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与另一个起点

在苏格拉底使之显得像是自己主要任务的事情上，他取得了成功，他劝服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相信了正义之“好”，或正义的益处。格劳孔认为他们可以结束了，但苏格拉底告诉他“我们不得懈怠”，并准备向他展示恶的各种样式。格劳孔变得有些消极。他说，“请直接告诉我”恶的样式；“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格劳孔询问着城邦和灵魂的[307]五种类型；“它们是什么？”——他又问起坏的四种样式（445c-d，449a）。苏格拉底能够为其中一种政体命名，也就是他们一直在描述的“王制”或“贵族制”，而苏格拉底将其称为“既好且正确”的政制。但在他就要向格劳孔讲述恶的四种形式时，苏格拉底停下来，向他的雅典听众交代自己的意图：“我正要依次谈谈[邪恶的四种形式]，在我看来，每一种形式都会转变为另一个。”但他叙述说，自己被打断了，被迫去做不同的事情。在这种新的强迫之下，苏格拉底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并花了几个时辰进行当晚的第三场讨论，这段位居中间的第三场谈话发生时，已是最深的午夜。当这次漫长的讨论经过“曲折的迂回”，“到达它的终点”后（543c），苏格拉底要格劳孔回忆他们当时的讨论到了何处，“以便我们能够回到同样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格劳孔依令而行，指出苏格拉底在中途停下时，刚刚描述了“好”的城邦，尽管“你还可以讲出一个更精致的城邦和人”（544a）——哲人王统治下的城邦。在回想起“珀勒马科斯与阿德曼托斯的打断”之后，格劳孔请苏格拉底“让我再来一次吧；当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你要试着讲讲，你那时本打算说什么”。于是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所说的四种政制指的是什么？”

柏拉图因此强调，经过绕路之后要讲的，正是那些若当时没有走上弯路，便会谈到的东西。苏格拉底在这段弯路中的全部努力被[柏拉图]设定为他若不是被打断的话，原本不会做的事——苏格拉底本应完成了有关正义的训诫性教诲，而不必讲到“更精致的城邦和人”。柏拉图因此赋予这次打断极其重要的意义：若没有它，《王制》一书将会缺少在现在看来正是其核心的部分。这次打断让苏格拉底做了他原本不会做的事，其意义究竟何在？

苏格拉底在叙述这次打断时，使其成为对话开场的一种重复。珀勒马科斯再次策划了一次强迫，迫使苏格拉底做与其意图不相符的事情——让苏格拉底重拾他一带而过的一个话题，对年轻男子而言，这个话题最有刺激性：朋友间共有女人（和孩子），或是按照阿德曼托斯的说法，“生儿育女——孩子将怎么生”（449d）。但珀勒马科斯变得有所不同；他的发号施令的举止和那套将军的做派（warlordship）都消失了，这或许是因为他已变成了苏格拉底的战斗伙伴。现在，在珀勒马科斯那次打断谈话，为了反驳忒拉绪马霍斯而为苏格拉底做见证之后，这是他的唯一一次发言，他想要打断对话，但他指使别人做了这件事。这次，珀勒马科斯再次身处远处，他从后面亲自（而不是他的奴隶）抓住了阿德曼托斯的（而不是苏格拉底的）上衣；而这次，他不是大声说话，只是对着阿德曼托斯的耳朵嘀咕。苏格拉底转述了他从珀勒马科斯那里[308]听到的唯一词句，珀勒马科斯的最后一句话声音明显更大些：“我们究竟是该放走（）他呢，还是该做什么？”在开场处，珀勒马科斯就不同意放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离开（，327c）。而现在，他建议阿德曼托斯不要放苏格拉底走，因为就像阿德曼托斯所说：“依我们看，你在偷懒，还对我们略过了整整一段论证。”“你还以为你自己会蒙混过去呢，”他这么说着，因而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说得很寻常。但阿德曼托斯关于自己没说实话：“因为我们一直等着，认为你肯定会提到生儿育女的问题——孩子该怎么生。”（449d）不，阿德曼托斯没有。当苏格拉底将这个话题作为他将略过的唯一事例时，阿德曼托斯正是在当时完全同意“略过不提”的人（423e）。现在，他代表自己和珀勒马科斯说，“我们一直等着”你讨论那个话题。这个问题对他显然十分重要：“一种政制正确与否，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大，甚至是全部问题所在。”（449d）而且他用法庭用语结束了发言：“我们已经认定……不会放走你，除非你已经彻底搞清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搞清其他问题一样。”在珀勒马科斯的指导下，严苛的阿德曼托斯最后想要听听，性在他们的城邦中该如何安置，尽管这与正义并无明确关联。

苏格拉底是否当真认为，自己在提到妇女共有的问题后又略过不提，便可以蒙混过关？他当然预计到会被要求解释这一建议，他知道，在某时、出于某种方式，这些小伙子中的某些人注定会问起这个令人吃惊的爱欲问题——这个问题被随意地摆在他们面前，并且成为唯一没被讨论到的问题。他们逮住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全然出于自愿，而是对刺激的迟来的反应。但如果苏格拉底指望他们出于热情的兴致而问起妇女共有的问题，他将会利用这种兴致来讨论某些超出他们热情之外的东西：哲人王和哲学。没有人强迫苏格拉底讲这些，这完全出于苏格拉底的自愿，尽管他让这显得全是受到他们强迫的结果。《王制》的核心——苏格拉底对哲人王的解释——得以存在，全因苏格拉底谋划了一场强迫，让他打断自己正在追随的进程。

格劳孔自愿加入投票强迫苏格拉底的一边。此后，忒拉绪马霍斯发话了，说了他当晚两句最后的简短发言中的第一句——这些发言值得关注、言简意赅，而且表明，他像珀勒马科斯一样，在这个新起点处的说法已与早前有所不同。“你可以把这视为我们全体通过的决议，”这是忒拉绪马霍斯的第一句话，言下之意是代表所有人发言，他通过[309]宣称一致的意见，代替了其他人的个人选择——他也将自己算作“我们全体”的一部分。你们逮住了（arrested）我，苏格拉底使用了复数人称，从而确认了他们所用的法庭语言。但苏格拉底辩护道，他们发起了一场漫长的讨论，这场讨论延伸得太远，以致自己需要“像先前一样，从头开始讨论它的政制构成”。苏格拉底警示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传唤出庭的东西，将会激起一连串多大的论证。”然而苏格拉底自己却很清楚，“我在那时就看到了”，并忽略了过去。苏格拉底清楚自己再次开始对政制的讨论时将要做出的大量论证。

接着，忒拉绪马霍斯说出了最后的讲辞。再一次，他代表所有人发言——只是除了他自己：“什么，你认为这些人到这儿，现在是为了炼矿淘金，而不是为了聆听一些论证？”忒拉绪马霍斯的最后一次发言正值好的时机，他镇定自若地使用了苏格拉底在第一次与自己谈话时用过的那个形象。他通过采纳苏格拉底本人对于严肃讲辞的标准，暗示了自己对苏格拉底的严肃态度：它们比寻找黄金更加严肃（336e）。忒拉绪马霍斯现在已经不同了，他是一个自愿的倾听者，悉心聆听着这位现在“愿意作答”（337a）的苏格拉底，而且，苏格拉底的回答方式不能不令这位修辞大师对于他对“这些问题”的穿透力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正如他在前一句讲辞中做的那样，如果他可以为所有人代言，那么，他的第二次发言则表明，他并非作为众人之一发言。综而观之，他的两段讲辞引领苏格拉底对他下了一个结论：忒拉绪马霍斯并非人们的发言人，而是他们的牧者，是个站在人们之外代表他们的人。向谁代表？除了主人还会是谁呢——那个他承认可能正是他在寻找的、合适的主人，而他的技艺需要服务于这个主人。不过，他在可以安然得出结论之前，也还需要再多听听。忒拉绪马霍斯乐于给苏格拉底机会，让苏格拉底为自己做他曾尝试为一位不情愿的普罗塔戈拉所做的事：提供一种既不危害公众，也不危害启蒙的通向智慧的公众方式，从而推广希腊启蒙。

现在苏格拉底可以谈论那些论证了——他知道，这些论证是自己所埋下的小小炸弹的必然结果。现在一切都已就位。一个分裂的群体已经团结为一个有序且意见一致的共同体，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发表讲话，却不知道自己所命令的是什么；他们潜在的牧者已经暗示了自己聆听的意愿和学习的准备。苏格拉底对开场的重复，以及对自己受到新的强迫的夸张展示，都表明了自己自开场以来在如下角色身上所造成的戏剧性转变——这些角色将要强迫他，他们就是年轻的战争之王，以及一位认为与苏格拉底彼此是敌人的同族人。在告诉他们对哲人统治者的需要之前，这位他们所需要的哲人统治者已经在统治了。

[310]现在，苏格拉底可以开始展示他已演练纯熟的哲学统治了。苏格拉底对此已经演练纯熟，这将很快得到他的证明。在格劳孔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挑战他不要倦怠之后——这正是苏格拉底刚向格劳孔提出的挑战——苏格拉底明白无疑地表明，他自己正走上的道路将把他引领到哲人统治者的主题：通过设定能够决定谈话进展的论题结构，苏格拉底预见到了整个这段弯路（the detour）。苏格拉底说，接下来的主题会面对诸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将会有两大类，一类质疑是那些所提及的事物是否可能，第二类质疑是它们是否最好。苏格拉底将把随后的三个主题安排得一如精心制作、富有启发的舞蹈，来应对这两类质疑。同时，苏格拉底说：“他担心论证看起来像一篇祷辞。”他于是补充了另一种将会贯穿在整段弯路始终的特质——就像接下来的三个议题对可能性与可欲性的质疑一样，“这些议题并非祷辞”这个特性也将决定苏格拉底对它们的描述，并成为其中的重点。

苏格拉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其他人则全无头绪。为了鼓励苏格拉底做他自称十分犹豫——但实际上安排他们强迫自己去做——的事情，格劳孔向苏格拉底保证他们的善意。苏格拉底称，这只是增加了他的犹豫，他描述了可以让他无所顾虑的条件：“因为在明智而友爱的人们中间，关于最大和友爱的东西，讲出自己知道真理，倒还安全且令人鼓舞。”（450d）但他的处境却有所不同：“在人们怀疑和探索的时候讲出这些论证——这正是我现在做的——就既令人害怕又危险。”他并不畏惧嘲笑，但却担心“在最不该滑倒的地方，从真理那儿滑倒”，那样不但自己会滑倒，“还会拖累朋友们一块儿倒下”。这种令人敬畏的想法引领苏格拉底来到了整部《王制》中最激动人心的景象前：“我敬拜阿德拉斯忒娅，愿她喜欢我要讲的东西。”考虑到整段迂回道路中的一切可能遭到质疑和可以视为祷辞的东西，苏格拉底拜服在阿德拉斯忒娅面前，“没有人能从她那里逃脱”——作为掌控必然性的复仇女神，沒墨西斯（Nemesis）惩戒的正是鲁莽轻率的举动。

这可能是整部《王制》中苏格拉底最为庄严的发言——“而格劳孔笑了”。他对苏格拉底的能力如此信任，以至于会对苏格拉底最深刻的关切发笑——这个格劳孔自然地将自己错看为苏格拉底畏惧的那种朋友；他想象自己可以免除苏格拉底的责任；但这个格劳孔对于苏格拉底的真正关切其实毫无头绪。苏格拉底讲辞的庄严源自当前情境的伟大特性：归来的奥德修斯，在操纵他们强迫他去做那件他迫令自己做的事情之后，现在开始着手在希腊智慧的川流中引入一种伟大的创新，[311]他也不知道引入哲人的统治究竟是否会成功。他身临极渊之前，却无法确知此事是否可能，而若有可能，又是否是最好。他必须叩问自己：这是一篇祷辞吗？由于害怕会使那些真正的朋友、明智的少数人在这个为了智慧而尝试的最大胆的事业中一起跌落，苏格拉底事实上做了一段祈祷，在众多祷词中，这是最庄严的一篇，也唯有他成了一位哲人：“我敬拜阿德拉斯忒娅。”他念诵着一位哲人的祷辞，这位哲人被迫在最高的层次上行动，却不知自己是否能够成功；苏格拉底将自己献与涅墨西斯——统治一切的必然（necessity），他自知其行为鲁莽，同时也断定是必然性本身在召唤他前行。

当苏格拉底说他拜服在阿德拉斯忒娅面前时，他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行936）中由俄刻阿诺斯（Oceanus）的女儿们组成的歌队对智慧者的建议。但俄刻阿诺斯和忒提斯（Tethys）的女儿们的建议是对普罗米修斯提出的，而她们刚刚听普罗米修斯说，宙斯的统治注定会终结，而普罗米修斯正为此欢欣。“敬拜阿德拉斯忒娅的人是智慧之人，”她们说，虔诚地指责这位宙斯正施以惩戒的敌人，而这位敌人在宙斯的毁灭中看到了自己的胜利。智慧的普罗米修斯回应道：“你就崇拜吧，请求吧，永远奉承当权者。在我看来，宙斯渺小得不值一提……让他如愿地统治这短暂的时期吧——他统治众神不会很长久。”苏格拉底的祷辞中响起了不祥的钟声，因为人们可以听见它的前奏——这前奏萦绕在普罗米修斯时刻（Prometheus moment）的厄运之中，因为苏格拉底站在普罗米修斯一边，而非俄刻阿诺斯与神母忒提斯的虔敬的女儿们一边，她们的父母，正如苏格拉底在另一个场合中引用的荷马诗句所言，是“诸神的起源（the genesis of gods）”。^[68]为了他即将犯下的罪过，苏格拉底在阿德拉斯忒娅面前敬拜：在将新的礼物带给人类时，他顺从于无法预知的必然，并已预见到，这个礼物将会取代宙斯，并终结他那垂暮的时日。《王制》的核心——那条通过预见而铺设好的“弯路”——是苏格拉底最为勇敢的行动：他再次犯下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罪行，带给人们一份将会终结诸神、并降生一位新神的礼物。

公元前429年晚春，在佩莱坞的这一夜，雅典人引入忒腊克的苯荻丝，期望以此治愈城邦的顽疾，与此同时，这位雅典的哲人也在希腊宗教中发动了一场远为伟大的革命，以期治愈城邦的顽疾。苏格拉底清醒地行动着，他服从着俄刻阿诺斯与[312]神母忒提斯的虔敬的女儿们的命令，遵行了她们命令普罗米修斯应该做的恭敬之举。由于在他自知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中顺从于必然性，苏格拉底将不可知的命定结果交付必然。苏格拉底一方面服从于一个使他必须在当前时刻有所行动的过去，同时也顺从于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在其中的一切，都来自于建立哲人统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