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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上课地点在利捷伊纳亚路的穆鲁扎楼，原属银行家汉德尔布拉特的公寓内。据研修所的人判断，穆鲁扎楼的大门曾被装修成“奢华的土耳其浴室”那样的摩尔风格。我当时还得知，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曾经在这幢楼里住过，不过是在另一个单元，那边没有东方式的奢华。

银行家汉德尔布拉特的公寓有许多装饰华美、摆设昂贵的房间，它还有一个中厅，里面有一个舞台，金属制的家具都铺着黄色装饰缎。就在第一天，一个研修所女学员将一把椅子摆弄了一番后惊叹：“它整个都是银的，纯银的！”古米廖夫听说，俨然行家似的答道：

“您错了，不是银的，是金的。给金镀银，为的是不炫耀。就跟我们一样。须知我们也是金质的，只不过为了不炫耀，表面镀上银。”

“我们”，当然指的是诗人，而不是研修所学员。

不过研修所的学员中，说的不是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很多人都成了人物，甚至是大人物。与我同时进研修所的有赖萨·布洛赫，最有才华却英年早逝的列夫·隆茨、涅利季亨，还有肄业的科利亚·楚科夫斯基、沃瓦·波斯涅尔、什卡普斯卡雅和阿达·奥诺科高维奇-亚岑娜。

等到研修所开课时，古米廖夫已经学会了不少，变得温和多了。诗歌分析已不是一个不剩的“大杀婴儿”。不管是科利亚·楚科夫斯基，不管是沃瓦·波斯涅尔，还是列夫·隆茨都不曾经受我所经受过的事情。相反，一切对他们来说既顺当又轻松，话又说回来了，跟我这一次的感觉一样。

在古米廖夫的第一堂课上我们念自己的诗歌，古米廖夫则从宽评判。我仍记得科利亚·楚科夫斯基念的诗，他那张可爱的长着大鼻子的娃娃脸，他那白得惊人的衬衫，袖子上的大口子从肩膀扯到袖口。古米廖夫很赞赏他的诗。

还有第二首，开头是：

“很好，而且主要是不俗！”他极为推重。

他也很夸沃瓦·波斯涅尔，黑眼黑发的好男孩，舌头僵硬得比我还厉害。

他最喜爱的是隆茨的诗。列夫·隆茨不仅颇得喜爱，他的才赋也使人震惊，在研修所如此，在大学里亦如是，他已经是大学生了。

那天我念的，是早就在情感话语学院得到古米廖夫称赞的那首奏鸣曲：

正是这“毁与兴尽任由三位一体”，荣膺古米廖夫的赏识。“多少次说的总是三位一体带来的毁灭，除了您却没有人提到他们还‘兴建’。”

那天念的诗中当然也有写得极弱的，但古米廖夫隐忍着不去嘲笑，不说那要人命的话，只是简短地说：“谢谢，下一位。”并往摊在他面前的纸上打成绩。当我们（不超过二十人）全都把自己的诗念完，古米廖夫宣布将我们分成两个班，以便授课。我与楚科夫斯基、波斯涅尔和隆茨分到了第一班。

然而我得预先说明，起初在研修所，跟在情感话语学院一样，从古米廖夫的讲座和实践课上所获不多。尽管古米廖夫已经克服了自己的羞涩，摆脱了言谈中没人性的残忍，但是他对自己的学生仍不了解，对他们的月旦术和智商发育评估不足。他竭尽全力袭击他们的想象力，在他们面前开启一片尚不知晓的天地。他不会寻找应有的语调，一举一动异常傲慢，煞有介事。而且研修所里很多人都没将他的“严酷训练”坚持到底。来听古米廖夫上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少。

但是古米廖夫仍保持着奥林匹斯山的高傲，环视着自己稀稀拉拉的听众：

“我很高兴，一无所用的元素自行消失，请得多，中的少。”说着他举起纤细的手，仿佛是在邀苍天作证。

研修所每天有课，而我即便满心都想，却无法将它们与情感话语学院的课兼而得之。必须做出选择，我当然选择了研修所。我也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情感话语学院，照旧做韵律操，吊嗓子……古米廖夫继续他的讲座和实践课，到1920年底情感话语学院里听他课的人，仅剩下三四个，其中包括我，他的讲座和实践课的常随。

到他生命结束时，他已是最出名的讲座人之一，完全掌握了征服自己学生的艺术。然而这要到1920—1921年的冬天。眼下还是1919年夏天。非常炎热的夏天，白昼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新颁布的夏时制提前了整整三个小时，早晨从日出时分开始，白天要到晚上九点才结束。这蛮合适的，我们整个夏天逛来荡去，没有灯亮，这使生活具有某种幻想色彩，某种非现实的情调。日子惊人的蔚蓝、丰富、漫长、深邃和高级。对于这些日子而言，也跟对于那时发生的一切一样，这三个小时似乎还嫌短。

涅瓦大街上木砖缝儿里的小草都绿了。游泳池街上我们这片楼区对面的小公园里也跟塔弗尔花园一样，夜莺啼鸣。夜莺甚至还飞到我家窗边的树上。

有一天，我窗下的夜莺把我唱醒了。月色盈盈，我坐到矮矮的窗台上。我觉得，涌上心头的幸福感仿佛马上就要将我带到窗外，把我撕成碎片，化为星尘和月光纷纷坠落。因为幸福。

我蓦地害怕起来，我跳下窗台，跑到床边，扑上去，拉过被子蒙住头，从那无量的幸福感中逃脱。并且当即睡着了。然而即使在梦里，幸福感仍未离我而去。一切，我从小就渴望的，一切，我所梦想的，很快很快就要实现了。我已站在门槛了。快了，快了，我已可以说：

“芝麻，开门！”

很快我将成为诗人。现在我对此已不怀疑，只需再做些许等待。而等待亦幸福，这样的幸福，或者，更确切一点，这样的对幸福的预感，以至于我有时担心自己会支持不住，等不下去，会死掉。由于快乐。

那个夏天我就是这么度过的，我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的夏天”。在此之前，一切只不过是准备罢了。

但那些日子里，生活在彼得堡并不轻松。合作社的小铺配给潮乎乎不好消化的面包，鼻烟和石头似的肥皂，都是免费的。

游泳池街上，倒包的和红军士兵在叫买肮脏结块的糖，还用脏兮兮的手捧着招徕人，买东西的打听了价钱，摸出一块来看看不值，再把它放回去。讲卫生的规矩，什么细菌啦、病毒啦，从前是那么危险的东西：“别摸钱！洗手去！”现在全忘了。

我都吃些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了。当然我也经常饥肠辘辘，可我学会不去理它。在那些日子里，我跟很多人一样，学会了“践踏最低限度的生存法则”。在那些日子里，我跟很多人一样，变成精神大于物质的生物。“精神战胜肉体”，精神果然战胜了我的肉体。对我而言活着是那么有意义，我只不过不去理会饥饿及其余的不适罢了。须知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与我赖以生存的，对幸福的崇高预感不可同日而语。阿赫玛托娃曾写道：

这意味着即便不像我这样，她也感受到这些日子暗含的魅力，对她而言亦是“世纪渴望”。对她，也对许多的其他人，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个人的“世纪渴望”。

文学研修所夏天开办。是六月份。六月在革命前通常不上课，是用来休闲的。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乱了。压根儿不再有假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全年都是假期。因为原则上放假的时候可以做或学你想做想学的东西。而现在我第一次被授权想什么就做什么、学什么。

这个夏季我还得了一项惊人的发现。我突然感觉到，彼得堡是我的城市，并确确实实属于我。所有首都的、刻板的和异类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整日里徘徊在彼得堡的树林和田野，仿佛都成了我自己的领地。

“怎么着？乡下的农夫不得不经常挨饿，现在我们做老爷的也要挨饿了，然而活着是多么有意义啊。”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洛津斯基说。

米哈伊尔·列昂尼铎维奇·洛津斯基是最后的象征派诗人和翻译家，那时刚刚有名气。迷人的、了不起的、独一无二的洛津斯基。当洛津斯基第一次出现在研修所的讲台上时，他也使我失望过。庞大、宽肩，又高又壮。不是肥胖，不是的，而是真正意义的又高又壮。大脸盘，大脑门，特大的眼睛，皮肤白白的。从那又高又壮的身躯里发出某种外国腔，极像德国人。像工厂主、投机商、银行家。非常正经和资产阶级化，不用说还是有钱的。关于像他这一类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写道：

洛津斯基这副资本家老爷式的样子，甚至比古米廖夫那穿着短裘皮袄，戴着护耳皮帽的不匀称的身材更让人难以接受。洛津斯基开始讲话了，又是那种老爷式的平静和从容，声音是中气十足悦耳的男中音。他讲的是诗歌翻译，还举了几个翻译的例子。他先念法语和英语原文，发音漂亮，然后是俄语。

我记得他念起来是这样的，重读音节朗诵得非常清晰出色，每个词都很响亮：

我不喜欢勒孔特·德·李勒，但是此刻蓦地感觉到这些过于高蹈派化的诗歌全部的美和力度。洛津斯基朗诵诗比当时所有的诗人都好，但他本人，尽管是绝好的翻译家，却不是好诗人。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对诗歌的领悟在所有的俄国诗人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按古米廖夫的说法，他具有“绝对听力和品味”。

洛津斯基自视为最后的象征主义者。但在象征主义者中，他未必能够在第一流的位置里赢得一席之地。

我记得他一些诗句：

这些手“好似叫喊”，甚至还不仅仅好似叫喊，而且好似“离别的叫喊”，好像离别时分叫喊起来有什么特别似的，它们与“仿佛也能戳杀公牛”的手一样，并没有成为“绝对品味”的证明。洛津斯基的绝对听力和品味仅仅是涉及别人的诗，主要是译诗时方才显现出来。不过他倒是有过一个绝对“完美”的诗节，是非象征主义的：

它后面跟着“拓展主题”的第二节诗，纯属多余，因此没在我的记忆中保存下来。古米廖夫建议把它删了，可洛津斯基没听他的。

古米廖夫总提这句：“而若我已早早地死去”，想以此证明洛津斯基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诗人。但论争对手却援引勃留索夫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没有一个诗人，即便他再差，一生中哪怕就一次，也不会写不出一节好诗。甚至拉特卡乌斯，典型没天赋的，还是这些得来很成功的简洁诗句的作者呢：

洛津斯基在阿波罗人和阿克梅派诗人圈中起的作用是头一份的。他的观点确实得到所有人的赞成。他还是藏书家和坊间方家。阿克梅派诗人诗集的精美装帧多亏他，并应该归功于他和印刷厂主戈利克。古米廖夫曾说起，洛津斯基仔细地查看拿给他评议的封面设计：

千真万确，“洛津斯基的眼睛”永远都觉察出“什么”。“这个字母应该稍稍往上点儿，整个字往左移十纳米，这个逗号扭了，尾部太明显了。”洛津斯基是《北极人》杂志的名编辑。很快，古米廖夫将读到我给每星期五出版的《北极人》写的打油诗：

读诗的时候他还将做些注解。在那一天我会得知，阿赫玛托娃非常自爱，对诗中提到她的地方完全不理解，“暖手筒子毛零落/麝鼠皮儿是真的”的诗句惹恼了她，对此她表示强烈抗议。

“很遗憾，女人就是女人，不管她多么有才华！”他加了一句，而我却很难相信他，这与我想象中的阿赫玛托娃的形象贴不上。

然而这一切，譬如洛津斯基是个难得的谈话对手，绝顶聪明诸如此类的事，那时我当然还不知道。

翻译我不大想搞。我对此一点欲望都没有，大多数研修所成员对它的热忱令我吃惊。我也就没成为诗歌女译者。我与其说是来听洛津斯基的课，不如说只是来点卯的。在极其热忱的“翻译者”中有赖萨·布洛赫，1943年她备受希特勒分子的折磨。而当时她还很年轻，胖胖的，饥荒年代少有的胖，那时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我，都那么纤细，“细得可怜”，用古米廖夫的话来说，是“风都吹得断，卷得走。飏飏舞着蝴蝶结翅膀，一会儿就看不见您了”。

赖萨·布洛赫制造的更多是分量感，这无损于她处子般无邪和温柔的样貌。当从南方来的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第一次朗读自己的诗：

洛津斯基点点头，秉持他素有的严肃劲儿说：

“明白。您这是写赖萨·布洛赫呢。分量和温柔在她太典型了。”

除了研修所，赖萨·布洛赫还在大学学习。在文学研修所她更多是搞翻译。她很少去上古米廖夫的课，虽然当时她已经写诗了。有一首是这样的：

这只“小小的麻雀”和它的“荒野之歌”使研修所学员开心，赖萨·布洛赫也被唤做“小麻雀”和“荒野歌者”。不过是非常善意的逗笑，没有轻侮的意思，愉快的逗笑，赖萨·布洛赫是那种少有的和善与可爱，大家都爱她。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笑得很多。笑就像哭那么容易。常常得哭，因为认识的人和熟人被捕被枪毙已成寻常的几乎是日常现象，而年纪尚轻的我们还没变得铁石心肠。

还是回到洛津斯基上来。阿达·奥诺什科维奇-亚岑娜是他心爱的学生，我也是洛津斯基的“好学生”，就像是古米廖夫的“好学生”一样。

阿达·奥诺什科维奇生得不美，甚至连不错都谈不上。但不论是她，还是别人都不在意这点。她身上沸腾着的青春如此狂热，她充满着如此快乐的力量和能量，以至于谁都想不到去在意，她生得美还是不美。一天，她撅着一头短发来到研修所，她高高兴兴地解释：

“烦每天早上梳头。这还是我自己剪的，我现在像埃及桥，难道不好？”

其实是很好，她变得愈不漂亮就愈加迷人。再者说，她显示了非常前沿的品位，领先时尚四十年，因为现在很多影星都剪那种小跟班龇毛斯焦巴式发型，丑化自己。但那时对女性美的理解尚未进化。虽然没找到女性效颦者，“埃及桥”毕竟还是得到我们的称许。

阿达·奥诺什科维奇尽管颇有天赋，但却没有成为真正的诗人，没有在诗歌晚会上朗诵过，亦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诗。然而，不管这多么令人惊讶，她的诗却被马雅可夫斯基熟知和喜爱，尽管我们彼得堡人几乎不与他交往。不只我们年轻人，我们的大师们亦没有。

1920年秋天马雅可夫斯基前来“震惊彼得堡”，在不久前刚刚开放的艺术之家朗诵诗。高大，剃着小平头，与其说像诗人，倒不如说更像马戏团的大力士。他念诗完全不是我们那种念法，更像演员的念法，尽管演员从不这么做，不仅恪守而且强调韵律。他的声音是群众集会上政论家的声音，时而震得玻璃哗啦啦响，时而咕咕鸽鸣，又潺潺如夏日的小溪。

他将一双大手做戏似的伸向喧嚣的听众，怪怪地对他们表示：

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提议，大厅报以兴奋至极的轰鸣声。一切似乎都被女人的跺脚声震得隆隆作响，椅子在隆隆作响，枝型吊灯在隆隆作响，天花板和地板在隆隆作响。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到处都在喊。

按照礼节坐在第一排的古米廖夫站起身，甚至连看都没看马雅可夫斯基一眼，便慢慢地穿过围拢讲台的疯狂的听众圈，朝出口走去。

朗诵结束时，我来到为诗人安排的紧挨着听众大厅的演员专用室，古米廖夫竟还在那儿。他聆听着叫声和掌声，皱着眉头嫌恶地说道：

“您看到的，他没走，等着你们呢。莫不是你们也……你们也喝醉了？”然后，再仔细听了听疯也似的叫声和掌声，不等我回答，又说：“简直是集体性的歇斯底里。耻辱啊！……岂有此理！”

毫无理智、脸蛋通红、大汗淋漓的听众大张着嘴叫嚷：“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样子也让我觉得难堪和屈辱。

是的，我体会到一种屈辱感。因为这情形与“我们的”朗读丝毫不像。无论布洛克，无论古米廖夫，无论库兹明都不曾搞出这样歇斯底里的、疯狂的热烈欢呼。

古米廖夫等不到凯旋者回演员专用室，疯狂的大厅还没放他走，又向我提议：“我们回去吧。您完全没什么必要跟他认识。”我同意了。

一路上，古米廖夫都在谈不久前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为《世界文学》翻译的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穿过涅瓦大街，他突然说：

“其实马雅可夫斯基是很有天才的，这对诗歌更糟。他所做的都是反诗歌的。可惜，太可惜了……”

马雅可夫斯基第二天离开了彼得堡。在他与我们之间重又竖起一爿无法消除的冷漠，或许甚至是敌视的隔阂。我们对他的新诗不感兴趣，他则公开蔑视彼得堡的诗人：“简直是死人。废物！全体都是，无一例外……”

1922年暮秋，已是在柏林了，在画家普尼家的小型晚会上，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马雅可夫斯基相遇。

什克洛夫斯基正在要人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到时候将会因为“著名的普尼”而被称为普尼的时代。但是在1922年普尼还没什么名气。

普尼的妻子，蓬着头发，和蔼可亲，尽力把客人们拢在一起，谈话不行，哪怕用酒也好。那么多的酒瓶，而且空瓶子换得如此之快。

小小的亭子间里客人很多：有别雷、奥楚普，画家阿尔特曼，刚刚从俄国来的什克洛夫斯基，巴赫拉赫，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漂亮的利利娅·布里克，颧骨微凸，眼睛聚精会神，戴着梦幻般犹如褐色蝴蝶翅膀的镶花边帽子，与马雅可夫斯基并排坐在沙发上。在这骚动的人海里他们俩那样子既不像中心，也不像什么孤岛。

马雅可夫斯基突然用手指指着我，大声发问：

“这姑娘是谁？她什么都不喝，也不跟谁接吻。”

我确实什么都不喝，还没学会。

“是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奥楚普答道。

马雅可夫斯基点头：

“啊呀，知道，知道。

不错。很不错。”

可什克洛夫斯基朝他直摆手。什克洛夫斯基是我们彼得堡人，我和他关系很好。

“不对，完全不对。这是阿达·奥诺什科维奇写的。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写的是‘马儿抬起一条腿’……《马车夫之歌》。您当然听到过？”

但是马雅可夫斯基当然没听到过，他耸起肩膀。

“马？马得留给我。不管怎样最好别说：‘马儿啊，你痛吗？’而她更适宜写法式小鞋跟。写小鞋跟蛮可爱。处子式的可爱。我喜欢，而且非常喜欢。”

然而很遗憾，阿达·奥诺什科维奇未必晓得她的诗为马雅可夫斯基所喜爱，是马雅可夫斯基本人。她死于20世纪30年代，我得知此事时已经人在巴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