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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会——安德烈·别雷来了——格·伊万诺夫——刘海——出名——诗人协会——库兹明

无论这有多么奇怪，“发现”我的不是我的老师古米廖夫，而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我生命中这一重大事件的到来是在1920年4月30日。古米廖夫几天前就通知我，他下个星期六晚五点有一个欢迎来自莫斯科的安德烈·别雷的招待会。会上要“诗朗诵观摩”。朗诵者为奥楚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我。

奥楚普也好，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好，尽管年轻，但是真正的诗人。我呢只不过是研修所学员。与他们平起平坐地朗诵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耀。

4月30日星期六，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古米廖夫那儿。奥楚普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已经在了，他们俩也像我一样激动不安。

“观摩”不知为什么没在书房举行，而放在前厅里。在钉死的大门前摆着三把椅子，给我们的。在餐厅门口有两张绿色圈手椅，给古米廖夫和别雷的。

古米廖夫像导演似的安排着。他安置我坐中间的椅子，右边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左边是奥楚普。

“尼古拉·阿夫杰耶维奇，你第一个念。每人两首。咱们来排练排练！”

于是我们排练。

“再响点，很好。”古米廖夫指挥着，“站直，头再高点。”

我感觉自己是在舞台上，充满演员的“激情”。

紧张的等待。终于，厨房门上传来敲门声。

“安德烈·别雷来了！”古米廖夫大声宣布。

“来了”。是乘着带穿制服听差的轿式马车，或者至少是崭亮的长“奔驰”车来的，而不是走来的。

古米廖夫摆出一副迎接加冕者的沙皇宫廷派头，急忙走进厨房。

我们三人都仿佛听到命令似地起立。

关于安德烈·别雷有过那么多的传说，以至他本人对我来说也成了传说。我不完全相信，眼下他在此地出现。研修所里都说，他像天使。头发如金子般闪亮。睫毛像扇子。眼睛——世间没有相类似的眼睛。所有的人都爱上了他。不可能不爱上他。这不我自己就要看到了，他是天才。这一点甚至街上的行人都感觉得到，并给他让路。在莫斯科，战前好一段时间，大家都为他疯狂。但是他，疲于声望走开了，躲到国外。战争期间他在瑞士的多尔纳赫创建歌德学，与施奈德博士一起。后来他回到俄国。他在这里，我马上就看见他了。

从厨房里传来说话声。话听不清，脚步声……

古米廖夫格外拘谨地，仿佛整个人上过浆似的，郑重地对着自己面前鞠躬……可这难道就是安德烈·别雷？不可能！

矮小，消瘦。灰色的、稀疏的头发好像羽毛搭到肩膀上。黑色的缎帽没完全盖住秃顶。满是皱纹的、苍白的脸。还有大大的、淡蓝的、闪亮的、狂乱的眼睛。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的声音格外庄重，“请允许给您引见两位青年诗人：尼古拉·奥楚普和弗谢沃洛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奥楚普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原地没动，默默地鞠躬。然而安德烈·别雷已经飞过前厅，伸手给奥楚普，兴高采烈地打量着他的眼睛。

“那么这是您，奥楚普？我听说过，我读到过。奥楚普！怎么会！怎么会……”话没说完，又奔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您，跟我想的一样，完全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从头到脚都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整个人好像在圣诞树上。”（在俄语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意思是“圣诞节的”。——译者注）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可笑地嘟囔着什么。虽然庄重的引见明显没有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进行，古米廖夫用一个大大的手势指着我说：

“这是我的学生。”

没有姓，没有名。闪亮的、狂乱的眼睛停在我身上。

“您，学生？这多棒啊！永远，一辈子当学生吧！学习吧！我们都应该学习。我们都是学生。”

他拿起我的手，把它举得高高的，还抖了抖，立刻放下了。然后快步后退，打量着。似乎在怀疑，这里还有没有谁他没注意到，没报以自己眼睛的闪光和赞叹。他重又站到古米廖夫旁边。他的动作飘飘然的，磕磕绊绊，突兀不定。动作很多，太多了。

他整个人都是动作——双臂为了飞翔而伸展着，尖削的膝盖弯曲了准备着陆。忽然他又出人意料地全身僵滞在某种极端呆板导致的紧张中。

古米廖夫把圈手椅给他移近来。

“那现在，请您允许，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诗朗诵。”

别雷点了几下头。

“诗？是的，是的。一定是诗。诗好啊！”

他坐下，伸长脖子，掉头向我们这边。他的姿势强调他全身心在听和注意。

正如安排好的，第一个念的是奥楚普。平静，清晰，自信：

别雷抖擞了精神，连篇累牍和尽心尽力地夸奖起来：

“我可否相信……我期待着……并且我相信，比我想象的还好，更好……”

但是我没在听。我眯起眼睛，不出声地重复着自己的诗。但愿别忘记才好，别背错了，别出洋相才好。

古米廖夫指挥的手势指向我这边。

“现在该您了！”

我站起来，我们大家总是站着念诗，立刻就开始了：

念完第一首诗，我停顿了一下，喘口气。但是这一半分钟的寂静却把别雷从沉默和呆定中拖了出来。他整个人动了起来。他双目炯炯，嗓音铿锵：

“这音韵……这音律……听听，听听啊！须知这是阿-呜-呀。阿-呜-呀！”突然，他举手向天花板，已经唱着：“阿-呜-呀！阿利路亚！”他朝古米廖夫转过苍白的、热情洋溢赞叹的脸，斜着眼睛看我。“她怎么能呢？毫无准备一蹴而就。第一行诗里就是阿利路亚！祈福上苍！颂扬老师！”

我听着，似乎我该为这赞扬表示高兴。但是没有。我像以往一样不自在。我为这“阿利路亚”和“祈福、颂扬”难为情——为我自己，为他，为古米廖夫。不必，大可不必……要知道我感觉、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说说而已。他根本不喜欢我的诗。他甚至未必听进去了。只听见第一行罢了。

他炯炯的目光淹没着我，但他未必看见我。我对于他干脆不存在。不过其他人也一样。我对他不过是个楔子，以便呼喊：阿利路亚！颂扬安德烈·别雷！

古米廖夫的声音庄严而正式：“下一首！”

于是我念了《鸟》。念完后恭顺地等着。然而看得出，别雷在我这儿花费了太多的漂亮话。他沉默不语。古米廖夫断定，别雷关于《鸟》什么都不愿说，便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做了个手势。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神着头，愉悦地、缓慢地开始吟唱自己美妙的、所有的人甚至卢那察尔斯基都称赞的诗篇：

结束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紧张得用手帕擦着脑门。

别雷爆发出新的狂喜。于是我再次明白，他没听，他不是在称赞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而是在玩文字游戏。

“绝妙的机智！这个他们——他们。他-们！O是省略法。O是洞。洞是内容的缺失。空洞，通过它，风带走永恒的精神财富。O是零！零是蛾子。蛾子吃掉珍贵的裘皮——皇帝的银鼠皮，黑貂皮，海龙皮。”又忽地压低了声音耳语道：“我本人有被蛾子享用过的海狗皮帽子留在厨房那里。还有心也是，也被蛾子享用。”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期待地望着古米廖夫。按计划他还要读一首自己的，也是令大家都高兴的诗：

然而能够扯断别雷话语的瀑布吗？古米廖夫不易察觉地摇摇头，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喘口气，重又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别雷那水光潋滟的赞叹喷泉往四下里播撒着，他正登上只有他一人能及的九霄云外。

“我可怜的，被蛾子享用的心啊！可要知道心是狮子。而这意味着，头顶是蛾子享用的海狗，心口是蛾子享用的狮子。”两手一拍，“被蛾子享用的狮子。我自己就是被蛾子享用的狮子！可怕！可怕！但是须知我跟每个人一样，不仅有心，还有肝、胃、肺。肝是狼，胃是豹，肺是天鹅，大展着翅膀的，肺是双翅天鹅。我的身体是森林，它们都生活在那里。我感觉它们在自己身上。我感觉它们都还健康，只是这心——狮子，可怜的狮子，可怜的被蛾子享用的狮子。它们在嗑它。我为它担忧。非常担忧！（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他又突然打断自己的话：“而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也感觉到它们在自己身上吗？”

古米廖夫完全严肃地同意：

“当然了，常常感觉到，尤其是在望月之夜。”

于是古米廖夫开始罗列某些烦琐的，关于人体器官与动物和鸟类相当支离破碎的知识，附和着通灵者的论点。

“譬如说鹅……”

别雷病态地皱起眉头，彬彬有礼地指正：

“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不是这样！这跟鹅不搭界。鹅，它是在埃及神话里对创世纪起作用。您记得吗？最初在大洋中只有岛屿。岛上有四只青蛙。还有四条蛇。还有卵。”别雷欠起身子，两手伸向前方，有一瞬间他待在那儿，好像挂在空中似的。他的面孔突然抽搐着。他近乎叫喊地：“卵裂开了！裂开了！一只大鹅破卵而出。鹅直上天际和……”他整个人蜷缩起来，两手放在胸口。 “鹅成了太阳！太阳！”他沉默片刻，闭上眼睛，仿佛鹅太阳使他目眩。然后转向古米廖夫，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似乎在研究他的脸。

“如果一个人像鹅，这不，正如您所说，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那就意味着他标志着太阳。太阳的象征！”

古米廖夫滑稽地，同时骄傲地微笑着。以标志着太阳为荣。虽然长得像鹅很羞辱人的。但是他没有争辩。

我看着别雷。他让我想起谁？我猛然记起来，是赫夫曼的童话《金盆记》里的京泰教授。我怎么没马上猜到？要知道别雷酷似变成又大又黑，嗡嗡叫的苍蝇的京泰教授。我应该不会太吃惊，假如别雷突然间像黑苍蝇那样在天花板下嗡嗡叫起来。

古米廖夫站起身。

“那么现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喝茶吧。”他朝我们的座椅这边略微一鞠躬，“还有你们，先生们。”

仿佛没有这一鞠躬邀请，我们三个就可以被摆在前厅里，跟雨伞和套鞋一样。

餐厅的桌子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杯子，盛着果酱、葡萄干、蜂蜜、面包干的高脚盘擦得亮亮的，茶炊沸腾，像大检阅。通常古米廖夫喝茶时铺的是布满刀痕的花油布，用的是没精打采的铝茶壶。茶炊我在他这儿是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出席他的招待会。

我们按这个顺序坐下：桌子的一边是奥楚普，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另一边是别雷和古米廖夫，挨着茶炊。我很担心古米廖夫让我倒茶。但是没有，这他自己做了。

别雷跳将起来，跑向茶炊，好像对着镜子似的看着它，做着鬼脸。

“茶炊！”他傻瓜似的感叹，“真正黄铜的，胖胖的！从小我就喜欢看它，是这么古怪和奇妙。你认不出自己。可突然我真的是这样的残废，而且别人都看我是这样，只有我不知道呢？”他又离开茶炊，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我从小就喜欢茶喜欢得不得了。热的，甜而又甜的。而且还放果酱。”

他往自己杯子里放果酱，面包干在他的牙齿里咔咔作响。他满足地眯起眼睛。因为满足吗？抑或是因为想表示，他眼下正体会着怎样的不可思议的满足？

“要知道我在莫斯科，”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变得空空荡荡。“差不多是饥肠辘辘。不，不是差不多，就是饥肠辘辘。排队！到处排队！可我不会排队。我不能排队。我是作家。我必须写作。我没时间写作。而且没地方，”吓人兮兮地，“没地方！我没有房间。只有阴暗、拥挤、肮脏的窝儿。而且左面的墙那边透过来呲呲声！是锯子。而右面呢，铛，铛，铛！是斧子。二重唱，穿过我的头我的大脑的锯子和斧头的交响。在锯在砍我的大脑，而我必须写作。”

古米廖夫把葡萄干给别雷放得近点。

“是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艰难的，非常艰难的时代……”

“艰难！不，不，压根不艰难！劳动的时代何其美好。充满劳动的时代。我想劳动，却不让我劳动，”别雷茶炊似的喧嚣着，沸腾着，“请记住，不让！您说，我该怎么办？……什么？我该干什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古米廖夫困惑地，悲悼般地摊开两手。

“实在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忽然，仿佛回答似的厨房门上响起噼里啪啦的敲门声。古米廖夫的脸顿时开朗起来。

“这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他说着，松了口气。

古米廖夫站起来。没有正儿八经的礼貌。带着好客的微笑，上前两步迎接已经进来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多好啊，你来了。乔治！我已经担心，你在巴什基洛夫那儿吃完饭就把我们忘了。”

是的，很好，太好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那天晚上没有留在巴什基洛夫那儿。不仅仅对古米廖夫，也是对我。假如那天晚上……不过不值得去猜测假如不是，又会如何……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与古米廖夫问候，已经因为见面狂喜得兴高采烈的别雷，满口高兴地感叹：

“我多高兴啊！如此之久……终于啊！”

对别雷微微一笑，说过几句欢迎辞，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向奥楚普点头道：

“你好，阿夫捷伊！”

阿夫捷伊，这使我吃惊。要知道奥楚普的名字叫尼古拉。尼古拉·阿夫捷耶维奇。

我默默地把手伸给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没有任何预感。我已经在街上见过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了，跟古米廖夫一起从研修所回家时，还有是在研修所里，他曾经偶尔匆匆地去过那儿。

他又高又细，晦暗而苍白，长着惊人的红红的大嘴和特别白的牙齿。漆黑的，线条清晰的眉毛下面是活泼的，讥笑的眼睛。还有……齐眉的浓黑刘海。正如古米廖夫对我讲的，这刘海是大师苏杰伊金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设计出来的。依我看，尽管古米廖夫不同意我，设计得不怎么样。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极优雅。甚至在“艰难时代”过于优雅了。藏青色的，做工漂亮的西服。白色的衬衫，是革命前的洁白。前不久我们家的小女孩说起自己没洗干净的连衣裙：“它的白发暗，而我想要亮白的！”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衬衫，还有袖口，还有口袋里露出的手帕恰恰都是亮白的。古米廖夫的一切都是灰白的。奥楚普穿着方便合身的，没有任何白渍的弗列奇式上衣和鲜黄色的高帮便靴，不只惹得诗人嫉妒。别雷则是全身，从自己的头发开始到自己的化名都是白色，夺目的白色，还不止是亮白色。随便说一句，他穿的衬衫是保护色的。但是它没有掩住他天生来的洁白。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坐到我对面，但我移开目光，拿不准要不要看他。我从古米廖夫那儿知道，他是彼得堡文学界最会嘲笑人的人。而且与洛津斯基同是最机智的人。他被人称为“社会舆论”。

“您一定得努力讨他喜欢。这对于您而言，记住，非常重要。”古米廖夫坚决地要求。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快活地讲着，他刚刚在巴什基洛夫那儿吃完饭，在诗人巴什基洛夫-维林那儿。巴什基洛夫还给他念了自己的诗：

“我把这诗献给一位美妙的男爵夫人，” 巴什基洛夫-维林解释，“真的想跟她上星空。”

可正在料理大馅饼的翘鼻子小女佣大声啐道：

“尽瞎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哪儿还有什么男爵夫人啊？您这不是给我写的吗！”

大伙儿都笑，别雷笑得尤其地抑扬顿挫和洪亮。

“尽瞎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又说，“就经常对我说这个。这多好！多聪明。哎呀，我要是有这样的翘鼻子小女佣该多好！”然后已完全换一种声调，忧伤而严肃地说：“要知道我在瞎说。我常常瞎说。不仅仅是对别人，也对我自己。这是可怕的，非常可怕。”

又是沉重的岑寂。大家都不自在。古米廖夫竭力挽回局面。

“你迟到了，乔治。你不在，我们在这里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听了诗，”又仿佛是溺水的人捞救命稻草似的，“要不咱们再听听？”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看上去不是很想听诗，但他答应了。

“好极了，很乐意。不过，尼古拉·阿夫捷耶夫维奇和弗谢沃洛特·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诗，我本人就能背诵。而你女学生的，”他向我点头，微笑着，“还一次都没听过。”

我吓得发凉。难道我还得念吗？

“请念点什么吧！”古米廖夫说。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念什么。我惊慌失措地眨着眼睛，什么都想不起来。

古米廖夫很不满。他用香烟敲着玳瑁烟盒的盖子，他不能容忍诗人扭扭捏捏的。

“您有这么多的诗，随便什么，什么都一样。”

我却继续沉默着。

“那么，哪怕是，”他已经恼火地说。“哪怕是您那首《碎玻璃之歌》。”

叙事诗？他真的想让我念它？要知道我还是在十月写的它。我曾经相信，我终于成功地作出某种立得牢的，某种自己的东西。我把它工工整整地誊好拿给古米廖夫。但是他读完它，皱起眉头：

“是什么？很好。只不过眼下谁也不需要。谁都不喜欢。大型的，史诗性的东西眼下用不着。多于七节诗当代读者不接受。眼下需要抒情诗，只是抒情诗。可惜啊，您的叙事诗真不赖。而且独特。把它放这儿吧。放到阵亡的失败者公墓里。”于是他把我的叙事诗放进装他自己诗的厚夹子里。那是在十月份。而且从那以后他一次都没提起过它。

“如果背不出，我把诗稿给您拿来。”他提议。

“不，我记得。”

于是我不假思索，毅然开始：

我响亮而清晰地朗读每一个词。我刚才激动过度，不知道念的是什么诗，现在感觉自己差不多平静了。古米廖夫面带善意宽容的微笑听着。也就是说一切正常。

古米廖夫一直这样善良而宽容地笑着，我则下定决心瞟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一眼。他也在听，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没有宽容的微笑。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目光尖锐，有种挑剔的好奇。或许，是想好好打量和记住“古米廖夫的女学生”的所有细节。明天就开始嘲笑我的蝴蝶结，我的雀斑，我的发音不清，还有，主要是我倒霉的叙事诗。为什么古米廖夫单单让我念它？须知他自己警告过我：

“小心掉到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牙齿里，他会吃了您！”

这不他自己把我送给他吃了。

我不由地害怕。我艰难地，战战兢兢念着：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猛地隔着桌子向我探过来。

“这是您写的？真的是您？您自己？”

多没道理，多么恶毒的问题啊！

“当然是我。当然是自己。”

“当真是您？”他不甘心，“请原谅，看着您，我不相信。”

这会儿不仅是他，奥楚普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好奇地盯着我看。古米廖夫的样子是莫名其妙，甚至有点慌乱失措。也许他因为我而害臊。我感觉到脸红了。因为难为情，因为屈辱。我想站起来，逃开去，钻到地底下，跳出窗口去。但是我仍然坐着，听着。

“很出色，”不料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发话道，“您甚至不明白，多么出色。您什么时候写的？”

我不能回答，古米廖夫代我回答。

“还是在十月初。那时我，你记得吗，去了别任茨克。只是你干吗，乔治，这么热烈？”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转向他。

“什么干吗？为什么你沉默这么久，隐藏这么久？这是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当代叙事诗！多么广阔的史诗般的叹息，一切是多么单纯和准确……”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对此我很久以后方才知晓，是伟大的年轻天才们的伯乐。他做这件事的狂热和迷恋是他的本性中所不具有的。甚至是过分的狂热和过分的迷恋。但是此刻他的古怪行径彻底把我搞糊涂了。他继续赞扬着我的“当代叙事诗”。

“当代叙事诗属于宏伟的未来。你们将会看到，”他预言，“这整个是日常生活与幻想，与神秘主义的融合……”

但是这时，别雷，显而易见，他早就耐不住沉默，当然他也跟我的叙事诗丝毫不搭界，他忍不住了。

“神秘主义，”他气喘吁吁地说，“乌鸦的象征意义。在每个诗节中都听得到这不详的聒噪。哇啦哇啦哇啦！可是埃及的神……啦……”

“尤其是在如此含糊的发音中，”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嘲弄地丢过话去。

“但是太阳神啦……”别雷没听那个，入迷地又说。

因为难为情我没弄明白。但是谢天谢地！多亏太阳神啦，我已经不在众人好奇和注意的中心了。谈话，确切地说是被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俏皮话所打断的别雷的独白，犹如歌吟的山间小溪流淌着。

茶点结束了，大家起身去书房。我悄悄地溜进厨房，古米廖夫追过来。

“您真的要走了？走得了吗？”

“家里在等我，我答应了。”

他帮我穿上大衣。

“您大概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承认，我没想到它来得如此之快。请记住今天这个日子—1—920年4月30日。我错了。但是我衷心地祝贺您！……”

祝贺？为什么？我没问。我伸手给他。

“谢谢，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晚安。”

“晚安。”他说。

于是我来到街上。

那是4月30日星期六。今天是5月3日星期二。我去听楚科夫斯基的公开讲座《第二任妻子》。关于巴纳耶娃的。

大厅爆满。楚科夫斯基与在公开演讲中一样，总是大不如在研修所上精彩夺目。他照本宣科，看也不看听众。而且为此损失很大。但总归还是非常有趣。给他的掌声多多。他讲完了，站起身，像往常似的，大学生和青年崇拜者们成群地向他跑过去。他沿走廊走着，他们跟着他跑。他高过所有人，人群中看得到他。他在说着什么，手似盘曲的章鱼触手挥动。又突然停下来，车转身，毫不犹豫地笔直朝我走过来。人群四下退开，围绕着他和我形成一块空地。

楚科夫斯基弯下身子，是通常的“九十度”。这一问候是冲着我的，有目共睹。

“奥多耶夫采娃，您的叙事诗使我异常欣喜！”他非常响亮地说。大家都听见了。不，不可能。他说的其他的话，由于激动我没听清。但它们的意思是称赞我的叙事诗。

“我特别请求您把《碎玻璃之歌》抄到《楚科卡拉》上，您答应吗？”

我什么都没答应。我的嗓子答应不了，我甚至连点头都不能够。可是话说回来他的“您答应”，只不过是他送给我的漂亮的恭维罢了。《楚科卡拉》是圣人们的圣书，一本黑色皮面精装的笔记本。只有名人才有在它上面书写的荣幸。楚科夫斯基又向我谢幕式的深深行了一个礼。他走向出口，我立在原地。古米廖夫推推我的肩膀：

听众仍然簇拥着我。这会儿他们跟在我和古米廖夫的后面。有话音传过来：“她叫什么？什么？奥多耶夫采娃？《玻璃》是怎么回事？她是谁？”

我们来到涅瓦大街上。古米廖夫激动地说：

“看看吧，来了。祝贺您！”

可是我不明白，楚科夫斯基从哪儿知道的？为什么？古米廖夫又说，他昨天，星期一，在艺术之家的理发店里，和楚科夫斯基坐在一起理发，并给他背诵了《碎玻璃之歌》。于是，楚科夫斯基与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一样，分外地高兴起来。

“这便是结果，祝贺您。我曾想，您将要出名了。但我不认为会如此之快。现在所有的狗（当时莫斯科有一家著名的“野狗咖啡馆”。因为其主人普罗宁是文学艺术爱好者，咖啡馆或为艺术家们的聚集地。——译者注）都将认识您了。”

“所有的狗”，未必吧。彼得堡的狗一如既往地忙于自己的事情。但的确，从5月3日起我开始在彼得堡的文学圈子，还不仅仅在文学圈子里有名了。就这样，一蹴而就，心想事成。甚至都来不及弄清楚，这是怎么搞的。

从这个春天起，对我来说，真正的文学生涯已经开始，并以成倍的加速度急驰起来。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太多的事情暴风雪般把我们旋来绕去。讲座变成文学晚会和音乐会，音乐会变成跳舞晚会。这一切都发生在文学家之家和艺术之家，还有真正的舞会。

太多的事情！还有我的第一次公开表演。

1920年8月3日，我在文学家之家的文学晨会上首次朗读了叙事诗《碎玻璃之歌》。已然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诗人。须知这里不举办任何学生的和业余爱好者的表演。我激动不激动？不特别。我早就幻想着经历了自己所有的表演和成功。而当它们终于成为现实，我对此的态度便相当有限。

在我第一次表演那天，古米廖夫来找我。我出来迎接他时已经准备好了，穿着高跟鞋和长筒袜。平时我总是按当时流行的穿短袜。但是我以为它们对隆重的表演不合适。我穿的是蓝色连衣裙。不是白色带皱边的细纱，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蓝色的。以示端庄大方。头发上仍然有鸟儿一般的蝴蝶结。蓝色的鸟儿配着连衣裙的颜色，与梅特林克笔下的一样。

古米廖夫仔细地打量着我。

“把蝴蝶结摘了，蝴蝶结在这儿不是地方。”

我并未马上让步。要知道蝴蝶结是我的一部分，没有它我完全不存在。

但是古米廖夫坚持道：

“相信我，蝴蝶结太搞效果了。”

过了两个月他才允许我带着蝴蝶结表演。

“现在您不仅可以，而且是应该带着蝴蝶结表演。它还会提高您的知名度……”

我的第一次表演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遇什么险。给我鼓的掌，颇有分寸，跟我之前表演的卡尔萨温教授得到的一样。热烈的掌声在文学家之家是等不到的。在这里，讲堂的做派是上流社会式的矜持，而不像在艺术之家那样。

这得视讲堂内的人员而定，这里大多数听众都年事已高，早已学会了“控制自己”，不会疯狂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和喜好，像当时“未成年的、不矜持分子”占多数的艺术之家里所做的那样。

无论如何古米廖夫也好，我自己也好，都对我的第一次表演完全满意。

但是事情还不仅于此。过了三天，古米廖夫神秘兮兮地把我领到墙边，在那上面，按当时的做法，张贴着《红色报》，他用手指点着下面的小品文。

“念念！只不过让我挽住您的手，免得您昏倒。《红色报》上从来没出现过评论我的小品文！哪能啊！拉里莎·赖斯纳颂扬您，还能怎么样！您刚一出现。我祝贺和嫉妒您！”

无论他，还是我，当然还有拉里莎·赖斯纳本人，她也写诗，对诗人非常友好，都没意想到这样的“赞扬”对于我会可悲地告终。她在自己的小品文声言，“最耀眼的女诗人”在天才的叙事诗里诋毁红军战士，指责他把玻璃掺到他卖的盐里，这是双重的犯罪，不但投机倒把，还蓄意谋害同胞的性命。

“上面”若是知道了公开诋毁红军代表的反革命“最耀眼的女诗人”的存在，当然可能对她发生兴趣，想要一次性并且永远结束她有害的活动，甚至同时结束她的生命。然而，我再重复一遍，由于难以置信的、无从解释的轻率，我们压根儿也没想到这一点。而拉里莎·赖斯纳的小品文，由于它，或者说拜托他对我的反革命的暗示，正如托洛茨基后来的赞语，不仅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而且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都给我带来名气。

1920年初秋，诗人协会举办的第二个晚会。刚不久前，就在这个夏天成立的诗人协会又进行了重组，改选了主席。而且改变了方针。当时的文学界对这一事件议论纷纷。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来的青年女诗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肩负着按照莫斯科模式组建彼得堡诗人协会的任务。她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成功，百分之一百二十。勃洛克当选为主席。帕夫洛维奇本人占了理事会中的显著位置，差点当了理事会秘书。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除了奥楚普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我记不得了。

诗人协会，正如按任务所预定，是“左派”的。而这当然不能讨大部分彼得堡诗人的喜欢。更何况布洛克虽然同意“主持”诗人协会，却把自己全部权利都转交给“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及其喽啰”。

彼得堡的诗人们从这样的理事会是等不到好处的。古米廖夫抖擞精神投入战斗，期望开展对诗人有益的飓风般的协会活动。帕夫洛维奇“及其喽啰”的阵营有力而自信。要知道支持它的是莫斯科，但它仍然不得不惨遭失败。古米廖夫在这场权利斗争中显示出纯粹的玩弄权术的能力。借口协会理事会的选举不够法定人数，一些诗人要求改选。对此理事会轻而易举地同意了，它以为这是简单的形式问题，理事会当然还是会一成不变。然而在古米廖夫的阵营内，一切都是估计好和精心排练过的，改选中完全意外地推举古米廖夫为候选人，他又因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而通过。改选的结果使原理事会大为惊愕和愤怒。

“这是皮洛夫的胜利，”帕夫洛维奇激烈地说，“我们不会这么听之任之的。我们要好好收拾你们！”

怨怼飞往莫斯科。但是不久便明朗了，古米廖夫的行为中不被认为有什么违法的地方。据专家鉴定，一切都做得无懈可击。尽管勃洛克一点也不坚持自己的主席位置，一败涂地毕竟不可能不使他蒙受羞辱，但他却不曾流露出屈辱的样子。当以古米廖夫主席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秘书为首的新理事会去拜访他时，勃洛克不单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还很得体地“回访”，在一个星期五光临坐落在铸造厂路的协会。

而且在今天的晚会上，勃洛克仍然没有拒绝与目前居住在彼得堡的所有诗人一起演出。我虽然已被视为诗人，甚至已经在文学家之家表演过一次，今天却没得到这种荣幸。我意识到，这很公平，表演的仅只是诗龄长和声名卓著的诗人。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被允许安排在“演员”厅里，挨着演出大厅。而这使我充满自豪，还有羞怯不安。

“我会晚些到，”头一天古米廖夫预先告诉我，“您可要早一点到那儿等我。库兹明答应一定来。您终于要见到他了，跟他认识认识吧。”

是的，我还一次都没见过库兹明。可是我却听说过他很多彼此矛盾的故事。按照这些故事，我随便怎么样也无法为自己拼出他的样貌，还有他的履历。库兹明是唯美主义者之王，时尚和风度的立法者。他是俄国的勃留美尔。他有三百六十五件马甲。每天上午都有成群结队的法学院学生、法学家和青年近卫军军人来参加他的“小型接待会”（“小型接待会”：作家们的上午接待会，来自法国王室的礼节。——作者原注。）他是旧教徒。他的祖母是犹太人。他曾就学于耶稣会教徒。他曾在一个面粉店里做小工。在巴黎他曾与图卢兹-洛特雷克的模特们跳过康康舞。他曾戴着铁链在意大利的修道院里做过两年见习修道士。库兹明生着超自然的“拜占庭式的眼睛”。库兹明是畸形人。

如何将这一切连起来？

更何况似乎还有，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曾钦佩他的博学，在争论中倒向他的观点。他很骄傲库兹明住在他的“塔”里。但库兹明好像还住在纳格罗茨基，著名的《狄奥倪索斯的愤怒》的作者家里。还在那里开过到现在仍然让人议论纷纷的化装舞会。再就是好像库兹明曾打算当作曲家，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学习过，他到三十三岁才开始写诗，是因为勃留索夫的建议。他一直无法为自己的音乐找到合适的“歌词”。

“如果别人的诗对您不合适，那就自己写吧，”勃留索夫建议他，并“示范他怎么做”。库兹明一下子就显露出巨大的才能，很快便与音乐挥手告别，代之以诗歌。尽管没有把音乐全扔掉。据说，他是这样解释向诗歌的转变的：

“既轻松些，也简单些。诗都是准备好了的，好比鹌鹑从天上落到沙漠犹太人的嘴里那样。我从来没有改动过一行诗。”

这个说法，以及他的传说和矛盾的履历中的许多故事，很难使我相信。难道是真的，从来没有，一行也没有？要知道古米廖夫有时好几个星期折腾一行什么诗句，而且多次硬要我改诗，不得到“无须修改的东西”不罢休。

我非常喜欢库兹明的诗。特别是《亚历山大之歌》和下面这首，每每走过塔夫里切斯基花园，我总要朗读它：

它果真是“从天而降，犹如落到嘴里的鹌鹑”？真的吗？这可是最令人心醉的俄国诗歌中的一首。不，我不相信。只是后来，当我成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妻子时，我才晓得，在他身上

这些无须修改，完美的诗的出现可能是“神奇的，碰巧”。但当时我对此还没有概念。而库兹明给我的感觉不知怎么的像是巫师术士，像个变戏法的。

每每在与我未曾谋面的诗人会见之前，我总是激动不安。但是今天我去艺术之家，“犹如去玫瑰盛开的花园第一次约会似的”，带着早已充满赞叹和为这会见感谢命运的一颗心。我准备好赞美库兹明。不仅赞美他“拜占庭式的眼睛”，“深邃的目光，恍惚的眼睛，天堂之窗般的眼睛”，还赞美他的纨绔生活，甚至他的马甲，赞美构成那个传说般的库兹明的一切，他的诗：

勃洛克自己反复背诵着。而勃洛克可是，依古米廖夫所言，几乎从不认可当代诗人中任何人。

我白白地来早了，那会儿还空无一人。我坐在客厅阴暗角落里的丝绸大圈手椅上。从这儿我看得到所有走进来的人，而我自己则能够不被人发觉，仿佛戴了隐身帽。

第一个出现的是弗拉基米尔·皮亚斯特。名士派诗人中最名士的一个。俄罗斯的异类，“该诅咒的诗人”（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他无冬历夏戴草帽，穿方格裤，人称“两韵脚的皮亚斯特”。他手拎敞着的呢面手提包，一卷卷手稿蛇也似的从包里往外张望。脚蹬鞋尖像滑雪板一样长的破鞋子，用鞋带系着。鞋带明显用不着，鞋子没它也能穿，但对描绘他那幅全部的堕落、贫苦和伟大的“摩提拉语诗人”肖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与装手稿的呢手提包一样，“全部家当随身走”。

皮亚斯特背得出自己所有的诗，能不看手稿背上几小时。我跟他早就认识。他是“朗诵演员”，即教话语学院的听众朗诵的。可是皮亚斯特身上最惊人的还不是他的外表，也不是他的“朗诵表演”，而是他与叶甫根尼·伊万诺夫、红毛任尼亚和佐尔根弗列耶夫一道是勃洛克的友人之一。那个佐尔根弗列耶夫以自己唯一一首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诗而骤负盛名。我们大家老是在聚会时用各种调子朗读其中的诗句：

佐尔根弗列耶夫，红毛任尼亚和皮亚斯特。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勃洛克允许他们仨“接近自己”。他跟他们一道去城外散步，和他们去瓦西列夫岛上的啤酒馆里共度不眠之夜，那是在革命前。对待皮亚斯特，尽管他稀奇古怪，仍不乏尊敬。一如对勃洛克的朋友。一如对勃洛克过去的朋友。皮亚斯特不能原谅勃洛克的《十二个》。于是他们分道扬镳。

随皮亚斯特之后进来的，是与他截然不同的米哈依尔·列昂尼铎维奇·洛津斯基。娇生惯养的，像个银行经理。他之后是德米特里·采佐尔，女裁缝们公认的偶像。

还是按古米廖夫所说，采佐尔会用类似的诗句唤起自己的女崇拜者怜悯的眼泪：

甚至还硬要她们“给他幸福”。

客厅开始有点挤了。我所认识的面孔远非全部。但是勃洛克走了进来。还有安德烈·别雷。安德烈·别雷站在门槛上，用自己炯炯闪亮的远视眼环顾房间。我竭力躲进圈手椅里。但这样的眼睛是逃不过的。它们看得见一切。看得见地下两俄尺。别雷跳芭蕾舞似的飞向到场的人们，披散着灰色卷发，为了着陆和拥抱展开双手。但是不对，还没到拥抱的地步。代替拥抱的是握手和喜悦的笑容，迷人的笑容。

“我多么高兴……”极轻巧地跳到一边，句子的末尾已经不是说给勃洛克，而是在跟他交谈的洛津斯基听了。

我不安地注意着他那复杂的飞舞图。过去吧，天啊！可他兴高采烈地面带认出熟人的笑容，已经朝着我的角落，直冲我斜飞过来。高兴的惊叹：

“您？我与您可是从莫斯科就……”没说完，又飞开去，留下我一头雾水。我给搞糊涂了。有必要跟他解释，说他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说我从来没去过莫斯科？但是他已经在客厅那一头，散花似的分撒着微笑和问候，迷人的和美好的。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呆在圈手椅里。我觉得我的样子不单羞怯，还愚蠢可笑。我闭上眼睛。我沉没了，灭亡了。也不向任何人求救。但是拯救意外地出现了，在洛津斯基的脸上。他步伐不疾不徐，从容不迫地向我走过来，友好而赏识地微笑着。

“您好，您今天也表演？我很高兴再听一遍您的《碎玻璃之歌》。非常高兴。或许我们的祖母们听茹科夫斯基的《斯维特拉娜》，就跟我听您的叙事诗一样。也有如此的赞叹。”

洛津斯基的嗓音清晰而洪亮。他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感觉他是故意说得这么响，好让大家都听到。我明白他想支持我，他很善良。于是我打起精神，回答说：

“不，米哈依尔·列昂尼铎维奇，我今天不表演。”

“喏，这可以更正。我们第二个节目让您表演，在节目单里加上去。”

但是我又难为情起来。我摇头：

“不，不。我不能，我没准备过。”

“怎么啊？幸亏您没什么可着急的。您还会尝到甜头的，来得及。”

于是他像刚才那样恭敬有力地说：

“契克”是他想出来的缩略语。现在时行缩略语。必须与时俱进，他对不明就里的人解释说。“有幸向您致意”。这就是契克！（由组成这句俄语的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而得。——译者注）听到他郑重其事地说“契克”，我不能不笑！眼下我便笑了，而且焕然一新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几乎是勇敢地。现在客厅满了，“装饰漂亮的蜂房喧喧嚷嚷”。

勃洛克站在窗口。他那晦暗疲惫的面孔朝着我这边。他用沉重而疲倦的眼神看着我，突然向我鞠躬！是的，向我！毫无疑问。勃洛克认出了我。我矜持地回应他的问候。但是我的心脏兴奋得在胸中乱跳。我与勃洛克是一个月前在《世界文学》认识的。可是勃洛克在与何人交谈？我没注意到这个怪怪的小个子男人是怎么进来的。他是谁？难道他也是诗人？他背对着我站着。我看到他的秃顶和秃顶两边，左右太阳穴下面两绺浓密的抹了油的黑色须发，旋紧了像两只角。那角跟牧神和魔鬼长得一样。或许，他不单有角，还有小爪子？但是不，条纹裤子下面是翠绿色的袜子和破漆皮鞋。没有什么小蹄子，平平常常的脚。

勃洛克低沉喑哑的声音传过来：

“我为您担心。我想要保护您，使您与这个可怕的世界隔绝，米哈依尔·亚历克谢耶维奇……”

我感觉当头一棒。米哈依尔·亚历克谢耶维奇……要知道库兹明就叫米哈依尔·亚历克谢耶维奇。除了库兹明，不食人间烟火的勃洛克还能对谁这般温柔体贴地说话：“我为您担心。我想要保护您不受这个可怕世界的侵犯？”

这是他——库兹明。唯美主义者的王子，时尚的立法者。俄国的勃留美尔。穿着皱皱巴巴、污渍斑斑的长礼服，果戈理式满是“小眼睛和小爪子”的什么天鹅绒马甲。可以肯定，所有其余的三百六十四件也跟这件一样。我端详着他的脸。是的，眼睛的确超自然的大。犹如两个坑，两个无底洞，但无论如何不是天堂敞开的两扇窗。犹如秋天的湖泊。或许不像湖泊，而像池塘，里面有青蛙、海神和蛇。这样的眼睛我的确从未见到过。眼皮也极特别。仿佛窗帘，遮掩着窗户。不知为什么是被叫做遮阳布的窗帘。在我的脑海里蓦地开始响起库兹明描写侯爵和侯爵夫人的诗句：

不，不是手眼镜，而是夹鼻眼镜。库兹明的夹鼻眼镜的镜片在他的小鼻子上架不稳，随着他每一个头部动作都忽闪忽闪的。可能镜片不断的闪亮也使得他的眼睛这么怪怪的吧？

我还蓦然注意到，他的眼睛好像用墨描成大而黑的圆圈，嘴唇涂得绯红。我变得很不自在。不，不是牧神，而是吸血鬼：“坟墓里红嘴唇的吸血鬼在啃骨头……”我车转身，好看不见他。

门又开了。古米廖夫走进来，他后面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穿着蓝色西服以示优雅。留着刘海。我极不喜欢这刘海。古米廖夫庄重地与所有人拥抱和握手问候。庄重而恭敬。询问健康，商议表演顺序和谁念什么诗。直到商定一切，才往我的椅子这边过来。

“哪，您在这儿怎么样？没吓死吧？”

我不无自信地注视着他。

“一点不可怕。而且相反，……”

我极想对他讲讲洛津斯基对我表示的“尊敬”（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可这里不是自夸的地方，也不是时候。

“走吧，我介绍您跟库兹明认识。”古米廖夫提议。

我所有的自信忽地不见了。我不想。没来由地不想，自己也搞不懂因为什么。古米廖夫嘲弄地笑道：

“害怕了？不好意思了？莫非他会吃了您？”

不是，我不害怕，也没不好意思。但是我不知怎么的好像不能注视他那描得浓浓的眼睛，近距离地看他绯红的嘴唇，握他小小的，树根一般黢黑的手。须知他的手像古米廖夫《森林》一诗中所写的一样：“……树根一条又一条生出地面/恰如坟茔里的居民之手……”

“求您，不要今天。下次吧，求您了！”我推脱着。

古米廖夫耸耸肩膀。

“不愿意，就不必要。那快去大厅吧，马上开始了。”

我站起身，尽量把步子迈得大而稳，像韵律体操课上教我的那样，往门口走去。途中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给我鞠躬。不过在勃洛克的问候之后，我对于他的问候便没有惊讶，仿佛是理所当然。他还能认不出我吗？我低下头走过他身边，并感觉到他在目送我。

大厅里爆满。不仅没有空座位，所有的过道上都站着迟到的听众。在这里，在流亡地，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在那神话般的岁月里，在彼得堡乃至全俄国，人们是如何倾听，如何喜爱诗人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对的，她写道：“离开了那个需要我的诗歌，犹如需要面包的国家，1922年我落到一个不需要我的诗歌，根本不需要诗歌的国度。”

是的，那时对诗歌的需求不亚于面包。否则所有这些疲惫饥饿的人们，怎么能够在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再从自己身上找出力气徒步而行，有时是穿过整个彼得堡，而只是为了聆听和看到诗人？

唯有在彼时彼处，在彼得堡，才能感觉到听众与诗人这种热烈的，鲜活的联系，这种爱。热烈欢呼，无穷无尽的鼓掌欢迎。听众们感激的赞美使诗人们被幸福感笼罩着。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诗人的朋友。准备着为诗人做任何牺牲。如果需要——奉献出最后的一点一滴。甚至奉献出面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所说的，面包和诗一样都需要。

不对，看来这一次茨维塔耶娃不是夸张，而是大大地削弱了，当时诗歌甚至比面包更被需要。

很快，非常快我也将体会到这种令人陶醉的，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但是眼下我还只是热情洋溢的大厅中的一员。我揪心地听着勃洛克喑哑的，单调的声音，他朗读着：

勃洛克念得极平静，甚至是冷漠。然而我知道他很激动。尽管有过数不清的演出，他从来都无法摆脱“激情”。登台前的最后一刻，他像笼中狮子似的前前后后地走，重复着自己的诗。几乎永远是今天朗读的那些诗句：《在铁路上》。其他的不知为什么他很少念。

勃洛克伫立着，一动不动。在射向他的电灯“明晃晃无情的光亮里”，他晦暗疲惫的面孔与环绕着它的光晕般浅色发绺的对比愈加强烈。他继续一直这样清晰、缓慢和冷漠地念着：

我背得出这些诗句，但我仿佛是第一次听它们。我握紧手，唯恐漏掉一个字。我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车站小姐”的这个悲剧，不仅听到，还感同身受。发自勃洛克独白式的、冷漠的声音，出自勃洛克淡然处之的朗读风格，它所“达到”的更强烈，更伤心。已经结束了。勃洛克略一低头，走了。不再回来。无论怎么呼唤和鼓掌。可是呼唤和鼓掌如雷鸣般轰响，真正的雷鸣，仿佛是：

我脑海里响起丘特切夫的诗句。是的，正是如此。

我同其他研修所学员一道狂热地拍着自己的巴掌，嘶哑地喊着响亮的名字：“勃洛克！勃洛克！勃洛克！”我知道勃洛克不会再回来。我也不是在唤他。这仅仅是毫不利己的兴奋，献给他的崇敬。

库兹明没在台上出现时，大厅继续轰鸣着。给勃洛克的热烈欢呼渐渐变成欢迎库兹明的掌声。真的，矜持了许多。库兹明在台上显得更矮小。他的举止惊人的朴实，带有某种好心肠的殷勤。他的整副样子都在表达与听众见面的喜悦：“我总算见到你们了，诱人的你们，我亲爱的。这有多好啊！多么愉快！你们是，我也是。”他略微伸起脖子，探着头，鼓起腮帮子，转身成侧面，开始了：

天啊，他居然还结巴！可我却不知道。古米廖夫没跟我说过这个。但是库兹明已经克服了一开始的结巴，从容不迫地由一首诗出溜向另一首诗，只是偶尔碰上什么困难的暗礁，声音喃喃地发颤：

我倾听着。我已经觉得，正是要如此，要喘气、哽咽和结结巴巴地念他的诗。如此简单。如此温柔和舒服。不必强迫自己道歉。还有还有。于是他的脸变得完全不再是刚才在客厅里的样子，小小的，可爱的，装老态的，眼睛半闭着的。眼睛——天堂之窗？我不知道。现在我无论如何无法担保。

与往常一样，我跟古米廖夫一道回家。

“您很喜欢库兹明？”他问道。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古米廖夫不满地皱起眉头：

“您只不过不会认识他的价值。”

是的，不会，从来也不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决定性的。而且迄今为止我仍然还是不知道，喜不喜欢他。更确切地说，同时既喜欢又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