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镇江的战略地位，陈亮在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之后，曾指出：

京口（镇江）连罔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胧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此时此刻，要辛弃疾到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的镇江做知府，他当然明白其中的意义。南渡四十余年，置身于抗金战争第一线，这在辛弃疾来说，还是第一次，因此，对这项任命，他是欣然接受的。辛弃疾认为，到这里任职，正可积极准备，争取时机，实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出兵北伐、收复失地的理想。对于韩侂胄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想匆匆出兵，他是深为不满，甚至表示反对的。这时，他曾赋《永遇乐》，一方面为当时的有利形势感到欢欣鼓舞，一方面又警告韩侂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指出那将招致和南朝刘宋元嘉年间草草出兵北伐的同样惨败的结局。

有人说，这不是警告侂胄对开禧北伐要慎重，而是批评张浚由于草率从事导致符离之役惨败。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作者的原意的。在辛弃疾的心目中，根本就不曾认为符离之役是大败，更不认为是惨败。他说，符离一役“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而仅仅是“一挫”。直至数百年后的清代，在历史学界也还是这样评价。如著名历史学家王夫之就说符离之役仅仅是“小衄”，“无大损于国威”^〔1〕。正因为辛弃疾认为仅仅是“一挫”，所以才为张浚因此而罢官鸣不平，批评宋孝宗的这种做法“恐非越勾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而他们都是“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以小节”（《美芹十论·久任》）的君主。既是一次“小挫”，“元嘉草草”云云，当然就不是指符离之役。说它是批评张浚，又从何说起呢？

坚决主张抗金，但又反对急躁冒进、草率从事进行北伐，这是辛弃疾的一贯思想。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在批评“欲终世而讳兵”的主和派的同时，又批评了主战派中的“欲明日而亟斗”的速胜论者。他认为仓促北伐，与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后的北伐，结果是无法相比的（见《九议》其二）。对于韩侂胄将要发动的开禧北伐，辛弃疾持慎重态度。这时他既已表示过“更须二十年”准备时间的意见，那么，再赋《永遇乐》词，以元嘉年间的刘义隆、王云谟匆匆北伐而惨败的历史教训，对韩侂胄提出严肃的警告，自是情理中事。

不仅辛弃疾对开禧北伐持慎重态度，当时，主战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也对韩侂胄提出了类似的忠告。丘崈曾说：“中原沦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战危，若首倡非常之举，兵交胜负未可知，则首事之祸，其谁任之？此必有夸诞贪进之人，攘臂以侥幸万一，宜亟斥绝，不然必误国矣。”^〔2〕叶适也直谏宁宗和侂胄：“今欲改弱以就强，移迫动应久之兵而为问罪骤兴之举，作东南幸安之气而摧女真素锐之锋，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慑，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麄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隆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3〕

并非辛弃疾一人做这种积极的打算，就是一般有点民族意识的人也是寄希望于他此次任命的。当时，在镇江有一个人名叫刘宰，他是辛弃疾在信州时的朋友，这次听说辛弃疾被任命镇江知府，便写信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他在恢复事业上，有更大的作为：

奉上密旨，守国要冲。三辅不见汉官仪，今百年矣；诸公第效楚囚泣，谁一洗之？敢因画戟之来，遂贺舆图之复。岂比儿童之拍手，谩夸师帅之得人。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圮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赫然勋名，付之谈笑。……自介圭之入觐，借前箸以为筹：究财货之源流，指山川之险易。金马玉堂之学士，闻所未闻；灞上棘门之将军，立之斯立。

——《漫塘文集·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

在当时，辛弃疾是南宋不可多得的人才。众望所归，都希望他出来做轰轰烈烈的中兴事业。他未负众望，这时，他以六十五岁的高龄，表示了老当益壮的气概和跃马杀敌的雄心：“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并开始了多方面的备战活动。

辛弃疾在镇江的备战活动，主要是规划北伐。程珌的《丙子轮对札子》（二）中对此记载甚详。这个《札子》记录了辛弃疾嘉泰四年（1204）夏对程珌谈的备战计划。这些军事主张可以和他早年的《美芹十论》、《九议》相媲美。

首先，他以简洁的语言，概述当时的形势。他认为，南宋官军从李显忠符离之役开始，就不战自溃，再也无力渡淮迎敌作战。从那之后，官军所能做的只是“列屯江上，以壮国威”罢了。

接着，他详尽地陈述北伐前应做的各方面准备。他主张首先要创建一支能够渡淮迎敌的新军，而他们必须从“沿边土丁”中招募。因为“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经常受到武术训练。同时，他们接近敌占区，敌人经常袭扰，经常与敌人周旋斗争。“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至于“通、泰、真、扬、舒、蕲、濡须”内地之人，则都是“手便犁，胆惊钲鼓”，战斗力远不如沿边士卒。所以，他就任镇江知府后，就先做了红衲万领，准备在江北沿边地区招募一万人。

新兵招来以后，应当“各分其屯”进行训练，不要与官军混杂在一起。因为当时官军已经腐朽不堪，毫无战斗力。“一与之杂，则日渐月染，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岂暇向敌哉。”辛弃疾对南宋官军丧失信心，无力对其进行改造，只好建议创建新军，与原有的官军脱离接触，免受其影响。

屯分好之后，还应当知道壮军势。如何壮军势呢？他主张把淮河东西分为二屯，每屯配备二万人。淮东设在山阳（江苏淮安），淮西设在安丰（在安徽寿县南），选择依山或阻水的地方为屯，把新军的老幼眷属都集中到屯里，妥善安置，使其无家庭方面的后顾之忧。然后再选择优秀的将帅，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这样，军队就可以气壮势盛，战胜敌人。但由于南宋朝政已是如患膏肓之疾，辛弃疾的这一建军计划最终还是归于流产。

除计划建军外，辛弃疾在镇江期间，还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侦察敌情，知己知彼，时刻准备着北伐时机的到来。多年来，辛弃疾经常向北方敌占区派遣间谍。他对南宋官吏派遣间谍视同儿戏，极致不满。他们往往以“银数两、布数匹”的代价，让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敌占区，刺探敌人的动态。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的。辛弃疾却不是这样。他总是出重赏，有时花费四千缗钱，派遣间谍，侦察敌情。他要求谍报人员要提供详尽、准确的情报，“如己至幽燕”，“又令至中山，至济南”。哪里有水，哪里有山，哪里有官寺，哪里有帑廪，都要侦察清楚，回来报告。北方，是辛弃疾青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情况熟悉，如有谎报，均易发现。对侦察得来的情报，辛弃疾并不盲目轻信，而是参互对照，加以印证，及时而准确地掌握敌情。

辛弃疾周密的北伐计划，韩侂胄并没有认真地加以采纳，而且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不顾辛弃疾等人的事先警告，于开禧二年（1206）草率出兵。这种轻率冒进的行动所招致的结果，只能是如程珌在淮甸亲眼看到的情况：在镇江知府任上，辛弃疾曾以悲愤的心情，为宋高宗的《亲征诏草》跋其后：“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表示了他对敌人的仇恨，揭露了南宋当权者的叛卖投降行径，表达了他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决心。

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

程珌以战争的参加者，分析其失败的原因，都早在辛弃疾的预料之中。他说：

所集民兵皆犁之人，拘留淮扬，……一日而纵去者不啻万人，此盖犯招兵不择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争泗攻寿相戕殆尽，此盖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数单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风争窜，此盖犯军势不张之忌也；十月晦夜虏人以筏济兵，已满南岸，而刘世显等熟卧不知，遽报寝急，仓皇授甲，晨未及食，饥而接战，一鼓大溃。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闻边声，燧卒先遁，所至烽烟不举，虏猝至前，率不能办，此又犯谍候不明之忌也。

程珌总结的韩侂胄北伐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辛弃疾在镇江的北伐计划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可行的。

开禧元年（1205）六月，辛弃疾在镇江知府任上刚满一年，其北伐的规划正要开始实施时，南宋朝廷却又改派他做隆兴府的知府，把他从“守国要冲”的镇江调走了。

七月初，辛弃疾还没有到隆兴府就任，朝廷言官已经论奏他有“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的罪状。南宋朝廷便撤回隆兴府知府的任命，而改授他“提举冲佑观”的空名。他有《瑞鹧鸪》一首抒写了自己的心情：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办求封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

诗中的“郑贾”、“叶公”，是指韩侂胄，这时，辛弃疾对自己的出山，又感到很后悔了。他只好在秋天又回到铅山家中，重过他的隐居生活。

【注释】

〔1〕《宋论》卷十一。

〔2〕《宋史·丘崈传》。

〔3〕《叶适集·上宁宗皇帝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