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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米廖夫的学生——蝴蝶结——古米廖夫的童年记忆——“英国代表”——“陛下的画像”——承诺

我与古米廖夫的友谊如何开始的？但是否能将我们的关系称为友谊呢？

须知友谊要求平等。我们之间却没有也不可能有友谊。我从未忘记他是我的老师，他本人也从未忘记这一点。有人对我说，他总是说“奥多耶夫采娃是我学生”。

有一次，当时我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诗人了，叙事诗作者和第二车间成员，什克洛夫斯基嘲弄似的建议他：

“您索性在她背后贴上身分证‘古米廖夫的学生’，省得老是说‘奥多耶夫采娃是我学生’。那样人人就都清楚了。”

是的，我们之间没有友谊，尽管古米廖夫在少有的动情时刻曾要我相信，我是他唯一的、最体己的、不可替代的朋友。

我当然不是他的朋友。但是古米廖夫根本就没有一个朋友。在我这个时期没有，据他的身世判断，在青年时期亦没有。曾经有过要好的人，什么样要好的都有，中学时期的，在一个团服役的，崇拜者和学生，还有女人和姑娘，爱上他的和他疯狂却短暂地爱上的。

还有代理人谢尔盖·戈罗杰茨基，他与古米廖夫分享第一诗人车间的领导权，车间的成员还有《阿波罗》杂志的人：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米申卡·库兹明、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其余的。所有的人里面与他走得最近的大概是洛津斯基。对他们大家，也跟对很多其他人一样，古米廖夫都称“你”。他虽然刻板而拘礼，却令人吃惊地会轻易改口用“你”。

与莫斯科诗人的关系更疏远，甚至与他高度赞赏的霍达谢维奇和别雷这样的诗人的关系亦如是。

那时候，在1919年的夏初，我连想都不敢想，没多久，很快，我就不仅与古米廖夫在见面时握手，而且古米廖夫还将送我回家。

研修所上课与情感话语学院不同，不在晚上，而在白天，结束时不晚于六点。古米廖夫的课一完，我就在门厅戴好我的大草帽，即便在革命时期我们仍是不戴帽子不出门的。甚至不戴手套也是。我有很多手套，整盒整盒，整袋整袋都是我妈妈几乎全新的、长长的晚会手套，它们被仔细地放了很多年，“以备不时之需”。还真的赶上了“不时之需”。

我在镜子前整理草帽下的蝴蝶结，猛然看到镜子里我的脸旁边古米廖夫微笑的脸。由于吃惊，我没有回转身，继续看着镜中的他和自己，仿佛这不是我们的镜像，而是我们的合影。那肯定只不过是一瞬间，然而给我的感觉却是很久。

古米廖夫的面孔从镜子中消失了，我车转过身。

“您好像是，”他问，“住在游泳池街道底吧？我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拉亚路。我跟您顺路，不是吗？”

然后不等我回答，推开门，让我先走。

我与古米廖夫并排走着。我只想别绊着，别跌倒。我觉得我的腿似乎长长了，好像小时候踩高跷那样。肩上的翅膀？没有，在这第一天，我既没感觉有翅膀，也没觉得能飞。这都是后来的事，但不是今天，此时此刻。此刻我完全被震惊了。这太过突然，也太折磨人了。

古米廖夫在我身边走着，看着我，跟我说话，听我说话。其实，他没听到我说什么话。我默不作声，或者只回答一个字：“是”和“不”。热血在我耳朵里扑通扑通地跳，透过噪音传来古米廖夫洪亮的声音。

“我有几次走在您后边，盯住您看，可是您一次都没回过头。您肯定不是很神经质，不很敏感，我如果是在您的位置上，不可能不回头的。”

我愈发由于指责而窘得不行，诗人都是神经质和敏感的，假若他在我的位置上……

“不，”我说，“我神经质的，我特神经质。”

于是仿佛要证明我真的特神经质，我的手抖了起来，把笔记本都掉到了人行道上。那些笔记本儿和纸头扇子似的散落在我的脚边，我急忙去捡，又跟也弯下身的古米廖夫顶头撞起来，帽子从我头上飞落到笔记本边。

我满脸通红地站着，吓得、窘得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全搞砸了。而且从此都……逃走吧，也不告别了？然而我待在原地，脑袋真空地只管看着古米廖夫捡起我的笔记本，仔细地把它们理好。他掸掉我帽子上的尘土，递给我。

“我错了，您是神经质的，甚至过于神经质了。但这会过去的。

他引用一句自己的诗，“戴上帽子，走吧！”

我重又在他身边迈动脚步。他若无其事似的谈着巴黎大街上的交通，过街有多困难。

“而我们现在是天赐良机，只管自己在涅瓦大街当中走，没人会撞上你。我成了伟大的步行者，一天走二十俄里。不过您走得也委实不错。还是齐步走，这非常重要。”

我没注意是在跟着他齐步走。我感觉正相反，好像我总是走错步子。

走到一片空地旁边，从前那儿是我们游泳池街市场，我停了下来。如果古米廖夫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路，他应该从这儿往右拐了。但古米廖夫却继续迈着脚步。

“我送您，把您的笔记本儿送到，否则您很可能在路上又把它们丢了。”

然后又突兀地、完全出人意料地说：

“您会成功的。您学习得非常认真，而且您很有能力。”

我当真没听错？他真的说了“您很有能力，您会成功的”？

“明天见。”古米廖夫说道。

明天？可是他明天在研修所并没有课呵。要过三天，星期五才有。不是明天见，而是后天的后天见，但我只说：

“再见，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谢谢！”

我感谢他送我，主要是感谢“您会成功的”这句话。他果真认为我会成功吗？

我走进我家的单元门，尽力保持平静和有修养。我不让自己回头。要是他突然在我背后看我呢？但是一到楼梯上，我的矜持和修养顿时都无影无踪了。我三步并做两步跳上楼梯，急不可待地敲门——门铃早就不响了。

“你干吗这么用力敲门？等一会儿不行吗？着火了？发大水了？出什么事了？”

“出事了！”我喊，“出事了！古米廖夫！古米廖夫……”

“古米廖夫出什么事了？”

“古米廖夫送我了！”我兴高采烈地嚷嚷。

但是家里人没懂我的意思。

“是吗？……”

什么叫“是吗”？难道这不是奇迹？不是隆重的庆典？我在厅堂里跑来跑去，陀螺般地打旋儿，前前后后地正步走，翻“达利克罗斯氏”跟头，变着法子宣泄自己的兴奋。在跑动中还猛然跪起双腿仰面躺下，这个动作在做韵律操时我已经学会了，一点儿都不危险，我父亲却在干着急。

“发疯了！会把背摔断的。得了，得了！……静静吧！……”

但我什么都听不到。我神魂颠倒，快乐得大发作。这样的神魂颠倒，这样的快乐大发作，一生中我只看到一次，多年以后，在电影《黄金狂》中，卓别林兴奋得把枕头里的羽毛弄了出来，完全跟我那时的疯狂一样。静静！……静得下来吗？今夜难道还能入睡？明天、大后天还是那么的遥远！……

总归得睡着。明天也很快就来到了。研修所里一切如常，楚科夫斯基的课，洛津斯基的课，一切都已经结束。仍然得走那条路，在路上昨天……

我故意磨蹭着好独自回家，好把一切再感受一下。就在这里，在门厅里，他说“我们顺路”，然后推开门，摘下帽子，让我先走，好像我是个有身份的女士。他是多么彬彬有礼啊……我仍然走在昨天我与古米廖夫走过的那条人行道上，反复说着：“您会成功的……”我觉得，古米廖夫似乎仍然走在我身边。昨天我表现得多笨啊，他未必还想再送我回家一次。可就这唯一的一次和对这一次的回忆让我满足很久，非常之久。

“想什么呢，您这么专心？”

我抬眼看到古米廖夫。他穿着破旧的褐色西装上衣，戴着细毡帽，拿着公文包，靠墙站着，那么平静，好像是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在大街上似的。

“您这么长时间没过来，我在这里等您已经等到永远了。”

“为什么？……”我只是问。

但这句话的意思是，您为什么等我？他也知道是这个意思。

“我给红军战士上完课回来，非常可爱的红军战士。因为我昨天说过明天见，记得吗？而我向来遵守诺言的。等您对我更了解喽，您就会相信此言不虚……要知道您对我还根本不了解。”

是的，我当时的确还完全不了解他。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解他，愈来愈了解。但是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终究不能说我完全了解他了，彻底地。

古米廖夫是什么样的人呢？

诗人、旅行家、战士、英雄，这是他正式的自传，对此亦无可争议。

然而……然而在这四种身份中我只想保留“诗人”身份。他首先而且更是诗人。不是旅行家，不是战士，不是英雄，假如他的命运是另一种样式，他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但他不可能不是诗人。他自己曾说：

“我是生就的诗人，而不像别人那样是成就的诗人。我最遥远的童年回忆业已证明这一点。我的处世态度向来是诗人式的。我真的是

古米廖夫断言，愈是丰富完美的诗，它里面就愈是羼入各种各样的，甚至矛盾的成分。

设若这一定义不是针对诗歌，而是诗人而言，那么古米廖夫是十足的诗人。在他身上羼杂着多少丰富的成分和矛盾的特点啊。

有谁真正地了解古米廖夫，彻底地？我想大概没有。谁都没有。

古米廖夫非常高兴我尽量不模仿任何人。谁都不，甚至阿赫玛托娃，尤其是阿赫玛托娃。情感话语学院和研修所的女学员们个个都在自己的诗歌习作中模仿阿赫玛托娃——她们头脑和心灵的统治者。但往往是这样，过分强烈的钟情带给阿赫玛托娃的崇拜者们的不仅是福，也还有祸。

她们蓦然觉悟，她们也可以“谈自己”、“谈女性”。于是她们开始言说了。在古米廖夫的课上，我曾经是毫无节制地模仿阿赫玛托娃的洪流的目击证人。这些模仿甚至更多地带有喜剧色彩，且往往是《念珠》毫不客气的重复和改写。在这些诗中一定碰得到爱情、丈夫、儿子或者年幼的女儿。因为，“昨天灰眼睛的王死去”这句，说的就是年幼的女儿。这样，十七岁的莉多奇卡红着脸，惶惶地扯着嗓子在古米廖夫面前高声念着诗，后者沙皇似地端坐在讲台上：

古米廖夫显出满脸惊奇。他仔细地打量她。

“怎么都想不到，您已经出嫁了。可以问吗，早就……？”

莉多奇卡的脸愈发红了。

“没有。我没出嫁，没有！”

古米廖夫不解地摊开双手：

“怎么这样呢？恕我冒昧。那您把戒指送给谁呢？未婚夫？爱人？……”

莉多奇卡咬住下嘴唇，分明是压抑着不哭出来，默不作声。

“啊，懂了！”古米廖夫继续说，“您只是从阿赫玛托娃的道具里拿来丈夫，就像拿台阶来一样。哎呀您这可怜的阿赫玛托娃分子！”

古米廖夫称所有阿赫玛托娃不成功的模仿者为“阿赫玛托娃分子”。

“这是在《念珠》下面长出来的特级毒蘑菇。”他解释道，“阿赫玛托娃分子，好比毒蝇蕈。”

然而尽管有古米廖夫的挖苦，阿赫玛托娃分子并未绝迹。

有一次，不再是莉多奇卡，而是另一个女学员自信地朗诵：

“那又怎么样？”古米廖夫打断她说，“就这么一瘸一拐地回家？或者在最近的门洞里把鞋换过来？”

不过，理所当然的，很多模仿之作没有喜剧性，也没有成为令古米廖夫和他的学生开心的笑柄：

这样的诗句甚至得到大师宽宏大量的称赞。

“假如没有：‘一个微笑/一首歌’就好了。”他补充说。

我跟古米廖夫不仅仅在夏天和秋天，甚至冬天也经常去散步。

我们很少去夏花园。夏花园太远了，尽管那时我们“不在乎距离”。在今天这好像完全不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步行不少于十五俄里路之后，还找得出力气散步，力气和愿望。

塔夫里切斯基花园。雪在脚下吱哑作响。多么静谧，人迹杳然。唯独我们，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没有人有时间、有愿望散步。只有我们和雪树琼枝上的乌鸦。

古米廖夫念着自己的诗：

又用同样的语气说：

“乌鸦不喜欢这诗，这不它们聒聒叫了。”

“乌鸦很笨的，一点儿都不懂诗，”我说，“聒噪到你自己头上！你自己！……”

我们往池塘走去，手拉着手，在冰上往下出溜。

“我在这里滑过冰。”“根本不需要冰鞋，要滑的话。”古米廖夫说着，开始用双腿摆出一些古怪的样子，模仿着滑冰者，但是他滑倒了，仰面朝天摔了下去，我站在他上面，笑着，他也笑着，并不着急爬起来。

“躺在雪上惬意得惊人。温暖又舒服。感觉自己是真正的睡在帐篷里的萨莫伊德人。您自己回家吧，我要在这里待到早上。”

“当然要。”我赞成，“只是告别时我会问您：

然后我就走了。而明天

可是他已经站了起来，忘了自己要这样躺到早晨的愿望，他抖着裘皮袄上的雪，不满地发问：

“为什么您引用勃洛克的，而不是我的？”

我们抽身往河岸走去。时间还不晚，天色很亮，但是在隆冬灰白色的天际上，一轮大大的圆月正从雪树琼枝中冉冉升起，月亮使得花园愈发寂静、愈发空旷了。我盯牢月亮看着，我压根儿再也不想笑了，仿佛是对痛苦的预感使我忧伤，心抽紧起来。不，我永远不会有痛苦！这都是因为月亮的缘故，我对自己说。于是好像无意之中想要讨好月亮似的，我朝它伸出双手，说：

“多美的月亮啊！”

“您非常喜欢它吗？肯定吗？那我该……您要知道。”他郑重其事地说道，“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整个塔夫里切斯基花园，和树木，和乌鸦，和月亮。既然您那么喜欢月亮，请允许……”

他停下来，摘下带护耳的鹿皮帽，毕恭毕敬地向我鞠了一躬：

“我把月亮送给您，这样的礼物埃及帝王做梦也想不到。”

多年过后，已是战后，在巴黎，我将他当时说的话写进自己的诗中：

给了我这样的帝王的礼物，古米廖夫非但没有忘了它，反而常常提起自己的慷慨大方。

“您只要想一想，您曾经是谁，您曾经做过谁。要知道月亮现在属于您，您不感谢我吗？”

是的，我是感谢他。就是现在我仍然感谢他。古米廖夫是我真正的老师和导师。他每天都带我学习，给我诗人们的书，当时我仅仅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并要求对读过的东西做评论。他非常严格，经常把看过的书交还给我。

“您什么都没懂。再读上一遍、两遍。诗读起来不像读小说。”他耸耸肩，又说：“难道我看错您了？”

为了向他证明他没看错，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坐在那儿，尽力探究我不喜欢也不懂的诗。就这样，多谢古米廖夫，我懂得了、研究了所有的诗人，不单是俄国的，还有英国的、法国的，甚至是德国的，尽管古米廖夫本人不懂德语，只记得一句海涅写的德文诗：

这个“音乐的上帝”，作为唯一的德国诗法范例，经常被他提及。

古米廖夫书很多。在自己红军战士学员的帮助下，他得以把自己的藏书拿出皇村。

然而，我想要证明古米廖夫“没看错”我，有时却力不从心。一天他从书架上拿出布莱克的一卷书递给我。我小时候就知道布莱克，故而已经打算好要以此让古米廖夫吃上一惊。

“老虎，森林中的老虎……”我念起来。

可是古米廖夫没理会《老虎》，翻开了书。

“就这里我没完全懂，您比我懂英语，您念念并翻译。”

我便朗读起来。我念着，一点都不懂。这里描绘的都是些哲学专有名词、数学的计算法、求根什么的。单词个个认识，连在一起全不懂。我费劲地念了半页便停住了。

“喏，翻译吧！”

“我不行，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一点也不懂。”

“您为什么不懂？”

“因为太复杂了。我甚至不明白在说什么。”

古米廖夫失望地摊开手，吹了声口哨。

“这样啊！那就是说，您就像鲤鱼那样一无所知？”

“甚至比鲤鱼更无知，明摆着，我一点都不懂。”

“而我却总是相信，诗人是人群中最聪明的人，他们对哲学是不学而知的。怎么的，显然我错了。我大大地看错您了。”

我委屈地眨巴眼睛，皱起鼻子。

“哎呀，拜托您。”古米廖夫突然火了，“您别打算哭。如果您敢哭出来的话，我就不再带您。摸不得碰不得的千金小姐，为每句话生气，她们是不能成为诗人的。懂了吗？记住了？”

我懂了，甚至还点了点头表示记住了。

“哦，这就好。”他夸我一句。“不过您真的一点不懂哲学？要知道哲学对诗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难道您没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没读过。”我承认，“试着读过，但不懂。”

“叔本华也没读过？还有尼采？”

“真的？”古米廖夫的左眼不相信地盯着我，右眼也同样不相信地、好奇地看着炉火。

“那倒有趣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把它纠正过来。”他起身去卧室，转来时手上拿着一本用蓝色上等山羊皮做封面的精装书。

“我们从尼采开始，况且他还是诗人。您会看到这很容易。不难，好懂。给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假如这个您还不懂，那么我真的是错了。”

但是我懂了。古米廖夫便将自己蓝色山羊皮封面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精装本作奖品送给了我，在封面上玩笑似的写着惹人讨厌的《鲍里斯·戈东诺夫》里句子。

这本尼采伴我流亡，毁于1944年，当时炸弹落到我在比阿利采的房子上。

尼采我不特别费劲地读完了。我还读了《彼岸的善与恶》和古米廖夫那里所有尼采的书。尼采，认识他帮助我较多地理解了古米廖夫本人。我懂得，尼采对他影响巨大，我谙晓他装出来的残酷，他对软弱的藐视，他处世态度中的希腊悲剧成分都是他从尼采那里沾染上的。后来我就经常看出，他本人在重复尼采的思想，而他自己并没注意到。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有时希望人们变得更恶，世界变得更恐怖可怕。不会忍受不幸的人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藐视，而不是同情。”

然而我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姿态，仅仅是在玩无情和冷酷的游戏罢了，其实他是悲天悯人和有求必应的，甚至还是伤感的。

他是多么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啊！每每说及，他的声音暖融融的，脸上的表情也变了：

“我过去是个体弱多病，但又何等幸福的孩子啊……我的童年玄妙得出奇，”他给我讲，“我过去真的是个有魔法的孩子。我生活在某个我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尚不知晓那是诗歌的世界。我用想象力竭力钻进日常用品神秘的内部，不仅仅是日常用品的，还有动物的。于是我们的母猫穆尔卡便有了翅膀，夜夜她都飞出窗去，而我异父异母的姐姐的那只又老又肥的狗，只能装出狗的样子，可它曾经——这就我一个人知道——是只癞蛤蟆。就连我周围的人也都不是他们所显现的那种样子，而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大家，动物和人，用全身心去爱。我的童心。对诗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童心和变形地看世界的能力。”

关于自己的童年他可以谈个没完没了。

“童年是生命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诗人必定拥有非常幸福的童年，”想了想又补充道，“或者非常不幸的。但无论如何不是枯燥的、中不溜的、灰色的。我是生就的诗人，而不像别人那样，成为诗人的。是的，我的确是有魔法的孩子，小鬼灵精。我本人这样看我自己。那时候在我心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愿望，它体现出

其实，这是了解我的钥匙。都认为我很复杂，但这是不对的，我很简单。等您很了解我的时候，您会知道，我是何等的简单。

然而，我重申，尽管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我却未能彻底地了解他。

我们出了塔夫里切斯基花园往回走。

“我年轻时曾经是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和爱做梦的人。”古米廖夫讲述着，“我不光戴大礼帽，还卷发，戴发罩，甚至还涂嘴唇和画眼圈。”

“怎么？不可能。‘穿铁甲的美洲征服者’，非洲猎人还化装，涂脂抹粉？”

我的声音听上去肯定蛮惹人恼火的。

古米廖夫回答时有点生气了。

“是啊，您瞧，涂脂抹粉的。那时，因为首倡者的库兹明运气好，便流行起来，尽管这使您震惊。为什么独独让女人修改天生带来的东西，却禁止我们？在亨利三世的宫廷里男人都搽胭脂，洒香水，比女人打扮得更厉害，这不妨碍他们像狮子般地勇猛无畏。”

“不，总归不对劲，”我说，“那您的样子，大概很好玩。”

古米廖夫不满地耸耸肩。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品味。我们大家都曾经是唯美主义者。并非只我一人。很多诗人当时都化装。现在我本人也觉得这很可笑。但是当时非常喜欢，仿佛是不同寻常的大胆和极端。不过，我早就放弃这些了，还是在跟阿赫玛托娃结婚之前。”

我们继续走着，而他又“陷入回忆”：

“我可从来就是爱做梦的人和唯美主义者。十四岁的时候我看了《道连·葛雷的画像》，还把自己想象成亨利勋爵。我开始认为外貌具有莫大的意义，并认定自己长得很难看，为此而痛苦。我那时候的确，肯定是不好看，太瘦，笨手笨脚的。脸部的轮廓还没长开，因为它是随年岁增加而渐渐分明与和谐的。更何况小男孩往往肤色很难看，还长粉刺，嘴唇也是苍白的。我天天晚上锁好门，站在镜子前，命令自己变漂亮点，我坚信可以凭着毅力改变自己的外貌。我似乎觉得我每天都变得稍微漂亮些，使我惊讶的是别人没注意，看不见我在漂亮起来。而他们真的没注意。”

在那些日子里我爱上了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中学女生塔妮娅。与那个时候的女孩一样，她有一本“履历调查珍藏册”。在履历调查栏女朋友和崇拜者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您喜爱的是什么花和树？您喜爱的菜肴是什么？谁是您喜爱的作家？”

中学女生都写玫瑰或者含羞草，树都是白桦或者椴树，菜肴是冰淇淋或松鸡，作家是恰尔斯卡雅。

中学男生比较喜欢的树木是橡树或枞树，菜肴里是母火鸡、鹅和红菜汤，作家中是迈恩·里德、瓦尔特·司各特和儒勒·凡尔纳。

轮到我这儿时，我不假思索地写道：“花——兰花，树——波巴布树，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菜肴——卡馕秸儿（此处为音译。——译者注）”。

效果好极了，甚至好过我所期待的。所有的人都从我面前悄悄地溜开了，我感觉到我不再有竞争对手，塔妮娅把自己的心献给了我。于是，为了显摆自己的胜利，我没有久留，而是在塔妮娅温柔的、百般承诺的目光护送下回家去了。

在家里我按捺不住，便与母亲分享我的回答产生的影响。她像往常一样用心地听我说。

“你再说一遍，科连卡，什么是你喜欢的菜肴，我没听清楚。”

“卡馕秸儿，”我郑重地回答。

“卡馕秸儿？”她搞不懂，又问了一遍。

我得意地微微一笑：

“这是，妈妈，难道你不知道？非常昂贵、非常好吃的法国干酪。”

她把手一拍，笑了起来。

“卡唛别儿，科连卡，卡唛别儿，而不是卡馕秸儿！”

我慌了。我顿时从晚会的英雄变成了笑柄。塔尼娅和她所有要好的人都会去打听，弄明白什么是卡馕秸儿！……我整夜都在想怎么把该死的纪念册搞到手，毁了它。我知道，塔尼娅把它锁在五斗柜里。钻进她的房间，把锁撬开，偷出纪念册都不可能，塔尼娅有三个兄弟、父母、家庭女教师，佣人，溜进她的房间不可能不被发现。把她的房子点着，让那该死的纪念册烧掉？可是塔尼娅的房间在三楼，消防员会在火烧到她的房间之前就把火扑灭了。弃家而逃，到轮船上做少年见习水手，去非洲或澳大利亚，逃避耻辱？不，这划不来，百般无奈。

到早晨我决定干脆斩断青丝，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勾掉，既不再见塔尼娅的面，也不再见她要好的人。幸运的是他们都不跟我同班，躲开他们对我也不大难。然而这一切似乎是枉费心机了。他们当中，看来没有谁去搞清“卡馕秸儿”是什么。都是些没有好奇心的孩子，缺少文化修养。

塔尼娅徒劳地派人给我送玫瑰色的字条，一会儿请我参加命名日聚会，一会儿请我去野餐，一会儿请我参加新年松树游玩会。我都没回应。在中学舞会上，她从我身边走过，没搭理我的鞠躬。”

“可您总归继续爱着她？”我问道。

“哪里是。像刀切似的立刻就断了。对耻辱的恐惧使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年轻时的热恋过去得惊人地快。”

“不仅仅是年轻时，现在似乎也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嘲讽地圈点。

他开心地点头。

“是啊，毋庸讳言。不朽的爱情大概不是我的擅长。何况谁又知道它呢？我不用头担保。因为我自己就是唐·璜……”

关于唐·璜，他那天没来得及对我说什么。

在我们的正前方聚着一群行人。他们在看什么？我们走上前，看到正在狂怒地咬着架，做殊死搏斗的一群狗。这些狗撕咬着，大声地、震耳欲聋地狂吠着，乱蓬蓬的黑色和棕红色的毛在马路上打转。行人们叫喊着，乱哄哄地围着它们跑来跑去。

“水！拿水来。得浇浇它们。要不都互相咬死了。”

“上哪儿拿水去？”

“可惜了这么漂亮、强壮的看家狗！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人怯怯地伸出手，设法抓住一只狗的脖套。

“小心！狗都急了，中魔了，会把手咬下来的！要是用弹弓打它们就好了，那才行！……或者用车辕子。”

“假如我们是在英国，”古米廖夫说，“这会儿已经打起赌来了。谁赌黑的，谁赌棕红的。英国人是疯狂的民族。”

古米廖夫挺身而出，迈步朝撕咬着的狗径直走过去。

“而我打算赌它们这一架没输赢。”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没能抓住他裘皮袄的衣边，“千万不要碰它们！”

他用不容违抗的手势拨开行人，他们给他让出一条路，突然，他并没有停住，而是继续镇静地走着，用尽全力猛踢死死撕咬着在雪地上打转的狗群。

瞬息之间，群狗松开牙齿，放开彼此，夹起尾巴狂吠着拼命四下跑散了。立马不见了。而古米廖夫仍然那么不动声色地，不去在意行人们一致的奉承，走回我的身边。

“这一招我还是在我们家领地上学会的。我们在那里有一群很凶的牧羊犬。只是必须正确估计好怎么打。”说话时他故作镇定，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为大获全胜而骄傲，仿佛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拉开了斗架的狮子。

“我吓坏了。要知道它们会把您撕成碎片的，您简直是英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他宽宏大量地朝我微笑。

“那就是英雄吧！……您也会说……”

那天晚上古米廖夫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不怎么忙，一个小时后他顺路到我这儿来。

我什么事都没有，即便我一点空也没有，我仍然会说：

“当然了，您来吧，我太高兴啦。”

古米廖夫绝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我确实高兴坏了。我已经几天没见他了。他到别任茨克探望母亲和妻子去了，今天刚回来。我决定为这难得的造访把房间里的壁炉生起来。平常我们只生餐厅里的小铁炉子。古米廖夫那儿没有壁炉，而他非常喜欢坐在熊皮上，看着壁炉内的火光。

“多惬意啊，”他享受地眯着眼，“跟用大蛋糕款待我似的。”

我向邻居借了四块劈柴，允诺下星期还六块。高利贷式的条件，可我答应了。

古米廖夫准时来了。他总是非常准时，并且痛恨迟到。

“守时是王者的礼貌，也就是说，是诗人的，因为诗人即生命之王。”他解释着，一边脱下鹿皮袄和他闻名彼得堡的带护耳鹿皮帽子。那些日子里人们衣着的式样最怪了，譬如诗人皮亚斯特一冬都戴着草帽和穿浅色格子裤，但标新立异的记录终究还数古米廖夫的冬装。

我们在房间里的壁炉前坐下。他对这趟旅行满意极了，一直在给我讲它。

“孩子们长得真快。列诺奇卡已经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样子了，跑啊、闹啊、撒娇啊。她和廖武什卡犹如两滴水珠，都像我。他们俩的眼睛都不一样。”

“眼睛不一样，就是斜眼。这太让我伤心了。尤其是列诺奇卡。可怜的列诺奇卡！而她妈妈是那么姣好。

“廖武什卡是个非常可爱聪明的孩子，列诺奇卡却娇蛮。您知道，有时候我很相信，这是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父亲。父亲这个词儿好像跟我全不搭界，根本不合适。我想要回到童年去。

“这种迷恋童年的病能有治好的时候吗？

“这多好。上帝保佑，我的童年病就没能治好。”

他翻弄着壁炉里的劈柴，尽管劈柴都很干燥，烧得好好的。他总想让火苗更旺，劈柴烧得更快。他说着，沉思地望着炉火。

“童年的回忆对写诗什么帮助都没有。特别是每当我进入创作状态时，我看到的似乎是两重生活：一半是此地今日，一半是彼处旧时，儿时。尤其是在夜里。在梦中，奇不奇怪，我经常看到自己是个婴孩。还有早晨，就在半梦半醒之间那短暂的神秘时分，当意识在某种光亮中遨游的时候，我感到马上，在我的耳边马上就会有一行行新的诗朗诵起来。但是当然了，有时这种预感是骗人的。而且不论你怎么努力，还是一无所得。不过只要会保存的话，这种感觉在随后的一整天里总归有帮助的。工作起来比较轻松，呼吸起来比较愉快。

对童年有声的回忆也很不错。那时你对它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致于想要别人也感受到自己的感觉。然而这很少能达到。很难找到真正的倾听者，能真正对他人的童年感兴趣的人。没完没了、平淡乏味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转过来对我说，“因为上帝给我送来您的双耳，”他半开玩笑地添上一句，“随时准备倾听我的耳朵。这很令人愉悦。毕竟大家都不愿像理想的谈话那样谈‘我和你’，而只谈‘我、我自己’，谁都不愿听谁的。我对您的耳朵的评价高于一切。良好的，善于倾听的耳朵。”

是的，我会倾听。不仅听，而且跟他一道体验他的回忆，并且永远铭记它们。

他往壁炉里丢了一块劈柴，最后的一块。不过在我的“木材储备”里还有一张破椅子和两个箱子，故而不必舍不得劈柴。

“小时候家里人很溺爱我，”古米廖夫接着说，“比对我哥哥宠得多。他是个健康、漂亮、平平常常的孩子，而我却体弱多病。所以我母亲的生活永远都是在为我担惊受怕，她对我的爱是那么不切实际，

我爱她胜过世间的一切。我总是设法使她满意。我想让她为我骄傲。”

他重又望着炉火，梦幻般地微笑着，继续说：

“这事发生在夏天，在乡下，我六岁。我母亲常常给我讲她的出国旅行，讲意大利，特别是博物馆、绘画和雕塑。我觉得她很怀念那些博物馆。于是，一个七月的早晨，我很早便跑进她的卧室。她正坐在梳妆台前梳自己的长发。我非常喜欢待在这样的场合，看她怎么梳头，在女仆瓦利娅的帮助下穿衣服。要知道当时这是漫长而复杂的事体：束腰的紧身，上了浆的衬裙，背上钉着数不胜数的小扣子的连衣裙等等。但是那天早晨我急不可待地抓住她的手拉她：‘走吧，走吧，妈妈，去花园。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我是那么激动，于是她让步了，就那样穿着宽大的罩衫、睡鞋，披散着头发，答应跟我去花园。在花园里我拉起她的手说：

‘闭上眼睛，妈妈，我不说就不要睁开。我领着你。’

她笑着，让我带着她走上小路。我是那么骄傲。高兴得喘不过气来。

‘好了，妈妈，看吧。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这是博物馆！你的博物馆！’

她睁开眼睛看到：花坛里的鲜花丛中有六根杆子，杆子上插着青蛙和蜥蜴。四只青蛙、两只癞蛤蟆和两只蜥蜴。逮它们费了我好大的劲。

‘这是为你做的，妈妈。都是我自己做的！为你的！’

她默不作声地看了一会儿，似乎不明白，然后把手从我的手中挣出来。

‘你怎么能！多可怕啊！’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进房里去了。我跟着她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原本等着啧啧称奇和感谢，可她却喊着：

‘可恶的、凶狠的、残忍的孩子！我不想看见你！’

我跑到门廊那儿停住了，哭了起来。她不理解。她不会评价我的第一次创作。我为自己觉得委屈。既然她不爱我，不想再看见我，我就离开她。永远。我便转回去，穿过花园，来到大路上，往森林走去。我知道，森林里住着强盗，并当即决定自己也去做强盗，甚至还有可能，我向来有这种自豪的梦想，做强盗头。可是我没能走到森林，它有五俄里远。我很快就被抓住了，对我展开了追捕。哥哥和两个园丁骑马，妈妈坐四轮马车。只得回来。

没有，我没有因为试图离家出逃而挨骂受罚，甚至相反。正如浪子回头应该隆重庆祝，母亲送给我一本带图片的书和玩具弓箭，吃饭时送我爱吃的樱桃馅饺子。但是我的强盗前程就此告终。可惜啊！我能成为一个厉害的强盗头。”

他笑，我也笑。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古米廖夫的强盗头样子。还有敢死队的骠骑兵，或是猎狮的非洲人什么的。他的外表跟这些太不般配了。他整个是个老百姓，坐办公室、书斋的。我不懂，他怎么就居然逆着自己的天性去做猎人和战士。

而他仔细地看着我的脸，仿佛读着我思想似地回答我：

“我从童年起就很病态地自恋。每逢哥哥跑步时追过我或爬树爬得比我好时，我又痛苦又恼火。我什么事都想做得比别人好，永远得第一。在所有的事情上。这对体质虚弱的我很不容易。而我总归能够巧妙地爬到松树的最顶端，哥哥也好，仆人家的男孩子们也好都下不了决心爬。勇敢使我变得有力而灵活。

但我的学习糟透了。我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我的自恋安置在学习里’。我甚至很惊讶我竟能中学毕业。我对数学一点概念也没有，更没学会书写正确。并以此为荣。以自己的缺点为荣。这样一来缺点成了优点。”

我不明白。我问道：

“可书写不合文法算什么优点呢？”

他不耐烦地耸起肩。

“哎呀，您总是按您那四平八稳的三维逻辑。我的不合文法完全是特殊的。要知道我读过成千本书，就连鹦鹉都懂文法。我没有文法证明我有呆小病，而我的呆小病证明我没有文法。懂了？清楚了？喏，喏，别没精打采的！别皱鼻子！我开玩笑的。”

他当然是开玩笑。不过，只一半。对自己的天才他确信不疑，也丝毫不为自己的没有文法难为情。他的书写的确不可思议地有错误。每每给他指出他的错误时，他只不过惊讶地摇头：

“谁晓得它！您肯定是对的，那就照您说的。”

我早就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我以为一定还是孩童时，在博物馆事件之前。

“不是，”他说，“比那晚很多。真是奇怪，尽管我给自己建造了一个特别的世界，那里面

尽管我诗意地领会生活和世界，我却没有想到过诗歌。然而14岁时诗歌以那么难以置信的力量落到我头上，抓住了我。我们家迁到梯弗里斯。在那里，当我第一次走上格鲁吉亚军道，它就开始了。高加索把我镇住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咏高加索诗蓦地蜂拥而至，我早就知道和喜爱这些诗，可唯有在这儿我才感觉到它们的魅力。我开始从早到晚，再从黑夜到天明来来回回念叨它们。就在那儿，梯弗里斯，我在《梯弗里斯小报》上第一次发表诗作。我可是坚定不移的。我不想念给您听。请相信我说的，糟透了。而且是恶魔式的。我不想，也不会念的。别磨了。”

“不过您记住：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大作。我很后悔出版《征服者之路》。当然不是马上。后来我后悔了。把它收回来在炉子里烧了。然而总归使我难为情，这本《征服者之路》即便到现在，说不定哪儿还有。没办法，不必着急。不过就在这本《浪漫的花朵》里，仍然有许多首诗作于中学时代。譬如，就好像：

这首《老朋友》是我在代数课上得两分的结果。并且安慰了我。但那已经是在皇村中学，高年级的时候。在梯弗里斯我们过了两年。在那里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感觉到那个诗人，他

古米廖夫喜欢玩形形色色的，常常是他自己当场想出来的游戏。特别是“自编自演”。

1919年秋天，十月革命两周年前夜，人们准备好要热烈庆祝这个节日，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明天我和您庆祝庆祝，开开心。别问怎么着，您会看到的。只不过穿上您火红色的方格大衣，还有火红色的麂皮帽子。”

我的火红色的、方格大衣——后来我在诗里把它跟夏花园里的雕像调换了一下：

我的方格大衣是战时从伦敦给我带回来的。它不大暖和，而彼得堡十月底的天已冷了，我都穿皮大衣了。但古米廖夫却坚持：

“一定穿上方格大衣。明天下午三点我来找您。”

他准三点来了。尽管他没有表。不管是手上还是口袋里，甚至家里全没有。他的表夏天时就停了。钟表匠要的修理费贵得离谱。买新的似乎不可能。从那时起古米廖夫学会了不用表判断时间，靠“第六感”——时间感。

“天才和呆小病患者的时间感很神的。而我，众所周知，是天才和呆小病患者的混合体。三个月里我没有迟到过一次，这没什么奇怪的。话说回来，”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今天上午翻译起古老的法国小曲，我是那么入迷，把一切都忘了，甚至忘了必须去莫霍瓦亚路的《世界文学》开会。到街上我问碰到的第一个过路的人：‘请问，几点了？’那人莫名其妙地两手一摊：‘那谁知道？’又蹒跚地走了。

假如我有一只猫，我就能够像中国人那样，根据它的瞳孔判断时间，直到半分钟。但是养了猫，它会把所有的老鼠都抓光。而在目前饥饿的情况下，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却爱护它们。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洛津斯基甚至散布谣言，说我不仅养它们，还阴险地握一个大老鼠的爪子问它好。胡说八道，不要相信。甚至在与老鼠的交往中我也不会当叛徒……”

我自己给古米廖夫开门，不由“哎呀”了一声。站在门口的他穿着几乎长及脚后跟的马克费尔兰大氅，胳肢窝夹着雨伞，脖子上围着苏格兰格围巾，头戴一顶薄饼似的带硬帽檐的大帽子，肩上挎着军用望远镜。

“你好！”他向我行个军礼，“走吧！”他大笑着给我解释，我和他是英国人。他是前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劳动党代表，我是他的秘书。他挑剔地打量了我一下，点点头：

“很好。真正的英国年轻女孩，您的头发也是英国式的——‘盘起来的’。要知道我也是真正的英国人，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怎样，但他完全不像英国人。或许像滑稽歌剧里的、上个世纪的英国人。再说他那老旧的马克费尔兰和怪诞的帽子他是从哪里淘来的？可他是那么满意自己的样子，我也忍着笑，赞同道：

“百分之百的英国代表。”

“记住，我们不讲俄语。一个字都不懂，彼得堡也是第一次来。”

我们来到涅瓦大街，走在人群中，交流着感受，一会儿指着商场，一会儿指着阿尼奇科夫宫，一会儿指着喀山大教堂，大声询问：

“那是什么？”好多次重复答案后，古米廖夫从头上摘下自己的薄饼，不露声色，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你，喀萨-萨钵（喀山大教堂）。”

尽管我们的样子和举止更像是装出来的，而不像英国人，我们听到的总是：

“英国人！看啊，英国代表！”

我打熬不住，大声笑着。古米廖夫倒是保持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制力。我们把该做的都做了：在游行队伍里观看、鼓掌，甚至跟着一起唱歌。我们俩绝对都没嗓子和音耳。但我们作为英国客人，可以为所欲为。站在我们旁边的红军战士面带满足，甚至极其感动的表情，聆听古米廖夫用没入云天的哑嗓子即兴为他译唱《国际歌》。我呢，在使我窒息的两次大笑之间，只能哇啦哇啦地叫唤。

唱完令大家都愉快的歌曲，我们跟着人群一起往前走。古米廖夫开始询问“去瓦西列夫岛的路”，他固执地反复说“呜嗷西咯嗷斯叨”（音译。——译者注）。虽然显见得大家都很愿意帮助外国人，可谁也没能搞懂，他在说什么。古米廖夫感谢、微笑、激动地反复说：“妙极了！噢，是的！你们伟大的列宁！卡尔·马克思！噢，是的！”还去握从四面八方伸给他的手。

有个特别殷勤的人突然大声说：

“肯定是跟家里人走散了，迷路了。必须把他们弄到主席台去。警察在哪儿？”

古米廖夫“谢谢你，谢谢你”热烈地感谢他，挽起我的手，急忙带着我翻转回来往后赶，仿佛是在人群里看到了英国人。

跑到街角，我们停下来喘气。这里寂静、空荡。

“喔呵，都热了。”古米廖夫笑得全身发抖。“我们要是在主席台上可就好了！想象得出吗？还会把咱们拍下来的！要是咱们的照片明天出现在《红色报》上呢？没人，肯定没人会把咱们认出来。喏，可不能浪费时间，咱们走！”

于是我们又来到涅瓦大街，混在人群里。就这样我们一直走到晚上，充满狂热。当人群开始跳舞，我们忍着，虽然极难，尤其是我，没一起跳舞去。为了更有说服力，古米廖夫举伞向着星空说：

“一个英国人不能在街上跳舞。这有失体统。”而笑苦了的我，筋疲力尽地靠在墙上，说：

“够了。我再也不能了。请带我回家吧！……”

第二天在研修所，古米廖夫给洛津斯基讲“英国代表”的故事。但是洛津斯基对我们的娱乐却非常不以为然：

“你是在玩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倘若把你们带到警察局，那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的，”古米廖夫打断他，“谁也不敢动我，我太有名了。”

洛津斯基摇头：

“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不敢，只要他们想。不必授‘人’以柄。你太轻率了。”

“可你，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太过严肃和理性了。没有娱乐我觉得无聊。”

洛津斯基毫不相让：

“没人妨碍你娱乐，想怎么娱乐就怎么娱乐吧。只是别去碰‘他们’。让‘他们’安生点儿吧！”

古米廖夫拿出他的大玳瑁烟盒，用一支香烟磕着盒盖。他一受刺激总这样。

“你是还没打倒的资产者，这就是你，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我们彼此不理解。你只要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或许就安心了。可是我的生活必须冒险（楷体字原文为法语）。因为这昨晚我好开心，不管怎么说，倒是有一点点危险——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没有危险和冒险对于我既没有快乐，甚至也没有生命。但是你不理解这个……”

在家里，当我闲聊我们在十月革命庆典上如何地开心，我可倒大霉了。父亲甚至想要与古米廖夫“就此事”说个清楚。

“你会被弄到什帕莱尔诺伊路指控间谍罪的，你清楚吗？”父亲火了。“谁都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白痴，假扮英国代表解闷！”

不，我不“清楚”。我觉得，被吓怕了的、被迫害的“资产者们”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小题大做。于是我又辩护说：

“假如你知道，那多开心。还有我们笑得呀。”

“可要是你和你的古米廖夫被扭出去枪毙了呢，你们也笑，也开心？”

这可无言以对。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仅不相信有可能被枪毙，而且压根不相信有危险。“致命的该隐”，当然，所有不好的事都跟他有关，可这跟我不搭界。我有一种特别的绝对安全感，坚信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1919—1920年间的冬天。非常寒冷、非常饥饿、非常艰难的冬天。我每天都很晚从话语学院独自回家。沿着人迹杳然、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可怕的街道。抢劫成为家常便饭，随着黄昏降临四处遭抢。在万籁俱寂、漆黑一团中偶尔传来前面路人的脚步声，我竭力靠近他。我的脑子里想都没想过，此刻可能突然闪来手电筒的光亮，厉声喝道：“把裘皮大衣脱下来！”我的带银鼠皮领子的海狗皮大衣，我非常喜欢她。不是像喜欢东西，而是像活物那样，还叫她穆尔扎克。

穆尔扎克也讨古米廖夫喜欢。有时候早晨，古米廖夫会突然来找我，建议道：

“我们不去雪地上遛遛穆尔扎克吗？它在衣架上挂着有多寂寞。”

我总是高兴地答应。

经过教堂时，古米廖夫总是停下来，脱下他的带护耳鹿皮帽，毕恭毕敬地对自己大大地画十字，“吓住敌人”。是“对自己画十字”，而不是简单地画画而已。

过路的人吃惊地看他，有的避到一边，有的发笑。那情景确实令人讶异。古米廖夫，高个窄肩，穿着宽大的翻毛大衣，镶着白色花边的下摆裙子似的裹着他的细腿，严寒中不戴帽子。在教堂前，他可能显得不光是古怪，还可笑。

然而，为了在那个年月决定如此扎眼地强调自己对被消灭的“宗教仪式”的忠诚，必须具备公民的无畏。古米廖夫身上公民的无畏多于被要求的，也不比轻率少。有一次，在波罗的海舰队的诗歌晚会上，他在念他的非洲组诗时，特别响亮和清晰地朗诵道：

大厅里掠起一阵愤愤不平的嗡嗡声。几个水兵跳将起来。古米廖夫平静而响亮地继续念着，仿佛没有看到，没有留意愤怒的听众。念完诗，他双臂抱胸，平静地用斗眼环视大厅，等待掌声。古米廖夫等着，看着水兵们，水兵们看着他。

掌声突然响起，哗啦啦、轰隆隆地响了起来。事态明了：古米廖夫胜利了。在这里从来没这么给他鼓掌过。

“可是有一分钟，我甚至都害怕了，”跟我从晚会上回来时他说道，“要知道某个水兵同志，‘红军的代表和骄傲’，可能会拔出他的非比利时手枪，朝我射击，犹如猛射‘陛下的画像’。您再注意，后来我什么倒霉事都没有。在革命的突发之下，是这么说的。”

我坐在第一排的两个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中间。尽管大厅里很热，我可给吓得手脚冰凉。但是我没想到古米廖夫会害怕。

“而且还非常害怕，”古米廖夫承认，“可还能怎么样？只有笨蛋才看不到危险，不怕它。勇敢和恐惧不是同义词。对恐惧的东西不会不害怕。然而必须会克服恐惧，而主要是，不要露出害怕的样子。凭这一点我今天让他们服了我。太高兴了，好比我在非洲猎狮。我好久没觉得自己这么轻松愉快了。”

是的，古米廖夫心满意足。但是城里关于“古米廖夫的反革命行动”的传言，开始雾也似的腾起。两个“没被宰割”的公民在街上相遇，胆怯地四下张望着小声交谈：“听说了吗？就是古米廖夫！他就这么在主席台上对水兵们说：‘我是君主主义者，相信我的陛下，并且把他的画像带在心里。’多了不起，虽说是诗人！”该传言可能也传到那些根本不是为了听它而生的耳朵里。古米廖夫是君主主义者和积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推论，可能在古米廖夫被捕之前好久业已得出了。

……晚上六点，下着雪，我往家走着，沿着游泳池街。

我今天既不在研修所，也不在话语学院。也没看到古米廖夫。家里人在等我。可是我拐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路。没关系，吃饭迟到——对我这一点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从后门上楼。前门不久前给钉死了——为了保暖，也因为没用。“现在没人在前门闲遛。”开厨房门的是巴莎，年老、阴沉的女佣。不知道她怎么和为什么在古米廖夫家帮佣，或许是阿尼亚——古米廖夫的第二个妻子，恩格尔哈特教授的女儿——把她留给丈夫用，自己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回别任茨克去了。或许是古米廖夫本人，被单身汉的家务苦恼，建议在街角偷买苹果的小贩：

“您想不想给我干活？可有甜头呢。”

不管怎么说，反正巴莎愿意，而且真的给古米廖夫帮佣了，他们彼此都满意。1921年春天，她不见了，原因我也不知道——不知是死了，还是她又想去倒包了。

眼下她还在这儿，阴沉沉不礼貌地迎接我：

“请进，在家！”

这个巴莎，尽管她阴郁，却没有被褫夺对美好的追求。有的时候，古米廖夫给我念他的诗时，我们呆的那个房间的门会猛然被用脚推开，门槛上站着巴莎。

古米廖夫不满地中断朗读。

“怎么了您，巴莎？”

“啊，没什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巴莎阴沉沉地回答，舒舒服服地靠在墙上，手揣在围裙里，“我来听听小诗，就为这。”

于是古米廖夫宽容地对她点点头，继续朗读，似乎她并不在房间里。

“您喜欢吗，巴莎？”

她难为情了，低下头，用手掩住嘴：

“好喜欢啊！不懂，又有感觉。跟从前在教堂里的感觉一模一样。”

这个回答使古米廖夫惊讶。

“奇怪，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感觉到诗歌和宗教的关系的啊！我倒猜不到。”

把我让进来，巴莎回到煤油炉子那儿，我抖掉裘皮大衣和脚上的雪，走过冷冰冰的饭厅。我从来没有不紧张不畏缩地去见古米廖夫的时候。我敲门。

于是我走进去。

顺便说一句，我最好还是将这首我写于1920年圣诞节前的诗全文附上：

是的，一切都完全是我诗中的样子。一切无误——扔得到处都是的书，暖暖的寂静，那种“马上就要爬出乌龟，飞来蝙蝠”童话般的感觉，还有神秘地照着抽烟的古米廖夫的“奇特的光亮”。那是燃烧的炉光。因为古米廖夫不是在窗前，而是在炉边抽烟。

古米廖夫起身客气地问候我，帮我脱下裘皮大衣。他毫不惊讶我的不期而至，虽然昨天我们曾约好今天不见面。

“我在等您，我知道您现在会来。”

“等？我可是压根没打算到您这儿来，我正回家。”

古米廖夫耸起肩膀。

“您回家，却到我这儿来了。这是因为我现在非常想见到您。我坐在炉边，对着火念咒语，呼唤您。这不——您来了。违背自己的意愿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但是我竭力和着他的语调说：

“肯定是的，我的确感觉到了，所以到您这儿来了。”

他把绿色的圈手椅朝炉子移了移。

“我今天从早上起就感到痛苦得不得了。没来由地痛苦，”他老实承认。甚至他的嗓音也不同平常，又轻又弱，“我是多么孤独，天啊！简直难以置信。”

“孤独？”我不信地反问，“可是要知道您有那么多朋友和崇拜者。有妻子、女儿和儿子，有哥哥，有母亲。”

他急躁地摆手。

“哎呀，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都是装饰。难道您不懂吗？我在世上什么人都没有。一个朋友都没有。根本不存在朋友。我多么孤独啊！简直难以置信。我总是我行我素。永远是‘我’，从来不跟谁是‘我们’。而这有多痛苦。”

他叹气，瞪着火光。

我懂，他非常痛苦，非常忧伤。我默不作声，不知道拿什么帮助他。而且到底能不能帮他呢？对他说什么呢？说什么？

他转过脸对着我，面孔被炉火从下面映着。他一只斜视的眼睛看着火光，另一只期待地落在我身上。与平常一样，我在他不一致的眼光下觉得不自在。我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默不作声。一切安慰让我觉得是如此的无意义和愚蠢。

他继续沉默着，我却渐渐受不了他的沉默。还有这种目光。我想跳起来，抓住他的手，和他一起沿着雪皑皑的街道跑到文学家之家去。那里明亮、热闹、人多。在那里总能碰到带着尤罗奇卡·尤尔昆的库兹明。谁碰不到啊！但我默不作声。古米廖夫注视着我，突然意外地笑了。当然，他在笑我。而我肯定是因为难为情和不知道说什么，一副非常可笑的样子。但我还是用微笑回报他的微笑。

“这不我也轻松些了，”他用快乐的声音说道。他的话音高兴起来。“就因为您来了。看到您的蝴蝶结，您是这么滑稽可笑，尤其是您沉默的时候，您来了多好啊。”

是的，非常好。在这个冬季的雪夜，他不像往常那样谈论诗学、诗人和诗歌，而是只说自己，说孤独，说死亡。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绝对的孤独。每个人都自我禁锢。敲不敲，喊不喊，没人听得到。然而对孤独什么都无济于事，热恋也罢，甚至诗也罢。我可是完全孤独地活着。而这有多背累！您知道，前不久我看着砖墙，嫉妒砖头。它们彼此挨得那么紧，大家在一起，大家成一体。它们多好。可我到处都是一个人，自己管自己。甚至在别任茨克。第一天开始我就无聊。我甚至在自己家里都感觉坐卧不安。我想赶紧走，尽管我很牵挂他们所有的人，非常爱我的母亲。”他双手一摊，“请您要谅解，我在那里觉得自己比在这里更孤独。”

他用玩具马刀拨拨炉子里火热的劈柴，又说：

“最近我不断地想到死。不，不是不断地，是经常。特别是在夜里。所有的人生，甚至最成功的，最幸福的，都是悲剧的。要知道它不可避免地归于死亡。不管你怎么活络，不管你怎么狡猾，还是要死的。我们大家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死刑犯。我们等待着——黎明时的敲门声，被带去绞死。绞杀，斩首或者上电椅。人人如此。我向往着，当然这太过自信了，

或者我死于战争。然而要知道这实质上总归还是那个死刑。人们唯一的平等就是死亡面前的平等。极一般的思想，可终究令我不安。还不是因为某个时候，过很多很多年，我会死去，而是因为之后，死了以后。还会有什么吗？或者一切就此在土地上结束：‘我相信，上帝，我相信，救救我这不信教的……’”

他沉默片刻，望着炉中跳跃的火苗，又猛然转过来对着我，突然提议道：

“让咱们来彼此承诺，发誓，谁若是先死了，就要在另一个面前现身，通报那边一切的一切。”

他把手伸给我，我也不犹豫，将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

“跟我说，”他缓慢而庄严地说道。“我发誓死后在您面前现身，并告知一切，无论我死于何时何地。我发誓。”

我听话地跟着他重复道：

他没有放开我的手，愈发庄严地继续说：

“我还发誓，无论我死于何时何地，死后在您的面前现身，告知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誓言，您也永远不要忘记它。哪怕过了五十年。哪怕我们早已不再来往。请记住，誓言连接着我们。”

他放开我的手，我把手藏到裙子口袋里。我变得很不自在。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发誓？要知道我从小就害怕鬼魂以及一切与阴间有关的东西，怕得要死，怕到发抖。

“很自然，也合乎逻辑，是我先死。但一切是不可知的。遗憾的是，年轻阻挡不了死亡，”他严肃地继续说，又突然打断自己：“您怎么像麻雀似的没精打采的？为什么您这么苍白？难道吓着了？”

我打起精神摆摆头，挤出点笑容：

“没有，根本没有。”

“那就上帝保佑了！没什么吓人的。要知道我和您都会活到高寿的。活不到九十岁我可不答应。而您，据我所知，想活到一百，是这样吧？”

“一百多一点，”我纠正道。“到那时，可能就发明出长命水了。”

“一定发明出来了，”他同意，“我是多么喜欢您这个尽可能活得久的愿望啊！因为年轻的姑娘们总是说：‘我想在二十五岁时死掉。再活下去没意思’。可您却要一百出头！”他大笑，“了不起！而且我相信，最好的年华是老年。只有在老年和童年可以完全地、绝对地幸福。那么现在喝点茶会好些。”他站起身，“走，我们跟巴莎说去。”

我们来到厨房，可那里空空如也，巴莎不在。

“肯定是去合作社排面包了，”古米廖夫说，“没关系，我像苍蝇那么聪明，自己能烧茶。”

他把水倒进大铝茶壶，从煤油炉上拿下炒菜锅，放上茶壶。他一连串地做着这些事，一副从自己耳朵里大掏活兔的魔术师的样子。

我们坐在餐桌旁等水烧开，等了好久。

“老也不开，这水笨得出奇，”古米廖夫发话，“我要是它早就开了。”

于是答应似的茶壶盖开始大响，开了。

“您看啊，”古米廖夫煞有介事地说，“它生气了，一下子就开了。我会对付它。水，好比女人，必须惹恼她，她才沸腾。否则还有一个小时好等。”

我们回到炉旁喝茶。

古米廖夫从柜子里拿出一包“院士葡萄干”。

“我今天领到院士口粮。还是我自己用小冰车拉回来的，”他说道，“肩挎着小冰车，戴着鹿皮帽子，感觉自己就是一只鹿，驮着珍贵的货物在原始森林里跑。那您就会看到，我怀揣着怎样的骄傲踏雪而行。”突然他打断话头：“您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诺言，永远，我也不忘……”

然而古米廖夫并未遵守自己的诺言，也没有在我面前现过身。

唯有一次，他被枪决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梦尽管有点类似，但却不能够视为实现诺言。回答而已。

就在当时我写下了记梦的诗：

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在“白银时代”的帕尔纳斯山上》中，完全真实地描绘了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个古米廖夫。但是那个古米廖夫与我的古米廖夫是多么不相似啊！

不仅是内心，甚至外表也不相似。马雅可夫斯基写道，古米廖夫金发，中等身材，细窄匀称，生着一副“不优雅的面孔，略微斜视，大而肥的鼻子和苍白的厚嘴唇。”

这幅肖像画绘于1909年。我见到古米廖夫是在1918年底。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未必能变得如此厉害。古米廖夫承认斜视得很严重，但是无论有多怪，他反以此为“上帝的标志”而骄傲。

“我是斜眼，我的孩子们都是斜眼。毫无疑问我是他们的父亲。”他满足地反复说。

古米廖夫认为自己的手美得惊人，就像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小而平，生得端正，的确漂亮。除了它们，他身上再没有什么漂亮的了。他不承认自己“不优雅”，压根不为此苦恼。相反，他常说，他有一副与诗人非常般配的外表。

尼古拉·奥楚普在自己论古米廖夫的专著中，从古米廖夫不美的外表引申出一整套理论，解释他的诗歌和生活道路。奥楚普曾在索邦（巴黎大学的别称。——译者注）朗读过这部专著，后来发表在《经验》上。在书中奥楚普证明，《冈都拉》是自传体作品，古米廖夫还觉得自己是个驼背。当然了，读着想入非非的这一切，我好吃惊，像奥楚普这样非常了解古米廖夫的人，能制造出如此不实之理论。

从精神面貌看，按照马雅可夫斯基的说法，情形更糟。古米廖夫在他的记述中，是某种头脑简单、浅薄，极不聪明，被诗歌魅住，而且除了诗歌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

古米廖夫的确“被诗歌魅住了”，但他既不头脑简单、浅薄，也不是不聪明。我不止一次无意中听到这样的话：“古米廖夫是我一生中能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对“最聪明”或者“最天才”的判断我总是持怀疑态度。说古米廖夫“最聪明”，我不能。但是他，不言而喻，非常聪明，这聪明有时甚至发出天才的闪光，并且不必讳言，这聪明还伴有对最平常的事物和概念的糊涂不解。我记得，当曼杰尔什塔姆称《世界文学》的一个合作者低级趣味时，他的反驳使我那么震惊。

“你错了，奥楚普。他不可能低级趣味——他是世袭贵族。”

我以为古米廖夫在开玩笑，可是他确定无疑地补充道：

“低级趣味的只可能是没有贵族出身的读书人，而不是贵族，你记住。”

曼杰尔什塔姆难为情地嘟哝着，脸红了。显然，他本人不是贵族。当然，这大概只是来自古米廖夫一方的姿态，但是当我们俩留下时，曼杰尔什塔姆可笑地朝我使着眼色，说：

“您的大师不是没有呆小病。”

无论如何不能说古米廖夫没有学问。正相反。他读过大量的书籍，他的记忆力绝好。

他知道的诗不仅有埃及的，还有中国、日本、印度和波斯的。

说他的研究局限于诗歌一门也不正确。他认为，诗人必需有大量的所有领域的知识——历史、哲学、神学、地理、数学、建筑等等。

他还认为，诗人必须认真地、持久地发展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品位。必须学会看到声音，听到色彩，具有能听的眼睛和能看的耳朵，以便领略生活的全部和丰富。

“大多数人，”他说，“是半瞎的，而且像马一样，戴着眼罩。看得到的和听得见的只是撞到眼里的熟悉的，习惯的东西，言说它们的也是用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现成句子。世界四分之三的美和丰富对他们而言全都白费了。”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马雅可夫斯基确信古米廖夫一门外语都不懂。不是这样的。他的法语足够好。对，众所周知的事实《公猫米奈》（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的译本证明不了这一点。搞不懂，他怎么能够把公猫米奈跟东正教的切季依-米涅搅在一起，这些当然是法国女人、女天主教徒怎么都念不来的。

无论如何，虽然有倒霉的公猫米奈（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毕竟古米廖夫的法语，尽管有错误——他那是不自觉的，说写自如。他甚至还照着歌谱（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念诗——艰涩的、复杂的诗人的诗，譬如埃雷迪亚，马拉美，兰波（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还不假思索地翻译，非常准确。

英语要差些，尽管古米廖夫在英国呆过几个月，他给我讲过，他在某个勋爵家吃大宴时，说起自己在非洲的旅行。我怀疑勋爵的客人们未必能听得懂什么。他的口语糟透了，但是读起来相当流利。他不懂德语且为此懊悔。他认为对于诗歌而言，它是俄语之后最好的。他偶尔让我为他念德语诗——席勒的叙事诗《手套》（楷体字原文为德语。——译者注）他特别喜爱。他听着，必定靠在墙上，手搭在肚子上——学着女佣巴莎的样子，模仿她，叹息着说：“美啊！不懂而有感觉。假如不懒惰，也就学会了。”

但是我想，妨碍他学习的不仅是懒惰，还有缺乏语言能力，以及对许多别的东西的能力。

古米廖夫很喜欢甜食。他能在一个晚上“消灭”半俄磅葡萄干和一罐头蜂蜜，整整一个月的院士口粮。“我不单是美食家，我是大肚汉。”他自豪地说，“我一个人能吃掉一整只鹅。”

这明显是吹牛。在那些日子里他无法吃掉一只鹅，理由很简单，那时即便在丧后宴上也没有鹅。他的胃口的确很大。一年后“非法”餐厅开张时，我经常有机会参加他“庞大固埃式的”进餐。

“我邀请您，”来研修所，古米廖夫对我说，“参加庞大固埃式进餐。”于是我们去福尔什塔特茨卡亚路上一个昏暗的小公寓，那儿一点都不像饭店。在两个房间里，卧室和饭厅，摆着铺上花花绿绿油布的桌子。宽敞的大床和蓬松的枕头，显然并未败坏来访者的胃口——在卧室里用餐的多过隔壁饭厅里的。

古米廖夫通常坐在饭厅里的桌子尽头。坐定后，他长久地认真研究写在小包装纸片上的菜单，然后，递给老板娘，跟她点菜：

“红菜汤、包心菜馅饼、肉松面包干和果酱薄饼。草莓酱的。”

要完了方才转过来问我：

“那您呢？挑点想吃的。”

我一成不变很有教养地回答：

“谢谢，我饱了。”

于是古米廖夫就认可了，并不惊讶我“饱了”，也没让让。

“给小姐一杯茶，既然什么都诱惑不了她。”

我从自己那杯茶后面观察着，他是多么享受地“消灭”一道又一道菜，还不停地谈诗。现在令我惊讶的是，饥饿的我——我那时总是饥肠辘辘的——能够眼看着“肉松面包干”，感觉着它的香味而镇静地听他讲话。要知道我有多少个月没吃到一块肉了。而那是如此之香！更何况我多想啃掉哪怕是他剩在盘子里的一小块骨头。

“您大可不必拒绝。肉丸子太香了！”古米廖夫说着转向老板娘：“请再来一份！”

我的心都不跳了。莫非他要的这“一份”是给我的？然而不！希望落空了。他斯斯文文地吃着“再来的一份”，没有停止已经开始的谈话。

当然，假如我说：“请给我红菜汤、肉丸子和馅饼”，他不会不乐意。但是既然我很有教养地拒绝了，他便不认为需要坚持，照泼留什金的说法是：“好客人总是吃过饭的。”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怎么能够当着饥饿之人的面吃东西。但是既然我没说自己饿，古米廖夫只不过是忽视了这一点而已。没注意，没往脑子里去。他的妻子，阿尼亚·恩格尔哈特，大家都继续这样叫她，有一次跟我抱怨：

“科利亚这么古怪。昨天在诗人之家的晚会上我们去小卖部，他一个接一个地吃馅饼：‘阿尼亚，想吃就拿’。您看他要是给我往盘子里放馅饼的话。可却是他吃，我只是看着。他甚至都没注意到。”

或许他真的没注意到。他非常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何况我和阿尼亚自己也有错，没有拿“想吃的东西”，因为腼腆和过分的教养，好不愚蠢！

阿尼亚·恩格尔哈特一年一次来丈夫这儿住几天——散散心，呼吸一下彼得堡的空气。她的可怜的“散心”，真的是很必要。她在别任茨克住在古米廖夫的母亲和姑姑那儿，带着女儿列诺奇卡和廖武什卡，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

古米廖夫一次也没有对我说过，她是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想不想成为他的妻子？——跪下来哽咽道：“我不配有这样的幸福！”

住在别任茨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在那里不如说是：“过去痛苦，将来痛苦，痛苦无尽头。”

阿尼亚·恩格尔哈特不仅在外表上，在智力发展上也仿佛是十四岁的小姑娘。非常不错的小姑娘，生着大大的黑眼睛和非常漂亮的睫毛。我再没看到过谁有这样的眼睫毛。

在1920年7月的那个星期天，当她为我打开厨房门时，我虽然知道古米廖夫的妻子到他这儿来了三天了，却偏偏认定，这个穿着白色水兵服，凉鞋短袜，剪短发的嗲女孩随便怎样也不可能是个妻子和母亲。

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不知怎么很特别地一扭身，大声地朝身后喊：

“科利亚！科利亚！科利亚！你的学生来找你了！”

我是她丈夫的学生那件事，她从未忘记过。而且这事有时说起来非常滑稽。是这样的。那已经在古米廖夫被枪决之后，是我特别成功的表演中的一次，她说：

“反正我像女皇那样对待奥多耶夫采娃。要知道我是古米廖夫的孀妇，而她只是他的学生。”

不过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她不仅在别任茨克，在彼得堡也过得不轻松。古米廖夫不是为家庭生活而生的。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经常说：

“与妻子消磨时光如此乏味，好像吃没油的熬土豆。”

再说说古米廖夫的利己主义。1921年春天他发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正如他故意正式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不知为什么不能继续在别任茨克住下去，而必须来彼得堡。当时巴莎已经走了。跟安娜一起来的还有列诺奇卡。

“简直要发疯，虽然我很爱我的女儿，”古米廖夫抱怨道，“为了工作我必须安静。而且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做家务带列诺奇卡会累着的。”

于是古米廖夫，像他笑着说的那样，采用了所罗门的决定，快刀斩乱麻。艺术之家当时住着很多作家。古米廖夫决定搬到艺术之家去。住进叶利谢耶夫家原来用大理石装修得非常华丽的浴室里。天花板上画着爱神和仙女。浴室有两个房间。古米廖夫有自己私人的“浴室”办公室。

“我在这里感觉自己像古罗马人。早晨裹着床单，光着脚走在大理石地板上研究哲学。”他说笑。

住在艺术之家很方便。古米廖夫在这里讲课，在这里与安娜一道去艺术之家食堂用餐。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列诺奇卡怎么办？艺术之家没有孩子们的位置。于是古米廖夫又采用自己的“所罗门决断”。他把列诺奇卡放进一所育儿所。这些育儿所，或者按照旧式的说法，孤儿院由洛津斯基的妻子负责，她是他的老熟人。古米廖夫赶到她那儿，开始询问她孩子们在孤儿院生活得如何。

“好极了。照顾，伙食，住宿——一切都是上乘的。”她回答。她是那些心地善良的热心女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全心全意地忠于职守，革命之初她们这样的很不少。古米廖夫开心地笑了。

“我非常高兴，孩子们在您这儿很好。我打算把我的女儿——列诺奇卡交给您。”

“列诺奇卡？您在开玩笑，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想把列诺奇卡放进孤儿院，我理解得正确吧？”

“完全正确，我想把列诺奇卡交给您。”

“这可不能，上帝啊……”

“为什么？您看您自己刚刚说，孩子们在您这儿好极了。”

“是啊，可那是些什么孩子啊？街上捡来的，酗酒的，偷东西的，卖淫的。我们尽量为他们做好所有的事。但是要知道列诺奇卡是您的女儿。”

“这又怎么样？她也是这样的，就像被遗弃的。我相信她在您这儿会非常好。”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别这样做！我自己也是母亲，”她哀求道，“求您！”

但古米廖夫只是固执地摇头：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明天我就给您送列诺奇卡来。”

于是第二天古米廖夫的女儿出现在孤儿院里。

给我转述这次谈话时，古米廖夫困惑不解。

“资产阶级的偏见多深啊。既然孩子们在孤儿院不错，那么列诺奇卡在那儿也会不错。不去利用为我们提供的有限的方便是很可笑的。那么连凭票的面包和糖都不许要——从布尔什维克那里。”

古米廖夫是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吗？这样没有心肝，残忍，一如他表现的那样？

不是，当然不是！

他善良慷慨，甚至于敏感。而且很爱自己的女儿。他已经在想象，等她再大点，将怎么跟她散步，为她念诗。

“她将会，我相信，聪明，好看和可爱。而当她恋爱了，想要嫁人时，”他笑着说，“我肯定会嫉妒她折磨她，好像她背叛我似的。是的，父亲们总是妒忌自己的女儿，世界就是这样设定的。”

古米廖夫从不走近乞丐，不施舍。他的冷漠，残忍和无情是假装的。他用它们做盾牌保护自己。

“只要把自己当做是善良和软弱的，所有的人就会一下子扑上你的喉咙咬死你。犹如受伤的狼被狼兄弟撕咬，作家兄弟也这样。狼和作家的性情是一样的。”

“可是您，我知道，非常善良啊，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说。

“善良？”古米廖夫耸耸肩膀，“假使我放松自己，可能会是善良的。但是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你若善良，就会像太阳下的油脂那样融化掉，而诗人，战士和旅行家就一去不复返了。善良不是男人的品质。应该把它当做弱点而羞愧。并且把它让给女人。”

的确，古米廖夫不但为自己的善良，还为自己的弱点羞愧。他天生体质弱，且意志薄弱。然而他对任何人都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对自己。

“我从不疲倦，”他言之凿凿，“从来不。”

可是一回到家中，穿上毡鞋，坐到圈手椅里，他便面色苍白，整个人疲惫不堪。

这不可能不被注意到，不可能不向他提些问题：

“您怎么了？您不舒服？”

就应该“不去注意”，像他说的，从书架上拿本书，或者对着镜子“整理蝴蝶结”。这种弱点的发作总共持续几分钟。他站起身，像刚从水里爬出来的狮子狗那样抖擞抖擞，仿佛什么事没发生过似的继续曾被他半昏迷的沉默打断的谈话。

“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我却说：‘战胜自己’。这很重要，也最难，”他常常反复说，“我像王尔德，战胜得了一切，除了诱惑。”

他永远在跟自己作战，但是未能克服自己“安之若素的懒惰”（楷体字原文为法语。——译者注），照拉罗什富科所说，希望偎在床上，不看龙萨或者克列门斯·布伦坦诺，而看《冒险的世界》，他还向我抱怨自己，搞笑地叹气。他因为《冒险的世界》是某种不体面的东西而害臊，把它藏在枕头底下避人耳目，然后在枕头上给来访者“装装门面”地放上大部头的《纯粹理性批判》或《奥德塞》，虽然他“不管什么天气都不读”它们。

他脾气暴躁，但去得也快。因为什么没来由的事情发了火，他便急煎煎地做决定：“我永远不原谅，永不和解，结束了！”可是才第二天，又去见那个跟他一切都永远“结束了”的人谈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重要的是不要解释。不要什么‘我对你’，‘你对我’，女人就喜欢这些。记住这一规则。它在生活中对您大有裨益，对于‘关系’不要任何解释，尤其是恋人的。唉，假如阿赫玛托娃不是从第一年开始就说：‘尼古拉，咱们必须解释解释……’对此我一成不变地回答：‘让我安静些，我的妈呀！……’”

他还相当固执，这也很可以证明他的意志薄弱。不管我见到过多少固执的人，他们全部意志薄弱。古米廖夫承认：

“我知道不对，但是向别人承认这一点对我很难。我不能。就像请求原谅一样。因为我不能容忍向我请求原谅。必须忘记，既然忘了，也就原谅了。”

“可那又怎么讲，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格言说：‘男人原谅却不忘。女人不原谅却遗忘’，就是说您按照女人的方式行事？您女性化了？”

可女性化的指责惹火了古米廖夫。

“乱讲，胡说八道。女人记仇，记得要死。譬如说，您一丝一毫的羞辱，什么恶都忘不了。”

“还有善。”我补充道。“我的记性很好。但可能这是我身上的男性特点？”

“喏，您知道，您身上的男性特点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要是在中世纪，您会被当做女巫在麻秆屑上烧死。而且不仅仅因为您是红头发。”

“这又是羞辱，我原谅它，但不忘记。”

古米廖夫还在笑：

“被说成女巫是恭维，而不是羞辱，尤其是对写诗的女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为之非常自豪，人家认为她是，甚至在文章中叫她女巫。女巫的本质来自灵感。女巫本身就像诗。若是把您在麻秆屑上烧死，那就太抬举您了。肯定会烧死的。而且做得对。”

第二天我给古米廖夫带去一首诗。

古米廖夫称赞了它和我，这在他是不常有的。

“诗人需要泼留什金的产业。绳子也是有用的。把您听到的和读到的一切都拽给自己，拽到诗里。任何东西都不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为诗歌而来的。”

我当时每天写诗。依照建议，确切地说，甚至是应古米廖夫的要求。他说：“没有新诗的一天是虚度的一天。”

我每天拿自己的诗给古米廖夫审判—“—急性子的和没有好话的审判”，犹如古米廖夫自己所言。

有一次我拿着一束初开的丁香到他那儿。春天和夏天我走路时总拿着花。从家里出来，我向街上的小男孩，未来的流浪汉买花，整天拿着它，想象着我在开满丁香、茉莉和稠李的花园里漫步。古米廖夫很喜欢我这种他所谓的“持花行走”。他本人很乐意加入到稠李和丁香相伴的散步中来，在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游戏，甚至为我们的鲜花散步作了一节诗：

可是今天，尽管天空晴朗而湛蓝，按他的说法是真正“散步的日子”，他却不想出门。

“不，不如我们学习，请坐下，听好并回答。”

他从我的手里拿过丁香，把它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您想象一下，您还从来没见过丁香，不知道它的气味，甚至没碰过它，您用些什么新鲜新颖的词来说它？”

于是我尽可能地描写它，它滋润的娇嫩和芳香，给人以幸福的细小的十二片星瓣。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话。

“很不错。现在就这样作咏丁香诗，没有多余的词，抑扬格。不超过三节。别多想，给您五分钟。”

我紧张得眯起眼，几乎紧接着说：

古米廖夫的眉毛吃惊地挑上去。在他分开外斜的视线里，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看着旁边的丁香，星光般闪烁着的丁香。

“好。甚至是很好。您作为学生真的使我荣幸。您是我学生中的第一。我研修所的骄傲。我给您预言，您快要出名了。很快。”

我的心跳出胸膛，在我的喉咙，我的双耳里跳动。不可能！真的吗？终于！终于啊。古米廖夫表扬我了，而且是什么样的表扬啊！我跳将起来，开始在办公室里打旋儿。古米廖夫不满地看着我。

“别转陀螺，您要撞倒我了。停下来吧！”

但是我没停。我旋着，狂喜笼罩着我。

“您快要出名了。”我拖长声音重复道。

“天啊！”古米廖夫唉声叹气，“怎么能使您停下来？”

于是，他突然走近我，两手扶住我的腰。我觉得他是想跟着我旋转和跳舞。可是我的脚已经离开了地板。我悬空了，他举着我。接着我已经坐在柜子上，他则用手指威胁着我，故作严厉地说：

“安静地坐着。绝对安静，我必须翻译完，别打搅我。”

我根本是莫名其妙地坐在柜子上，耷拉着腿。这叫怎么回事？

古米廖夫把我放在柜子上，背朝着我回到桌旁。他把我的丁香丢到地上，在自己面前铺开厚厚的稿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柜子上坐着很不舒服。看来巴莎从来不打扫柜子上的灰尘，它上面布满着苔藓似的灰尘。因为灰和委屈，我的鼻子痒痒的。但是我沉默着，我忍着不发脾气。

一页页的稿纸哗哗作响。古米廖夫手中的红笔在飞白处做着记号。他默默地翻阅着稿纸。甚至不回一次头，一眼也不看我。我忍不住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家里等着我呢！”

古米廖夫仿佛很意外地抖了抖，接着就站到我跟前。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原谅！我全忘了。我好像是您早就走了。”

他是装的还是真的把我忘了？这两种情况都让我难过，第二种就愈加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我从柜子上拿下来。我的连衣裙和手都被灰尘弄脏了。他拿来刷子：

“弄弄干净，要不还是我来吧。”

但是我推开刷子。我太委屈了。

“不用，我赶时间，就这样走吧。”我把手套往脏手上拽，闷闷的，一副尊严受辱的样子。

“难道您生气了？”

我从地上捡起丁香，向厨房走去。

“一点不生气，我该回家了。”我隐忍着冷冷地说。

表示委屈是很愚蠢的，况且他反正不理解。但他似乎理解了。他从架子上拿过一个口袋：

“拿着吧，我为您准备的。里面是院士口粮中的二十条鲱鱼，换面包吧。”

鲱鱼我没有拒绝。鲱鱼的确可以换面包，或者换糖，有用，太有用了。

“谢谢。”我依旧冷冷地说。拿过鲱鱼口袋和我没扎紧的丁香花束。

古米廖夫在我前面打开厨房门。

“别生气，记住，您的确快要出名了。”

我往家里走着。鲱鱼口袋非常重，很坠手。拿着它和丁香很不便。把丁香扔了？但是我把它靠着胸口，用下巴轻轻夹着。微笑着幻想未来的名气。

不，我没有预感到，没有猜想到，古米廖夫所谓“您快要出名”的预言，真的不是什么以后，而是闪电般地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