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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皮毛作为商品大规模输出，大约在光绪初中期。民国时的自强认为:“在一八八一年汇丰银行在天津开设支店，是为中国羊毛开始交易之时。其翌年，一外商派店员在张家口收买羊毛，因在当时此地实为羊毛交易中心故也。于是又在其他开设代理店。一八八三年黄河北岸包头设分行。一八八五年在宁夏设分行。于是中国商人见有利可图，乃群起竞卖竞买。至一八九○年有又二三外商从事羊毛交易，而又扩大营业，于是西北之羊毛，每年出产甚巨。”^[1]同时渠占辉根据海关统计，认定“西北羊毛出口始兴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2]。根据出口统计，天津在1885年以前，绵羊毛出口量都在6000担以下，算不上大规模输出，而1885年后，羊毛出口激增，是年达到了19747担，5年后达到了80679担，是1885年的4倍多，平均每年增加了12186.4担，这应是西北羊毛大规模输出的开端。^[3]从此以后我国西北皮毛出口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自强言:“天津为中国羊毛出口之第一港口，现今中国青海甘肃蒙古及北方各省之羊毛，大半由此出口，每年约四十六万九千担左右，可见其盛况，然羊毛之数量，亦因内外，经济情形而不等，在欧战前六年间，平均约三十三万担，战争勃发后之四年，平均约四十六万担，其后五六年间，以至最近平均约三十五万担左右。”^[4]虽然其所言的发展阶段不尽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因为中国羊毛出口最繁盛的阶段是在1919年到1929年，并非如他所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我国毛类出口之规模，确在1919年到1929年之间近一半的年份超过了45万担^[5]，其中80%左右来自西北。朱桦言:“抗战前，由西北输出皮革，平均每年约在八百三十四万余张，羊毛约在三千三百万斤，其数值颇有可观。七七事变以来，就甘宁青三省，羊毛一项而论，每年亦在一千五百万斤左右。”^[6]也较符合历史实际。从上述材料来看，我国西北皮毛对外贸易规模十分庞大。

大规模的皮毛类产品出口，无疑使皮毛类商品成为西北最大的财富来源，从此以后，在西北所有的输出商品中，皮毛类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就青海而言，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早在光绪年间，经丹噶尔输往内地的商品价值估计约为45.05万两白银，其中皮毛类共34万两，占总输出的价值的约75.47%^[7]。根据周希武调查，20世纪初期，青海湟源一地蒙番每年输出货物总值为797700两白银，其中羊毛输出为44万两、驼毛输出为6000两，各种皮类输出为202500两，皮毛共输出648500两^[8]，占其总输出约82%;根据顾执中、陆诒等调查，在皮毛输出最不景气的1932年，青海西宁输出商品总额为2204680元，其中毛类为1476960元，皮类为116360余元，皮毛类共为1593320元^[9]，占其输出总值的约72%。可见皮毛是青海输出商品的中流砥柱。甘肃的农耕区与青海相比要大的多，但皮毛输出也占其整个商品输出的相当比例，如甘肃1932年至1934年皮毛输出分别为7088670元、6640272元、10058197元，分别占其整个商品输出总值的比例为48.37%、43.08%、52.01%^[10]。临潭、夏河、卓尼是甘肃南部皮毛的主要市场，根据1939年当地特税局的税收量可推算出临潭输出商品价值中，皮毛占57.47%，夏河皮毛输出价值占全部输出价值的92.15%^[11];又据调查，30年代初，拉卜楞每年输出商品价值为479421.5元，其中羊毛为168000元，皮类为171116.5元，皮毛共为339116.5元^[12]，占其总输出的约71%。可见皮毛在甘肃输出商品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宁夏“在未建省以前，仅有皮毛商业极旺，其他百货甚少”^[13]。据统计，“1934年宁夏全省输出商品总值228万元，其中皮毛价值约90万元，占输出商品总值的40%。”^[14]1935年《宁夏财政年刊》载:“(宁夏)全年输出商品价值118万余元，其中羊毛60余万公斤，价值20余万元;滩羊皮20余万张，价值50余万元;板皮500余万张，价值1.5万元。”则皮毛输出价值共为71.5余万元，占其商品总输出的约61%。上述皮毛输出比重，就青海和甘肃而言，大都是在我国皮毛出口最不景气的年份，因此在皮毛输出的鼎盛时期，其比重还要高的多。这在包头主要商品输出价值比重构成中有充分的反映。

包头当时是西北皮毛集散的最重要的中心，尤其是1923年元旦，平绥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绥远(一部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皮毛产品和其他重要输出商品，几乎都要通过包头“水旱码头”运往天津及内地，而内地及外国商品的各种日用商品也经过此地转往草原和西北其他地方。从那以后直到抗日战争，包头是西北商品中转的枢纽，包头“因为水陆交通之总汇，而成为蒙、甘、新、青、宁夏等地货物吐出之巨口”，“凡新疆、青海、甘肃等省之皮毛，阿拉善旗、古兰泰之食盐，额济纳、额尔多斯、乌兰察布盟西南部之牲畜皮毛与农产，多依黄河舟运至此起卸，再由火车远销绥、察、平津”^[15]，“大约西进(来)货物的70%，由这里经铁路转运到京、津地区”^[16]。故有报告得出“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之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赴运内地之皮毛、药材等货，均以包头为起卸转运之中枢”^[17]的结论。因此它的商品输出情况，基本上可以反映甘宁青及绥远输出的基本情况。其输出状况列为表1－3－1。

②民国19年皮类中的狼皮数据，原数列为50000张，查1922年至1932年11年间，其他年份最多的仅5400张，故该数据应是5000张的误写。(斌:《张家口包头在西北经济地理上的重要性》，第506页。)

资料数据来源:斌:《张家口包头在西北经济地理上的重要性》，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一)》第八十八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03～511页。

从表1－3－1的统计来看，在1922年至1932年包头的主要输出商品中，皮毛输出的价值在这11年期间共为9871万元，占其总值的约81%，在这11年期间最低的是1932年，为55%，最高的是1930年，为91%，一般年份都在75%以上，年均为81%。当然这个比重仅是上述4类产品而言，如果加上其他非主流输出产品，也就是所有输出商品，皮毛类输出价值应不会超过70%(除鸦片)，也就是说西北地区的商品货币收入约70%是来自皮毛产品，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因此对整个西北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因为皮毛商品在西北占有如此重要地位，逐渐成为了整个西北商业、金融运行的“发动机”，有人回忆说:“包头各行业的兴衰无不依绒毛行为为转移……外汇低落，皮毛上涨，地方活动;外汇上涨，出口货不快，皮毛疲落，地方滞塞。”^[18]因此如果这部“发动机”性能良好，皮毛出口旺盛则整个西北的商业、金融就繁盛，所谓“皮毛一动百业兴”的谚语^[19]，就是皮毛出口带动整个西北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但一旦这部“发动机”出了故障，整个西北的商业、金融便显得了无生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世界经济大恐慌及皮毛捐税过重等其他原因，我国皮毛出口严重受阻，致使西北商业、金融处于瘫痪之中。这在这个时期的调查或游历西北的作品中有突出反映，如顾执中、陆诒等先生在调查游历青海时，每到一处谈到商业、金融时，无不发出因皮毛出口严重受阻而使商业、金融难以运行的感慨。皮毛出口受阻不仅动摇了青海商业、金融基础，也动摇了整个青海的经济基础，时人说:“青海产毛的牧民，以及业毛的商人，既已全部陷入危困之境，全省整个经济基础，急剧的破裂，这样一来，人民生活日益艰难，其惨苦情形真不堪言状!”^[20]造成这种“惨苦不堪”的情景也有因皮毛滞销而使输入商品剧减、人民购买力疲敝有关，如当时有人写道:“皮毛大跌之时……商业欲其振兴，货物欲其销畅，实为不可能事，据调查二十二年秋季运青货物，仅及五百余担，较之往年运到二千余担之数，不过四分之一，且各货到省之后，物价大形跌落，省内金融困乏，人民购买力疲敝。”^[21]西北其他省区因皮毛出口受阻所产生的影响虽没有青海之大，但也影响不小，如甘南地区就因“皮毛滞销，商业萧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西北商业更显得死气沉沉，“这个原因的焦点，就在畜产销路地——天津——的沦陷，使各个畜产的集中地点，尤其是如西北的绥包，及甘肃海原、固原、平凉等地，发生了银根枯涩，金融奇窘的现象”^[22]。与此同时，日本人也认为“民国二十七年度和正常情况下的二十五年比较，输出和输入锐减”，致使包头商业一落千丈，其原因之一是“中国方面坚决禁止毛皮类输出从而使蒙疆的毛皮输入锐减造成的”^[23]。由于皮毛贸易出口不畅通，宁夏商业8大家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兴旺走向衰败。自1937年到1949年，先后倒闭了5家，其他3家也是惨淡经营^[24]。可见把皮毛贸易看作是西北地区商业、金融经济的“发动机”一点也不为过。

作为西北经济支柱的皮毛贸易，不仅是商业、金融的基础，也是西北大部分省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青海，其皮毛输出占其整个商品输出总值的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皮毛输出成为了青海的经济基础，自然它也是青海财政税收的支柱。时人言:“全省(青海)泰半人口是生活于畜牧的，因此城市的繁荣与存在不但赖于畜牧副产品，(且)全省最大宗的羊毛，即(为)全省政税收入的大部，依省当局公开报告:近年市状每年皮毛收入为五十万零二千余元，就是青海四万余石田赋，折银征粮及开垦地价收入，每年为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余元，尚不及皮毛税收之巨……可知羊毛是青海全省经济的重心了。”^[25]青海在1932、1933、1934年的皮毛等营业税收分别占整个税收的54.56%、54.37%、58.34%，这还不包括契税等商业税，可见青海从皮毛经营中所受的税额至少占其整个税收的55%以上，而青海田赋的比重，在1932、1933、1934年分别为31%、30.01%、33.50%。宁夏皮毛等商业税收虽不及青海之比重，但其商业税也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如在1933、1934年的皮毛等商业税分别占整个税收的54.72%，50.97%。而1933、1934年宁夏田赋的比重分别为34.23%、39.46%。^[26]在近代以前，更确切地说，是在皮毛没有开拓为商品以前，青海、宁夏的赋税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一样，田赋占整个税收的80%以上。当皮毛被开发为商品以后，田赋占整个税收的比例锐减，而以皮毛为主的营业税迅速上升，占其整个税收的半壁江山，可见皮毛输出是改变青海、宁夏的整个税收结构主要因素之一。甘肃因其农耕区的比重比较大，但以皮毛贸易为主干的营业税在整个税收中亦有一定的比重，且有不断攀升的趋势，如在1932、1933、1934年，其营业税分别为401830、429942、1797704元，占整个税收的比例分别为7.76%、11.10%、20.95%。^[27]绥远以皮毛为主的营业税在其整个税收所占的比例因资料缺乏不得而知，但根据其牧业和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皮毛交易量之多寡，其比例肯定不会少于50%以下。因此皮毛贸易带动起来的西北商业，不仅成为西北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改变整个西北的财政收入结构，是整个西北经济社会运转的中心力量。尤其对皮毛出产的“大户”游牧民影响尤巨，时人曾为此感叹的写道:“在这数百万蒙藏人民所托命的畜牧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影响生计最巨的，便是绵羊所产的羊毛。”^[28]

二、皮毛贸易引起的西北社会变迁

商业在西北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它是西北经济运转的核心。日本学者以包头和呼和浩特等为中心，对绥远等地区进行大量的经济调查，认为蒙疆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商业资本对农牧民阶级的绝对统治。商业资本称霸，是蒙疆经济中最主要的特点”。并进一步指出“蒙疆输出入构成特征:输出农牧产品，输入消费资料”^[29]。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体现蒙疆地区，整个西北亦如是。由于西北商业突出的地位，所以商业路线和商业交易内容发生改变，都会极大影响整个西北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为西北社会变迁最有力的推动力量。近代西北皮毛贸易大规模兴起以后，首先改变了其商品历来以牲畜(主要是马、羊、牛)、药材等为主体的输出产品结构，皮毛成为其最大的输出商品，从而导致了皮毛输出路线成为其主要商路。这种变化，有力改变了其城镇布局。与此同时，以皮毛为核心的新的输出商品价值的成倍增加，使得其购买消费资料的能力也成倍增加，这必然使其消费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游牧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一)改变西北城镇布局

由于地广人稀，西北市场的布局主要根据商路的商品流通量来布局市场，因此商路的改变或商路上的商品流通量的变化都会影响市场及商镇的布局。在皮毛没有大规模开发为商品以前，西北商路主要有“大丝路”，即从西安到兰州，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唐番古道”(也称青海路或河南道)，即从西安经洮州、河州至兰州再到西宁，然后经玉树到西藏;“草原丝绸之路”，即经内蒙、外蒙到新疆的路线。在这3条主干商路中，“大丝路”最为重要，为西北物流之中心商路，故其商镇及市场布局一直是以西安至兰州及河西走廊为重，如兰州、河西四郡等等，历来为西北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和城镇。但晚清以后，随着皮毛商品的出口和新式交通的出现，尤其是皮毛大规模的出口改变了整个西北商贸路线。这种改变的力量，来自皮毛流向路程，大家都知道天津皮毛出口占我国皮毛出口总量的80%以上，不仅西北皮毛出口集中于天津，而且国内皮毛消费也集中于平津一带。自1884年左宗棠在兰州创设甘肃织呢局以来，我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近代毛纺工业，至1933年，据自强和罗麟藻两先生统计，我国共开设有规模的毛织物工厂24家，其中在北平开设12家、天津5家、上海4家、兰州1家、武昌1家、哈尔滨1家^[30]。从数量来看，北平、天津占我国有规模的毛织物工厂的71%，自然成为我国皮毛消费的中心。上述两因素使得皮毛集中流向平津一带，而西北固有的交易习惯又必然使西北商品输出地同时成为主要商品的输入地。如当时包头的商店主要分两类即毛栈和货栈。西北来的商人，通常把皮毛等其他商品寄存在毛栈及其他商栈，并委托出售，出售后又到货栈买来自己需要的商品带回销售^[31]，其他的西北大小市场也都是按这一交易习惯，这样一来，西北皮毛的主要输出路线也是商品的主要输入路线，而且其输入的大小，基本上由输出的皮毛价值量决定。因此皮毛输出路线，就成为了西北物流的中心路线，这条路线是从甘宁青绥的各地牧区和农区的皮毛产地市场出发，流向区域中心市场，再流向沿黄河及其支流的大型中转市场，最后汇集到包头或归化，经张家口运到天津出口或京津毛纺工厂消费。青海各牧区和农区的皮毛首先集中于大通、上五庄、鲁沙尔、湟源、贵德等区域中心市场，然后汇总于西宁这一大型中转市场，再经湟水、黄河到兰州、中卫、宁夏(今银川)、石嘴子，最后到包头起卸，再经张家口运往京津一带。导河(古河州、今临夏)以西的甘肃藏南地区和青海的循化、永安等地，以及导河东南之洮州、岷州等地的皮毛，则首先集中于洮州、拉卜楞、循化、永安等地，然后汇聚于导河，经黄河水运到兰州、中卫、宁夏(今银川)、石嘴子，最后到包头起卸，再经张家口运往京津一带。而河西走廊各地皮毛则首先集于肃州、甘州、凉州等地，然后分两路输出:一是经陆路到兰州，然后通过黄河水运到包头;二是经陆路到中卫、宁夏(今银川)、石嘴子，然后通过黄河水运到包头。宁夏各地的羊毛则集中于中卫、吴忠、宁夏(今银川)、石嘴子最后经黄河水运汇聚于包头。上述是西北皮毛贸易主干路线，次要路线还有，青海玉树地区皮毛大部分经四川打箭炉运往重庆、汉口、上海;陇东各地及今宁夏南部海原、固原地则集中于平凉，经陆路运往天津、汉口;青海、甘肃、宁夏西部地区有部分羊毛经新疆向苏俄出口的羊毛产额。但这些地区输出皮毛数量有限，大约不到上述3省的皮毛输出总量的20%。^[32]

上述西北皮毛贸易路线的核心是“黄河水运”，因此在皮毛贸易的推动下，西北形成了沿黄河的商镇群带，即包头、磴口、石嘴山、宁夏(今银川)、吴忠、中卫、张家川、兰州、西宁、导河等等。其中在皮毛贸易中兴起的代表性的城镇有包头、石嘴山、吴忠和中卫。

包头(今内蒙古包头市)作为一个商贸集市始于1850年，此年托可托县河口镇被洪水所毁，包头南海子(西脑包)取代了河口镇的商品集散的地位，此后季节性的集市交易遂由“西脑包”移至城内，包头有行商坐贾也始于此，但乃是个不起眼的地方小市场^[33]，故在道光、咸丰年间仍是个“极小之市镇，隶萨拉齐厅”^[34]。光绪年间，皮毛商品开始出口并迅速发展，包头作为西北皮毛运输的“大动脉”黄河的“尾闾”，成为了通往天津最便捷的必经之地，来自绥远(一部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皮毛产品，几乎都要通过包头，这里便成为了西北皮毛集散最重要的中心，包头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1918年林竞在其游记里写道:“包头地处口外，处东西两路之冲。陆有平原车马之便，水有黄河舟楫之利。凡京、津、陕、甘、青(原文为新)、内蒙古、新疆货物之往来，均以此为转运之场，诚西北一大市场也。贸易年500余万……商店大小1200余家。”^[35]1923年春至1926年，包头市面极为繁荣，居民增至五六万人，大小商号2000多家^[36]。其中国内商人在包头设立的毛栈大商号主要有广恒西、义同厚、广义恒、万豫生、广和公、双发公、天德源、长盛祥、天成恒等等;外商在此设立收购皮毛的洋行主要有新泰兴、仁计、平和、隆昌、怡和、慎昌、聚立、永丰、德裕等等^[37]，显然成为了西北商业之大都会。这一重大的西北商业中心实由皮毛贸易构成，“每年从五月份起每天都有装满羊毛的平板船、牛皮筏子络绎不绝地从甘肃、兰州、西宁到来。阿拉善、后山、外蒙的运皮毛的骆驼队，一来就是几十峰。到旧历七月办的‘孟兰会’的前几天，南海子码头停满了木船和皮筏子，上下排列长达十里左右，约有三四百只，其中三分之一都是装满皮的，包头的大街小巷，五百多辆搞短途运输的骡马车出动，大多数拉的是皮毛。”^[38]据统计，1922年至1932年包头毛类输出总量分别为3330万斤、3320万斤、3160万斤、2930万斤、2730万斤、3530万斤、3420万斤、3550万斤、3500万斤、1760万斤、800万斤，各种皮类达数十万张^[39]。由于皮毛市场发展的需要，包头还出现了专门以做毛为业务的劳动力市场，在皮毛收购旺季每天需要皮毛工人有约1000到1500人^[40]。与此同时，包头的皮毛工业也得到了发展，罗麟藻先生在论述我国毛纺业时说“太原、包头……等处，亦有织毛公司，及专织毛绒编织物者”^[41]。在皮毛贸易的推动下包头成为西北地区最大商业城镇中心。

石嘴山(今宁夏石嘴山市)原是个小渔村，只是一个进行季节性的商品交换的“市口”，但随着皮毛贸易的发展，石嘴子因扼居皮毛贸易交通要道而兴起成为西北重要的商业城市。从光绪年间开始，这里相继设立了高林、仁记、新泰、天长仁、平和、聚立、明义、隆茂、瑞吉、兴隆等专营皮毛的洋行^[42]，于是“各行专在甘、青一带收买皮毛，集中于此，待梳净后包装，以骆驼或木船载赴包头。岁约皮百万张，毛三千万斤左右。此间，黄河有木船七百余只，往来包头、中卫之间。赴中卫，上水十天，下水四天。赴包头，上水十二天，下水八天。其往来包头者，下水多运皮毛、甘草、枸杞、麻之类，上水则运洋货、糖、茶、土瓷等”^[43]，从而使石嘴子“一时商贾辐辏，贸易繁盛、行商络绎，船驼糜集”^[44]。至民国7年这里“有商店二十余家、有巨商三四家，专营蒙古贸易”^[45]，成为西北的一商业重镇。

吴忠(今宁夏吴忠市)吴忠自光绪末年山西商人开设“自立忠”等商号起，本地回汉商号日渐增多，这些“较大的商号主要活动地区在甘、宁、青采购皮毛和药材，销往天津再换回这里需要的商品……至抗战前十三年时间，吴忠地区(包括金积、灵武)能从外地进货的商户达三十多家。据旧商会不完全统计，资金在二十万白洋以上两家……资金在十五万元到二十万元的有五家……资金在十万元至十五万元的有‘谦益店’、‘振兴永’(马五州)、‘天益合’、‘富顺安’等。十万元以下有十余家”^[46]。由于以皮毛贸易为中心的商业繁盛，在20世纪20年代的吴忠市被时人称作“小上海”，故范长江说:“吴中堡虽属一小小集镇，但商业之盛，甲于全省。”^[47]吴忠因皮毛贸易的推动已成为宁夏地区一商业都会。

中卫(今宁夏中卫市)中卫历来是通西蒙的重要“市口”之一，但亦是个不起眼的小集镇。皮毛贸易兴起以后，因其“位于西宁与凉州之通路……羊毛在中卫县内，到处出产，就中以黄河以南之秀山海城一带最多，总额百万斤以上，以中卫、宁安、沓山堡、五佛寺等地为主要集散地”^[48]，而迅速成为宁夏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据林竞先生调查，至民国7年(1918年)这里有“商店大小二百余家……(每年)输出枸杞一千四五百担，每担二百四十斤。甘草千余担，皮毛二百余万斤。红枣二千数百担，每担十斗，每斗四十斤，每担价约十吊。大米七八百担，梨、桃千余篓。转运货物以船居多，驼次之”^[49]。从上述输出商品重量来看，非皮毛类约为160万斤，远小于皮毛200余万斤的重量，从价值来看，皮毛类占其输出总价值的约70%^[50]，因此中卫依然是一个以皮毛输出为核心的商镇。在以皮毛为中心的商业贸易推动下，至民国7年，中卫全城“周围五里七分，现住居民六万余”，“登最高处，俯瞰全城，人烟稠密，远胜宁夏”^[51]。据本人实地调查，中卫的商店旧遗址达数里之长，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运送皮毛的商船，盛时连绵几里，晚上船火通明，实为当时西北一重镇，故自强先生说中卫“为宁夏省商业政治中心”^[52]。

除了上述因皮毛贸易而兴起的城市以外，在皮毛贸易中得到迅速扩张的代表城市主要有宁夏城(今银川市)、兰州、西宁和导河。导河在商业(以皮毛为中心)贸易的推动下，成为了甘肃4大商镇之一，人口有6万余，此为史家所熟知。现仅以宁夏城、兰州、西宁为例略加说明。

宁夏城(今银川市)宁夏城在近代皮毛贸易兴起以前，因其不在西北“大丝路”“唐番古道”和“草原丝绸之路”三条主要商路之上，故其商业一直较为幼稚，直到清咸丰年间，只有一些小业主和摊贩，尚无正式的大商号。但皮毛贸易兴起以后，因其“西越贺兰山通北至阿尔泰拉善王府(重要的皮毛产地)，顺黄河北下，至包头、归化城，东隔黄河与陕西北岸之诸城联络。南至固原、平凉为去陕之大道，兰州、凉州、西宁羊毛经此地以出口……宁夏套毛又称石嘴子套毛，多来自阿拉善藏古一带，黄河右岸鄂尔多斯、陕西定边一带，及甘肃花马池、平远、惠安堡、灵武、金积一带之出产，以宁夏为金融中枢、羊毛集散地”^[53]，而成为西北皮毛交易一中心。到光绪末年，宁夏城已有8大商号，绝大部分从事或兼营皮毛贸易，其他大商户，“他们的发展多是由小商贩和倒卖二毛皮发展起来的。”^[54]至民国7年，宁夏城年输出“羊毛皮张(含老羊皮、黑羊皮、牛皮)约千担，每担三百六十张……羊毛一千余万斤……驼毛、羊绒四十万斤……输入各货，约一万三四千担……通过货物约七千担，东来者以洋货为大宗，西来者以皮毛为大宗”，当时“宁夏全城，计二千三十户，共男女一万九千口……大小商店三百二十五家”^[55]。显然这时的宁夏城已成为西北的屈指可数的一商业中心。在皮毛贸易的带动下，宁夏城的毡织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16年银川有毡坊13家^[56]，到1931年则发展到34家，有工人近300名^[57]。因此宁夏城的发展实因皮毛贸易推动的。

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兰州历来为西北之重镇，明清以来形成了5条商路:“东通秦豫为东路;南达巴蜀为南路;北通宁夏、包头、归绥为北路;西通新疆、俄领地为口外;西南通青海、西藏为西路。”这些商路把兰州与全国市场紧密联系起来，“葡萄、棉花、桂子皮、尔雅缎等，皆由口外输入。川绸、川缎、茶叶等皆由南路输入。红花、藏香、皮、毛等，皆由西路输入。至于湖南之散茶，汉口之砖茶，三元之大布，湖北之蓝布，及陕西之棉花、纸张等，均由东北路而来。米则来自宁夏。输入总额在一千万两左右。其输出品，以毛为大宗，牛皮次之，杂皮又次之，药品、水烟再次之，毡毯再次之。输出总额，约在七百万两左右。”^[58]从输出商品价值量来看，北路成为商品输出主干商路，是兰州5条商路中的中心商路，这是由皮毛贸易路线决定的。据统计，1932年到1934年，兰州资本在5千元到1万元的皮商有12家，各皮行每年在皮毛上市季节，“挟巨资赴各地办货，所办之货，均系生货，剥割未久，血污狼藉，且极坚硬，此项生货运归兰州，即开始硝制。”^[59]显然兰州不仅是西北皮货交易的一个中心，也是皮货加工之中心。又据抗战时期调查，在兰州经营皮毛商家有20家，有皮商兼营毛业、杂货兼营毛业、驼行兼营毛业、钱庄兼营毛业、过载行兼营毛业，甘肃银行也兼营皮毛，估计资本在45万至60万元的5家，在10万元至7万元的7家，在1万元至10万元的5家，1万元以下1家，2家资本不祥^[60]，从这则调查中各行各业都兼营皮毛来看，皮毛业实为兰州商业之灵魂，是构成兰州市镇的中流砥柱。因此兰州市镇的发展和扩大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皮毛贸易。

西宁(今甘肃西宁市)西宁，在清代前期亦是个小市场，“宁郡向无粮面市，各藏于家，一城之中价值互异，买者固被抑勒，而自乡负粮面来售者，亦受要截，惟窝屯者专其利焉。乾隆四年，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知县靳梦麟，因学街空阔，捐俸建铺数十楹，以为储粮、贮面、交易之所。”^[61]虽然西宁自乾隆四年后的市场有所发展，但青海最大商业中心却是在丹噶尔，“昔嘉庆、道光之际，以丹地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客商辐辏，每年进口货物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故当时奏请改主簿为同知，为理商也。”^[62]但皮毛贸易兴起以后，西宁因地处黄河支流湟水之滨，又是“唐番古道”交通咽喉之地，便逐渐取代了丹噶尔的商业地位，成为了青海的“行政商业中心地点。青海所产羊毛必由此通过者，约七万担”^[63]。顾执中、陆诒先生言:“输入本县(西宁)的商品……据商会统计每年约在六百二十万七千余元，输出商品以羊毛、皮革、牲畜、油木、药材为大宗，每年约计在一千五百四十九万七千余元。”在皮毛贸易的带动下西宁不仅成为青海的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还是重要皮毛加工基地，“西宁辖境内，关于工业之原料，以皮毛为大宗”，其中以皮毛加工的产品，在1930年代初，年产值约为93642元^[64]。故西宁因是青海皮毛等商品的集散中心而变成了仅次于包头、兰州的又一商业中心。

除沿黄河兴起和壮大一批城镇以外，蒙藏牧区也因皮毛贸易催生一批商镇，如拉卜楞、玉树结石、上五庄、鲁沙尔等等从寺庙市场发展为甘肃、青海重要的商镇。在民国以前蒙藏辽阔的牧区多以宗教会期为贸易高潮，在寺庙周围既无常设市场又无固定店铺，每逢宗教盛日，“就旷野为市场，物贵者蔽于帐，物贱者曝于外，器物杂陈”^[65]，如拉卜楞地区“产羊毛，而无售羊毛之所。有制毡房，而无售毡之商店。产各种兽皮，而无硝皮售皮之商店”，外地商人要收购各种皮毛“须觅诸民家或喇嘛”^[66]。但是随着皮毛贸易的发展，拉卜楞逐渐成为规模可观的商镇，“市上房屋，且大半楼房，不类藏地。人烟稠密，商业繁盛，一因收买羊毛、羊皮者之汉商，多来此地;一因朝拜嘉木样活佛之藏人，多不远数千里而来，故成今日之廛市”^[67]，“其(拉卜楞)主要输出品即为皮毛。其出口地为天津和汉口……拉卜楞有店铺百余家，均回汉商人所开设”^[68]，可见在皮毛贸易推动下，拉卜楞到民国时已成牧区中一著名商镇，并在1928年被定为夏河县的县城所在地。又如玉树结石在民国以前，“结古无铺面，多就家中贸易，所居皆土屋，甚湫隘”^[69]，但到民国初年，有商户200多家，形成了著名的结石古镇^[70]。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于式玉先生通过对青海的实地调查，认为青海藏区的村镇形成原因是:“各处寺院建立起来以后，一部分老百姓为了供应活佛差役，也就离开了游牧大队，来到寺旁定居下来，内地商人，为供给寺院用品……也同他们一起住下来。后来，收购皮毛的商人，也从四方聚居到此。百姓、商人乃形成了今日寺旁的村庄。”^[71]显然皮毛商人聚居是形成寺旁的村庄的重要原因，而这些寺旁的村庄要发展为著名的草原商镇，则主要取决于皮毛贸易的规模，如塔尔寺在“民国元年至二十年，商业兴盛，成为了畜产品和民族宗教用品的集散地，出现了商号、手工业作坊、服务行业等”^[72]，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鲁沙尔商镇。上述说明在皮毛贸易推动下，西北市镇开始向牧区深处推进，这也是西北社会的重大变迁。

总之，皮毛被大规模开发为商品以后，西北市场布局从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格局逐渐转变为以沿黄河为中心的格局。也就是说，西北市场布局历来以东西布局为主的格局，转变为南北布局为主的格局。其中小市场重心也开始向青海、宁夏、绥远转移，也就是说向汉、回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接地区转移的趋势特别明显。但是这种市场布局的变化，后因抗日战争切断了新兴的皮毛贸易路线而中断，其市场布局再次以东西布局为主，再次向汉族集居区转移，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二)改变了西北牧民们的消费结构

贸易历来是改变游牧社会消费结构的主要力量之一，其所需商品的种类也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增加，如历史上，匈奴长期所需的内地商品主要是粮食，次絮缯，而到唐宋时游牧民不仅需要粮食，而且大量急需绢、茶等物品，出现了著名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使游牧民族的消费结构发生部分变化。自晚清皮毛输出得到大规模扩展以后，生活在广大西北的牧民们的财富得到极大的提高，从上面所述的输出商品的比重来看，其财富至少增加了80%(仅就牧民而言)，也就是说牧民们手里的货币(广义)忽然增加了80%。这些多出来的货币主要用来购买粮、布、茶、棉花、糖及其他生活用品。在蒙古草原上，“每年归绥商贩贩运砖茶、棉花、米面等物，分赴各蒙旗，交易驼、马、牛、羊、皮张、绒毛等，春夏而去，秋冬而归”^[73]。当牧区的交易不能满足牧民们的需要时，牧民们带上自己皮毛到集镇上去交易，其交易主要在两个季节，“一是初夏(旧历三四月)为补添历冬所缺乏的物质，如糜子、粟、杂货等;一是初冬(旧历八月至十二月)利用牧畜的秋肥及其皮毛等物产，以交易谷类杂货，准备迎年以过冬之用”^[74]。定远营是阿拉善的中心市场，“沙漠中蒙民，常用骆驼载酥油、皮毛等来城交换米、面、茶叶等物”^[75]。而绥远的临河县“汉蒙交易以粮米、布、茶、糖及牲畜、绒毛、皮张为大宗，蒙旗需要粮米、糖、布、茶、酒，汉商换得只为皮张、绒毛”^[76]。在青海、甘肃甘南藏区，游牧于黄河南岸的“果洛番每年运牛羊、酥油、羊毛、牛皮等物，前往卡布恰、郭密、丹噶尔、塔尔寺等处贸易，回运青稞、布匹等物”^[77];“皮市初春最盛，每于寺庙会期为交易之地，平津皮商前来坐庄收货者，年数十家。牧地人民，以皮易粮及日用品”^[78];青海湟源地区的“青稞销番民，番民以羊毛易去”^[79];青海牧区蒙藏民，“每年秋、冬、春三季(即阳历七月至翌年三月底)将羊毛运至附近集市如贵德、湟源、大通、夏河、临夏等地，与汉民交换茶、布匹、青稞等生活用品”，而大部分青海的“牧民们将羊毛、皮张出售后，又托原‘歇家’买回一年的所需的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等生活资料”^[80]。

从上述材料中明显可以看出牧民们主要用皮毛交换其所需消费物品粮米、布、茶等物，而皮毛输出价值非常庞大，仅从包头皮毛输出价值来看，1922年到1932年11年间达9871万两白银，以包头占整个甘、宁、青、绥4省皮毛输出的70%计，则该四省在此期间共输出的价值约为14101两白银，年均达1282万两白银，这些白银的相当一部分(牧民们掌握的部分)是用来购买粮、布、茶等物。据俞湘文调查，拉卜楞平均每户牧民拥有167.35只羊、41.14头牛、11.08匹马、1.74条狗^[81]，以每只羊产羊毛1.5斤计，则每户可收获羊毛251斤，以每百斤10两白银计，则每户家庭每年可从羊毛输出中可得25两白银。又据时人调查统计，“拉卜楞寺属大小十三庄牧民5700户所养牲畜之统计，有马35750匹，牛113750头，绵羊1169000只，山羊21000只”^[82]，根据此数据可得出拉卜楞寺属牧民，平均每户拥有羊209只，则每户可收获羊毛313.5斤，每户家庭每年可从羊毛贸易中获得31两白银。这些额外增加的收入用来购买粮、布、茶等生活用品，自然会使牧民们的消费品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藏民如此，蒙古牧民也不例外。就绥远而言，从(日)中村信调查结论中可见一斑，其在说到蒙古中部(绥远北部)的畜牧业生产时得出“这里的畜牧以及皮毛类畜牧产品与其说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毋宁说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结论，显然这里的蒙古游牧民是以粮食、布衣为主的衣食消费。在论及整个蒙古风俗时，他说:“蒙古人穿的衣服像中国服，但比中国服做的肥大……夏季穿布夹袄或单衣……富人穿绣有日、月、龙凤图案的绸缎……现今，羊肉、炒米、奶食品、砖茶是蒙古人的主要食物。”^[83]可见游牧民从过去以“衣皮食肉”为主的生活方式，到近代转为以炒米、炒面、茶、羊肉、奶食品为主食，衣服也逐渐改穿布衣为主，农产品在日常消费中的比例逐渐在扩大，有的地区甚至以消费农产品为主，而其游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而生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不得不归功于皮毛贸易大规模进行。不仅绥远如此，整个蒙古地区，也同样发生惊人的变化，这从克拉米息夫的论述可见一斑。克拉米息夫在俄国冒险家、专家及商人十数年对蒙古游牧民的调查统计基础上，对蒙古游牧民使用、消费物品的结构作了量化分析，据他统计，一个普通的游牧民家庭一年服饰用品的总值为78.79元，其中自制的仅占18.3%，为14.4元，外来商品即布匹占81.7%，为64.39元;一个普通的游牧民家庭一年的食物消费总值为471.25元，其中外来粮食的价值为107.5元，占食物总消费的22.9%。就衣食结构而言蒙古游牧民的自制品只占68.7%，为378.05元，而外来商品高达31.3%，为171.89元。而其他物品对外界的依赖也如同衣食一样，最低的是住宅家具占13.6%，最高的是寺院用品占100%，其全部所用物品的30.8%来自外界，其外来商品大大小小近百种^[84]。上述数据说明自清代以来，由于蒙古游牧民对外贸易的广泛开展，使其消费结构完全有别于其祖先，开始逐步与内地消费结构靠拢。

蒙古游牧民如此，那么在西北广阔的草原和高原上生活的其他游牧民族又如何呢?克拉米息夫说:“自北至南，自西至东，蒙古、新疆及甘肃(甘肃在1929年以前，其地域包括现在的青海、宁夏及西蒙)之一部，其居民皆从事同一职业，生产同一货物，且销用同一商品。”^[85]因此，由于其生产的产品的一致性和生活习惯的近似性，他们所需物品与蒙古游牧民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晚清以来，他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从《丹噶尔厅志》有关商品销售状况的记载中，可看出晚清藏蒙游牧民族的消费状况的急剧变化。根据该志卷五记载，我们可估计推算出每年蒙番从丹市购买各类粮食总量约达422万斤(另有140市石酒)，总价值为7.56万两^[86]。当时蒙番从丹市购买的商品总值估计约为18.3万两^[87]，粮食类(包括酒)占其总值的41.3%，不仅如此，随着皮毛贸易不断扩大，蒙番需要粮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丹噶尔厅志》载:“本境粮产原足敷用，以蒙番在丹办粮，故本境所产之粮半售于蒙番，而食粮转资于境外也。”^[88]又言“蒙、番需用青稞近年颇多，约其数，市量在5千石上下”^[89]。从青稞粮食销售量，以前是2000市石左右，近年则达5千市石上下，增加的幅度达一半多，确令人惊讶，从中也可看出蒙番潜在的需要粮食量之巨，这种潜在的需要显然是受到购买力制约，一旦有了购买力便可释放，这便急剧改变了游牧民的食物消费结构。这也可从近代人们对甘肃、青海等藏蒙族游牧区的调查结果得到印证，当然这些地区主要集中于农耕区的边缘，但随着商贸的发展，逐渐向青藏高原腹地推进。据时人估计，“夏河县(拉卜楞)沿大夏河一带所产粮食，只够全县人口三个月之用，所缺九个月五万人口之粮，七成仰给临夏，三成仰给临潭，因之全区惟夏河县年缺粮约一千二百五十万斤，茶、盐、糖，则更要仰给外地”^[90]，“年缺粮达l250万斤”，可见其所需粮食之大，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游牧民已经以粮食为主食，而非专以肉及乳制品为生，无怪乎有人说:“拉卜楞之人民，虽主食肉，但青稞炒面最为不可缺乏之食品。城市人民及已汉化之龙哇(半汉化之藏民)，固赖食粮为生，即远处之藏民，亦来城(或寺)购买。”^[91]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大，这从拉卜楞地区粮食交易粮不断扩大中可看出，见表1。

资料来源:李式金:《拉卜楞之商业》，《边政公论》第4卷第9～12期合刊，1945年12月，第44～51页。

上述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为其他学者的调查所证实。如顾执中、陆诒认为藏族虽然主要以游牧为生，但饮食却以茶、炒面为主，“蕃民逐日赖以为生的炒面，都是从临夏县运来的”^[92]，唐茑也认为以牧畜为主的藏民是以炒面为主食，“每月一个蕃民可以吃炒面四十斤和燕麦两升”^[93]，周希武认为玉树的藏民“食品以糍粑为主，时佐以羊肉，糍粑以酥油及茶下之”^[94]，陈宝全认为卓尼藏族“平日以蚕豆青稞磨粉，不去糠皮，蒸馍制饼，间以羊肉猪肉等”^[95]。这说明甘肃、青海藏区游牧民消费结构与其先祖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原先牧民食物结构与农耕已无多大区别。除粮食之外，如盐、糖、洒等物品之取得更需求诸于贸易，贸易已成为了他们的立命之本。

食物消费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那么其服饰结构又如何呢?在清代以前藏族游牧民(除贵族以外)基本上是衣皮衣、毛衣，不着裤子，而晚清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藏族游牧民的服饰发生很大的变化。

普通牧民其衣着基本上是外衣以皮，多产自藏地，但内衣小衫则多为布衣，则必求之市场，故徐旭当时估计:“若每人每年平均只添制内衣小衫一件以五尺计，则十万人口每年即需五十万尺。以十丈为一疋，则年需五千疋棉布，何况富有之藏民，尚需绫罗绸缎呢?”^[96]男女不着裤子的习俗也得以改变，马鹤天早在民国十六年见循化、拉卜楞以及保安城一带藏民中之“吾屯族”居住土房，“妇女短衣着裤，且多经裤宽腿，青年男女，脑后一辫”，“据居室及男女装饰等观之，吾屯族半同化于汉人之藏族耳”^[97];又如甘南卓尼藏族男女，近代以前男子“终日右袒，不着裤子”，但近代以后“亦多着裤子”，女子则是“平日夏覆白布，冬着山东毡帽，或自制虎头帽、尖顶帽，身着旗袍，腰束红花带，着红裤，长统靴”^[98]，可见藏族在近代的衣食结构之变化甚大。

藏区游牧民不仅衣食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他生活用品也开始了结构性变革，这从牧区交易中心的输入商品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其中贸易中心和农耕中心边缘地区游牧民消费结构首先开始大规模变革。根据上述《丹噶尔厅志》卷五记载的推算结论，可计算出粮类占蒙番购进商品的41.3%左右，服饰用品类占23.9%左右，茶为16.4%左右，其他各类商品占18.4%左右。可见晚请时，丹地周围的蒙番消费外来品以粮、服饰类为主，茶已从第一位退居到第三位，甚至不如其他消费品的总量，其消费商品种类如全数列出当达100多种^[99]，至此传统的“茶马贸易”结构完全被颠覆，从中亦可感受到丹地周围牧民消费变化之剧烈。民国以后，这种变化开始向藏区腹地有力推进，如玉树货物来源:自西藏输入有氆氇、藏红花、羊皮、碱灰、洋布、洋缎、洋线、纸烟等30多种商品，其中大件多数是来自印度。自川边打箭炉来的有茶、哈达、白米、洋布、绸缎、纸类、糖等20几种。自甘肃、西宁、洮州来的有铜铁锅、白米、粉条等10余种^[100]。可见其商品种类的需求也有70多种，说明其消费外来物品比重非常大，不是先前单一的“茶马贸易”结构，从中可窥见其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也可从拉卜楞输入之商品比列中也可得到证实，根据《拉不楞之近况及其开发意见》一文中所列“拉卜楞每年输入主要货物平均额表”，可计算出拉卜楞主要输入商品的总价值为440305元，其中粮食类为146495元，占其总值的33.28%;茶类为119080元，占其总值的27.04%;布类为73680元，占其总值的16.73%;其他主要输入商品，包括青盐、青油、纸张、黄烟、瓷器、糖类、纸烟、铜具为101050元，占其总值的22.95%。接着作者说:“以上所列皆就最大者而言，其他输入之零星杂物玩具器品菜果等项，不下十万元。”^[101]可见游牧区所需商品品类之繁多。因此青海牧区商品需求结构有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历来以茶为输入商品之大宗的局面，逐渐变为以粮食、布为大宗的局面，它们的比重超过了50%，茶虽然依然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其垄断商品输入的局面已被打破。这反映了牧区对农耕区的产品依赖从单一向多样性的方向不断发展，且强度不断加大的趋势，也反映出其消费结构的变化在不断加大和深化。

(三)皮毛贸易引起西北皮毛工业的发展及其近代化

皮毛加工业是西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历史非常悠久，但其大发展则是近代皮毛贸易大规模输出以后的事。据《丹噶尔志》卷五记载，清咸丰以前销往牧区的湟源藏靴“每年约万余双，其价值自六七钱至一两余钱不等，以现时八钱估价，共银八千余两”，到光绪年间，年销量增至10万双，并远销西藏、宁夏、甘南等地，当时湟源个体鞋匠达80余家，较为出名的有张文祥，王佑保、李得文，权永昌等。这说明湟源皮毛大规模输出后，在皮毛贸易的带动下，其皮类手工业扩张了10倍。据调查，湟源“手工业者中，以羊皮工业为其主要;每年制成熟皮或制成皮衣，以销售外省”^[102]，可见皮毛手工业是湟源的支柱产业之一。西宁在皮毛贸易大规模输出以前，皮毛手工业甚是薄弱，但近代以后，“西宁辖境内，关于工业之原料，以皮毛为大宗”，其中以皮毛加工的产品，在1930年代初，年产值约为93642元^[103]。并在1920年代开始引进机器进行生产，“南川加牙，自民国十六年设立裁缝工厂后，聘请宁夏工人，仿效宁夏裁绒办法，每年改良出品……至于省垣在民国二十八年间成立第一职业学校后，亦附设裁缝工厂一所，所用工人多系兰州聘请而来，所裁褥氈较加牙所出者尤差”^[104]。只是西宁有机器工业者唯裁缝一项而已。循化县，“工业则有手工业多种，如裁缝，铁器，木器，毡毯毛织物尚为发达，毛织物虽设工厂制造，只因未办机器，无有进步，且产量亦不多”^[105]。1920年代，循化“在建设局内设民生工厂一所”^[106]，正式引进近代工业组织形式。民和县，“其重要工业出产品，有毛织品之褐子约年产一万五千匹，毛毡约五万余条，价五万余元，羊皮年约九万余张，牛皮年约六千余张，价共九万余元”^[107]，总产值达140000余元，可谓盛况。贵德年产皮革类制品(皮鞋和皮衣)共13000余件，其中皮鞋6000双，毛织品类(毛毡和毛袜)共8200余件。贵德之手工业产品，“除皮毛二类由商人运至天津、上海、陕西一带销售外，其余均在本境内销售”^[108]。共和县手工业集中于皮毛，在1930年代初，年产“裁纹褥五百余条，每条八元;毛褐一千余个，每个三元;皮鞋五千余双，每双四元”^[109]，总产值约27000元，而这种情形亦是近代之产物，顾执中、陆诒言:“全县属民，除少数的汉回外，都在游牧时代，无工业可言，惟设县后，操手工业者，已多于前，则为事实。”^[110]亹源县，“县属居民，除游牧务农者外，操手工业者为数极少，其产品自无可言”，但皮毛手工业也有一定的数量，“年产毛毡约三千条，皮鞋约六千双”^[111]，产值共约27000元。化隆县年产粗褐布(毛织品)12000拖余，每拖0.4元，年产皮鞋5000双，每双3元，^[112]价值共约20000元。乐都县手工业比较幼稚，各种手工业者共318户，其中包括皮革业和毛织业，皮革年产价值约4500元^[113]。互助县手工业相当薄弱，无毛织业，皮革业年产值仅约1000余元^[114]。在绥远，“手工业中，握绥省工业之重心……阙为制毯业，与制毡业……绥远全境，每年制裁绒毯十余万方尺，价值二十余万元，制毛毡二十六万余方尺，价值三十余万元……从事制毯制毡之工人，约有万人”^[115]。在宁夏，“宁夏地处边陲，交通闭塞，在昔工业，故步自封……惟有绒毡、羊皮甬、坑毡、毛袋各小行，其中以裁绒毯一类颇为著名;然皆为手织工业，无一机器之大小工厂……至民国二十三年，有私人试办之同济工业社，内装小机数架，专制线袜”^[116]。

甘肃皮毛手工业的发展历程与青海、宁夏、绥远的情形大致相同，且西北第一个近代化工业便是在甘肃建立的羊毛纺织业，“光绪二年，左宗棠之兰州织呢局，以二百万两在兰州畅家巷设立，购置德国梳毛机四部，织呢机二十部，提花机两部，来复式纺纱机二部，西北固定纺纱机一部，聘用工师，从事制造，此实为七百锭最悠久最完善之纺织工厂也”^[117]。“兰州织呢局既为西北最著名之工业先河，其至今尚能存在乃几经沧桑也，像该局在光绪九年曾改为洋炮局，光绪十三年又改为织呢局，民国元年由官商集股合办，更名甘肃织呢公司，民国四年又停办，民国十年至民国十五年又开办，改名曰织呢厂。未几又停办，又民国八年至二十四年省府又行恢复，抗战后二十七年，政府以军需，生产改属军政部改名曰军政部第一织呢分厂，三十二年又有改组归省之议”^[118]。甘肃织呢总局创办为甘肃皮毛及其他工业奠定了基础，继之后，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民国32年(1943年)，甘肃出现了129家近代化皮毛加工厂，占到当时新兴纺织业168家的77%^[119]，其重要地位因抗战时期内地工业和技术人员的迁入更显得突出，从下表可窥见其规模。现将民国32年甘肃省毛纺织工厂统计如下。

上表所列的129家毛纺织厂，成立于1938年以前的有5家;成立于1939年的有20家;成立于1940年的有33家;成立于1941年的有32家;成立于1942年的有13家;成立于1943年的有26家。从其成立年代分析，甘肃的新兴毛纺织工厂基本上集中在1939年到1943年这5年间，共成立了124家，这反映当时新兴的毛纺织业发展是较迅速的。

就其地区分布而言，其中兰州最多有66家，天水有8家，榆中有9家，秦安有8家，甘谷有6家，平凉有2家，武威有5家，临夏有3家，临洮有2家。这些地区均为甘肃的皮毛贸易重要市场，尤其兰州在甘肃乃至西北皮毛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皮毛贸易“先集中于兰州，乘黄河经宁夏以达包头，再搭津包车运抵天津，然后加以整理包装，运往美德日诸国”^[121]。具体而言，“甘肃之甘州、临洮等各地羊毛，多先集于兰州，由水陆以运包头”^[122]。兰州是甘肃贸易中心，其东部可通西安与中原联系，北路可达宁夏并通包头、绥远，西路通至新疆，西南可通西宁而达西藏，南路通至四川。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连接甘肃与其他地区的甘川贸易、甘陕贸易、甘京贸易、甘青藏贸易以及甘新贸易均以兰州为中心，可以说兰州的商业盈缩直接影响着西北商业兴衰，故时人称之为西北及甘肃商业之“总汇”，近代以来“新疆、青海及本省各地运来之皮毛多集中于兰州，然后运销至其他市场”^[123]。兰州的皮毛贸易中心地位其巨大的皮毛贸易量，皮毛贸易刺激了近代新兴皮毛工业的兴办热潮，其他各地兴办的毛纺织工厂最多两家。

从其组织分析，公营的有13家，合作社组织的有54家，公司组织的有3家，合伙的有57家，独资的有2家。反映当时合伙私人兴办工业出现了高潮。

从工厂资金来看，100万以上者无，10万元以上者仅24家，不到万元者达41家之多，这反映了当时兴办的大多数工厂资金是较为短缺的。工厂的总资金共有712.3万元，占到当时甘肃纺织工厂总资金的87.5%，这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毛纺织业规模已大大超过了棉纺织工业，而且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毛纺织工业发展是较为迅速的。

从各工厂职工人数看，100人以上者仅3家;不到20人者达72家，其中10人以下者就有18家，这反映了当时兴办的工厂整体规模较小，大工厂较少。职工总人数共有3324人，占到当时纺织工人总数的83%，这也说明了当时毛纺织工业发展的迅速。

关于生产设备，在《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中:“手工纺车一万六千台，织棉成品之木机约有一千六百台，铁轮机约有五百台，七七纺纱机约有十二台，新式毛纺机有十五套。”^[124]

各厂生产的毛纺织物种类，名目繁多，有毛线、毛衣、毛呢、毛褐、军毯、毛毯、栽绒毡。关于其生产量，《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中记载:“纯毛织者四万锭，棉毛交织者二万锭，各种毛毡约十六万条，栽绒毡一万六尺，毛褐八万锭，毛线十一万斤，毛衣三万套。”^[125]关于其价值，《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中写道:“棉毛各项成品总值十万万元。”^[126]关于毛纺织厂对羊毛的需求量，《西北建设论》中写道:“羊毛之需用量据二十八年五月至三十年七月，共用毛一百二十七万斤。”^[127]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甘肃毛纺织工业在当时来说规模是很大的，其分布多在兰州、天水、平凉、武威等皮毛贸易较发达地区，这也说明了皮毛贸易对皮毛加工业的促进作用。

甘肃省以产羊皮很野牲皮闻名于世，所以皮衣、硝皮业作坊这种传统的制革业较为普遍，其中皮衣制造在平凉、武威、兰州、岷县、临潭、秦安、天水、清水、陇东等县均有皮货店，但是规模都较小，而且为小本经营，向外输出者很少，大多都在本地销售。硝皮业各县也大都有硝皮作坊，由于制造方法，使用材料，应用工具简单，所以出品质地不佳，基本上用于本地销售，几乎没有输出。

甘肃传统手工作坊业在皮毛贸易的扩大和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冲击之下，甘肃出现了一批近代化的皮革业，皮革业在兰州、天水、武威、临夏4地较发达，这4地均为甘肃皮毛贸易中心，其中兰州是西北皮毛贸易的3大中心之一，所以此4地出现近代化的皮毛加工业有着丰富的资源。全省出现了31家皮革厂，现将甘肃皮革工厂列表如下。

以上材料中，从时间上看，甘肃这31家皮革工厂都是在1926年到1932年所建，其中1930年一年时间就新建了10家，1931年新建了6家，这两年时间共建了16家皮革工厂，说明了皮革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但从资本额上看，100万资本额以上者仅两家，10万元资本额以上者10家，这反映出当时皮革工厂资金较为短缺。从职工人数上看(有数字统计的22家)，20人以上者9家，反映出了当时工厂规模较小。从地区分布看，兰州最多有20家;天水有5家;平凉有2家;武威、临夏各1家。这几个地区均为甘肃的皮毛贸易中心。从产品种类看，可以分为民用和军用两大类，而且军用品种较多，反映当时战时对皮革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当然西北皮毛贸易引起的西北社会变迁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它还对蒙藏民族的思想意识、生产结构等各方面变化和进步都产生着推动作用。如皮毛贸易催生了普通牧民的经商意识。以前蒙藏民族商品意识和货币观念淡薄，不善经商，甚至耻于经商，因“不知商术，大率以物易物，与汉人交易，惟通事之言是听，通事遂得上下其手，以获厚利”^[129]，近代后期其商品价值观已有所提高，“一只针换一张羊皮，一盒火柴换一张狐皮的情形，在甘肃边区的藏民里已经没有了”^[130]。而且蒙藏两族的商人由于交识最广，阅历最富，往往成为“全族一等人物，全族民众谁也依藉着，敬意着他们”，并且随着皮毛贸易的推进，牧民们还常常作汉商的代办人，按汉商的要求协助汉商专收皮毛，“到牧民生产羔皮，或在剪毛时期，或在猎夫打猎丰获，将驮兽皮、鹿茸、麝香等物，凱旋回幕时，总在他人听闻的前，就敏捷的自费人工、时间、齐备牛马，去替客商收账或去争先收买的”^[131]。即便在果洛如此落后的地区，到40年代“人民除牲畜之外，以狩猎为副业，兼营商业”，尽管“因商人资本少，每年仅走一次，所生利息，仅够糊嘴”^[132]。但毕竟在草原出现众多牧民商人，其经商意识开始深入牧民心中。在生产结构方面，蒙番各部落向以畜牧狩猎为唯一生产方式，而到近代后期，已出现“居民(番族)改牧为农者，垂数十年，畜牧已成副业，牛羊皆不成群”^[133]的情况。如拉卜楞地方“本为一天然牧区蘘无农耕可言”^[134]，但到20世纪40年代时，“兹据该县(夏河县)卅一年(1942年)所计，全县有农户约四百余家，共有农田一万四千九百余亩”，又“据在藏区各处多方面探询调查，知道寺院属或土司属的佃户，最多的有七八块，最少的有三四块，块之大小不等，自三五亩至十四五亩都有”^[135]，故徐旭先生认为，甘肃藏南地区的藏民可分为3种，熟番、半番和南番，其中熟番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半番过的是半农半牧的生活，只有南番依然过着游牧生活^[136]，可见藏民从事农业的已有不少。同时，随着皮毛大规模输出，西北的运输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皮筏运输以快捷、载货量大、运价低廉而很快在甘、宁、青形成气候，出现了舍陆取水之势。据记载，仅青海民和县就有专业筏客五六十户，在甘肃筏户中还形成兰州、靖远、条城等帮派，这些筏客来往于包头与青海之间1600多公里的黄河水上航道上，承运皮毛、粮食等货物，后来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运。结果这里外运货物中70%以上通过筏运完成，而传统的“脚户”用驴、马、骡、骆驼等畜力陆路承运量只占30%^[137]。于是在西北出现一个新的职业群体，即“筏子客”。在围绕皮毛包装和整理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兴职业，诸如拣毛工、洗晒工、打包工、装卸工等等。如石嘴子的居民“多以牧畜为业或，在洋行梳毛，日可得工价三钱余”^[138]。这一系列的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挖掘。

[1]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0页。

[2]渠占辉:《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14页。

[3]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第1期，第73页。

[4]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第27页。

[5]罗麟藻:《毛业与西北》，《开发西北》第2卷第5期，1934年5月，第28～29页。

[6]朱桦:《促进固海羊毛生产事业刍议》，《新西北月刊》第3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44页。

[7]《丹噶尔厅志》载各类输出商品价值如下:羊毛20万两，驼毛4000两;羔羊皮8万两、大羊皮3000两、马皮(包括驴皮)5000两、野马皮8000两、牛皮1.5万两，野牲皮5000两(上述各类皮中包括各类加工皮如股皮、版子、脅皮等1万两)、玉树过境各种皮类约2万两;马5000两、牛5000两、羊3万两;大黄1万两、鹿茸2万两、鹿退干角3000两、麝香2000两;蘑菇500两、鱼8000两、硼砂4000两、金1.5万两、青盐8000两。(宣统《丹噶尔厅志》卷五，第1～15页。)在上述输往丹境以外的商品中，如牛皮、羊、鱼、青盐等部分输往境外，部分在本境销售，故丹噶尔实际输出的商品价值应在40万两左右，为了论述的方便，全作输出看待，这不会影响文章的结论。其结语言:“(丹噶尔)咸丰同治久经戎马，番货委积顾问无人，丹地商业之衰未有甚于当时者也。嗣因收买羊毛之商来者日多，各种皮货贩者亦众，故货价蒸蒸日上，视襄昔似大有进步矣，然每年进口(‘口’指‘市口’，因此‘进口’实为输出——作者注)之货推其极数约四十余万”(宣统《丹噶尔厅志》卷五，第16～17页)。这与我上述推算基本吻合。

[8]周希武:《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上述数据是根据其“青海蒙番每岁货物进口(‘口’指‘市口’，因此‘进口’实为输出——作者注)货物一览表”计算出来的。

[9]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304～306页。上述数据是根据其“民国二十一年青海西宁输出情形一览表”计算出来的，其中毛类原数据为14769600元，其计算有误，改为1476960元。

[10]朱镜宙:《甘肃最近三年间贸易》，《开发西北》第3卷第5期，1935年5月，第45页。

[11]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35册，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1年版，第387～399页。

[12]《拉卜楞之近况及其开发意见》，高长柱编著:《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1年4月初版，第441～442页。

[13]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5册《建设篇》，1942年刻印本，第272页。

[14]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宁夏省人文地理图志》，1946年油印本，第294页。

[16]马廷诰:《包头交通运输业梗概》，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5辑，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4年排印，第101～102页。

[17]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1年5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8]渠自安口述，刘静山笔记:《包头的钱行业》，包头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档案馆:《包头史料荟要》第5辑，包头市档案馆，1980年编印，第95页。

[19]沈整理:《皮毛首户广恒西的六十年》，《包头史料荟要》第1辑，第147页。

[20]张元彬:《一蹶不振的青海羊毛事业》，《新青海》第1卷第9期，1933年9月，第8页。

[21]张得善:《淘金建设青海疑义》，《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5页。

[22]紫东:《从近年来中国畜产品的国际贸易谈到西北畜产资源的现状》，《西北论衡》第9卷第1期，1940年1月，第46页

[23]［日］中村信著，许同功译:《蒙疆经济》，《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9辑，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1985年编印，第199页。

[24]苗子安等口述，刘继云、徐世雄整理:《宁夏八大商号》，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宁夏老字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5]张元彬:《一蹶不振的青海羊毛事业》，《新青海》第1卷第9期，1933年9月，第7页。

[26]充一:《陕甘宁青绥五省之财政》，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三)》第九十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83页。

[27]充一:《陕甘宁青绥五省之财政》，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三)》第9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82～284页。

[28]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85页。

[29]［日］中村信著，许同功译:《蒙疆经济》，《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9辑，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1985年编印，第11页。

[30]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第37页;罗麟藻:《毛业与西北》，《开发西北》第2卷第5期，1934年5月，第28页。

[31]［日］中村信著，许同功译:《蒙疆经济》，《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9辑，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1985年编印，第198～199页。

[32]上述路线是作者根据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俄)克拉末息夫著、王正旺译:《中国西部之经济状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以及西北各省区政协所编的关于皮毛贸易的《文史资料》等诸著作中有关皮毛贸易路线和市场总结得出的。

[33]参阅内蒙古文史研究馆:《解放前的包头商业》，《包头史料荟要》第1辑，第116～118页。

[35]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30页。

[36]渠自安口述，刘静山笔记:《包头的钱行业》，《包头史料荟要》第5辑，第91页。

[37]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4页。

[38]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蒙古工商史料》，内蒙古文史书店1990年印行，第216页。

[39]斌:《张家口包头在西北经济地理上的重要性》，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一)》第八十八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03～505页。上述数据是根据其各类皮毛输出各表统计计算出来。

[40]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蒙古工商史料》，第246～247页。

[41]罗麟藻:《毛业与西北》，《开发西北》第2卷第5期，1934年5月，第28页。

[42]刘廷栋:《外国洋行在石嘴山》，《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宁夏老字号》，第169页。

[43]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44]刘廷栋:《外国洋行在石嘴山》，《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宁夏老字号》，第168页。

[45]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46]李风藻:《解放前的宁夏商业》，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宁夏文史资料》第2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5页。

[47]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页。

[48]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2～13页。

[49]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50]民国11年在包头羊毛、甘草、枸杞，每百斤最高价分别12、14、9两包平银，麦子(假设其与大米价格相同)每担8元大洋。(斌:《张家口包头在西北经济地理上的重要性》，第503～511页)。则民国7年(以民国11年物价为标准)，中卫皮毛(以羊毛的价格计算，这显然有所低估，因为皮毛构成中绒毛和驼毛的价格都远远高于羊毛)输出的价值约为24万两，甘草约为1.4万两(以1000担计)，枸杞约为3.24万两(以1500担计，约36万斤)，大米约为6400两(以800担计)，红枣2.5万吊(以2500担计)，约2.5万两，至于梨、桃，其总价值不会超过1万两。据上计算，中卫每年输出的商品价值约为32.78万两，皮毛占其总价值的约70%。

[51]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52]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2页。

[53]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3页。

[54]李风藻:《解放前的宁夏商业》，《宁夏文史资料》第22辑，第212页。

[55]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56]吴成等口述，刘策、高树瑜整理:《银川毯坊》，《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宁夏老字号》，第153页。

[57]刘士勋:《毡坊和纸坊》，《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宁夏老字号》，第150页。

[58]王金绂:《西北地理》，立达书局，1932年初版，第417～418页。

[59]藩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中央银行丛刊)，商务印书馆，第68～69页。

[60]李屏唐:《兰州羊毛市场之调查》，《贸易月刊》第4卷第8期，1943年3月，第44～45页。

[61]杨应琚纂修:《西宁府新志》卷9，清乾隆12年刻27年补刻本，第13～14页。

[62]张庭武修、杨景升纂:《丹噶尔厅志》卷5，清宣统2年甘肃官报书局排印本，第16页。

[63]自强:《中国羊毛之探讨(续)》，《新青海》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1页。

[64]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04、311、300页。上述工业产值数据是据其“西宁主要工业出产品表”统计出来的。

[66]马鹤天:《甘肃藏边区考察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西北民俗文献》卷20，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1年版，第101页。

[67]马鹤天:《青海考察记》，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190～191页。

[68]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西北民俗文献》卷22，第318～319页。

[69]周希武:《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70]高永久主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71]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72]王恒生主编:《百县市经济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74]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65页。

[77]周希武:《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重版，第38页。

[78]《青省皮产调查》，《开发西北》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第40页。

[79]李烛尘:《西北历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80]蒲涵文:《湟源的‘歇家’和‘刁郎子’》，政协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政协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1年印行，第37页。

[81]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西北民俗文献》卷22，第373页。

[83]［日］中村信著，许同功译:《蒙疆经济》，《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9辑，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1985年编印，第78、25～26页。

[84]［俄］克拉米息夫著，王正旺译:《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5～180页。就食物结构而言原作者列蒙古人自给的价值为363.75，应占总值的77.188%，应约为77.2%，但原作者列为77.1%;由外商输入的食物总值为107.5，应占总值的22.811%，应约为22.8%，但原作者列为22.9%(克拉末息夫著:《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第167页)。因相差甚微，为了尊重原作者，该数据在本文中不作变更。

[86]时丹地上市之杂色粮(本境产者为主)每年约万余市石，共银7万两(按:市量一石为时仓量4石，即400斤为1市石，售于蒙番者半)。但仅丹地所产粮食不能满足蒙番之对粮食的需求，从外地贩运而来的麦面五千余市石，共银4万两(半售于蒙番);青稞二千市石，共银1.2万两(全数售蒙番);挂面50余万斤，共银6000两(五分之四售于蒙番);大米百余市石，共银3000两(部分售于蒙番，以三分之一售于蒙番计);小黄米市量百余石，共银2000两(本境食用，一般不销往蒙番);酒二百余石，共银4千两(大半售于蒙番，以70%售于蒙番计)。可见当时丹城销售的粮食达17200多市石，为68800仓石，共688多万斤，另还有50余万斤挂面，共738多万斤，其中422万斤销往蒙番，价值达7.28万两白银，加上酒的2800两，共为7.56万两。(宣统《丹噶尔厅志》卷5，第1～15页。)

[87]当时蒙番从丹市购买商品主要有四类:粮类，共银7.56万两。茶类估计为3万两左右，《丹噶尔厅志》载:“茶自兰州运来，每年约万余封，大半售于蒙番，每封现价二两，共银二万两，此外如黄茶(竹筐所盛)、砖茶(川字号无纸封者)，虽例禁亟严，而番僧蒙番私相交易于境内者亦不少，然形迹诡秘其数逾难询访而知矣。”(宣统《丹噶尔厅志》卷五，第12页)。现假设走私的茶与政府许可销售的茶数量基本一致，又估计这些茶75%售于蒙番，共估计银三万两。服饰用品类:时在丹市销售的洋布五千疋，共银3万两(大半售于蒙番，以70%计);大布一千卷，共银2.5万两(十之七八丹境服用，少部售于蒙番，以30%售于蒙番计);羽绫约一百疋，共银600两(全数售于蒙番);洋缎约四百疋，共银3200两(半售于蒙番);皮靴万余双，共银8000两(皆售于蒙番);哈达万余条，共银300两(皆售于蒙番)。据上记载推算，其总值约为3.9万两，如加上该志没有确切说明销售地的，根据其他史料推断，应有少部分销售到蒙番的有:毛织品(包括毛口袋、毛褐、毛毡，共银1.4万两)、帽子(共银1500两)，以其30%售于蒙番，则为4650两，则蒙番每年在丹市购买服饰用品共为4.365万两。其他各类商品:佛金2000两(售于蒙番);铁锅1500两(大半售于蒙番，以70%售于蒙番计);铜器1000两(全数售于蒙番);小刀600两(专售蒙番);义马灯、斧头之类900两(皆售于蒙番);木箱子900两(皆售于蒙番);马鞍1000两(售于蒙番);清油1万两(十之三四售于蒙番，以35%售于蒙番计);小木筒300两(皆售于蒙番);水菸1万两(90%售于蒙番);细泥瓷器6000两(十之七八售于蒙番，以75%售于蒙番计)。根据以上记载可推算其他商品的总值约2.475万两。如加上没有明确说明销售地的杂货(列有38种商品，共银3万两)，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当有多种销往蒙番，如针、线之类，以其30%售于蒙番计，则为0.9万两，则蒙番每年购买其他商品总花费为3.375万两。把上述各大类商品价值加总，可推算出丹市每年售于蒙番商品总值达18.3万两。(宣统《丹噶尔厅志》卷5，第1～15页。)

[91]《拉卜楞之近况及其开发意见》，高长柱编著:《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437页。

[92]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5～86页。

[93]唐茑:《拉卜楞蕃民的经济生活》，《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西北民俗文献》卷24，第157页。

[94]周希武:《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95]陈宝全:《陇南各县政情调查纪要(五)》，《西北论衡》第9卷第1期，1941年1月，第79页。

[97]马鹤天:《青海考察记》，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第183页。

[98]陈宝全:《陇南各县政情调查纪要(五)》，《西北论衡》第9卷第1期，1941年1月，第79页。

[100]周希武:《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6页。

[101]《拉卜楞之近况及其开发意见》，高长柱编著:《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440～442页。在计算各种物品中，原作者计算有误，其中“酒”原作者列其总值为3825.00元，其计算有误，我改为3375.00元;“纸张”原作者列其总值为19200.00元，其计算有误，我改为43200.00元;“纸烟”原作者列其总值为6440.00元，其计算有误，我改为1840.00元;“铜具”原作者列其总值为1260.00元，其计算有误，我改为910.00元;色组布原作者列其总值为3780.00元，其计算有误，我改为3600.00元。

[102]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374页。

[103]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304、311、300页。上述工业产值数据是据其“西宁主要工业出产品表”统计出来的。

[104]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299页。

[105]《调查·青海循化县之社会概况》，《新青海》第2卷第8期，1934年，第55页。

[106]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236页。

[107]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205页。

[108]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263～264页。

[109]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355～356页。

[110]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361页。

[111]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414页

[112]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249～250页。

[113]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217、219页。

[114]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局1934年版，第327页。

[117]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丛刊》第3辑，1943年12月，第146页。

[118]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丛刊》第3辑，1943年12月，第147页。

[120]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甘肃省图藏手抄本，第115～132页。

[121]王建张折桂:《甘肃羊毛产量估计》，《新西北》(甲刊)，1942年第6卷，第1、2、3期，第118页。

[122]王化南:《西北毛业鸟瞰》，《新西北》(甲刊)，1942年第6卷第1、2、3期，第143页。

[123]汤逸人:《西北皮毛之现状及其前途》，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0辑，第364页。

[124]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丛刊》第3辑，1944年12月，第157页。

[125]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丛刊》第3辑，1944年12月，第157页。

[126]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丛刊》第3辑，《西北问题丛刊》，1944年12月，第157页。

[131]张元彬:《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新青海》第1卷第10期，1933年10月，第131页。

[132]黄举安:《进步中的果洛》，甘肃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图书馆，1984年版，第468～469页。

[133]李自发:《青海共和县考察记》，《新青海》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第45页。

[134]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135]徐旭:《西北建设论》，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77页、第66页。

[136]徐旭:《西北建设论》，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62～63页。

[137]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0～731页。

[138]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