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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在经济上，呈现为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交错分布的特点，经济互补特性很强;政治上则呈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交错，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交错的特点。这是一个经济、文化形态和民族特点繁杂错置且互相影响补充的地区，游牧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游牧经济具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即脆弱性和单一性。游牧经济的脆弱性，由于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从而导致了游牧社会生产极具不稳定性，时时需要农业区的补给和赈济，故其对农业经济区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游牧民族所进行的单一游牧生产，缺乏必要的手工业相辅助的经济结构，使其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以及粮食(主要指小米)、茶、绢(布)等主要衣食之用不能自给，尤其是茶和绢(布)这些重要的衣食之需，自己完全不能生产，全依赖于农耕经济区，这大大加深它对农耕区的依赖^[1]。游牧民族的依赖性必然导致游牧区与农业区以各种形式不断加深交往，交往的结果必然是双方文化的互相渗透。农耕文明首先是通过商品交换和战争使农产品向游牧社会渗入的。而农产品进入草原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且是一种文明的渗入，游牧民族消费农产品的同时，也意味着农耕文明的衣食习俗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游牧民族生活中，部分改变了它的固有的衣食结构。当农耕民族的衣食结构部分转变成游牧民族的习俗时，如饮茶、喝米粥、穿布衣等等，即使游牧产品足以满足它的衣食需求，也会使它对农耕区产生相当的依赖，于是商品交换和掠夺便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随后便是农产品源源不断的流入草原，进一步改变游牧民族的衣食结构，从而进一步加深它对农耕文明的依赖。一旦农耕区切断与它的经济联系，它便不惜动员一切力量，用大规模的战争来恢复这一正常的经济交往，甚至掠夺大量的农耕人民去草原，强迫他们为自己生产农业产品来满足这种需要。历史就是这样在草原上演绎着，如匈奴、突厥、回鹘、吐蕃、蒙古都曾大规模掠夺农耕民族去其草原耕种。而大量的农耕民涌入，不仅仅一群人，而且是一群文化实体，这个文化实体更深更广地影响着它固有的文明。但通过战争和掠夺的方式来获取农产品是不稳定，这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从历史的长期过程来看，内地农耕区的力量比西北及北方的游牧区要大的多，而在游牧区发展农业又为其自然环境不宜农耕和其游牧习俗的顽固性所限制。因此商品交换才是真正解决游牧民生活和发展的手段，而且是稳定且长期起作用的方式，于是商品交换成为游牧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对农产品需求的驱使下，在农耕文明的反复长期冲击下，游牧民族内部需求结构会发生部分质的变化，从而使其对农业的产品依赖从单一向多样性的方向不断发展，且强度不断加大。从史料来看，匈奴长期所需的主要是粮食，其次是絮缯，而到唐宋时游牧民不仅需要粮食，而且大量急需绢、茶等物品，出现了著名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近代，并且贸易的内容在不断扩大。

正因为游牧民对农耕区有如此强烈的依赖，且越来越强，因此商品交换成为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早在宋元明时期，这种依赖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更不用说近代了。如宋末元初，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时，不仅在军事上给予阿里不哥以痛击，而且还利用其占据中原地区的有利条件，对阿里不哥实行经济封锁，下令断其交通，绝其粮饷，禁绝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这促使了巴林地区陷于混乱，“物价腾涨”，出现了“大饥荒”^[2]。从而使阿里不哥陷于窘困，无力再战，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了。阿里不哥控制的是游牧经济区，其失败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经不起中原地区对其实行经济封锁的打击，他败在游牧经济的对外依赖上。再如明初，明、蒙处于军事对立状态。明朝为了阻止蒙古贵族南下，对蒙古地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将大批塞外从事农业、手工业的居民迁入塞内，禁止汉人出塞，蒙汉之间正常的经济交往基本中断了。而蒙古内部的战乱又使蒙古地区原有的农业破坏殆尽，农田荒芜，城镇、村庄被毁;封锁使蒙古地区缺乏原料、工具、技术和专业人员，原有的手工业、商业也衰落了。蒙古地区(除兀良哈等少数地方之外)，又退回了单一的游牧经济。经济封锁和战乱致使蒙古地区缺衣缺粮，物资极度匮乏，“(农业较为发展的)兀良哈等处告饥，原以马易米”^[3]，而其他地区就更惨了，到春荒时便是“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4]。当时蒙古地区的状况是“日无一食，岁无二衣，实为难过”^[5]。遇到天灾疾疫，就更为悲惨，“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6]，“衣裳坏弊，肌体不掩”^[7]。那时整个蒙古地区陷入一片饥饿的困苦之中。因此，商业是游牧民族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也是内地和西北各民族加强联系最有力的力量。我国之所以几千年以来一直能够维持大统一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互补性很强。游牧经济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农耕经济的补给，而内地的畸轻畸重的“跛足农业”^[8]，使其军事上所需的战马不能自给，所需的生产和运输的牲畜也不是能完全自给，这一切使内地农业区对游牧区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使它们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而维持这种联系的便是商业。所以虽然历代中原王朝主要是采取通过加强双方贸易来发展民族之间血肉关系的民族政策，但也总是把政府控制对西北的贸易看作制服西北民族的一件锐器和制驭西北民族的一项重要的“外交”策略。各个朝代的“沿边贸易”政策对西北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对游牧民族的生活和发展的影响尤巨。

正因为商业在西北的特殊地位，所以各个朝代特别注重西北商业控制，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早在西汉时期，中原政府对西北贸易就十分重视，在开辟“丝绸之路”的同时，强调“通货羌狄”的重要，通过“丝绸之路”开展“沿边贸易”，使中原经济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连成一体。除此以外，还通过“通贡”“互市”和在民族地区的边缘设置“榷场”等方式，加强双方的贸易往来，但双方一旦出现紧张局势，则采用禁“通贡”，禁“榷场”，禁“互市”的方式来驾驭西北各民族。在宋以前，各个朝代对西北民族地区的贸易政策基本上是沿用汉朝惯用的方式，宋以后，由于西北民族的衣食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喜欢穿绢(布)，嗜茶如命，粮食消费也在不断加大，于是对内地经济的依赖度也不断加大，而宋又是个积弱积贫的政府，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对西北民族的影响也集中在经济上。如宋在军事上对西夏的行动中屡屡失败，但在经济上却能对西夏产生有力的影响。如在元昊发动战争前的德明时期，西夏守境息民，双方互通友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9]。于是出现了“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记，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10]的盛况。但元昊发动战争后(仁宗年间)，宋朝便关闭榷场，断绝和市，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西夏物价飞涨“民间尺布值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11]。鉴于这种情况，宝元三年(公元1039年)，元昊便“复要开置榷场”^[12]。而宋朝却以禁绝“和市”要挟西夏称臣。为此，西夏不得不作出让步，“元昊遣史，因缘边吏，卑辞纳款，顿颡称臣……思私(当作和)市之利故也。”^[13]宋神宗和哲宗时因战争同西夏断绝贸易，同样使西夏感到巨大的压力，史载:“先帝用兵累年，虽中国靡然，夏人困折几于亡……岁赐既绝，和市亦绝，虏中匹帛值五十千文。”^[14]“梁氏淫凶，人心携贰，自岁赐和市两绝，财用困乏，匹帛至十千文。”^[15]个中原因在于西夏经济对宋的依赖性，诚如时人司马光所说:“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中国乳哺之矣。”^[16]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西北的贸易控制成为其主要制驭西北民族的手段之一，同时也能保证战马的庞大需求，于是宋朝出台了官方控制西北贸易的政策，对西北民族最需之茶控制尤严，实行了官买垄断茶马贸易制，成立了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这种制度为元所承袭，其曾在北京和甘肃陇西设局专卖。明则承宋元并有所发展，它不仅在在西宁、河州、洮州、甘州设茶马司，专营西北“沿边贸易”，而且为了保证官买垄断的有力实施，还实行了“金牌签发之制”“贮茶易马之制”“巡查私贩之制”等配套的制度，可见明朝对茶马的极当重视。清初承明制，在西宁、河州、岷州、兰州、平番设立五个茶马司，也有“巡查私贩之制”，管理茶马互市。但随着清朝大一统局势的稳固，尤其是西北及北方边疆的稳定和巩固，作为军事用马的来源比宋明时要广的多，所以到康熙时，官买茶马贸易制不断松弛，故“招中无几，停止易马。雍正时，虽谋恢复，而以供需之不同，未能实现，嗣后番汉交易，另开途径发展”^[17]。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改变了官买垄断茶马贸易的制度，而确立了著名的官茶引贩制度^[18]，在这个制度下“官歇家”逐渐取代了“茶马司”的职能。这种制度延续到近代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起义收复新疆的时候。他改“官茶引贩制度”为“以票代引制度”(后述)。虽然有清一代，其对“沿边贸易”的控制，从制度上来说越来越松懈，但它始终把“沿边贸易”的最终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成为处理西北突发事件的一张王牌。如《平番奏议》上载:清道光年间，河曲南部番民偷渡至黄河北岸，肆行抢劫，清廷派陕西巡抚那彦成前去镇压。那氏至时，迫令偷渡过河之人家，全部南返，其迫令人民之方法，并不大举攻杀，只是将有内地通到该区之关卡，全部守住，禁止汉回商人将粮食、茶叶、枪械、火药等物通过输入该区，不到数月，人人纷纷遵令自动南返。可见这几件东西对于藏民生活上所占地位之重要。

西北民族依赖商业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谁是商业贸易的主宰，谁就对其拥有支配权，它就与谁紧密联在一体，其对内地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也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加强或削弱。我国从元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分裂局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内地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往来不断加强，民族地区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不断加强的结果。在近代，由于外国的商业势力不断入侵西北，西北一些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离心力有所增强，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商品交换对象的重心发生位移的结果。如新疆和西藏，在近代，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独立倾向，尽管这与上层民族分裂势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及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猖狂的活动有关，但也与它们的商品交换的重心逐渐转向苏俄和英属印度有关。可见商业对西北而言，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

二、东西方贸易与西北商镇及文化变迁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西北处于古代四大文明连接的中心地带。打开世界历史地图可以看到，世界古代文明都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四端，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东方，以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文明在西方(包括北非的一端)，以希腊为中心的欧洲文明在西北方，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印度文明在西南方，而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却是一片十分辽阔的文明荒漠地带。在海上交通无法开辟的历史时期，西北及中亚就成为东西文明及经济交流的唯一通道。但这个通道多是人类当时难以穿越的沙漠、高山、雪域高原以及补给十分困难的草原。所以东西方贸易虽然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考古发现公元前5世纪德国斯图加特克杜夫村，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中的中国丝绸、吐鲁番、鱼儿沟春秋时代的古墓中出土的风鸟刺绣品都证实这一点)，但只有当张骞“凿空西域”，西汉在河西设立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并“移民实之”，在河西走廊建立一连串农业生产据点，并与新疆及中亚的绿洲相连时，丝绸之路才有实质上大规模贸易的可能。这同时规定了主干丝路的稳定性，既其路线的主干是从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新疆后又分三路。一路“从膳善傍南山北，波河(颜师古曰:波河，循河也)而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石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19]。南道，大体上是经过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和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北麓之间通道，东西双向行进;北道，大体上是经过天山山脉南麓和塔里木河之间的绿洲通道，也是东西双向行进;第三道路经由天山山脉以北和伊犁河流域，西行至中亚、西亚，相当于后来的三国时代的“北新道”和隋唐时代的“北道”。从西汉到隋唐的丝绸之路，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记载各有不同的称谓，但基本是沿着西汉开辟的丝路行进，没有太大的改变^[20]。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在西北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丝绸之路在西北的稳定性，对西北的经济发展具有至观重要的意义，这使得东西方经济交流具有稳定的路线和较为固定的交易场所，给西北所直接带来的是丝路商镇的兴起和经济的繁荣，从此商业成为西北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丝路贸易在人们的印象中，容易看成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而与周边民族的贸易无大的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时间上说，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贸易比东西方贸易要久远得多，北魏元孚曾指出:“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21]也就是说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贸易早在“上古”就已经开始了。从开辟丝路贸易的目的来说，开辟与周边民族贸易是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西汉开辟丝绸之路之时就明确指出，其目的是“通货羌狄”“远徕与国”。“通货羌狄”就是与周边民族的“沿边贸易”。从交易量上来说，“沿边贸易”应是西北贸易的主流。西北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孱弱，其一直没有大宗的出口商品，如与西方及周边各国贸易的主要商品丝绸、茶、瓷器、绢等等，基本上是来自中原及南方，因此，虽然西北拥有四千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但只是出口货物的中转地而已。虽然这种中转地位对西北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以游牧为主的西北民族地区而言，“沿边贸易”的作用更为明显。因为游牧民所产的畜牧产品基本上是输往内地，而其所需的茶、绢、布、粮食则基本上是来自内地。因此西北贸易的主流是“沿边贸易”而非国际性的丝绸贸易，其中“马绢贸易”和“茶马贸易”是“沿边贸易”的主要贸易之一，其所需之量非常巨大。据统计，唐宋时官方每年以丝绸、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在万匹以上。唐代诗人白居易《阴山道》一诗生动描绘了绢马贸易的兴盛。宋初仅“熙河市易马岁增至万五千匹，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22]。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西北6茶马司中，洮州易马3500匹，河州易马7700匹，西宁易马3050匹，总计每岁官茶贸易50万斤，易马14000余匹^[23]。清初仅发往西宁茶市的茶每岁约100万斤至200万斤^[24]。据统计，清初甘肃行引28700余道，按每引茶百斤，外附茶14斤计，每年销茶300万斤以上^[25]。当然，“沿边贸易”不仅仅限于官市，民间贸易要比官方贸易大得多。“沿边贸易”也不仅仅限于“马绢贸易”和“茶马贸易”，如粮食需求量比茶的需求要大，据克拉末息夫统计估算，一个牧民家庭一年所需茶的价值为41元，而粮食的需求则为51元，整个家庭一年需从外界购入192.79元的物品^[26]，茶只占其整个贸易量近1/5。以整个大西北有游牧民150万人，每个家庭5人计，则西北仅游牧民每年需要从外界购入5783.7万元(大洋)的货物。可见西北“沿边贸易”数量十分可观。

正因为“沿边贸易”数量十分庞大，所以所谓丝绸之路的国际通道上的贸易相当一部分也是“沿边贸易”。这可从丝绸之路上所形成的繁荣商业都市都与“沿边贸易”息息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如东汉的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姑臧(现武威)称为富邑，以通羌故也”;唐时的凉州仍是“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而到明清，由于宋以后丝绸之路主要转向海上，故丝路上的商镇主要依靠“沿边贸易”，据《陇右纪实录》记载，清代以来，凉州已形成陕西大帮，直鲁豫帮、本地帮几个大商帮，分别经营布匹、绸缎、百货、食品、瓷器、当铺汇兑、土产茶叶、粮食、货栈等行业。其明显带有“沿边贸易”的性质。而肃州则因成为河西与蒙古及藏族贸易中心而被称为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市场”，可见肃州的繁荣完全取决于“沿边贸易”。

西宁的兴起则较为典型的反映了这一史实。西宁地处青海路、唐番古道和羌中道之要冲，远在汉唐时期，内地的丝绸、茶、瓷器等商品经由此运往天竺、尼泊尔、吐蕃，而由天竺等地输入胡椒、香料、砂糖、棉花。1956年西宁出土波斯卑路斯银币76枚，说明那时此地就是中西贸易孔道。但西宁真正成为西北一个重要的商镇则是在公元11世纪，那时西夏据有河西，河西道中阻，青唐城(今西宁)遂成为由中原去西域的枢纽。回鹘贡使，西域商旅往往由甘州南下经此入邈州;南道商人由且末经柴达木到青唐入中原。青唐城遂繁华一时。据《青唐录》记载，仅青唐城东城住有于阗、高昌商人数百家。商人也由青唐出发去秦州、熙州、河州贸易，积蓄商业资本往往达二三十万贯^[27]。显然，青唐城的繁华多半是来于新疆及“秦州、熙州、河州”的“沿边贸易”。故《宋史·吐蕃传》称:“厮居鄯州，西有临蕃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明代以后由于西宁茶马司的建立，西宁更为繁荣，成为青海一地商业中心。丝路南道的商人，班禅达赖沿“藏大路”而至的西藏商人，通过“羌中古道”的喀尔喀蒙古、海北蒙古人，以及沿“藏大路”而至的英印商人，史称“四方之夷，往来如织”^[28]。清代西宁城商品琳琅满目，内地的茶叶、布匹、绸缎、粮食源源不断输往此处^[29]。这导致了“西宁城内外皆辐辏，而城东为最”，“东门连关厢，商贾市肆多集焉”，街市如云，商栈林立，房屋“皆高堂大厦，且有仓敖。”^[30]西宁因此成为了西北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可见西宁商城主要是由“沿边贸易”所造就的。又例如熙州市场，地当甘川青处，为宋朝与吐蕃人互市地，“熙河市场十分活跃，汉商竞相趋之，番商亦云集于斯”，遂成商镇^[31]。

因此，西北商镇的兴起与繁荣在宋以前是东西方贸易和“沿边贸易”共同推动的结果，而宋以后西北民族地区的商镇的兴起与繁荣则基本取决于“沿边贸易”，而近代则多取决于皮毛、药材等出口商品贸易和工业及矿产资源(后述)。宋明清“沿边贸易”的兴旺，使许多与民族地区交易的市口，逐渐发展为区域商业经济的中心。而光绪年间，皮毛、药材等开始大量出口，从而为西北带来了巨大的贸易财富，造就了西北商业近半个世纪的商业繁荣，而皮毛、药材交易的中心市场基本上是在这些市口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于是，对外贸易和民族之间的“沿边贸易”再次统一于一个市场，使市场货物交易量空前膨胀，于是在民族地区出现了一批商镇，最后演变为今日的西北城市，如甘宁青的西宁、拉卜楞、乐都、大通、循化、化隆、湟源、兰州、临夏、临潭、卓尼、岷县、山丹、民乐、永登、定西、陇西、武都、天水、平凉、银川、灵武、中卫、平罗、固原以及绥远的归化、包头等等^[32]。综上所述，西北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的雏形是由“丝路贸易”和“沿边贸易”及近代出口贸易所造就的，其兴衰直接关系整个西北的经济命脉。

不仅西北商镇兴衰取决于东西方贸易和“沿边”贸易，而且自张骞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以后，丝绸之路就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极大的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西北经济文化及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我国古代中原的先进技术及文化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于西北，进而传播于世界，而世界其他文明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于西北进而传播于中原。在东西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下，西北社会也不断地发生着历史性的巨变。藏区经历了从苯教文化系统向藏传佛教文化系统转化过程，并最终在藏区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蒙古地区经历从萨满教文化体系向喇嘛教文化体系转化的过程并取得统治地位，而新疆南部先是佛教区后成为了伊斯兰教文化区，且这些文化体系中都深深含有中国本土文化的因子，回族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儒、道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可以说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而藏传佛教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化佛教的影响。总之，这些文化都是东西交流的产物，这些文化体系的转变都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东西文化的交流是建立在东西经济交流的基础之上。

[1]胡铁球:《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在此文中对上述问题有较详细的论述。又参阅克拉末息夫:《中国西部之经济状况》，王正旺译，民国23年，商务印书馆，第155～161页，蒙古游牧民对外商品的需求。

[2](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6页。

[7]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8]“跛足农业”是指内地作物种植与畜牧饲养业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配地位而畜牧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参见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7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润十二月，知延州范雍语。

[14]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32《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扎子》。

[16]赵如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8，司马光《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塞》;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0《论西夏扎子》。

[17]竟凡:《历代汉番茶马互市考》，《开发西北》第三卷第五期(1935年5月31日)，第19页。

[18]官茶引贩制度是清政府向茶商征收茶课，茶商领引赴产茶之地办茶，并在指定区域销售茶叶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1730年(雍正八年)的川茶征税制，其法是由户部颁发茶引，每引一道运茶百斤，每茶1千斤准带附茶140斤，耗茶14斤，然后以斤为基础，按引课税。其后各省推行茶引制度，茶引日增，清政府的茶税收入亦随增加。(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考》5《榷茶》“雍正八年”条。并参阅周伯棣著《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437～438页。)

[20]赵汝清主编:《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2页。

[24]杨应琚编纂:《西宁府新志》卷27，清乾隆十二年刻二十七年补刻本，第10～15页。

[25]魏永理主编:《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26]克拉米息夫:《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王正旺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55～169页。

[28]梁份:《秦边纪略》卷1，《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彙编》，第22册，第12页。

[29]青海省商业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青海省商业史料汇编》第6册，第6、28、33、34页。

[30]梁份:《秦边纪略》卷1，《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彙编》，第22册，第63、78页。

[31]李明伟:《贸易路上的西北商镇》，《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83页。

[32]李明伟:《贸易路上的西北商镇》，《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