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的中心：哲人统治者

在开始面对加诸他的新强迫之前，苏格拉底将他的新主题与此前的所有内容联系在一起：他们已经“完全结束了男性部分的戏剧”，而现在必须“完成女性那部分”（451c）。这条迂回的弯路不仅会直接通向女性，还会将对人类的治疗引向一个补充性的、创造性的整全，因为女性戏剧的第三个“浪头（wave）”——只有苏格拉底知道它将要到来——即是哲人统治者。作为女性戏剧的一部分，哲人统治必须更具女性气质，而非男性气概。返乡归来、重新统治的重装步兵苏格拉底通过非男子气的手段施行着统治，他用来统治有男子气概之人的，是过人的智慧和战略性的计谋——这些都具有女性化或奥德修斯式的特点，而人们可以说，在这位刚刚服从于强力的人引领强者走上的迂回弯路中，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如果护卫者像狗一样，那么，为他们分配任务时就必须完全不考虑男女之别：所有人必须在体育和音乐上接受相同的抚养和教育。苏格拉底将讨论集中于一个充满爱欲的后果——女人与男人一同裸体训练，他还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滑稽的画面：甚至满脸皱纹、并不好看的年老女人也要赤裸着与男人一同训练。苏格拉底不允许哪怕是谐剧诗人对这进行嘲笑，但他确实举出了一位反对者，就他们的首要原则而质疑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你说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合乎自己天性的工作”，而女人的天性与男人不同，所以工作也要不同（453c）。格劳孔没法迅速回应，而苏格拉底则茫然若失地描述了他们所陷入的困境：一个人不管落入一个小游泳池，还是掉到最大的海洋中，他同样都必须游下去。在通过游泳拯救自己摆脱论证困境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寄望于有只海豚会把他们驮到背上，就像海豚救了伟大的歌手阿利昂（Arion）一样（希罗多德，《原史》1.23-24），^[69]或者，他们可以寄望于“其他某种稀奇的[313]解救”。而这其他的解救旋即到来：它就是“反驳技艺的力量”——凭靠它的力量，苏格拉底便能够平安返乡。说服性的论证正是他那足智多谋的发明，是苏格拉底版本的阿利昂的海豚。就像其长篇讲辞所显示的，格劳孔接受过论证的训练，但苏格拉底却是反驳技艺的大师。苏格拉底指责别人不懂得如何对事物进行恰当的区分，他们使用争吵术（eristic）而不是辩证术（dialectic）。“这肯定不适用于我们目前，对吗？”格劳孔问道。“再适用不过了，”苏格拉底说。由于他们没能恰当地按着种类、以相关的方式区分天性，因而已经犯下了争吵不休（eristic）的过错。而他现在将进行这种区分：对于战士的抚养教育来说，男女的差异——“女性生育而男性骑跨”，犹如秃头者与长发者间的区别。这头诡辩的海豚，驮着苏格拉底渡过了关于为女性分配相同任务是否可能的异议，随后，诡辩还帮助他展示，这种方式的结果也是最好的。

苏格拉底说，他们逃过了第一个“浪头”，而他引入的这个形象贯穿在其余的女性戏剧之中，而就像格劳孔补充说的：“这浪头可不小。”（457c）直到现在，他们之所以逮住苏格拉底的理由——妇女和儿童共有的问题——才成为讨论的主题，而作为第二个浪头，它注定要被第三个浪头——习惯上具有颠覆性的浪头——所盖过。当苏格拉底讲出第二个浪头时，格劳孔说，无论在可能性还是在是否有利的方面，这个浪头都远比第一个大得多。苏格拉底说，它的益处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它是否可能的问题上，则会出现“大量的争议”。格劳孔坚持说：“这两个问题都会好好争论一番。”“我相信自己会逃离[一个]论证，”苏格拉底说，“要是依你看它是有益的，那么我就只需考虑这个问题是否可能了。”格劳孔得意扬扬地说：“你想溜掉可不是没人发觉；所以，你还是为两者都提供一个论证吧。”得意扬扬的格劳孔将不会注意到，苏格拉底是如何成功地逃过了这个浪头中关于可能性的问题。

苏格拉底所引入的使女人与孩子成为共有的措施，将城邦变成了一个家庭，其中只有最基本的家庭关系：父亲与母亲、女儿和儿子、兄弟和姐妹。这个“家庭”熔铸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由快乐和痛苦组成的共同体，在其中，对所有人来说，“我自己的”与“并非我自己的”指的全都是同样的东西。“除了身体之外，将不会有任何私有之物”（464d），而这身体也会被变得尽可能地公开。在证明这个共同体的益处后，苏格拉底迈出了他被要求的下一步（466d）：那么，“是否仍有待确定，这种共有关系在人们中间出现……究竟是否可能……而且，它将以何种方式成为可能？”（466d）“你恰好先我一步，”格劳孔说，[314]“提出我正要提出的问题。”但苏格拉底话锋一转：“就战争而言，我认为，他们会如何发动战争是很明显的。”格劳孔上钩：“了如何？”苏格拉底接下来详尽地讲了他们会如何发动战争，却丝毫没有表示返回格劳孔说他随后要问的问题。^[70]所以，苏格拉底对一位身处战争时期的戎装华美的年轻战士谈起了战争，详述了他们的城邦将会如何指挥作战。注定要成为重装步兵辅佐者的孩子们将被带上战场；懦夫将会受到贬黜，而最好的战士则将受到擢升——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都在墨伽拉（Megara）被评定为最好的战士。最好的人将获得加冕；人们将会握他的右手；他将亲吻并被亲吻——而格劳孔补充了一条他自己的法律：“只要他们在那场战斗期间，无论他想要亲吻谁，谁都不准拒绝。”（468c）^[71]与此同时，还会为他安排更多的婚姻，从而让他生出最多的孩子。当这样的战士死后，他们的墓碑将受到照料，他们也会犹如神明般受到敬拜。而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希腊人不会奴役希腊人，只会奴役野蛮人。对于洗劫希腊的乡村和焚烧房屋这样的事情又如何呢，就像斯巴达人在阿提卡（Attica）所为，或者像他们正在墨伽拉的所为（《战争志》2.31）？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只是“内讧”，而只有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冲突才能称作“战争”。格劳孔深信他们在创建的城邦只可能是希腊人的，因此，作为与同胞打交道的“爱希腊的人（philhellenes）”，他们理所当然应当服从于如下法律：既不洗劫希腊的乡村，也不烧毁希腊的房屋。虽然格劳孔希望构建这样的法律，但最终他制止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认为，如果我们允许你讲这类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想起你此前为了谈论所有这些而暂时放下的东西了（471c）——这种政制是否可能实现，又如何可能？”格劳孔的记忆有误；苏格拉底为了谈论战争而搁置的问题是，妇女与孩子共有究竟是否可能。当格劳孔问起这整个政制会如何实现时，他转变了讨论的主题。苏格拉底戏弄了他：格劳孔为自己逮住了苏格拉底而自豪，他没让苏格拉底逃离妇女与孩子共有是否有益的问题，不过，他要求苏格拉底回答的问题却使苏格拉底得以避免证明[315]其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恰恰是他们绕了整条迂回弯路的原因。格劳孔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格劳孔的异议和反抗都显示出，他已完全被新城邦的益处所说服：“我看到，如果它[政制]会实现，在它所实现的城邦里，一切东西都会变好。”格劳孔为苏格拉底的倡议所倾倒；这些倡议已经在他的内心点燃了火焰，而他不能忍受仅仅想象他们城邦的益处，他必须去了解，要怎样做才能使这样的城邦得以实现。

格劳孔自己——而非强迫走这段弯路的意见一致的整体——现在为苏格拉底指派了一个不同的任务，而且他用的是命令语气：“请相信，我同意，为了实现这种政制，就会出现这些事情，此外还有无数其他的事。但是，不要再谈这个了；而现在让我们只试着说服自己相信，这是可能的，以及这如何可能，其余一切都抛开不谈。”（471c-d）城邦作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而不是作为其前提之一的可能性，也即妇女与孩子共有——便是格劳孔要听的。他对此并不了解，但他命令苏格拉底引入哲人王，这是他尚未命名的第三个浪头。格劳孔的反抗让整条迂回的弯路得以敞开，并寻求理解。尽管被迫面对妇女共有的问题，苏格拉底却将这种强制转变为一种对格劳孔的品味而言不可抵挡的诱惑。无论最初的两个浪头能够成为反思何种问题的来源——例如反思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存在的相似措施，又如从男性与女性的特质方面反思人类本性，抑或反思城邦在其中有何要求——只要我们仍在关注《王制》的戏剧，有一件事便有超过其他一切的重要性。这些措施再加上战争的细节如此强烈地点燃了格劳孔的兴趣，以致他被迫着强迫苏格拉底面对一个新的主题：他们在言辞中建立的城邦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苏格拉底迫使格劳孔强迫自己讲述哲人的统治。

苏格拉底做了他被要求的事。“我好不容易躲过两个浪头，”他说，“你现在又带来最大且最难的第三个浪头。”在避免了证明他们共同迫使自己证明的第一个浪头之可能性后，苏格拉底将他们带回了那个导致他敬拜阿德拉斯忒娅的最初说法。苏格拉底说，当他们听到第三个浪头时就会明白，他如此犹豫和害怕进行这个论证其实多么有道理。格劳孔的回应把苏格拉底抓得更牢：“你越说这些，我们越不会放过你”（472a）——[放过你]，当珀勒马科斯和阿德曼托斯逮住苏格拉底，让他开始这段绕路时，用的就是这个语词。格劳孔不允许苏格拉底躲避自己分配的新任务：“说说这政制如何可能实现。”他还催促地命令道：“你就讲吧，别浪费时间。”

[316]在讲述第三个浪头之前，苏格拉底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城邦得以成为现实的方式需要一段很长的导言。在重新确立对他们的控制之后，苏格拉底提醒他们看来已经被他们忘记的事：“首先应该回想，我们是在探究什么是正义和不义的时候到达这里。”（472b）随后，苏格拉底将他们进行探询的目的与第三个浪头将会带来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找到正义是什么，我们也就会坚持，正义之人与正义本身必定毫无不同，而是在所有方面都像它一样？”他们已经揭示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义之人，但他们仍必须确证，正义之人相对于他们即将发现的东西处于什么位置，而他们即将发现的是，正义是什么种类（sort）的东西——苏格拉底将会说，“种类”是一种理式（idea）。当他们将正义之人和正义之所是的种类都摆在面前时，他们还会坚持说，正义之人与正义本身毫无区别吗？或者：“只要他最接近它[正义本身]，比其他人更多地分有它，我们就会满意？”只要这样，我们就会满意，格劳孔说，尽管他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提及它们之前，苏格拉底就已经介绍了属于理式的两种显著特征：它们是不同种类的事物，而且，像人这样的事物以或大或小的程度参与其中。接着苏格拉底描述了他们如何看待这任务——他本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寻找的是一个样本（），我们既要寻求什么是正义本身，也要寻求完全正义的人是怎样的”，同时，我们也要找到不义和完全不义之人的样本（472c）。当这些样本显现后，他们可以将视线转到这些样本与幸福及其反面的关系上。然后，他们将被迫考虑到，他们本身也要以幸福的尺度考量自己，就像他们的模本那样，以幸福的尺度受到考量。由此，苏格拉底总结了自己为他们构建样本的努力：以它们[样本]为手段，苏格拉底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关于“不义的生活比正义的生活更幸福”的疑虑。

这次对占用了他们数小时的问题的回顾性（retrospective）澄清，有助于实现苏格拉底未来的（prospective）意图：他们寻求样本，并不是为了证明这些样本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苏格拉底开始驯化格劳孔，后者在他的激发之下，充满了想看见他想统治的城邦成为现实的激情。正义，正义之人和他们在言辞中建立的城邦——就其都是样本而言，它们彼此相似。但一位画出了最美之人的样本的画家，并不因为无法证明这样一种人能够成为现实而有所逊色。而他们在言辞中打造的好城邦的样本，也并不因为他们无法证明有可能建立一座与言辞中的这座城邦相同的城邦而有所逊色。“道理就在于此，”苏格拉底说，同时要求格劳孔改变他所指派的任务，“它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条件下最有可能。”但即便为了证明这点，格劳孔也必须做出其他的让步；只有那时，苏格拉底才会告诉他能够使一座城邦接近这种政制所需要的最小的[317]改变。苏格拉底描绘了自己即将迎接最大浪头的情景：“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说下去，尽管它确实像个喧嚣滑稽的浪头，会把我卷入嘲笑和臭名之中。”

经过如此一番炫示之后——苏格拉底在被逮住时所声称的担心和犹豫，当前两个浪头汇聚成的最大浪头，他对阿德拉斯忒娅的敬拜，变得焦躁的格劳孔对他下的命令，以及他对这样一件东西会变得如何所作的警告——苏格拉底最终说出了“也许是柏拉图笔下最著名的句子”，^[72]这个句子位于这篇关于政治哲学的关键对话的“数字上的精确中心”，^[73]而就像《普罗塔戈拉》与《卡尔米德》所证明的那样，这篇对话的作者向来会精心安排其作品的中心位置。在其《王制》的中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宣称，哲人必须统治。苏格拉底——这位归来的奥德修斯，以适宜的隐藏方式表达了他归来的意图：为了保护哲学的状况，他必须创建哲学的统治。

这段中心讲辞里的第一个著名句子十分复杂，它以一个很长的条件句作为开头。“除非哲人们像王者们那样统治，或者如今所谓的王者们和领袖们真诚且充分地热爱智慧……”以这种方式起始，苏格拉底既谈到统治者的特性，又谈到哲学的特性，他随即重述了自己的“除非”条件从句，他以更普遍的方式谈论二者：“就这样，政治权力与哲学在相同的地方结合在[一起]……”随后，他补充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禁令：^[74]“而许多目前从事其中一项，而远离另一项的天性都必须被排斥在外……”苏格拉底因此施加了一道双重禁令，从统治的天性中排除只倾向于统治的天性，又从哲学的天性中排除只倾向于哲学的天性。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将会发生什么？苏格拉底关于其后果的第一个陈述，引入了一个看起来在其对话中尚无先例的问题：“这些城邦就永远摆脱不了恶，亲爱的格劳孔噢，我认为，整个人类也都如此……”一位哲人的统治会在某种意义上应对恶的问题。只有在阐明这种后果之后，苏格拉底才回到了这个使格劳孔着迷的话题：“我们现在凭言辞所说的政制也永远不会尽可能地自然萌发，并见到太阳的光。”

这个居于《王制》中心的历经千锤百炼的句子，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结构：一个内在的核心，分参了由围绕着它的外壳所设定的结构特征，一种“除非……就不会”的结构，而第一眼看上去，内在的核心显得只是对外壳的一种重新叙述。而自从苏格拉底首次开始在言辞中建立城邦以来，作为外[318]壳的问题对于他们一直在讨论的议题来说，始终存在并保持不变，同时却在第一个“除非”条件从句中加入了一个惊人的新主张（尽管作为哲人-狗的统治者此前已经在他们的城邦中出现）；而外壳停留在那个最吸引格劳孔的话题上：他们的城邦是否可以实现。在这种精彩景观的环绕之下，这句话的内在核心以更安静的方式讲着政治权力、哲学以及恶的问题。外壳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内核则以其模糊的“除非”及其不同的结果，秘密地居于这个中心句的中心，并悄然退隐。如果忽略外在的精彩景观，并集中关注内在的核心，才能使其浮现为独自传达着本质内容的真正中心。此处潜藏着苏格拉底在《王制》中的真正任务，这是一件不宜说出的事情：由他来施行统治，并非作为王，也不是作为任意一位哲人，而是由哲人苏格拉底来统治——苏格拉底将像他所知的希腊智慧者那样统治，并怀着与他们同样的伟大目的。《王制》中心的这个著名的句子，与它所处的位置具有相同的分量。从结构上看，这是苏格拉底如何进行统治的缩影——他从内部统治，而遮蔽他的是一种看似属于谐剧的外观，这是一出女性戏剧的谐剧，事实上，由于其践行的是女性的技艺——化妆的技艺，这种欺瞒的技艺能够创造出一种有用的外观，从而服务于那暗示于其中的经过精心计算的目的。从实质上看，这个句子在突出的外观中展示了一种对激发了格劳孔的谋划的延伸，而它不那么突出的内在却暗示了苏格拉底的真正计划。通过创设一种外表，而且无须男性所要求的炫耀排场或赞赏认可，苏格拉底将像女人一样施行统治。但是苏格拉底的统治的实质是什么？他的统治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这段中心讲辞的第二个句子，也与其身处的重大时机同等重要，因为它增加了对第一句的核心来说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这就是我很长时间犹豫不说的原因：我看到，说出来会多么荒谬（paradoxical）”哲人应当统治的主张是如此对立于（）通常的意见（），以至于这导致了他在迂回弯路的开端处所宣称的犹豫（450d）；说出这个悖谬的主张要求苏格拉底亲自敬拜在阿德拉斯忒娅面前，“……因为很难看到，此外没有别的什么获得幸福的道路，无论是私人或公共的幸福”。除非政治权力与哲学恰好互相结合，否则将无法摆脱恶：摆脱邪恶，正面来说便是获得幸福。苏格拉底已经看到了如此难以察见之事：只有哲人的统治才能使私人或公共的幸福成为可能。这就是《王制》真正的核心，苏格拉底洞察到了为保全乃至推进人类幸福所必需的这一件事。

[319]获得幸福——摆脱邪恶——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了苏格拉底的潜在主题。忒拉绪马霍斯最早提到幸福，并让幸福成为他关于正义的炫示讲辞中的最高主题：最幸福的人，是一位彻底不义的统治者，迫使被统治者为了他的幸福而服务（343c-344b）。苏格拉底用于驳斥忒拉绪马霍斯的最终论证关切的是“人应当过的生活方式”，并且证明正义的人是幸福的；但他随后又宣称自己仍然不知道正义之人是否幸福，从而结束了讲话——幸福原本会是苏格拉底当晚所说的最后一个词，因为他接着便向听众叙述说，他认为自己“摆脱了论证”（354c，357a）0但是苏格拉底公开宣称，自己对正义之人是否幸福是无知的，这激得格劳孔大声表达他的不满，并发起了对不义之人具有更大幸福的申诉，而阿德曼托斯则展示了诗人和散文家所称的不义之人何以却是幸福的主人，因而声援了格劳孔的论证。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如果正义不能带来幸福，他们将会以不义的方式追求幸福。因此，他们为苏格拉底分配了他在《王制》中的明确任务：向对正义与幸福之间的联结失去信心的年轻人做出令他们满意的证明，证明正义与幸福事实上是联结在一起的。为了完成任务，苏格拉底向他们证明，不同的天性有与之适宜的不同类型的幸福：当阿德曼托斯将幸福与物质财富结合在一起时，他所宣称的一种“关于幸福的愚蠢而幼稚的意见”否定了他们城邦的护卫者的幸福（465d-e）；城邦授予大多数邦民某种幸福，却授予护卫者以不同的幸福，这种幸福比最有福的奥林波斯胜利者还更有福，因为其中的荣誉更高（465d）；只在中心之后，才出现第三种也即最高形式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为逃出洞穴的人保留的，他们是居住在“福岛”（the Isles of the Blessed）的哲人，“幸福且神圣”，而这必然是一种私人的幸福。但那位幸福的人——他的幸福独立于苏格拉底当下为他分配的幸福——必须，苏格拉底说，下降。他通过下降以实现中心讲辞所说的：为获得幸福而统治。至于他的统治理由，苏格拉底早已有所说明：既因为必需（necessity），也为了免受被更坏的人统治之罚。而他的统治手段则是苏格拉底现在将要展示的：他将作为一位影像的教师施行统治，比如太阳（Sun）、线（Line）、洞穴（Cave）以及他将要引入的一整类影像——各种理式。只有对这种教学或统治的伟大计划的细节进行精雕细琢，才能充分展示哲人的统治何以能够摆脱邪恶或实现幸福，但其主要观点可以预先说明。哲人，一位拥有私人幸福的个体的人，采取行动保全非哲人的、公众的不同的幸福，这源自他[320]关于幸福所学到的东西：除了哲人以外（也不包括叛徒和罪犯），对于所有人来说，实现幸福都取决于信仰，尤其是其中一种信仰——对正义的信仰，相信自己正栖息于一种美好、正义并良善的秩序之下，其中善行得到奖赏，而恶行受到惩罚。而失去实现这种幸福的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恶。但如果整个族群的人都失去了这种可能性，也即诸神之死，则是一种更大的恶。这种更大的邪恶预示着最大的恶：丧失实现福岛上的幸福的可能性。苏格拉底已经看到邪恶降临于宙斯的秩序之中，并已经理解了一位智慧者用言辞所指出的这种秩序的基础，于是，这位知其所不知的智慧之人采取了行动，旨在重建公共幸福的特定基础，并建立美、正义和好的事物的新秩序。栖身于两个非同寻常的句子中的《王制》的中心，既揭示又隐藏了政治哲学的核心：除非哲学下降以统治信仰，否则邪恶将永无休止。^[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