自得地欣赏着自己的镜像，对此我也总是很诧异。或许他的眼睛看到的并非全如我的眼睛所见。我多希望，哪怕是瞬间，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啊。

我们走到漆黑的游泳池街上。天下着雨夹雪，多么寒冷，无所归依。而文学家之家是这么温暖，明亮和舒适。我们干吗要离开？

“我们去哪儿，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他把自己的短皮袄裹紧了些。

“好奇加上懒惰是一切恶习之母，”他用教导的口吻说道，“想想潘多拉吧。别提那无聊的问题。到时候就知道了，脚步走快点。”

凭经验我知道坚持也是白费劲，便默默地走在他身边。我们往游泳池街上方走，而不是往下去。就是说，既不是去我那儿也不是去他那儿。可是去哪儿呢？我们拐到兹纳缅斯卡亚街上。这里的原巴甫洛夫学院内，曾几何时是话语学院的所在，我真正的生活正是由它开始的。现在话语学院搬到亚历山大剧院旁边的新址去了。我再没去过那儿，它是一个欺人的梦想。从它由始至终什么都实现不了，“海市蜃楼”。可它当初有过多少许诺，那是多么美妙啊！想到它我不能不心存感激。

“今天几号？”突然古米廖夫打破了沉默。

“10月15日。”我不名就里地回答。

古米廖夫与众不同，要知道已不再有日历，而他总是确切地知道今天几号，星期几。

“1814年10月14日到15日之间的夜里发现了什么？”他问。

我惘然地眨着眼睛。这我不清楚。或许有什么事与拿破仑有关。滑铁卢？退位诏？还是俄国军队进攻巴黎？但为什么是15日夜里？不对，俄国军队攻进巴黎是在白天，而且好像是在春天……

“不知道？这件事与你与我直接有关。”

“滑铁卢？俄国军队攻克巴黎？”我不肯定地问。

古米廖夫笑了。

“这种军事行动跟您有什么搭界？不对，不对，完全不对。把您冒出来的，也是您的荣耀的历史知识丢开。听好，记住，”他把右手从插着的皮袄左袖子里拿出来，那是他当做暖手筒的，竖起长长的食指，说：“听好，记住！1814年10月15日夜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出生了。不知道这个，您就难为情吧。”

“我知道，”我分辨道，“莱蒙托夫生于1814年，只不过忘记了月份和日期。”

“这个不许忘，”古米廖夫毫不留情，“但就是我也差点给错过去了。仅仅半个小时前才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把翻译丢开，跑来文学家之家找您。这不，”他停下来，郑重其事地望着我，“这不，我们去祭奠他！”

“我们去祭奠莱蒙托夫？”我反问。

“是的，是的。我带您一起是因为他是您喜爱的诗人。记得吗，彼得拉克说：‘对我而言，三百年之后还读不读我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爱我。’”

是的，古米廖夫是正确的。我从童年起直到现在，在所有的诗人中更爱莱蒙托夫。甚于普希金，甚于勃洛克。

“您想想，”古米廖夫继续道，“我和您，大概是今天，在他生日唯一为他祈祷的人。彼得堡唯一的，俄国唯一的，全世界唯一的……除了我和您，没有人记得他……得知拜伦的死讯后，普希金曾在敖德萨祭奠他，而我们现在祭奠莱蒙托夫。”

我们走进兹纳缅斯卡亚教堂。阴影笼罩着唱诗班的坐席。我们走拢去，我们很响的脚步声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引起点骚动，我看到的是些老太太，贫穷的，裹着破围巾和披肩。大概她们躲在这儿希望能烤烤火，可是这里比在街上还要冷。

“等等我，”古米廖夫悄声说，“我去找个神甫。”

于是他走了。我靠着墙闭上眼睛，免得看见穷苦的老太太。她们不知怎么的使我想起巫婆。她们在教堂里完全不合适。我开始害怕了。这里，在这个教堂里，太静了，太黑了。因了圣像前忽明忽暗的点点灯火，一切都仿佛神秘而充满敌意。我不由地想起《维》里面的霍马·布鲁特。我害怕转身。我觉得，假如我转过去，我会看到棺材，黑色的棺材。我想要逃开此地。我拼命去想莱蒙托夫，但却无法聚精会神。

快点回来吧，古米廖夫！

他终于回来了。瘦小的神甫小跑着跟在他后面，肯定是走过来时，往家常便服上套的长袍。现在“神职人员”得到劝告，为避免不愉快事件和侮辱，在教堂范围以外不要穿“制服”。

“祭奠谁？米哈伊尔？刚去世的米哈伊尔？”他问道。

“不是，神父。不是刚去世的，就是大贵族米哈伊尔。”

神甫点点头。要知道教堂里除了我跟古米廖夫，和穷老太太们，没别人，所以只能称死者为“大贵族”。古米廖夫走到蜡烛盒那儿，从里面拿出一大把蜡烛，自己把它们放到圣像前的小悼亡桌上，自己点燃它们。剩下的分给了老太太们。

“请拿好。”古米廖夫也给我一支点燃的蜡烛。

神甫已经在宣祷：

“永生永世感谢我主。阿门……”

古米廖夫站在我旁边，大大地划着十字，恭恭敬敬地祷告，重复着神甫的祷告词。老太太们用高高的、颤抖的、哭诉的声音和谐地唱着：

“神圣的主呵……”

她们不是穷人，而是合唱队。我搞错了，把她们当做穷人了。

“与圣人同在……”

古米廖夫跪了下去，并且一直跪到祭奠完。

但是我受不了。石板那么凉，我站起来，感到寒冷透过薄薄的鞋底传到脚上，爬上心脏。我不让自己去感觉寒冷也枉然。我也认真地祈祷和划十字。当然，不像古米廖夫那么恭恭敬敬，但毕竟是“全心全意”地。

“永志不忘……”老太太们唱着，突然古米廖夫也用自己干巴巴的，跑调的声音加入到她们很有乐感、和谐的合唱中去。古米廖夫走向十字架，吻了它和神甫的手，以示虔敬。

“感谢您，神甫！”

根据神甫高兴的、恭敬的“谢谢”，他一定为祭奠付了很多钱。他也“感谢”了合唱队，分别给了每一个老太太钱，“如果您允许”，她们则“允许”并向他九十度鞠躬。做这一切的当儿，他的样子像个地主，正光临用他的钱建造在他的土地上的教堂。

“喏，怎么样，您整个冻僵了吧？”已经走到街上他方才问我。

“整个都冻僵了。”

“可还是不埋怨，很高兴参加莱蒙托夫的祭奠活动？”他问道。

我亦完全真心实意地回答：

“高兴极了！”

“喏，那一切就太好了。现在去我那儿，我给您用炉子煮茶。”他挽起我的胳臂，我们飞快地迈开脚步。

“要知道莱蒙托夫生日庆祝还没过完呢，”他说。“重大的还在后面。”

我们坐在古米廖夫家前厅燃烧着的炉子前。我把冻坏了的手伸向火苗，说：

“喏，不，”古米廖夫严肃地把我打断，“不要阿赫玛托娃，请求您。而且也不要别的诗人。议事日程是莱蒙托夫。我们就只关注他，但不管怎么着先吃饭。”

前厅小而逼仄，暖融融的。从冰凉的，没生火的书房里搬来了绿色的沙发和两张绿色的矮腿圈手椅。天花板上幽暗的球状电灯偶尔亮一亮。前厅被炉子中一直燃烧的火光照亮着。在这温暖的红色亮光中它似乎有点不真实，它仿佛充满着：

但既然是禁止背诵莱蒙托夫以外的诗，我便心想着，暗自读着这些诗行。好在它们是属于我的。

“吃饭吧，”古米廖夫说，走近准备好的“饭”。他卷起西服上衣的袖子，像真正的厨师用铁叉子穿东西那样，把切成块的面包穿到他儿子廖武什卡的玩具马刀上，再把它举在火苗上面。通常这把马刀是被他用来拨弄燃烧的劈柴的，可是眼下它是“厨房作业的工具。”

“好了！”他灵巧地把烤得冒烟的面包块扔到盘子里，往上面淋上葵花籽油，并解释说：“烤羊肉！这么嫩的卡拉查耶夫人的小绵羊您还没吃到过。”他把盘子递给我。“是真的吧，烤羊肉少有的好吃吧？布汁（酸味略含酒性的饮料。——译者注）您喝过吗？没有？喏，那就现在尝尝。不过喝起来小心点。它很烈，头会晕的。到时候我可怎么把您弄回家去啊？”

他往盛胡萝卜茶的饭盒里倒了一把院士口粮配给的葡萄干，搅匀，再把这甜糊糊分别倒进两只杯子。

我烤热了手指，拿过杯子。我们碰碰杯。

“为莱蒙托夫！”他祷祝着，一口把自己的杯子喝干，皱起眉头，“浓得要命！烧了喉咙了。好布汁！”

我小口抿着“布汁”，就着“烤羊肉”。

“好吃吗？”他询问。“真正的高加索大餐！只是没有唢呐。否则我和您可以伴着唢呐跳列兹金卡舞了（高加索的一种快节奏舞。——译者注）。不会？没关系，那我教您。我就穿上束腰没领的袍子踮起脚尖围着您打转，牙齿叼着匕首，而您呢只要动动肩膀，把身子扭来扭去。”

突然，他一改玩笑的腔调，又严肃地说：

“莱蒙托夫从童年起就热爱高加索。一辈子，也死在高加索。他初次看到高加索时刚十岁。就在那里他经历了自己的初恋。”

“不奇怪吗？而我去高加索时也是个孩童。也是在高加索恋爱的，而且爱的也不是成年的小姐，是小女孩。我甚至不记得她叫什么，可是她也生着蓝色的眼睛和金发。当我终于冒昧地对她说：‘我爱您’，她回答：‘傻瓜！’还朝我伸舌头。这个侮辱我现在都记得。”

他挥挥手，好像在赶苍蝇。

“瞧我又说自己。我似乎真的喝了太多的布汁，醉意冲上我的头。您怎么样？不要紧？没醉？烤暖和了？饱了？完全饱了？”

“那么，”他说，把空杯子和盘子放到小桌子上，它后面是永远关闭的前门：因为现在都穿过厨房走后门，“那么”，他又说，“可以开始了。”

“开始什么？”我问。

“您已经都忘了？开始我为什么带您到这儿来的那件事。莱蒙托夫生日庆典的第二部分。祭奠的必要性，不仅是要为他灵魂的安息而祈祷，还应该像演出，像序幕。而这有多好，我们顺利完成祭奠！祭奠之后我们那么清晰、那么鲜明地感觉到自己。恰如突然爬上将阴间与我们的世界分隔开的幕布顶端，从那里刹那间闪亮永久之光。没有它我未必斗胆，并且能够告诉您我现在对您说的这番话。因为，”他继续道，“我们，您和我的心敞开了，不单是理智，还有心去接受莱蒙托夫。”

他起身走到卧室，回转时拿来几本书。他径自把它们扔在自己圈手椅四围的地板上。

“论莱蒙托夫的，我今天需要它们。因为您，尽管他是您喜爱的诗人，却似乎一点不了解他，话说回来，跟他差不多所有的崇拜者一样。论普希金的著作如此之多，论莱蒙托夫的如此之少。甚至没有莱蒙托夫研究的专业术语。普希金学学者，没错，可是莱蒙托夫学学者，说出来怪怪的。没有莱蒙托夫学学者，研究莱蒙托夫的学科也还没有，虽然早就应该明白，莱蒙托夫在俄国诗歌中不亚于普希金，而在散文中比普希金高得多。您很惊讶？我从来没跟您讲起过？对。没讲起过。也未必会说起或去写成文章。但这毕竟是我至深至诚的信念。”

他重又坐回到椅子里。

“我们习惯于重复类似这样的句子：‘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俄国的散文源自《黑桃皇后》。然而这跟大多数的老生常谈一样，是不正确的。俄国的散文不是始于《黑桃皇后》，而是始于《当代英雄》。普希金的散文是地道的诗人散文，干巴巴的，准确的，简明扼要的。普希金的散文可以与梅里美的相媲美，但是梅里美绝对不是天才。莱蒙托夫的散文是个奇迹。比他的诗还要神奇。果戈理是对的，他说，还没有谁这样用俄语写作……

“再读读《梅丽公爵小姐》。它丝毫没有过时。它可以是今年写成的，也可以是五十年之后写的。只要俄语存在，它就永不过时。假使莱蒙托夫不死，假使允许他退役……要知道他打算创办杂志，并且每个月，您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每个月都在杂志上刊登大部头作品！”

古米廖夫拿出烟盒，抽起烟来。

“是的，的确，”他吐着烟圈说，“俄国诗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悲剧性啊，几乎是所有的：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科兹洛夫，波列扎耶夫，普希金……莫非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是对的？顺便提一句，您未必知道这个，她娘家姓苏什科娃。不是，不是遗臭万年的卡特林·苏什科娃，她写了关于莱蒙托夫的不实回忆录，而是她的同胞姐姐多多·苏什科娃。她是莱蒙托夫的朋友，他的感觉和希望的托付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他的红颜知己。莫非她是对的，她建议诗人们：

“您可是禁止在今天念任何人的诗，除了莱蒙托夫的。”

“这就是说，不引用诗，我就不会说话。但减轻罪责的情况是：这些诗是描写莱蒙托夫之死的。”

古米廖夫看着火光。他在那里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火苗映照着他眼神斜斜的面孔。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缓缓地说，“我也逃不脱这共同的命运，我的结局也将是骇人的。就在前不久，一个星期前，我做了一个梦。不，我没记住它。但是当我醒转来时，我分明感到，我活不了多久了，几个月，不会更多。而且，我非常怕死。我又睡着了。但是从那时起，还是常常想起这奇怪的感觉。当然，这不是预感。我根本不相信预感，尽管拿破仑称预感为‘心灵的眼睛’。我相信将活到一百岁。可是今天在教堂里……但这会儿我们却不该谈我，而是莱蒙托夫。”

他突然又打断话头：

“说说，您没注意到吗？神甫犯了一次错误，把‘米哈伊尔’说成‘尼古拉’了。”

“没有，没注意。不，我倒是非常注意的，要不我就听到了。”

他不相信地笑着，又点燃一支香烟。

“那就是说，我听错了，是我的错觉。但是我从听到‘米哈伊尔’换成‘尼古拉’那一刻起，总归不自在。所以我才搞笑，做烤肉，可心口老是痛，老是痛，无法平静。但既然您相信……不过是我神经过敏罢了。随便说一句，布汁根本不是那么烈性的饮料。我开玩笑的。现在忘掉您在哪儿吧，忘掉我是谁吧。坐着别说话，闭上眼睛。听好。”

我听话地闭上眼睛，全身心去倾听，可他却沉默不语。

这里是那么安静，只听见劈柴在炉子里哔剥作响。好像我们不是在彼得堡，而是在离它千里以外的什么地方。我已经想要睁开眼睛，开口说话了，可就在此刻响起古米廖夫喑哑的声音。

“现在是1814年。我们是在叶丽扎维塔·阿历克谢耶夫娜·阿尔谢尼耶娃在平扎省塔尔汗富丽堂皇的庄园，在新年舞会上，在两层楼高的大厅里聚集着周边地主的全部精英。

“舞台上上演着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剧本《哈姆雷特——丹麦王子》。就新年演出而言这是颇为奇怪的选择。不过，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非常奇异。表演者是农奴演员和主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本人。没错，他扮演的是非常不起眼的角色——掘墓人。这个舞会将要决定他的命运。他疯狂地爱上了不久前暂时住到自己庄园里的年轻寡妇——公爵夫人。而今天他期望最终摧毁她的抵抗。

“然而时光消逝，曼妙的公爵夫人却总也不来。他枉然地聆听到的雪橇上的小铃铛声，徒劳地跑到外面带圆柱的宽大台阶上迎接她，她一直都没来。于是沉浸在完全的绝望之中，他手握石膏的骷髅头，重复着背熟的台词走下舞台。第一排庄严端坐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夫娜，她狡黠而一本正经地笑着。

“演出后的晚餐在农奴乐队的轰鸣伴奏下进行。香槟酒的瓶塞已经冲开，时针已经临近零点，可主人的位子始终还是空空如也。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拧着眉头，派自己的女儿玛丽去催父亲。或许他耽搁了，在换衣服，忘了大家都在等他。

“玛丽跑着，飞快地倒动穿着粉红色缎鞋的小脚，穿过空荡荡明晃晃的大厅。她十六岁，今天是她第一次舞会。她非常想演奥菲丽亚，但是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认为这愿望不体面。无论如何玛丽是幸福的，还从来没这么幸福过，她第一次穿上轻盈的袒胸露背长裙，高高梳起的头发上插着花朵，一绺卷发垂到肩上。她在墙上的镜子前停住，对着镜中的自己深深地行着屈膝礼。

“‘您很迷人。您出奇的美丽，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她对自己说，又快乐地跑去。她敲着书房的门：‘爸爸！妈妈生气了。爸爸，客人们等着呢！’

“她走进书房看到：父亲歪倒在地毯上，大张着嘴巴，玻璃般僵死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她的尖叫响彻整幢房子，她昏倒在他的身边。

“这件事似乎没能瞒过去，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命令仆人不放漂亮的公爵夫人到塔拉汗来。仆人们在路上迎到她的雪橇，拦住她的去路，转达女主人的命令。暴怒之下的美人——公爵夫人从自己舞会记事册上扯下一页纸（楷体字原文为法语。用来记录舞会上与男舞伴跳的舞。——作者注），在上面写道：‘如此侮辱之后我们之间的一切永远结束了！’并吩咐：‘交到你们主人手上！’便打道回府了。

“仆人们把字条交到‘主人手上’。这时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侍从的帮助下换衣服。看过字条，他穿上燕尾服，打上白色领带，打发走侍从，服毒自尽了。就这样，劫数早在莱蒙托夫出生之前，便抓住他那未来的母亲，永远在她身上打下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