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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话语学院——弗谢沃洛茨基——古米廖夫的讲座——科尼的纪念会——古米廖夫的讲评

涅瓦大街一座座宅第的墙上，贴着火红色的巨幅海报，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情感话语学院”开学的字样，还写着有意来学院听讲的人，在宫殿滨河街一个原大公的府邸报名。

在带孔雀石圆柱和天青石花瓶的大厅里，摆着一张铺红缎子的大餐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皮夹克没刮脸的同志，嘴里叼着用报纸卷的烟卷。桌前拖着长长的尾巴——报名者排起的长队。

登记搞得快而简。轮到我了。穿皮夹克的同志问：

“去哪个系，同志？”

“诗歌系。”我答得干脆利落。

“文学系，”他重复了一遍，并审视地打量我一眼：“不是戏剧系啊？那就这么登上吧。姓名？”

我递给他工作证，但是他猛地把它推开了。

“什么文件都不需要，我们相信你们说的，现在不是沙皇时期了。您懂外语吗？”

因为惊讶，我没有马上回答。

“一种都不懂？没关系。这样也让报名。”

但回过神来的我飞快地答道：

“我懂。法语、德语和英语。”

“真了不起！您不是说谎吧？您真懂？不过，没关系。即便这样也让报名。您干吗这么怯生生的啊？现在不是那种年代了，不管谁都不会受欺负。而且您不需要任何证件。您被录取了，请尽情地学习吧。祝贺您，同志！”

我朝游泳池街60号的家走去。我觉得，我的生活出现转折，我已经不再是昨天晚上，甚至今天早上的那个我了。

在我整个流亡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或听说过有关它的消息。

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

极有可能它早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然而它是那个时代最荒诞、最迷人和绝不可能生存的现象之一。

他的组建者和校长弗谢沃洛德·格尔恩-弗谢沃洛茨基燃起神圣的热望，用自己的热忱感染着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

我从未看他登过台。我想，他是最蹩脚的演员。

但他是一个极好的演说家。当他伴着第一句话，第一个手势走上小小的踏步，好比老虎跳上舞台，他征服了整个教室。

他都说些什么？说演员的崇高称号，为戏剧事业服务的神圣性。说现代戏剧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行将灭亡。说拯救戏剧的必要性，必须将它引上康庄大道，改变它的面貌，使它再生，使它复活。

而担当戏剧这一拯救者，改变者，再生者的，应该是聚集在这里的，在勇敢的弗谢沃洛茨基本人领导下的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

弗谢沃洛茨基，沉浸在突发的狂热和豪言壮语中，在舞台上忙活，一会儿跑到舞台最边上，一会儿舒展开两臂，呆立不动，仿佛被钉在了墙上。

承诺花雨般洒向无限神往的学员。

“你们将不仅是俄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一流演员！你们将声名远扬！人们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和聆听你们的表演！你们将是奇迹，永远不落的光芒！直到那时你们才会明白，进入情感话语学院对你们是何等的幸福……”

学员们狂喜到发抖。他们看到自己不可思议的美好未来，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戏剧的世界级改造者，永垂不朽的荣耀之光已然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弗谢沃洛茨基不仅是情感话语学院的院长，他还是大多数急于要当演员的学员们的偶像。除这些人以外，尽管数量少得不能比，还有些人是急于当诗人和演说家的。

讲座暂时放在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举办，但是情感话语学院很快就要搬到兹纳缅斯卡亚路的巴甫洛夫斯基学院大楼去了。

下个星期五是古米廖夫的讲座。进情感话语学院之前，我不知道古米廖夫的诗，而我知道的那些事情，我全不喜欢。

我喜爱布洛克、巴尔蒙特和阿赫玛托娃。

古米廖夫是阿赫玛托娃的丈夫，我是在情感话语学院知道的。还有他别的一些情况：古米廖夫两次去非洲，自愿参加战争，古米廖夫在所有的人都离开俄国时，从为他安排得极好的伦敦回到彼得堡。还有，最后，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分手，和阿尼亚·恩格尔哈特结婚。她是那个在情感话语学院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的最年长的教授的女儿。

“您真的没听说过？不知道？还写诗呢……”

不，我不知道，没听说过。

古米廖夫在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的第一次讲座定在五点钟。

但我早到了一个小时，为了占前面一点的位子。

大厅里渐渐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教室里头几次来听讲座的成员与后来的截然不同。大多数听众的年龄偏大，甚至太大了。什么女士呀，大胡子的知识分子呀，跟打着红领带的无产阶级们混坐一处。这些人很快就都不见了踪影，一定是没有从情感话语学院得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转而他就了。

当时的课程多得不得了，从书籍装订和养鸡业到埃及语和梵文碑铭研究，应有尽有。即便没有用，只要你愿意，什么都能学。

五点整了。接着是五点一刻，五点半。大教室里开始出现不耐烦的动静，又是咳嗽又是跺脚。

弗谢沃洛茨基已经两次上讲台解释，说讲座有的，肯定有。

“古米廖夫已经出门了，马上，马上就到。请大家不要散！在这里你们是坐在温暖之中。这里明亮又暖和。又舒服。外面却很冷，又是风又是雨的。鬼知道外面有什么。况且你们的家里也不暖和，还没有电。有人点的是煤油灯。”弗谢沃洛茨基诚恳地说服着，“请大家不要散！”

然而听众并不理会他的劝说，渐渐开始走了。坐在我左边的女士，神经兮兮的，鼻子上的夹鼻眼镜抖个不停，咋咋呼呼地走出大厅，她还嘲笑地问我：

“您怎么着，还不走？打算在这里过冬啊？”

坐在我左边的大学生道理十足地回答她：

“已经等了这么久，我们就再等等。更何况的确无处可去。至少我是这样。”

“我也是。”我叹气似的跟着说。

我真的准备哪怕到天亮也等着。

弗谢沃洛茨基百般努力，要留住听众。

“古米廖夫马上就到！你们会懊恼没听他第一次讲座的。说实话……”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着，假如我听不到古米廖夫的第一次讲座，我一定非常懊恼的。

“他马上就到……”

古米廖夫果真就到了。

是“出现”，而不是到来的。他的出现怪怪的。在他身上有某种戏剧性的，甚至是通灵似的东西。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那是外星生物的出现。而且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在一排排的听众席中传出一阵惊讶不已的窃窃私语声。

随后就不作声了。

讲台上站着从边门滑落的古米廖夫。高个子，窄肩膀，身穿鹿裘皮袄，带白色花纹的下摆在他瘦长的腿边轻轻晃荡。带护耳的鹿皮帽子和花花绿绿的非洲式公文包使他的样子更不同寻常。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直直地看着前方。一分钟？也可能还要长，也可能还不到。然而给我的感觉是好久好久。然后他向灯底下的讲桌移动，坐下，仔细地把自己花花绿绿的公文包放在桌上，直到这时方用双手从头上脱法冠似的摘下自己的鹿皮护耳帽，把它立着放在公文包上。

他慢慢地做着这一切，慢极了，显然是想制造效果。

“先生们，”他开始说，洪亮的声音仿佛发自天外，“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诗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认为自己是诗人。不过我担心听了我的讲座后，你们的自信会大大地动摇了。诗歌全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你们所写的和看做是诗的东西，也未必与诗歌有什么关系。诗歌也是科学，跟我们所谓的数学一样。不经研究，不仅不能成为诗人，（当然，极少数的天才除外），甚至连读得懂诗、会评价诗的读者都当不了。”

古米廖夫郑重其事、从容不迫地说着，不容辩驳。我看着他，听着他的话，颇有怀疑，困惑不解。

他就是这样。而我也不知道，或许诗人原本就是这样不像诗人的。但是布洛克，他的画像就挂在我的墙上，他就像，而且就是诗人的样子。还有莱蒙托夫，还有阿赫玛托娃……我天真地以为，诗人是认得出来的。

我惘然若失地打量着古米廖夫。失望到极点。古米廖夫是我所看到、听到说话的第一个诗人，第一个活着的诗人，可他太不像诗人了！再说，我听不见他的话。我不可思议地僵坐着，看得见，却听不着。确切地说，听得见，却听不懂。我很难集中起精神去听古米廖夫所展开的复杂的诗歌理论。他的话擦过我的意识，成为支离破碎的声音。

并且毫无意义……

古米廖夫，他就是这样的！很难想象得出比他更难看、更特别的人了。他的一切都特别、特别难看。头形长得好像被往上揪着，扁平的前额秃得不成比例。用推子修剪的头发看不准是什么颜色的。稀稀拉拉的眉毛仿佛被小虫嗑过。厚厚的眼皮底下，眼睛也是平面的。浅灰色的脸，苍白的薄嘴唇。他微笑起来也是极特别的。他的微笑里同时包含着既可怜又狡猾的成分，亚细亚的成分，它们出自古米廖夫在诗中用来比喻自己的“金属神像”：

只不过他的微笑我是好久以后才看到的。在那一天，他一次都没微笑过。

更何况他此刻就像“金属神像”……坐得笔挺，高昂着头。窄窄的双手交叉着放在桌上，竹枝儿似的手指又细又长。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就这样一动不动。他似乎连眼睛都不眨。唯有苍白的嘴唇在他僵硬的脸上蠕动。后来他突如其来地换了个姿势。左腿伸到前面，正对着听众。

“他怎么把带窟窿的鞋掌伸到咱们的鼻子上来了？岂有此理！”邻座的大学生小声对我说。

鞋掌的确是破的。窟窿不在掌心，而是在边上。鞋跟也好像刀子割过似的踏歪了一半，这就是说古米廖夫走路的姿势不对，脚往里撇。而这也完全不是诗人走路的样子。

他继续郑重其事、啰里啰唆地讲着。我也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于是我开始有点觉得，他那斜视的扁平眼睛闪烁出特别的、神秘的光。我懂了，阿赫玛托娃写的就是他，当然是他：

要知道她曾经是他的妻子。她爱过他。

而此时此刻我所看到的已然是另一个古米廖夫。即使不好看，却仍迷人。他的确生着一副静穆的面孔，平平的犹如古旧圣像画上画的那样没有立体感，还有也是那样神秘莫测的同时注视着两边的眼神。既然他曾经是阿赫玛托娃的丈夫，或许就总归“像个诗人”？只是我一时间还不会看罢了。

古米廖夫讲完了。他抬起头，期待地环视着教室。

“他等着给他鼓掌呢。”邻座的大学生小声对我说。

“或许谁有问题要问我？”洪亮的，郑重其事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回答他的是沉默。沉默持续良久。明摆着，无话可问。

突然从后排噼里啪啦地冒出一个可笑且唐突的问题：

“那么从哪儿能读到这些艰深的东西？”

古米廖夫垂下沉重的眼皮，沉思起来，而后，仿佛将回答面面俱到地考虑好了，方才傲然地发话：

“这些‘艰深的东西’哪儿都读不到。但是作为理解这些您所谓的‘艰深的东西’的准备，我建议您去读一读卡尔的十一本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

邻座的大学生愤怒地啐了一口。

“这跟自然哲学有什么关系？”

然而古米廖夫的回答显然颇起作用，再没有谁敢提问题了。

古米廖夫等了一小会儿后，默默地起身，面对听众站着，用双手戴皇冠似的把鹿皮帽子戴到头上。然后转过身子，慢慢地拿起桌子上花里胡哨的非洲式公文包，慢慢地迈步朝边门走去。

这会儿我看到了，他脚步的姿势的确是歪的，但是这无碍于他的庄重。

“胡闹！马戏团的小丑！”我身后的那些人愤怒地说，“穿得人五人六的，装腔作势！”

“多无耻呵，太不尊重听众了！没有一个教授会让自己……”邻座的大学生怒不可遏。

“我觉得自己遭到侮辱，”邻座的女士气得沸沸的，“他怎么敢？你想想，他这样算什么！”

“也就是个非洲猎户罢了。大概全是胡扯。他那样子跟宗教法庭的法官一模一样，根本没去过非洲……瞎扯！”

这是传到我耳朵里的最后的话语。我顶着风跑，仅仅只是为了听不到这些令人厌恶之极的，愤怒地斥责诗人的声音。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站在他一边，即便他并非我所期待的那样……

好几个月以后，那时我已经是“奥多耶夫采娃，我的学生”了，就像古米廖夫颇为自豪地那样称呼我，他笑着跟我承认，他那一生中第一次倒霉的讲座，对他而言是何等的磨难。

“这叫什么呵！哎呀，上帝啊，这叫什么啊！卢那察尔斯基建议我到情感话语学院为学生读诗和开设创作课，我当即高兴地同意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很久以来的愿望实现了，不仅造就真正的读者，而且，可能的话，甚至还有真正的诗人。我回到了最幸福的心境里。夜里醒过来，我猛然看到自己在讲台上，看到所有那些打量着我的眼睛，所有那些倾听着我的耳朵，我吓得全身发凉。难以相信，但却是真的。就这样直到天亮都没入睡。

从那一夜起，失眠开始折磨我。您都不知道我经受了什么！我曾打算跑去拒绝卢那察尔斯基，跟他解释我搞错了，我不行……可骄傲阻止了我。讲课前的一个星期我停止进食，我对着镜子排练讲课，我把它都背出来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我祈祷，让我自己生病，摔断腿；让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失火，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只要能躲过那个噩梦。

我走出家门，犹如走向绞架。但是我下不了决心走进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的门。毁灭的想法使我一直前前后后地来回走，就因为这样，我迟到了。在讲台上我吓得什么都看不见也不明白。我生怕绊一个跟头，或者坐空了坐到地上。那可就好看了！我把讲稿带来想照着念的，可因为惊慌失措我把皮帽子放在了公文包上，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它拿下来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哦，上帝，这多么恐怖啊！开讲后我觉得稍稍好了一点。记忆力没有和我过不去。但就在这时，可恶的膝盖开始发抖了，而且愈抖愈厉害！为了要它不抖，我不得不把腿伸直，可我的鞋底有窟窿。真恐怖！我不知道，不记得是怎么结束的。我只意识到我将永远地蒙受耻辱。我当即决定，第二天就去别任茨克，在这样的耻辱之后我无法再待在彼得堡。

为什么我偏偏提那十一本自然哲学的书？想必是因为害怕和害羞。一点都不记得了。”

“可是您的语调和样子是那么的自信和傲慢，”我说。

古米廖夫笑得全身乱战。

“这是我想要保护自己做过头了。就好像那个怪人，您记得吧，他

不，这一切其实更像是自杀。纯属灾难。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回到家后，我向自己发誓再也不讲课了，”他摊开两手，“然后，如您所见，没遵守誓言。不过现在，即便我经常是一天有两个讲座，我也不会感到惶恐不安了。究竟是什么，您说，让我这么怵得要命呢？”

1919年的1月，饥饿的、寒冷的、多雪的1月。然而多么有趣，多么快乐啊！情感话语学院的课程改为实践课和达利克罗斯韵律体操。科尼主持演讲部，邀请所有的人参加他的讲座和实践课程。

我加入的当然是文学部，可却是随便什么都学，唯独文学除外：我听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课，听科尼、弗谢沃洛茨基本人的课，做韵律体操等等。

自圣诞节前的那次讲课之后，古米廖夫在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再也没露面。

不论学员们加入的是什么部，所有的人都要练嗓子，亚历山大剧院的演员尤里耶夫、热列兹诺娃、斯图坚佐夫，还有，主要是弗谢沃洛茨基给大家教授戏剧发声。我，多谢我不会发卷舌音，进了由“伟大的语音缺陷矫正者”，演员柏林特主持的缺陷班。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大约是想让我更坚决地参加学习，就对我说：

“您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当然是……可一张口说话，您对我就只是个驼背、瘸子。一句话，残疾人。不过别绝望，我帮助您，我改造您，我保证，我给您特护。”

他没能实现他的诺言。我就这样一辈子依然是“驼背、瘸子，一句话，残疾人”。不过错在我自己，而不在他。对“矫正练习”我缺少应有的恒心，也不赞成上百次地反复大声喊：“得儿，得儿，得儿！”与此同时，我身边其他的“残疾人”像蛇那样发着“嘶嘶”声，或者高声唱：“啦，啦，啦。”

我对柏林特的指手画脚颇觉不快，因此只是借朗读重音音节分明的六步韵诗，如“他将自己硕大的盾牌置于胸前”一类的句子来吊嗓子，仅此而已。即使这样仍然做不到够好。不过我丝毫不为此伤心，要知道我不准备当演员，我想做诗人，而且只想做诗人。除了诗歌，没有什么真正吸引我。

在此期间，我们这些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情感话语人”不仅彼此结识，而且还交起了朋友。我甚至还拥有了一群男女“崇拜者”，并被视为情感话语学院的第一位女诗人，除我之外，没一个真正的“女诗人”。

诗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季莫菲耶夫，他跟我一样，也住在游泳池街60号，跟我一道回家时，每每信任地把他的梦想和希望告诉我，仿佛是对诗人兄弟，更确切地说，诗人姐妹诉说一般。

他对自己的天分是那么深信不疑，因此认为，他不但应该以抑扬格诗歌的形式名扬同时代人，而且通过他们再传至后代：

在“古羊皮纸”上，他季莫菲耶夫的名字，当然了，没能写上去。然而如此大的压力毕竟不至完全落空，多少年以后，他将此写进举世闻名的诗篇《面包圈》，所有文明世界的国家都用它伴奏跳狐步舞。

平心而论，《面包圈》的确给自己的作者增了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季莫菲耶夫所梦想的却并非这类狐步舞的荣耀。他的竖琴调子很高。他煞有介事，苛酷地将拜占庭荡后费奥多拉推上迟来的审判庭，竭力将她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对我的疑问，为什么他偏偏选中皇后菲奥多拉做自己愤怒的缪斯的牺牲，他坦承一点没有跟她过不去的意思，只不过从父亲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全书中知道了她这个人，而如此非凡的情节又无从使用而已。

显然，我的“花边”诗在学员中，特别是在女学员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她们全都是利季娅·列斯纳雅和维拉·英贝尔热烈的崇拜者，朗诵起诗来，总是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以及诸如此类的歪诗。在我的诗中，她们，也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是这种：

当我们在2月初被告知，下星期五古米廖夫要来上课，分析我们的诗歌时，不光是我们文学班，所有我的“崇拜者”都激动不安了。

古米廖夫在第一堂课上就讲，我们的创作未必与诗歌有什么共同之处。自然，古米廖夫不可能设想在我们中间有天才，而主要在于，我是什么样的天才。于是决定惊他一惊，吓他一吓，让他为自己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懊丧。但是把我什么样的诗拿去让他分析呢？我们争了很久，议了很久。最后选中了《米拉马尔的小酒馆》。众所周知，古米廖夫是异国情调的爱好者，《异国的天空》的作者，他不可能不被这样的诗句折服：

这首《小酒馆》用工工整整的书法誊写在一张崭平的大纸上，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个“崇拜者”抄的，它将放在其他的诗上面，这样古米廖夫一下子就会读到它，认识到它的价值。认识到它的，当然还有我的，它的作者的价值。对于这一点，在我，在其他人都没有过怀疑。

星期四的那个晚上我因为先觉的幸福感没睡好。我想象着古米廖夫的惊诧，高兴得要死。

“我不胜惊讶，”他说，“这是真正伟大诗人的诗作。我想即刻与他认识。”

而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向讲台走去。古米廖夫走下讲台，对我深深弯下身，用他细长的手握住我的手说：

然后大家都鼓起掌来。

一遍遍的梦想中，我觉得这仿佛是彼得拉克的加冕礼，一切都像小型彩画上描绘的一样。我不怀疑这一切将次第进行。我曾相信，如此炽烈渴望着的东西，就必定会在生活中实现。这不正是我从童年起就渴望的东西吗？

那一天我格外仔细地梳洗打扮，长时间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往头上扎一个大大的黑色蝴蝶结，没有它，我那时就找不到感觉。家里人，也和情感话语学院的人一样，都知道我这个即将到来的庆典，而且家里也好，情感话语学院也好，对此谁都没有过怀疑。

安排上诗歌分析课的教室挤满了其他学部的学员。我谦逊地在倒数第二排坐下，靠边的座位。为的是当古米廖夫请“好诗作者”走到教室中间时，别人不必起身让我。

这一次古米廖夫一分钟也没迟到。情感话语学院里的暖气烧得极好，所以，古米廖夫就把他的萨莫耶德人的双面裘皮袄和带护耳的鹿皮帽子都放在看门人那儿了。没了萨莫耶德人双面裘皮袄和带护耳鹿皮帽子，穿着膝盖拱起的棕色西服，他的样子绝少异国情调。不过他的举止仍然那么傲慢肃穆，那么自信。他仍然那么强调似的缓缓走上讲台，将花里胡哨的非洲式公文包盾牌似地拿在胸前。他拉开椅子，把公文包放在我们那沓薄薄的诗稿上，然后靠在讲台上，用斗眼把我们大家扫了一圈。

那一刻，他那交叉的歪斜眼神使我第一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后一直都没有改变。他看我的时候，好像还在看着谁，或者还在看着他肩膀后面的什么。而这令我颇不自在，甚至不安起来。

他仔细地环视我们一番之后，慢腾腾地坐下，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然后开始清晰地、从容地、洪亮地复述着他第一次讲座的重点，仿佛完全忘了答应分析我们的诗的事。学员们的脸都拉长了。离下课只剩一刻钟了，古米廖夫还讲个没完没了，但是突然，他把公文包移到一边，话音不变地说：

“是不是该说说这个了？”他用长得出奇的食指指着诗稿，“我们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

他会不会不从我开始，而先拿别的？我躬身飞快地划了三个小小的十字。但愿他拿我的《小酒馆》。

古米廖夫思忖着将稿纸摊成扇形。

“我们从第一张开始，”他说道，“它当然不是无意地放在最上面的。尽管也许像福音书的作者所说的，排第一的反而最差？”

他把抄着《米拉马尔的小酒馆》的稿纸凑到眼前。

“无论如何，字写得挺漂亮。只是似乎对诗人不怎么合适。颇有誊写员的讲究。”

我觉得全身发凉。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自己抄我的诗？古米廖夫已经在朗读它们了，他把词儿念得特别清楚，意味深长，每行诗句之间都顿一顿，强调韵脚。我的心随着他洪亮的喉咙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飞上复又坠下。终于他把稿纸放到一边，又像拿破仑那样抱起双臂。

“这是，”他拉长声说，“就是！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渴望成为西班牙人》的仿制品，‘斗牛士，快去，快去战斗！爱情在那儿等待着你！’”

他冷笑着。不是微笑，而是冷笑。不但是狰狞的——挖苦的，而且我觉得甚至是嗜血的。回答他的是犹犹豫豫，不甚相信的笑声。有几个脑袋惊讶地朝我这边转过来。古米廖夫继续说：

“多漂亮啊！辞藻多么华丽啊！

依我看，宽檐帽和斗篷是同一个，只不过作者也许是真正的西班牙人，而且知道得更清楚？”

这一来大家放声笑了起来。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笑。幸灾乐祸地，背信弃义地笑。我的气力真的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折磨？莫非我真的不会昏死过去？是真的，力量，如常所示，总比想象的更多。于是我继续听下去。古米廖夫撸起袖子看了看硕大的镀镍表。

“很遗憾，在西班牙的光阴如箭，”他滑稽地叹口气说，“我不得不赶紧与女士们和先生们告别了。再见！晚安！或者像你们西班牙人那样，”他用手指打着拍子：“喔嘞！喔嘞！下次斗牛见！”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大笑了，笑出了眼泪，笑到肚子痛。

“喔嘞！喔嘞！”四下里都在叫着。古米廖夫满不在乎地甩着我的诗稿，又注意到中间的几行。

“我们来看看，这里写的是什么？”

穿过满耳的嘈杂声我听到：

这五节诗念得何其缓慢，而我毕竟还是把它们听完了。

“怎么说呢？蛮通顺的，”古米廖夫似乎颇有遗憾地说。“只是枯燥乏味。尽管诗写得淅簌有声，但是跟橡树一样粗笨。”接着他开始毫不留情地评判它们。笑声又起。只是，或许只是我觉得而已，笑声不那么响，不完全像出卖似的了。何况在古米廖夫的声音里并没有讥笑挖苦和幸灾乐祸的腔调，他说话时疲乏无力：

“至于其余的，如果你们仍然不相信也不值一提的话，我们下次再分析。”

他拿着他的公文包，不是走出去，而是庄严地从教室离去，季莫菲耶夫尾随其后。就在这时，一阵说笑声追上他：“西班牙诗篇是那个扎蝴蝶结的红发女孩的。”

我是好久以后才知道这一点的。但不是从古米廖夫那儿。奇怪的是，在我整个学习岁月里，古米廖夫从来没有提起过，他几乎不曾杀了我，我，“我的好学生”。古米廖夫假装压根儿不知道，被他嘲笑的西班牙诗篇是谁的。我也假装信以为真。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学会看自己，看本来的那个自己——

难道这是我吗？无论如何，每每想起我在那个风雪夜回家的情形，时至今日，我的心仍会抽紧。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教室，走下台阶，穿过花园，走到街上的。我只记得阴暗的黄昏，白雪和游泳池街与格列街拐角上乌鸦不祥的叫声。平时我总是高兴地朝聒噪的乌鸦喊：

“到你自己头上！叫到你自己头上！”

然而这会儿，我默默听着乌鸦的聒噪。当然了，叫到我头上。除我之外，还能到谁头上呢？

在家里迎接我的是愉快的嘘长问短。可我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想挂就让别人挂去吧，摆着手说：

“没来。古米廖夫没来！白等了一个小时。没来！我头痛。我睡觉去了，不吃饭了。”

我说头痛把家里人吓坏了，因为我的头从来没病过，倘若我突然病了怎么办？于是他们穿着袜子走来走去，小声商量是不是去请医生。我呢主要是想睡觉，不想吃饭，我锁上自己房间的门，真的躺下了。“躺下，好像睡在棺材里。”我大声对自己说。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由于悲伤和耻辱，希望最好是死去，但若没死成，就得活下去。可是怎么活和靠什么活呢？要知道我只靠诗而活。可这样一来我仿佛错了。昨天之后诗歌已成不可能。与诗歌的一切都结束了，而且永远。

我在床上躺了一昼夜，任凭家人照顾我。在这段时间里我把一切都想好了，做出了决定。第三天，我去电影学部注册，那儿近极了，就在苏沃洛夫斯基大街。不，我不准备当电影明星，但是我必须找点什么事做。

在电影学部又问我会不会外语，一个在默片时代愚蠢之极的问题，还问我会不会骑马和开汽车。骑马我从小就会，但关于打理汽车方面的概念当然没有，不过这并不影响预招我进电影学部。

“三周以后试镜头，然后通知什么人录取，什么人落选。”负责人皱起眉头宣布。顿了一分钟又友善地微笑着补充说：“不过您，同志，不必担心。我看您挺上镜头，甚至还特上镜。您会被录取的。”

但这承诺并未令我开心。我觉得这儿根本就不是我的地方。这里除电影外什么都不感兴趣，几小时几小时地为维拉·霍洛德诺娃，莫茹欣，弗兰切斯卡·别尔季尼雅，马克西莫夫抬杠。可他们和我一点不搭界。

我觉得自己孤独、不幸，为了不再遭受全部希望第一百次落空的煎熬，我超乎所能地做体操，爬楼梯，荡秋千。早上的时间都做了体操，其余的时间起劲地排演所有的剧目，这样着实让我开心，主要是使我无法想我的伤心事了。

在电影学部生活，好比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底下一般，大家都神经兮兮，鬼鬼祟祟的，早早地就在等待骇人的试镜头的漫漫长路上，彼此竭力赶超着。唯独我一人没显得神经质，这使其他人觉得，我是有恃无恐。

“她知道会被录取的，就鼻孔朝天了！”

不知为什么，几乎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我走出家门后，没有拐向苏沃洛夫斯基大街，却是顺游泳池街而下，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待走到兹纳缅斯卡亚路方才明白，我是在往情感话语学院走。我往那儿去，是因为不能不去。第一个在门厅碰到我的人是弗谢沃洛夫斯基。他搂住我的双肩，打量着我的脸庞。

“好不容易呵！您怎么了，病了？哎呀！哎呀！还瘦了。不过现在好了吧？喏，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他把我带到教室，高兴地通告：

“你们看，是她！她回咱们这儿来啦。我们大家都是多么想念她啊！这下她又和我们在一起了！现在我们不会放她走了！”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又回到从前被友谊和爱围绕的样子，好像古米廖夫不曾将我推上耻辱柱，好像我所有的这些朋友和崇拜者也不曾嘲笑过我似的。

就在那天，我听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课和恩格尔哈特教授的中国文学课，像以往一样听得还是那么津津有味。

“明天我们要庆祝科尼的纪念日，”他们马上就告诉我，“您能赶上参加真是太好了！”

是的，太好了。对科尼我们都尊敬极了。我很高兴能参加他的纪念会。

科尼满七十五了，这个年纪对我们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来说，差不多就是寿比南山了。

纪念会在弗谢沃洛夫斯基的张罗下，开得极为成功。灯火通明的大厅墙上，装饰着星星和扎着红飘带的桂叶花环。

讲台上端坐着纪念会本主，围着他的一群演说家纷纷发言祝贺。矮小、干瘦、背有点驼的科尼双目含悲地听着卢那察尔斯基、弗谢沃洛夫斯基、尤里耶夫、斯图坚佐夫和我们不认识的什么委员、出版社主编等人冗长空洞的讲话。但是，当一个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走上讲台，开始长篇大论地赞叹着历数导致俄国革命的所有事件时，科尼突然坐卧不安起来，他举起手。

“我知道，知道，我相信！结束吧，亲爱的，快结束吧，我受不了了！”

话说一半的演说家呛了一下。

“天赐的俄罗斯！给你们！向你们！……天赐的俄罗斯，”他的脸红了，难为情地喊了声：“祝贺您！”便倒退着躲到卢那察尔斯基宽宽的肩膀后面。

科尼赶紧起身，三鞠躬：

“衷心感谢诸位。”

而后不与任何人告别，迈着细碎的，老态龙钟的步子一瘸一拐地走向门口，离掌声雷动的大礼堂而去。

挤做一堆的我们拥向他。我们每人都想当面向他祝贺，跟他握手，毕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他已经扶着栏杆走下宽大的楼梯，看门人将裘皮大衣递给他，为他打开门，科尼把海狗皮帽子压得低低的，冲进花园。

那样子很像逃跑。

在花园里，他害怕地，近乎绝望地望了望已经追到他身后台阶上的我们，把我们赶开似的挥挥手，撇开业已清扫的、踏实的、通向大门的小路，趟着齐膝的白雪，扑向黑黢黢的树丛。我们停下来，莫名其妙。这算什么？他干吗躲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逐鹿的猎狗？我们看着他，待在原地，不敢上前。他亦停在树边，背对着我们，就这样站了几分钟，又在雪地上一瘸一拐地走起来，不是朝我们，而是径直往大门去了。

此时他选择清扫过的路，缓缓地，疲惫地，背愈发驼下去地走到敞开着的通大街的大门。他那黑色的身影在雪地上晃了晃，消失了。

我仍然站在那儿，六神无主，无法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赶上参加的第一次纪念会。然而纪念会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我甚至会因此而感冒。我跑到冰天雪地里时，身上就只一件连衣裙，裘皮大衣和靴子统统没穿。

回到情感话语学院后，我的生活过得又像从前那样美好而充实。我几乎是幸福的了。“几乎”，是因为我的“耻辱”仍旧阴影一般记在我心里。古米廖夫的课，我自然不去上。我的朋友们曾支持我的决定，将古米廖夫从记忆中永远“勾掉”。

“好像您真的很需要他似的！”现在他们仿佛约好了指摘他那次的做法。

“谁不知道西班牙式大宽檐是帽子，而不是披风？”

“那你们为什么还哈哈大笑呢？”我反问。

“是因为他那么可笑地拿腔作调。我们不是笑您的诗，而是笑他。真话！上帝啊，难道还不信啊？”

我摇头。是的，我不相信。我总归还是高兴，他们如此仗义地指摘古米廖夫，一如既往地赞美我的侯爵小姐和西班牙茨冈人。

我不再梦想荣耀，但重又开始写诗，还是过去的风格，仿佛故意要气气古米廖夫似的。我最为成功的一首诗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是的，我似乎已经认了，与诗歌相关的一切结束了，我由诗人变成了“沙龙女诗人”。

我开始发奋跟科尼研习演讲艺术，听卢那察尔斯基、恩格尔哈特和弗谢沃洛夫斯基本人的课，吊嗓子。但最让我享受的，大概是做达利克罗斯式韵律操。做操时，尽管乐感全无，我总是大出风头。弗谢沃洛夫斯基居然问我和另一个达利克罗斯式韵律操做得很不错的女孩，是否同意被派往瑞士跟随达利克罗斯学习一年，不肖说是官费的。当然，这纯粹是修辞性问题，情感话语学院还不曾有谁被派到达利克罗斯那儿，但这证明了弗谢沃洛夫斯基气魄大。

尽管我不去上古米廖夫的课，但我却不能不对课程的内容感兴趣。

“不，诗歌分析再没有过。谁都不想再受这种侮弄。但学习如何做诗的实践课非常有趣。”

我贪婪地听着。

“下星期四之前我们必须按所限的韵把诗写好，”一个蛮活络，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妇人对我说。这妇人已不甚年轻，年龄与我母亲相仿，她非常和善，对一切都兴致勃勃。她挽起我的手，安然诚恳地劝我：

“您非得来上他的课不可。就是应该。您会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把委屈忘了吧。”

“永远不！”我固执地回答。“一辈子都不！”

然而，我终究还是接过她为我抄的所限诗韵的纸。并且说好把我写的诗给她，让她冒充自己的交上去。如此我也不用担什么责任。我只不过检查检查自己，我能抑或不能完成作业。我是否真就这么毫无指望，没有才华？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按古米廖夫限的韵做了一首诗：

我把它交给我的女庇护人，并要她保证，就当是她自己的。然后开始等待，不作任何指望。然而终究还是……突然古米廖夫称赞它呢？不，不会这样的，我要自己相信。

果真，古米廖夫称赞了它，甚至大大地夸奖了它。诗韵好像就是从他本人的三步抑扬抑格的奏鸣曲来的。古米廖夫说：

“这首奏鸣曲很可以发表。它真的不比我的差。它甚至使人依稀想起普希金的《黑色纱丽》。”

我听说后，并不相信。古米廖夫不可能这么讲。我开始询问所有人，而所有人都重复那一句话：“可以发表。像《黑色纱丽》。”怎么是这样？我不理解。如此说来，我不是没有天赋喽？如此说来，我的生命还没有到尽头……？

现在，回首前瞻，我明白了，古米廖夫晓得了谁是这首很像《黑色纱丽》的奏鸣曲的作者，而他怜惜“扎蝴蝶结的红发女孩”，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过誉了。

不过我仍然没去上古米廖夫的下一堂课。我是犟到底的。尽管这样做对我来说颇为不易。我就好像影子似的在古米廖夫上课的教室外的走廊里徘徊，只是出于自尊才没在门口偷听。

于是有一天出了点意外：古米廖夫上完课后，比往常提前走出教室，下楼梯去了。我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他穿好裘皮袄，戴上鹿皮护耳帽，没朝门口，却回转身与我撞个正着。我如同做梦一般，只好像僵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为什么您不再上我的课了？”他问道，一只眼睛看着我，同时另一只眼睛仿佛望到一边去，似乎是在仔细地把什么东西看个清楚。

在这斗眼的注视下，我简直打不起精神回答他。

“为什么您不来？”他忍不住又问。“下星期四四点您一定要来。我们要大家一道把抑扬格改做成抑扬抑格。您知道什么是抑扬抑格吗？”

我不出声地摇摇头。

“必须知道的。”他微微一笑，突然又说：“您叫娜塔莎。”

不是询问，只是确定而已。

“不是。才不是，”我连忙说，因为不礼貌的“才不是”而吓得身上发凉。

古米廖夫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忖度我的回答。

“您，小姐，是外国人？”

“不是，我是俄罗斯人，”我卷起舌头，“俄-俄-俄罗斯”地回答。可能是被这硬邦邦的卷舌音弄得回过神儿来了，我撇下他，三级并做两级地往楼梯上跑。

“那就星期四吧。别忘了，四点。我等着您。”我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星期四古米廖夫走进教室时，我已经坐在那儿了。就在那一天，我弄明白了什么叫抑扬抑格。甚至于头一回听说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名字。

古米廖夫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记住诗歌的格律，将这些格律分别与诗人的名字对应起来，于是乎尼古拉·古米廖夫成了抑抑扬格，安娜·阿赫玛托娃是扬抑抑格，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是抑扬抑格。但这个抑扬抑格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何许人也，我不知道，而古米廖夫以为我们对现代诗歌所知颇多，所以没给我们解释。

那天我们将《天堂鸟》转换成抑扬格：

我丢开原诗，大找相匹配的词儿。

从那时起，我成为古米廖夫课堂上的常客，但却尽量避免在走廊上与他照面。过了一个月我已懂得，古米廖夫是正确的，我过去写的诗不值一提，并把抄诗的笔记本烧了。

“写满我童年诗歌的蓝色笔记本”，一点一点地在壁炉中燃烧，我看着曾几何时对我是那么珍贵的诗句，绻曲起来，化为灰烬。因为古米廖夫曾说过，最好把您从前写的东西都烧掉忘掉，从火中，犹如凤凰，必定飞出新诗。

然而我的新诗却与凤凰迥异，既没有双飞翼，亦不灵通。虽然它们符合古米廖夫所有的规则，念起来反倒艰涩呆滞，我学得颇为艰难，何况这些诗我根本就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上实践课时在古米廖夫的指导下写出来的诗，仿佛是女儿献给龙父的：

尽管我相信了古米廖夫所谓“西班牙人和侯爵小姐是低级趣味”云云，可是鳞片上带十二颗星辰的七首龙也迷不住我。古米廖夫自己续的一句：“你那缀着十二颗星辰的鳞”，得到一致的认可。一切，凡是他所说的，都不容争辩，信同真理。

是啊，学做诗是难的。何况古米廖夫什么希望都不给我们。

“我不保证你们将成为诗人，我无法给你们输入天才，倘若你们没有的话。但是你们会成为很好的读者，这已经非常不错了。你们学习读懂诗，正确评价诗，不研究诗歌便不能够做诗。做诗是要学的。像弹钢琴那样长此以往，殚精竭虑。须知不学习，谁都不知道如何弹钢琴。等你们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做了无数诗歌练习的时候，你们才能抛开它们，无所顾忌地只凭灵感做诗了。到那时，正如卡尔德隆所言，你们方可将规则锁进抽屉，把钥匙扔到海里。而现在你们当做灵感的东西，不过是无知无识而已。”

这一番话说得我瑟缩起来。为了将这“学习”进行到底，必须真的完全背叛诗歌。我不错过他的每一堂课，在家里整本整本地做各种各样的诗歌写作练习。在那些日子里我做了多少首循环体的、八行诗格的、嘎泽拉诗体的、奏鸣曲式的诗啊！

时至五月，古米廖夫来教室宣布：

“告诉你们一个爆炸性新闻：最近要开办文学研修所，以研究诗歌为主。”

他详细地讲起研修所的情况，报出那些要来研修所讲学的作家和诗人的名字。

“你们赶上了难得的机会。你们不会不利用吧？”他打量着学员们无动于衷的脸孔。“我担心没人……”突然他伸出手，长长的手指指着我，“除了您。您的位置在那里，我已经给您登记了，您没有异议吧？”

是的，我没有异议。我觉得，星星正仿佛从天花板上飘落。

古米廖夫对了，情感话语学院里除了我，没人转到文学研修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