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不是我的自传，它不是讲：

我在这儿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的，不是自传。对我来说：“回忆像利刃”。回忆永远是遗憾和内疚，而我对过去的遗憾和内疚同样憎恨。

我曾在诗中吐露心声：

不对，不对，过去并不可爱。

它像坟墓贪婪地张开大口，

我看它一眼都害怕……

不，我绝不描写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的父母，像回忆录通常所写，描写自己的祖先——这种回忆没人要看。

我之所以写并非渴望重新沉浸到那悲惨的、可怕的，尽管到处弥漫着恐怖，然而又是美好的革命后的最初岁月。

我不是写我自己，也不是为自己而写；我写的，是我在“涅瓦河畔”有幸认识的人。我写他们，为他们而写。我尽量少写我自己，只是在与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时才提及。我只是眼睛，看到他们的眼睛；只是耳朵，听到他们的耳朵。我是那些最后看到和听到他们的人之一，我只是他们活的记忆。

回忆录的作者通常都赌咒发誓，他们说的都是百分之百绝对真事，而错谬却一个又一个。

我既不赌咒，也不发誓。在我的回忆中极有可能找到错谬和不确之处。我绝不指望自己写的东西正确无误，完美无缺。然而我肯定，我写作时是十分真诚，十分认真的。

许多人都很惊讶，我能像速记那样转述别人的言谈。我怎么能如此准确地记住所有的东西？那是不是我编出来的？在我的回忆里会不会想象多于真事？

但是，扪心而论，我什么都没编过。我的记忆力的确好极了。我能够逐字逐句地记得我四十年前，甚至更久远以前听到过的话。

其实，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可惊奇的。随便去问问您的老熟人，他是怎么通过毕业考试或者参加第一次战斗的，您会从他那儿得到最琐细、最准确的回答，他会解释说，那一天和那一刻他的注意力格外集中，于是发生过的一切被永远铭记在脑海里。

对我而言，那些岁月中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像考试或第一次战斗那样重要，我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把一切，甚至琐碎小事都铭刻在我记忆中，终身不忘。完完全全地记录，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情也在我的记忆里记了一辈子。

还是举个例子说明我的记忆力吧。

有一次，就在不久前，我跟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提起他童年的一段趣事。他和妹妹塔妮雅“喂活”大玩具狮子的事。每天早上他们偷偷往狮子嘴里倒热茶、塞三明治，一直弄到狮子让他们欣喜若狂地不再摇头晃脑，“喂活了”为止。可狮子突然裂作两半，装在它肚子里的东西洒了一地毯。

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皱紧眉头，仔细听着。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好像的确想‘喂活’狮子来着，”他迟疑地说道，“有过，有过！不过，您说说，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从哪儿知道的？1922年7月，在邮政总局街您家里，您自己跟我讲‘喂活’硬纸板狮子的故事，还有您第一次和您的法国女伴一起去听歌剧《浮士德》的事，她指着摩菲斯特感叹道：‘他让我想起我那个波兰人！’”

阿达莫维奇点点头：

“对。一切如此。现在我也想起来了。可是真奇怪，您竟然记住了我小时候的事情，那些事我都忘了，”他微笑着补充道：“我可以证明，您的确什么都记得，一切的一切，可以举我为例……”

眼下，回望过去，我时常自问，我没错吧？我没有夸张吧？他们，我所写的那些人，真的如此迷人卓越？是否“在那些日子里，当生活中所有的感受对我都那么新奇”，几乎将诗人视为上帝，所以我才觉得他们是那样的人？然而不是。我相信，我没有搞错。我尽量用批评的态度对待他们，也不避讳他们的阴暗面。不是。我相信我没有错。我尽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他们，从不掩饰他们阴暗的一面。

只要一闭上眼睛，我便能想象出古米廖夫、勃洛克和曼杰尔施塔姆的样子，我现在仍然能看见他们光芒四射的脸，犹如圣像上的一般。是的，我对他们十分敬佩。我爱他们。要知道爱能帮助我们彻底认识一个人——他的外表和内心，看见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常说：“爱一个人时，你看到的他，就是上帝派给他的样子。”

或许正是让我，透过他们尘世的躯壳看到上帝派给他们的样貌。

我同意加布里埃尔·马赛尔的说法，“爱赐予永生”，还有，如果说：“我爱你”，就愈加肯定：“你永远都不会死。”你不会死，只要爱你的我还活着，还记着你。

写这些回忆时我暗暗希望，你们，我的读者，像爱活着的人那样爱我所回忆的人。爱他们吧，让他们在你们的记忆里、心里复活。这样你们就赐予他们永生。

你们，我的同时代人，还有你们，《涅瓦河畔》未来的读者，我对此坚信不疑，只是那时我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