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坛，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有词以来空前繁荣昌盛的阶段，堪称词史上的黄金时代。之所以出现这样崭新的局面，固然与那个尖锐激烈的民族斗争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同时，与民族斗争中坚持主战的词人辛弃疾在词的创作实践上所进行的创新与倡导，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说明辛弃疾创新的意义，就需对词的发生、发展作一历史的回顾。宋人王灼有一段话概括了这一历史过程。

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

——《碧鸡漫志》

这里所谓“曲子”就是隋唐之际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宴乐）。宋沈括说：“唐天宝十三载，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1〕雅乐是秦代以前的古乐，配的歌词是《诗经》；清乐是汉魏六朝的乐府，配的歌词是《乐府》；宴乐是我国西北部少数民族的音乐，配的歌词是“曲词”或“曲子词”，亦简称“词”。可见，词从它产生之始，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新兴的体裁，滥觞于隋朝，杨广、王胄写的几首《纪辽东》，已经比较接近词的形式格律，至唐渐盛。初唐沈佺期的《回波乐》、崔液的《踏歌词》等作品，已初具词的规模，而在民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行。作为早期阶段的唐代敦煌曲子词，正是来自民间的作品，有着较强的现实性。它们直接反映了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市民妓女的，关于民族矛盾的尤其多。敦煌（在今甘肃省）邻近吐蕃，从唐太宗以后，吐蕃强盛，不断袭扰，战争频仍，河陇一带，屡次沦陷。敦煌曲子词反映了民族矛盾，有反映沦陷于异族痛苦的，有抒发回到本朝欢悦之情的，有歌颂人民的民族精神的，有表现征夫思妇的。题材广泛，感情真挚，风格清新刚健，语言朴素自然。

当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时候，也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逐步开始模仿民间歌曲而作新词，很快也为他们所掌握。早期的文人词，如韦应物的《调笑令》，张志和的《渔歌子》，刘禹锡的《潇湘神》、《竹枝词》，白居易的《长相思》、《忆江南》等，都具有民间词清新自然的特质。至晚唐五代，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在文人手里，不仅没有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反而逐渐走上歧路。他们专在文字形式上下功夫，使词的体裁逐渐定型化，对后来的文人词固然产生过较大影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是为了适应都市士大夫腐化生活的需求，大半拿它作为消遣娱乐的玩意儿，因而使词背离了民间词的健康发展方向，把词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窒息了它的生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2〕以晚唐五代词人的代表作《花间集》为例，绝大部分是士大夫文人逃避现实，歌筵舞榭、茶余酒后的消遣工具；几乎千篇一律的是题材狭隘、内容贫乏、风格绮艳的靡靡之音。欧阳炯的《花间集序》说：

“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此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欧阳炯是花间派词人，深知花间词人的创作活动，富有这样的创作经验，因而对于他们的创作目的、作品渊源能够道尽无遗。后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愤慨地指出：“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3〕

北宋前期的词，较之晚唐五代，有的虽然带上了一种“典雅”的风度，但就其总的倾向来说，仍然是沿袭了花间词风。这期间，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是晏氏父子、欧阳修和柳永。他们都长于作艳词，不脱花间窠臼。“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4〕；“小山（晏几道）词字字娉娉袅袅，如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5〕“在诸名胜中独可追步花间”^〔6〕；柳永词“唯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7〕，“多杂以鄙语”^〔8〕。所以后人说这一时期的词“咸本花间”^〔9〕，其内容仍然是局限于男欢女爱、离愁别恨之情的吟咏，风格依然是浮艳绮靡的。

后来，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开拓了词的境界，用它来表现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怀古咏史，感伤时事，田园山水，身世友情，等等，“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10〕。这对词的发展应是一个积极的贡献。胡寅在为南宋词人向子的《酒边词》写的题记中，高度评价苏轼的词：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题酒边词》

苏轼把词从“艳科”的藩篱下解放出来，使其取得与诗同等的地位，具有较前宽广得多的社会功能，其进步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但是，由于他政治思想的保守，致使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其词中缺乏应有的反映，其词缺乏应有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加之当时苏轼人寡势孤，未成风气，不足以扭转词坛上的颓势，使词史上的这场革新未能进行下去。

北宋末年，宋徽宗置“大晟乐府”。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大晟乐府”里又出了周邦彦、万俟咏之类偏重形式的词人，推波助澜，把北宋前期从晚唐五代沿袭下来的这股形式主义逆流推向顶峰，使词继续沿着题材狭隘、内容贫乏、风格绮艳的歧路愈走愈远。当时，“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11〕的美成词，“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12〕，可见其影响之大。李清照的《词论》中所坚持的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应是当时诗词分畛的传统意识、“诗庄词媚”的形式主义词风对词坛统治的反映。靖康之难前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加剧，要求一切文学样式担负起反映现实的责任，投入到抗敌斗争中来。而这样严重的政治斗争的任务，远不是柔弱无力的艳词所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词的发展就面临着没落的危机，急需寻求新的出路，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如何不仅从形式上，而且更要从内容上，对词进行一番必要的变革与改造，面向社会，服务现实，以提高词的思想性，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在这种形势下，辛弃疾的创作实践，具有改变风气的意义。

在南宋，为投降派服务的“骚人墨客”，面对激烈的民族斗争，国家山河的破碎，人民的横遭屠杀，依然在那里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热衷于离愁别恨的抒写，山水草木的描绘，以麻痹人们的神经，消磨人们的斗志。他们逃避现实，苟安偷生，为统治阶级粉饰现实。试举曾觌的一词以见一斑：

素飙飏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阙。

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

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

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

——《壶中天慢》

这首词谀颂高宗孝宗父子在德寿宫中秋宴会的盛况，反映了皇家生活的豪奢。这班逃避现实的文人，经常来往于豪门贵家，又结为诗社词社，彼此酬唱，使词退回到《花间》、《尊前》“浅斟低唱”的老路。对他们，陈亮斥之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13〕。当时有一个表示有“自负澄清志”的文及翁，写了一首词，谴责他们在这种局势下，还寄情花草，自命清高，置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于不顾：“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14〕

辛弃疾在政治上力主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对这些“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自然是深恶痛绝，并予以辛辣的讽刺与嘲笑：“老无情味到篇章，诗债怕人索。却笑近来林下，有许多词客。”（《好事近·和城中诸友韵》）予以尖锐斥责与质问：“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对他们进行无情地鞭笞与挞伐：

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说山说水。颠倒烂熟只这是。怎奈向，一回说，一回美。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

——《夜游宫·苦俗客》

词人以明快朴素而又辛辣犀利的民间语言，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专事夸夸其谈不问国事而又追逐名利的“俗客”的丑恶形象。这实际上揭露了那些逃避现实、粉饰现实的词客的反动和虚伪。

在批判的同时，辛弃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一洗《花间》、《尊前》的靡靡之音，“于剪翠刻红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创造了“异军突起”^〔15〕的稼轩词，使其服务于抗战中兴，起着打击敌人、鼓舞战士的作用。

词人首先着眼于词的内容，努力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思想性。与前代的词人不同，他有壮阔的战斗生活，进步的政治理想，这就决定了他不同于其他词人的文学创作道路。他视词为一种独立完整的文学，认为它可以抒写一切思想感情，可以反映一切生活现实，它原不是“诗之余”。他的词中，无论吊古伤时，谈禅说理，谈政治，写山水，讲军事，发牢骚，抒感慨，无所不有。尤其可贵的是，它充分反映了民族斗争这一尖锐主题，对南宋的投降主义集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与批判，集中表达了自己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所以，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充满了澎湃的爱国热情和高昂的战斗精神，不仅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词人，为他们所不可企及；同时，他的成就与贡献，和文学史上的其他大诗人相比，也可以并驾齐驱。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辛词中那广泛的社会生活，远不是被各种清规戒律束缚起来的旧形式所能表现的。鲁迅先生说过：“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16〕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为了适应抒爱国之情、言抗战之志的需要，辛弃疾冲破旧框框的束缚，对词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创造了新形式的词，使他的词表现出一种自由豪放的精神。他的学生范开说：“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见。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17〕

打破诗、词、散文的畛域，使三者达到合流的形态，这是辛弃疾对词的艺术形式的主要变革。前人论宋词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18〕这是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辛弃疾不仅用作诗的方法作词，而且更进一步，用散文的某些表现方法作词。这就为词开拓了崭新的境界。如：“凡病此，吾过矣，子奚如？”“往问北山愚，庶有瘳乎。”（《六州歌头·病小愈，困卧无聊，戏作以自释》）“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兰陵王·赋词以识梦中之异》）“池上主人，人适忘鱼，鱼适还忘水。”“噫，子固非鱼，鱼之为计子焉知。河水深且广，风涛万顷堪依。”（《哨遍·题鱼计亭》）“仲尼去卫又之陈，此是乘车穿鼠穴。”（《玉楼春·乐令谓卫玠语》）都是用的散文句法和词语。最为典型的要算他那两首写戒酒的词，这里试举一首为例：

杯汝知乎？酒泉罢侯，鸱夷乞骸。更高阳入谒，都称虀臼；杜康初筮，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蘖埋。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

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记醉眼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菑。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家儿解覆杯。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

——《沁园春·城中诸公载酒入山，遂破戒一醉》

这首词通过写自己想戒酒，又想破戒的矛盾心理，来发泄自己政治上失意的牢骚。上片一方面反复强调自己决心戒酒，悔恨自己把岁月都消磨在饮酒之中，另一方面又说朋友们的诗太好，好像又在劝自己饮酒。下面说，你们劝我不要怀疑酒会致病，其实是另有病因。我想听你们的劝告，破戒饮酒，又惭愧自己不是有勇气戒酒的人，还不如司马睿一次覆杯，便永远不饮。可笑得很，为了老朋友，今天就醉饮一夜吧！通篇都是散文化的语言。和封建社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辛弃疾在贬居之后，也经常以醉酒来发泄自己对妥协投降集团的不满。但这样的生活内容，这样的思想感情，用旧的艺术形式是无法表现的。他以散文化的语言，表现这样的思想内容，十分新颖生动。这样的大胆创新，在以前是极罕见的。所以，有的抱着传统观念的词话家难以欣赏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不能理解辛弃疾革新与创造的意义，批评这类作品“非词家本色”^〔19〕，这些散文化的作品虽然不是他的代表作，但这对解放词的艺术形式毕竟是有益的。

词人读书广博。他善于驱遣古书中的语句，融化吸收前人的文学语言入词，表达自己在抗金斗争中的各种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服务于抗金战争。在他的笔下，经、史、子、集、楚辞、世说中的语句，经常成为他创作的语言材料，都能十分准确贴切地表达思想内容，并“无一点斧凿痕”^〔20〕，这显示出词人在词的艺术形式上的创造。

他常化用儒家语录，以发泄自己的牢骚不满。如“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水龙吟·题瓢泉》）这是化用《论语》语句，表示自己对宦游生活的厌倦，对自己不得志的愤慨。又如：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全词几乎完全化用《论语》中的语句写成，热情歌颂了向孔丘“请学稼”的樊须（迟），批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子，表现了辛弃疾的重农思想。词人既是“赋稼轩”，自然会想到“请学稼”的樊须，也自然会想到大骂樊须为小人的孔丘。

词人特别喜欢用南北朝人的语言。这有他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用的是《三国志》中曹操的话，来歌颂孙权，表达自己对当时朝政的不满。《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中的“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是用《南史》张融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则是模仿南朝人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赢得仓皇北顾”，是融化《宋书》中宋文帝诗句，等等。南宋偏安江左，政治形势与南朝相同，所以南宋人的感慨，也与南朝人相近。词人把南朝人的语句，加以融化改造，用于词中，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楚辞》的语句也常出现在辛词中。词人对屈原、对他的作品，充满了缅怀之情。他有时说“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闾”，有时又说：“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其用《楚辞》语句如《醉翁操》中的“人心与吾兮谁同”是化用《楚辞·九章·哀郢》中的诗句，“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枫”是化用《楚辞·招魂》中的诗句，“望君之门兮九重”是化用《九辩》中的诗句。《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中的“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系化用《离骚》中的诗句。《玉蝴蝶·追别杜叔高》中的“向空江谁捐玉佩”和“寄离恨应折疏麻”是化用《九歌·湘君》和《九歌·大司命》中的语句。词人大量化用《楚辞》中的语句，是因为词人和屈原的理想、身世、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写词，是辛词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又一变革和创造。怀古、咏史，本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形式。但是，已如前述，在晚唐五代和北宋前期的词坛上，诗词严分畛域，诗歌的表现形式是不允许进入词的领域的。李清照批评苏轼的词的“皆句读不葺之诗”^〔21〕就说明这种情况。辛弃疾则冲破这种传统意识的束缚，把怀古和咏史作为宣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重要手段。他那脍炙人口的怀古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用了孙权、刘裕、廉颇、刘义隆四人的故事。用前三人的故事，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抗战热情和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用刘义隆的故事，则很有说服力地表示了自己对开禧北伐的看法。词人或表示自己不能忘情国事，或表示对投降派不满，反复用张季鹰的故事：“秋晚莼鲈上，夜深儿女灯前。”（《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闻道莼鲈正美，休裂芰荷衣。”（《水调歌头·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张翰，字季鹰，晋朝人，其事出于《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词人用这个历史故事表现了自己不同的思想感情。

词人用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言志抒情，不仅易为人们理解，且深刻有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他表示杀敌报国、为国捐躯的决心常用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故事，用汉朝马援请击匈奴、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的故事，常用宝剑干将、莫邪的神话故事；他表示自己要为国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常用孙权、刘裕、诸葛亮、谢安的故事；他批判南宋妥协投降集团的误国行为常用晋朝清谈家王衍的故事，用王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用刘邦凭借汉中一隅之地建立帝业的故事；他表达自己请缨无路、壮志不酬的愤慨则常用“汉开边，功名万里”的李广不得封侯的故事，用不甘寂寞、伤时而哭的贾谊的故事，用马周的故事，等等。词人博览群书，胸有万卷，历史上的一人一事信手拈来，辄赋成篇。这并不是他故意逞其博学，而是表意的需要，创新的需要。所以，有的人说他的词“有英雄语，无学问语”^〔22〕。南宋爱国词人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他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23〕但有的作品用典过多过辟，被人称为“掉书袋”，不能不说是一弊。但从整体来说，它打破晚唐五代词的旧框框，还是应当肯定的。

打破典雅的旧框子，大量提炼民间口语入词，是辛弃疾革新词风的重要表现之一。运用口语，原是敦煌民间词的本色。但花间词人不仅从内容上，也从语言形式上把词引上了士大夫的窄路，北宋基本上沿着此路向下滑去。柳永用俗语，是以士大夫的身份用市民语言填词，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口语。至李清照才有意识地提炼和运用口语入词，创造了浅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但她生活面狭窄，限制了她的成就。只有到辛弃疾才大量运用民间语汇，表达其抗战报国的思想感情，反映其广阔的生活内容，使词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更趋自由，更加不受旧框框的限制。如：

散发披襟处，浮瓜沉李杯。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蕖尽倒开。斗匀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

——《南歌子·新开池戏作》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

——《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走去走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时已是疑，应是望多时。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

——《武陵春》

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娇痴却妒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些。

——《鹧鸪天》

这些作品如置于敦煌民间词中，也应算上乘之作。张炎《词源》论辛词，指责它只是“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的东西，不算是雅词，就是从传统意识出发，反对辛词的语言通俗化。

词人早年战斗在农民义军队伍中，南渡后又有二十余年闲居农村，与民间保持着联系。这样深厚的生活基础，不仅对他进步的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而且对于他进行艺术创作，也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他之所以在运用、提炼民间口语方面，取得较之前人都大得多的成就，与他有这样的生活基础是密切相关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4〕辛弃疾对词风的革新，为词的发展都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他把这种专供达官贵人消遣娱乐的玩物，改造成为服务于民族斗争的武器；由于他的努力，使人们视为“小道”的词，提高到与诗、文同体的位置上来。在自己大胆创新、努力实践的同时，他还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词人，如陆游、陈亮、韩元吉、刘过等人，共同努力，共同实践，不仅使词风为之一变，也使词的创作出现了繁花似锦的局面，成就了词史上前所未有的业绩。前人说“词至南宋集大成”，虽然主要着眼于艺术形式，但我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看，这评价也不无道理。因之，辛弃疾继苏轼之后对词风的变革，与北宋欧阳修等人进行的诗文革新运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梦溪笔谈》卷五。

〔2〕《给姚克的信》，《鲁迅全集》第十卷。

〔3〕《跋花间集》。

〔4〕罗大经《鹤林玉露》。

〔5〕毛晋《小山词跋》。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7〕刘熙载《艺概》。

〔8〕《历代诗余》引孙敦立语。

〔9〕严沆《古今词选序》。

〔10〕刘熙载《艺概》。

〔11〕彭孙遹《金粟词话》。

〔12〕陈郁《藏一话腴》。

〔13〕《陈亮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4〕《贺新郎》。

〔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

〔16〕《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六卷。

〔17〕《稼轩词》序。

〔18〕毛晋《稼轩词跋》。

〔19〕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20〕《词林纪事》引。

〔21〕《词论》。

〔2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23〕《辛稼轩词序》。

〔24〕《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