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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14.15 子曰：“晋文公谲（jué）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欢迎来《论语通读》，我们一字一句，读懂经典。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这位先生他不说、不笑、不取钱财，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道：“这是传话的人的过错。先生他到时机恰当时才说，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的话；高兴了才会笑，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笑；合乎义的要求然后才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取。”孔子说：“原来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孔子问的这位公明贾是卫国人，他求证的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卫献公之子，“文”是他的谥号。公明贾，可以算是非常会说话的人了。他的意思是说，公孙文子这个人言、笑、取予有节有度，天下哪有不言不笑不取之人呢？是那个传话的人搞错了。
不过，这个公明贾为公叔文子的解释和辩护，形容得近乎完美，正符合孔子提倡的“时中”，貌似有点过誉。所以孔子表示了有点怀疑的意思，但语气还是留有余地，并不强烈。
通过评价公叔文子的这段话，特别是“义然后取”的行为，假定说公叔文子真的做到了时而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那可以说就是有高尚人格者之所为。
你记得孔子对颜回问仁的回答：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其实就是人的言行举止、取与喜笑都合于礼。这个标准，孔子觉得这个公叔文子，未必真能做得到吧？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子说：“臧武仲用防邑作为条件，请求鲁君在鲁国替臧氏立后代，即使有人说这不是要挟君主，我是不相信的。”
孔子说的这件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过记录。臧武仲因为得罪季孙氏，逃离鲁国，后来再到防邑。这是他的采邑，靠近齐国。他在防邑向鲁君要求，以立臧氏的后人为卿大夫为条件，自己可以离开防邑。鲁君答应了，立了他的异母兄弟臧为，于是他就交出了防邑，自己去了齐国。
孔子认为臧武仲以自己的封地为条件，要挟君主作为交换，这是犯上作乱，不仅不合于礼，而且有不忠的嫌疑。为什么这样说？你想，如果鲁君不答应他，那会怎么样呢？由于防邑靠近齐境，他不就是连人带地一块投靠齐国了么？这当然属于一种不忠的行为。
上章讲了臧武仲有智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简直太有智谋了，所以孔子对他的评价是有保留的。
14.15 子曰：“晋文公谲（jué）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孔子说：“晋文公欺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欺诈。”
这里涉及两个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和齐桓公。
为什么孔子对春秋时代两位霸主，做了如此不同的评价？
说晋文公欺诈，事出有因。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终于在秦兵的护送下回国执政。他一路颠沛流离，从一个公子哥式的王子，终于历练成一代霸主。
不过，他后来在处理与秦国的关系的时候也并不厚道，让秦国吃了不少暗亏。特别是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温地之会，他以诸侯的名义召周天子前来，和各路诸侯相见，使王狩猎。孔子认为这个行为表明他非礼而无德，手段欺诈，名义不正。孔子一向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这种违礼的行为当然要加以指责。
相比之下，齐桓公始终打着“尊王”的旗号，以天子的名义行事，号召天下诸侯，而且严格按照礼制对待周王室。
特别是他多次与诸侯会盟，就是今天我们再来检看这些盟约的内容，也是以维护周礼为目的，重整各国的秩序，很多规定不但合理合法而且惠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就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周礼的规定，因此说他“正而不谲”。
孔子对春秋两位著名的霸主的评价，坚守了他的价值观，也有历史事实为依据。
相比而言，后世的孟子就显得有点极端。他把王道和霸道绝对对立起来，强调孔门后儒不讲齐桓晋文之事，“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实有点不分青红皂白把齐桓公与晋文公一勺烩了。
这里表现出孔子和孟子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上的差别。
以下两章是对管仲的评论。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管仲的主子公子纠，召忽因此而自杀殉主，但管仲却没有死。”又接着说：“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不是靠兵车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劳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这里提到的公子纠，是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的哥哥。齐桓公跟他争位，杀掉了他。当时召忽和管仲都是公子纠的家臣。
公子纠被杀后，召忽自杀，管仲最终在鲍叔牙的劝说下归服了齐桓公，并当上了齐国的宰相。他辅佐齐桓公对内改革，提升了齐国的实力，对外以维护周王室的名义，多次和各国诸侯会盟，维持了正常的国际秩序。
由于他推动开展的外交活动，即尊周王室又惠及各国，占有道德上的优势，所以并不需要靠齐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威胁，而是靠合理合法的大义来召集诸侯。当时与会各国，基本上心服口服，齐国一时成为霸主。
子路问的意思是，您老人家不是一向提倡“事君以忠”嘛。现在你看，公子纠被杀了，召忽就自杀以殉其主。而管仲却没做到，甚至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于其旧主有不忠的嫌疑吗？
但孔子这里却并没有拘泥于小节，而是从客观的历史效果来分析。他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并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仁德的力量，这一点应该给予正面肯定。
有关召忽死主而管仲不死的历史细节，《管子·大匡》有详细的记载，情况其实相当曲折。
说完了子路的问题，下面是子贡问同一个问题。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主公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
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直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已沦陷于入侵的夷狄，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无人知道呢！”
古人有言：“稽古者，当论其世；论人者，勿求其全。”意思是说，考察古史要知人论世，理解当时的具体条件。评论一个人物，不要求全责备。
孔子不同于后世的腐儒、陋儒，一根筋、死脑瓜，只会口背圣贤之言，力不足行、事不能做。在学生一再质疑管仲不死旧主公子纠的问题上，孔子再次亮明观点，表达了他维护天下有序统一、安国惠民的历史评价标准。
确实，连子路和子贡这些常年跟随学习的弟子，都这样把问题简单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缺少一个宏阔的历史观，那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从前边我们读到的章节来看，孔子其实也曾批评过管仲的不足之处。但总体来讲，孔子还是基本上从历史作用、惠及人民、维护周礼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功绩，认为他是个有仁德的人。
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不炫耀武力，阻止了齐鲁和周围各国被夷狄化，保存了中原诸国的礼乐文化，这个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所以像管仲这样有仁德且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人，不必像普通的匹夫匹妇那样，去斤斤计较于他的节操。
这种小节，只有“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类狭窄无用的人，才会当回事。豪杰之士有仁人之心，以济民利物为怀，必建不世大功，岂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生死事大。哈姆雷特的疑问：活，还是不活？其实中国古人也纠结万分。儒家处理生与死的选择非常谨慎，而且要出以大义。司马迁因为救李广的孙子李陵向汉武帝进言，为之缓情，结果竟遭受宫刑，蒙受了奇耻大辱。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面对生死，说出了掷地有声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隐忍苟活，不是怕死，而是有更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目标，他宁可被人诟病，忍辱偷生，也要一力承担完成使命。可见有的时候，死反而是容易的，活着就要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更为艰难。
今日思考
通过前面我讲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你能不能从中学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试着评论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划重点：孔子并没有拘泥于小节，而是从历史作用、惠及人民、维护周礼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功绩。
他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并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仁德的力量，这一点应该给予正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