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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ì）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3.19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曰：“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欢迎来《论语通读》，我们一字一句，读懂经典。

这一讲大部分章节依然围绕着礼展开。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ì）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总想着要省去每月初一鲁国告祭祖庙的那只贡羊。孔子说：赐呀！你心疼那只活羊，我心疼那个礼仪。

“告朔”这个词你可能很陌生，“朔”在古文里表示农历每个月的初一，告朔是先秦时代很重要的一种礼仪。周天子每年都会颁布下一年的历法下发给诸侯，诸侯把它藏在祖庙里，每个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供在祖庙里，然后自己回朝听政，这个杀羊祭庙就叫“告朔”。

但是鲁国从鲁文公起，国君每个月初一就已经不去庙里祭拜了，只不过庙里管事的人还按照惯例杀羊。我们前头说过，子贡很有商业头脑，会精打细算。连朝廷都不再重视、国君都不屑于亲自参加的礼仪，以他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认为既然没有实际意义，何必要杀一只活羊呢。

子贡是务实的经济计算。但孔子有他的坚持，如果连献羊祭礼的这个环节都取消的话，这种礼节可能就彻底消失了。而礼节彻底消失了，也就意味着礼节里强调的情感教化被稀释了、淡化了、遗忘了，这才是让孔子感到揪心的地方。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事奉君主，一切都依礼而行，有人却以为我是在谄媚。

我在前面很多章都强调过，孔子身处的春秋三百年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光是鲁国，其他国家国君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像季氏这样的卿大夫甚至家臣中握有实权的人，也可以控制和摆布国君。

可想而知，身处这种社会形势之下，孔子却还是坚持按照原来应有的礼节来尊奉国君，实际上是冒着相当危险的，他很有可能会和掌握实权的卿大夫、家臣们发生冲突。可越是这样，他越坚持，于是就难免会听到有人从角落里发出来的奚落和嘲讽。

在前一章，沦落到只有形式而无实质的祭祀用的活羊，孔子坚持不让子贡省掉。同样，面对已经失势的国君，他也坚持事之以礼。这大概就是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3.19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事奉君主，应该怎么做呢？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子要依礼节而行，臣下事奉君主要忠心耿耿。

这一章跟上一章说的都是君臣之礼。

鲁定公是鲁昭公的弟弟。鲁国曾经因为出过内乱，鲁昭公就逃到齐国和晋国去了，经过这场社会动荡，再等到定公继位之时，朝廷更加危弱，地位极其不稳。

鲁定公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实在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求助于孔子。孔子祭出的“法宝”依旧是伦理秩序：调遣臣下时需要依礼节而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臣下在事奉君主时听从调遣、忠心耿耿。

从历史结果来看，孔子的建议和政策在当时似乎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战国时代，最后变法图强、统一天下的，是务实而不太讲求礼仪的秦国。孔子生前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后果看，似乎他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追求也并不那么切实可行。关于这一点，后面几讲我会跟你分析。

如果你是一个唯结果论者，那么孔子似乎是个失败者，但是我觉得并不能简单地这么看。

如果从政治、文化和对中国人心理的塑造这些方面去衡量孔子对后世的影响，你就能发现孔子有无可估量的巨大价值。比如孔子这句君臣之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直接奠定了中国后代的政治伦理中君臣双方对等的义务和规范。

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到了后世，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我想提醒你，那绝不是孔子和孔门弟子们强调的原始儒学说法，反而是后世明清皇权膨胀到畸形的产物，所以这笔账可不能错算在孔子的头上。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欢乐而不淫逸，哀婉又不过度伤痛。

这句话特别有名，后世的读书人读《诗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这个调子下理解诗句的。想必你也听说过《关雎》这首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其中的名句。

孔子评论《诗经》的地方很多，这里谈到了抒发情感的分寸感：在抒发情绪变化的两极之间，掌握好一个适宜的变化的度，重点在于“节制”。

你看，后世人对于儒家的理解，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冷酷、刻板的印象，其实是被后世的腐儒陋儒们误导了。

原始儒家，不管是孔子还是孔门弟子们，其实都不主张压抑感情。人的情感应该得到必要的抒发和表现，但要讲究度，不过分，不能走极端，更不能感情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同样也是孔子对“礼”的认知。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的神社牌位的事情。宰我回答说：夏代时使用松木，殷代使用柏木，周代时使用栗木，意思是让人民为之颤栗恐惧。孔子听说之后说：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就不要谈论它，正在如愿而成的事情就不必阻挠它，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不论成败如何）就不必再追究它。

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是孔子弟子中擅长“言语”的人。你可能更熟悉关于他的另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因为他大白天睡觉所以被老师严厉批评。在《论语》里，孔子可没少骂他。

联系到孔子喜欢沉默木讷的性格，宰我那么擅长“言语”，恐怕就很难招老师喜欢。这一章的对话，也仍然是孔子对他的警告和提醒。

社，是指作为祭祀土地神主的木牌位。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木牌位不同，宰我根据他所学到的知识回答了鲁哀公。

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好像猜谜语、打哑谜，孔子的反应也是模模糊糊。历代对这段话的解释多种多样，我觉得清代学者有一种猜测或许可以帮你理解这段话：

社不仅仅是木牌位，也是杀人殉葬来祭奠神的地方，所以鲁哀公是在问能不能杀人。具体说，就是杀掉鲁国掌握大权的贵族，也就是我前面给你讲的三桓。而宰我的回答是，应该让人“颤栗”，暗示国君要痛下杀心。

孔子当时并不在场，事后听说，对宰我的建议，孔子的回应其实是一种婉转表达的不满意，也可以当做是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就是说，孔子虽然也不满意鲁国公卿势力坐大，但他不主张“以暴制暴”，所以对宰我做了有批评性质的警告和提醒。

接下来一章是关于管仲的评价，也是管仲第一次出现在《论语》里。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曰：“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气量不够大呀。有人说：是因为管仲太过俭朴了吗？孔子说：他家里很有钱，又养了大量专职为他办事的人员，这还能算检朴吗？那人又说：如此说来，他算懂得礼节吗？孔子说：国君在庭院门口建影壁墙，管氏也在自己家庭院门口建影壁墙。国君为了招待外国君主而设的反坫，管氏也在自己家里设置了反坫。管氏要是算懂得礼节，那还有谁不懂礼节？

这一章稍微有点长，有两个词你可能不熟悉，我先解释一下。一个词叫塞门，指的是照壁或者叫影壁，在古代也叫萧墙，就是房子大门里头挡住外人视线的那一小堵墙。

另外一个词叫反坫，是个小土台子，一般在厅堂的两根柱子之间，干什么用呢？喝完酒把空酒杯放在上头。

今天你可能看见西方人的酒会上，不断有服务生送酒上来，杯子也根据不同的酒水随时更换，当然这是玻璃杯。孔子当时是用骨和青铜酒器，酒喝完、杯子用完，也得有地方放，不能老让人端着。所以说，塞和坫这两个东西都不普通，按照当时的礼制只有国君才能有。

另外还有一句，叫“有三归”，历来的解释不一样。你其实不必去追究细节，总之都是说管仲多吃多占，不节俭。

显然，这是孔子按照自己的政治追求，评判真实政治的一次具体展示。

管仲做过齐相，他在齐国施行改革，富国强兵，是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能臣。在整部《论语》中，你会看到孔子多次提及管仲，每次观察的角度都不一样。

孔子对管仲有过很高的评价，说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听起来非常肯定。但在这一章里，孔子对管仲颇有微词，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奢侈，二是越礼。

应该说，孔子对管仲并没有全盘否定，只是指出他的格局太小又僭越礼制。

虽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最早的霸主。但是，功是功，过是过，完全两码事。按照孔子理想中的君子道德标准来看，管仲就显得格局不够阔大，不能够对自己和家人严加约束。所以他也不能真正影响桓公，进而形成良好的风气，以至于自己刚过世，桓公就陷入困境，死后甚至无人收尸。

今日思考

这一讲结束，我觉得最值得记住的是那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今天的工作环境中，人和单位或者公司的关系中，你觉得“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有没有价值？为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