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神

为了证明正义的生活比不正义的生活更好，苏格拉底开始与阿德曼托斯一同建立一个言辞中的城邦；他们要在城邦的生成中观察正义的生成。他们的城邦所基于的一项原则是，每个人都执行适合各自天性的任务。这个城邦不断生长，直到实现了一种整全性，让苏格拉底得以问道在其中哪里能找到正义和不义（371e）。由于阿德曼托斯不能回答，所以苏格拉底描绘了其中邦民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朴素严苛的生活，因而迫使格劳孔对“猪的城邦”（a city of pigs）表示反对（372d）。享受着雅典城中富人宅邸的精致优雅，格劳孔由着他天性的需求阻挠对正义的追求。苏格拉底并未反驳格劳孔的异议，尽管他将猪的城邦称为“真实的城邦……一个健康的城邦”。相反，他扩张了城邦以满足格劳孔的欲求，这是一个健康的人类共同体中肯定会产生，并且会要求得到满足的欲求；他们的城邦成了“奢侈的[280]城邦……一个发烧的城邦”。格劳孔的欲求要求城邦进行扩张，这种扩张与最初的扩张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因为这种扩张需要一个全新的阶层——卫士阶层——去夺取邻邦的土地，并阻止邻邦夺取我们的土地。

重装步兵这个新阶层，由天性合适担当此任的人们组成，他们拥有血气（），或者说是些血气旺盛的人（375b）。^[40]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问题：就这类天性的人来说，如何使其避免彼此伤害以及伤害其他邦民，既然他们必须对自己人温和，同时对敌人残忍？一个人同时既要温和又要残忍（375d），苏格拉底让这看起来像是个矛盾，但他用一个形象化解了这个问题：一条有血气的狗，对任何它认识的人都温和，而对任何它不认识的人都残忍，这让狗成了“哲学式的”野兽（375e）。在《王制》中，哲学是作为家养动物的属征而首次提及。他们所建立的城邦的护卫者们，必须天生“爱智慧、有血气、敏捷和强壮”（376c）。由此，苏格拉底通过让哲学以这种明显奇怪的方式进入城邦，开始了他对哲学的重新定义。城邦内部的护卫者被训练着把自己视为哲学式的、有知识的人，在知识的基础上行动，捍卫他们认为自己所归依的（城邦），而城邦民将把哲学作为对他们的保护的一部分来尊崇。

如何来“抚养和教育”哲人-狗（philosopher-dogs）呢（376c）？或者说，考虑这样的抚养和教育，是否对于考察城邦中如何出现正义和不正义有所帮助？阿德曼托斯此前的讲辞指控希腊的教育，认为这种抚养和教育的结果却是不正义——难怪他十分肯定地插话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376dh这位希腊宗教的年轻批评者已经对其中的核心教诲产生了怀疑，而正是与阿德曼托斯一起，苏格拉底开始了改造希腊的抚养和教育的计划：他可以自由地批评并改造神圣之物，因为对他的年轻听众而言，那些神圣之物早已失去其神圣性。“那么，来吧，”苏格拉底说，“那些说故事的人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并且有闲暇。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在言辞中教育护卫者吧。”用以教育灵魂的是“音乐”，这是缪斯（Muses）的特有之物，宙斯与墨涅摩绪涅（Mnemosune）所生的这九位女儿，让人类将施行统治的神明之事铭记于心。属于此种音乐的言辞有两类，真的（true）和假的（false），而教育从假的开始，以孩子们的故事起头（377a）。[281]对处于各个成熟阶段的人来说，这些故事都可以巧妙而富有教育意义，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这些故事中可以隐藏年轻人还没法弄明白的道理。“开头是每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377a），苏格拉底说，此时他正在对孩子进行培养的起点之处开始；^[41]同样，他也是在希腊宗教的起点处——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开始的，而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这乃是万事万物的开端。年幼的人是“最好塑造的”；通过一遍又一遍地听故事，他们那尚未定型的灵魂通过最初印在灵魂上的“模本”（the model，）而得到形塑（377b），因为灵魂被故事塑造（377c）。头等重要的是，“我们要照管（supervise）那些编故事的人”——这个我们缩减为苏格拉底一人，因为苏格拉底通过监管编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保姆和母亲来监管阿德曼托斯。起初，阿德曼托斯并未意识到苏格拉底的要求究竟有多么激进：从诗人传给母亲和保姆的大部分故事“都得抛弃掉”——尽管阿德曼托斯不会提出异议，因为他已经表明，自己曾经亲自把这些故事都抛弃掉了。当他得知那必须被丢掉的“更大的故事”（greater tales）正是“赫西俄德和荷马”所讲的故事时，他问：“你谴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377d）——但正是他曾经谴责这两位诗人，认为他们正是使正义沦为获取有价值之物的手段的一系列过程的起点。苏格拉底“最先也最严重”地谴责希腊宗教的创始人，因为他们说了不美（）的谎话。“什么意思？”阿德曼托斯问道。而苏格拉底说：“意思是一个人在言辞中给诸神和英雄的样子编了个坏形象。”（377d）“但是我们该怎么描述它，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德曼托斯继续发问。

“首先，”苏格拉底说，“关于最大的事情说了最大的谎话的人，他的谎话讲得不美。”关于最大的事情的最大的谎话——这里用了两个最高级——就是赫西俄德关于起源的故事，这个权威的故事讲的是现在的秩序是如何诞生的。苏格拉底并未重述赫西俄德这段不美的谎话，而是只说了“乌拉诺斯（Uranus）怎么做了赫西俄德说的事情，结果克洛诺斯（Cronos）怎么报复他”。原初的罪业是神子起来造反将他的父神去势（castrate），并取代父亲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带来了下一桩神圣的罪业，而苏格拉底依旧避免了对其进行直接描述：“以及克洛诺斯的行为和他在其儿子手中的命运。”苏格拉底有所保留地处理完关于这件最大事情的最大的谎话后，他讲了自己会如何对待这样的问题：“就算这些都是真的，我看也不该很轻易地讲给头脑[282]简单的年轻人。”统治着当前秩序的神明，却曾对抗他那身为统治者的父亲而犯下破天荒的罪业，对于关于他的这种真相，苏格拉底会怎么做呢？“最好守口如瓶，但要是有时不得不讲”——如果发现这类真相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讲述——“就要把它视为不可泄露的秘密，听的人越少越好，而且得先搞一次献祭，可不是献上一头猪哦，^[42]而是要些很难弄到的好祭品，这么一来可能听到的人就少之又少。”（378a）对这个关于现世秩序起源的故事——也就是使当前秩序得以产生的那次犯罪，赫西俄德讲得并不美，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苏格拉底暗示说，危险或者致命的真相必须被视为不可言说的秘密，只有那些愿意献上最好祭品的人才能与闻——不是献祭一头猪，而是将其一生献给学习不可言说之真相的事业。技艺高明的讲法和极端的牺牲可以确保致命的真相只在极少数人内部流传——苏格拉底对赫西俄德的批判使自己可以暗示，在他自己的奠基行动之初，他将如何处理这些致命的真上，比如关于为了建立秩序而犯下的罪业的真相。

苏格拉底完全禁止赫西俄德关于起源的故事，因为宙斯的罪业可能被年轻人用来为自己“惩罚父亲的不正义行为”开脱（378b）——年轻人可能会像年轻的游叙弗伦（Euthyphron）那样想，宙斯是要人来效仿的，而不是单纯地服从（《游叙弗伦》5d-6a）。苏格拉底归纳了他禁绝赫西俄德的起源故事背后的准则，并将控诉的范围延伸到荷马：“不能说诸神之间有战争、互相算计和打仗——因为这根本不是真的。”（378c）^[43]苏格拉底禁绝荷马的理由与禁绝赫西俄德的理由相同：战士的行为总是倾向于模仿他们眼中最崇高的诸神和英雄的行动。荷马的故事可能还有隐藏的意思，但年轻人没法看到这些隐藏的意思，反之，故事的表面特征却会烙印于他们心中（378d-e）。阿德曼托斯作为诗人的故事的批判者，是最能接受苏格拉底限定“故事必须讲得美”的听众：“但要是有人问我们，美的故事是什么，或者哪些故事是美的，我们该怎么说呢？”告诉我那些美的故事是什么，阿德曼托斯问道，[283]告诉我当别人问起时我该回答些什么。对于苏格拉底将要告诉他的东西，他肯定会非常欢迎。因为阿德曼托斯尽管知道诗人的故事中是什么触怒了他，并使他燃起义愤，但他并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取而代之。“你我眼下并不是诗人，”苏格拉底回应道，“而是建城者。”（397a）^[44]建城者会如何对待城邦中的诗人？“建城者理应知道诗人得根据什么范本（）讲故事”——诗人的故事要遵循建城者所定下的范本。这对阿德曼托斯而言并不足够：“关于诸神的言辞该有什么范本呢？”关于诸神的言辞：神学（）。阿德曼托斯其实在说，把我们的神学的范本告诉我，苏格拉底这位新模式的创建者像位神学家那样言说，告诉了阿德曼托斯关于城邦新神的新故事的两种基本模式。苏格拉底就像荷马与赫西俄德一样言说，也像他们一样，苏格拉底的说法包含着隐藏的意思。

苏格拉底的第一种范本和法律规定的是诸神的行动：“神不是所有东西的原因，而是好东西的原因。”（380c）苏格拉底让这个法律看起来像是一项论证的结论——这是他的第一个神学论证，而且有些怪异：苏格拉底只提问，而所有的肯定都出自阿德曼托斯（379b）。神才是真正好的；而好是不予损害；无害的东西不予损害；不予损害的东西不会作恶；不会作恶的东西不会是任何邪恶的原因；好是有利的；有利则是把事情做好的原因。苏格拉底说出了阿德曼托斯的回答所要求的结论：神只是好东西的原因（379c）。苏格拉底的神学以一条法律开始，而这条法律已经未加明言地存在于阿德曼托斯对诸神故事的道德控诉之中。如果神只是好东西的原因，则苏格拉底可以运用这个结论诋毁荷马，并可以让阿德曼托斯自认在道德上优于荷马，并能成为荷马笔下诸神的道德裁判者。但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对荷马的诋毁并不公正，明显的证据是：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似乎是荷马而不是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说了那个著名的寓言——宙斯的大堂前立着两个罐子，一个装好的命运，另一个装坏的。阿喀琉斯是在《伊利亚特》几近结束之处对普里阿摩斯（Priam）说这个寓言的：两人都为失去了一切之中最珍爱的东西而哭泣。但最后，阿喀琉斯在他的强烈哀痛褪去之后，用这个关于“厄运乃是命中注定”的寓言来安慰老人和自己。作为《王制》中每位人物所说的每个词句的作者，柏拉图令他的苏格拉底将智慧的荷马托于这位最出色、但很难说是最智慧的人之口的话归于荷马本人：通过相[284]信恶是宙斯——这位最智慧最强大的神——所安排的命运，人们可以安慰自己。但这样的安慰已经不再合适：阿德曼托斯抱怨说，这样的故事暗示了“诸神也给许多好人分派不幸和悲惨的生活，却给相反的人分派相反的命运”（364b）。让神只成为好东西的原因。让诸神像阿德曼托斯需要他们成为的那样具有德性：苏格拉底为阿德曼托斯提出的道德神学，通过见于言辞的范本，反过来向阿德曼托斯阐明了他在指控希腊宗教时隐而未明的东西。

但如果诸神只引起好的事情，诗人又怎么会歌唱悲痛和苦楚呢？对于这种无可回避的人类命运，苏格拉底列出了明确的教诲：如果悲痛与苦楚是神的所为，那诗人就应该说“这些人经过受罚，得到了好处”以及“他们需要惩罚，而且在以惩罚的方式付出代价时，他们得了神的好处”（380b）。苏格拉底本人的正义是帮助朋友并且不损害任何人，但作为一个新城邦的奠基神学家讲话时，苏格拉底开始表述这样的正义观：受苦是应得的惩罚，具有矫正作用，这种观念首先见于克法洛斯的惊恐之中，而苏格拉底会将其发展为一个道德的、惩罚性的世界秩序。

苏格拉底的第二种范本和法律规定的是诸神的外貌：“诸神既不是变幻莫测的法术师，也不在言行中用谎言误导我们。”（383a）阿德曼托斯毫不迟疑地同意了构成苏格拉底所说的第一条法律的全部主要问题，但他开始对第二条法律有所犹豫，并且感到困惑。一位神真的会改变自身，并从自己的形象转变为许多形象吗？一位神会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他会变换样子吗（380d）？阿德曼托斯说不上来，他此前了解的神都是荷马笔下善于变化、欺骗的诸神。苏格拉底用一个论证向他证明，一位神在任何时候都处于最好的状态，既不会变化，也不会变为更坏的状态，因此“一位神永远只是保持自己的形象“（381c）。但是神会不会欺骗我们呢？阿德曼托斯还是说不上来，而且一再不能回答。神会想说谎吗？“我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神和人都讨厌真正的谎言（）？“你什么意思呢？”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肯定没有人自愿对自己身上最重要的部分说谎话？“我还是不明白。”于是，苏格拉底解释了各种谎言之间的区别：真正的谎言，以及言辞中的谎言。最能确切称为真正的谎言的是“就存在之物（）对灵魂说谎，对此浑然不觉（），并在灵魂中保持这种谎言”（382b）。至于言辞中的谎言，则并不出现在灵魂之中，而是对灵魂情感的一种摹仿和复制（），是在灵魂情感产生后出现的幻影。诸神和人类都痛恨真正的谎言，“但关于这个呢？言辞中的谎言？”（382c）苏格拉底的两个问题开启了一段[285]关于运用谎言的讲辞，这段讲辞由五个问题组成。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它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也有用，因此就不那么讨人厌呢？”他接下来的问题讲出了言辞的谎言可能具有的三种用途的前两种：“它不是能用来打击敌人吗，”他问道，“还有，要是我们称作朋友的人由于发疯或愚蠢要干什么坏事，它不是像药一样，能阻止这些人吗？”三种用途中的这第二种，也即居中的那一种，使人回想起苏格拉底在当晚的第一场辩论中为克法洛斯举的例子：一个变得疯狂的朋友想要回他的武器；苏格拉底当时的结论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将全部的真实告诉那位朋友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关于言辞中的谎言所提的第五个问题讲出了它的第三种用途，这与他用来作为教育的开端而讲述的那种故事正相适宜：因为我们不知道关于古代事情的真相，“为了尽可能让故事跟真相相似，我们不是也能利用谎言？”（382d）在阿德曼托斯简略地表示赞同后，苏格拉底继续提问，现在，他将谎言在其中有用的三种状况应用在神的身上，看看对神来说它们是否有用。但他改变了三种用途的顺序，将最后一个放在首位：神是否会“因为不知道古代的事情而说谎，从而编造相似性？”阿德曼托斯认为这很荒唐，于是苏格拉底下了第一个断语：“那么，在神中间没有谎言。”他随即转向谎言的第一种用途：“[一位神]会因为害怕敌人而说谎吗？”当阿德曼托斯回答“绝不会”后，苏格拉底最后转向了谎言的第二个用途：神会因为“他的同伴们的愚蠢或发疯”而说谎吗？——他的同伴（），族人或家庭成员。因为阿德曼托斯知道，“没有哪个愚蠢或发疯的人会是诸神的朋友”（382e），所以苏格拉底可以很容易地宣称：“那么，没有什么会使神为之而说谎啰。”阿德曼托斯同意道：“绝没有。”接着苏格拉底再次强调了这个结论：“这么说精灵和神完全跟谎言扯不上干系。”“完全正确，”阿德曼托斯回答。通过这番复杂精细的讨论，苏格拉底对阿德曼托斯说了言辞上的有用的谎言，在他的灵魂中烙上了真正的谎言，这是一个阿德曼托斯不会讨厌、反而会喜爱的美丽谎言，因为它完全符合阿德曼托斯最想索求之物——他可以赞美和效仿其道德完善性的诸神。

苏格拉底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办法是在论证中加入一种模糊性，从而可以提出一种与明显的含义不同的隐秘含意。当他首次提出这第二种或居中的那种谎言的用途时，所要欺骗的对象是发疯或愚蠢的“我们所认为的朋友”。而当他此后重述这种用途，用来证明神不会说谎时，他把我们所认为的朋友替换为神的同伴——而阿德曼托斯知道，神的同伴绝不会愚蠢或发疯，以致需要以谎言对待。但对于最初的那个阶层，那些我们所认为的朋友呢？为了那些既对古代之事无知、也不亲近神的我们所认为的朋友的利益，一位神——神只是[286]好东西的原因——是否会说些作为预防或像药物一样的谎言呢？一位神的正义，会不会至少有如当夜第一场讨论中所假设的人类的正义那般正义？阿德曼托斯迫切想让诸神变得彻底诚实，这让他过早地从苏格拉底的讨论中得出结论，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位神不会为了任何事情而说谎。阿德曼托斯想要诚实的诸神，而苏格拉底用不诚实的论证给了他所想要的。苏格拉底印在阿德曼托斯灵魂中的这个谎言，并不是对苏格拉底的同族（kin）所说的谎：他们将会承认他的论证中所说的正义。诸神不会说谎，这对以下几类人来说都是个有益的谎言，医生可以说给他的病人听，统治者可以说给治下的民人听，一个神志正常的男子也可以说给发疯的朋友听。在解释美丽的谎言、真正的谎言以及在言辞中对谎言的运用之时，苏格拉底在言辞上说了谎话，为的是在阿德曼托斯的灵魂上印下关于诸存在物的真实谎言——在阿德曼托斯灵魂中仍然可塑的部分，印下关于最高诸存在物的一个美丽或道德的谎言。作为听故事的学生，阿德曼托斯用美丽的新谎言武装了自己的灵魂，现在他可以不只是对旧的故事表示义愤了，现在他有了自己可以相信和讲述的新故事的范本。苏格拉底在说他们现在不是诗人而是建城者时说了谎：他是一位诗人式的建城者（poet-founder）。建城者对新城邦的邦民所说的谎言就是一种样本，而普通的诗人将依此样本对新城邦的所有邦民讲述诚实的诸神的故事。诗人永远是某种道德的侍从^[45]——除非他们是荷马或是苏格拉底那样的诗人建城者（founding poets）。那时候他们便成了道德的主人。

阿德曼托斯请苏格拉底告诉自己关于诸神之言辞的范本是怎样的。他没有问：“神是什么？”而苏格拉底在《王制》中也从未提出这个问题。相反，作为一位神学家发言的苏格拉底为诸神颁布了法律，这些神与阿德曼托斯从荷马和赫西俄德处得知的诸神类似，但却是适宜人类效仿的道德楷模。苏格拉底利用阿德曼托斯对诸神的信仰，为旧的神明注入新的德性。《王制》并不是针对诸神的本性进行的哲学式追问，而是像荷马的故事一样暗藏深意；这为的不是那些年轻人，而是那些追问神是什么的人。《王制》是一项有着与诸神相关的根本意图的道德事业。作为一位变革者，苏格拉底并不主张回归真正的起源，而是通过使原初之物服从于他所颁定的合理的法律，从而改造最初之物。苏格拉底的法律首先规定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并规定在最初的故事中诸神应该如何行动，从而掌控了所有关于诸神的故事。

这就是《王制》中教育的起点。苏格拉底从一开始就提[287]出，开端是一切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他本人随即禁止了最权威的关于开端的故事。这个从此将被遗忘的故事讲述的是诸神的儿子推翻其生父的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在关于诸神之子与父亲开战的问题上，苏格拉底开始推翻荷马和赫西俄德。如果听出了苏格拉底在开头中的隐藏含义，那些不受苏格拉底禁令限制的人就能说出这种不可说的含义了：智慧的苏格拉底智慧地起来造反，反抗那些曾经像父亲般养育他的智慧者们。通过禁止公开以言辞讨论他的行为的本性（nature），苏格拉底开始立下关于诸神的法律。在这里，在他打算使之成为世界的转折点的时刻——在其中，苏格拉底式的诸神取代了荷马式的诸神——苏格拉底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禁止了关于世代更替的那些真实却不美、超乎道德的故事，同时开始讲述新的继承更替（succession）。苏格拉底曾经在关于智慧者的同族亲缘的问题上给普罗塔戈拉（以及普洛狄科和希琵阿斯）上了一课，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公众事业，他当时既责备普罗塔戈拉背叛了自身所属的族类，又将这种谴责限于同族人的范围之内。那么，苏格拉底却为何通过攻击荷马来开始（并结束）他在《王制》中的新教育呢？理由只有一个：荷马已经失去了对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的影响力，他对这代人的魅力已经终结。阿德曼托斯表明，荷马的世界已经无法挽回地丧失了魅力——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曾经在这个世界中成长为伟大的人物，但这个世界已在新一代人中衰落下去。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攻击是正当的，因为在荷马的世界衰落之时，只有当这个世界完全退去，一个新的世界才能兴起。荷马必须被去势、被绑缚，而苏格拉底行动中隐藏的意义则不可告知于人。

在温良的外表之下——表面上只是讲给孩子的故事，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29年暮春的雅典为后荷马时代的希腊宗教立下了法度。^[46]他与阿德曼托斯一起，同时也是为了阿德曼托斯而这么做——这位年轻人成长于败坏的荷马时代晚期，并在成熟后对那些神职人员产生了强烈的道德义愤——这些人将荷马的诸神变成了他们的仆从。从如今的堕落向前回溯，阿德曼托斯甚至可以在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看到堕落的征兆和他们对这种堕落的认可。阿德曼托斯出于愤慨，不再相信从前的诸神，同时却需要有所信仰。因此，阿德曼托斯已经适于接受有关诸神的言辞的新范本，而苏格拉底也愿意提出这种范本。为了给后荷马时代的希腊宗教奠定基础——为了成为那个“城邦”的创建者——苏格拉底必须给诗人提供故事的范本。苏格拉底的范本不能是随意的发明，因为他并没有凌驾诗人的权威，不能只因为他想唱什么，就引领诗人们唱他想唱的事。苏格拉底的范本必须在诗人那里具有必然性；他们必须[288]呈现一个智慧者所理解的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宗教所应该具备的必要轨迹；他们必须呈现一位道德谱系的发现者关于宗教的未来史所知道的东西。在为诸神立下法度时，苏格拉底也规定了他自知必须规定的内容——如果想要满足像阿德曼托斯一样正直的人们对道德的严格要求的话。阿德曼托斯的诸神必须在德性上超越他；他们甚至必须比他更爱挑毛病，也更激愤。^[47]在被问及新城邦的诸神的范本是怎样的之后，新城邦的创建者规定了诸神的本性。苏格拉底的诸神是一位智慧者以知识塑造的想象性的存在，他们是道德的，也是不可见的：他们隐退为不可见的事物（invisibility），这使他们得以一直保持在场，并发出道德谴责。通过要求所有人都要像他们现在这样合乎道德，这些诸神足够强大，因而能够惩罚邪恶的人并奖赏好人；他们是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强迫苏格拉底作出证明的那种正义的担保人，这种偿付性的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能够确保美德与幸福一致。

苏格拉底的神学是一种政治学。这种新的政治学奠定了西方哲学的神学-政治计划的基础。它以一种更具革命性的方式做了普罗塔戈拉在《普罗塔戈拉》中已经通过其神话所做的事：采用神圣之事物的现存形式，改进公民文明（civility）和启蒙。苏格拉底既然亲自以讲述神话的方式言说，忒拉绪马霍斯必然都看在眼里。对这位自己正在结交的同族之人，苏格拉底给了他很高的恭维，邀请他观看自己对那些他曾想加以启蒙的人进行再教育。忒拉绪马霍斯曾经不得不教导说，神已死去，所以一切都是允许的，而今他认识到，这些年轻人——自己昔日的猎物——需要的东西与他不得不教给他们的东西正好相反。年轻人需要被赋予——趁着他们仍有些可塑性，要在他们心中打下烙印——关于所允许和所禁止之事的新基础，年轻人需要新的理由，去做其未泯的正直性情要求他们做的那种贤人（gentlemen）。在目睹这一切之时，忒拉绪马霍斯或许会发现，他需要他们成为道德绵羊（moral sheep），[289]而他所掌握的技艺使自己适合于领导他们。如果忒拉绪马霍斯发现了这一点，那么他便发现了一位可能的新主人，通过服务于这位主人，他能够为了自己的重大利益而践行其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