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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组开始这项研究时，假设早期的激素是一种毒性剂，能够干扰脑部正常的平稳的发育进程，导致没完没了的精神问题。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的FrankW.Putnam和加拿大Alberta精神卫生委员会的BruceD.Perry现在已经提出了相同的假设。

我们逐渐对开始时的前提提出了质疑和重新评价:人脑的进化是由经历决定的，而在我们祖先的发展历程中，幼年遭遇困难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人脑从未进化到足以应对虐待而竟至产生非适应性损伤，这如何解释得通呢?人脑合乎逻辑的变化应该是在童年应激作用下产生改变神经发育的分子神经生物学的适应性效应，这种方式才能够为危险环境中的生存和繁衍准备成熟的大脑。

究竟哪些优点和能力有利于人类在远古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呢?迅速做好紧张的迎战或逃跑反应的潜力;发动攻击时毫不犹豫的反应潜力;对危险的高度警觉以及产生有助于恢复创伤的强有力的应激反应的潜力，我们应该将所观察到的脑结构变化重新定位为对逆境的适应。尽管这种适应性有助于受影响的个体安全渡过对进化成功至关重要的生育年龄段。

McEwen医学院最近建立了关于应激反应系统过度活化的理论。这种反应可能是短期生存所必须的，但也增加了肥胖、Ⅱ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隐患，导致一大堆心理问题包括高度的自杀倾向，并加速了衰老和大脑结构包括海马的退化。

合适的抚育和避免童年受强刺激会促进我们的大脑以较少攻击性、情感稳定、富于社会性和同情心以及左右脑均衡的方式进行发育。我们相信这一进程促进了社会性动物构筑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结构的能力，使人类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创造潜力。应激反应会使大脑发育出多种反社会行为。不论是遭遇生理的、情感的或性方面的创伤，还是遭遇战争、饥荒或瘟疫，应激反应都会引发激素的扰动，这一扰动会在儿童的大脑中形成永久性的神经结构来应付险恶的世界。由于这样的连锁反应，暴力和虐待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从上一个社会传给下一个社会。明显结论是，首先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保障不再发生儿童受虐，因为儿童的大脑发育一旦发生变化，将无法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