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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三年（1203）夏天，南宋政府任命辛弃疾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南宋的临时首都临安（今杭州市），地处浙东，濒临东海。这样的官职负有“京畿”的军政重任，显然表明了对辛弃疾的器重。在农村已经闲居八年多的辛弃疾，得以重登宦途，为实现他抗战驱敌、统一祖国的理想，再一次地进行努力，当然是喜出望外。

辛弃疾到绍兴视事不久，对于这次的出山却已感到异常后悔。当时，他写了一首词抒发这种心情：

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

秋水观中山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

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辛弃疾在京畿任职，对于朝廷中的斗争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他大概意识到将会遇到的难处的关系，感到远非自己原先所想。他不愿再过那种无休无止的“胶胶扰扰”的“不自由”的生活，他已经“一身愁”，更难以承受“愁上再添愁”，因此，他劝勉自己“过分功名莫强求”。

但尽管如此，辛弃疾对自己的职守还是尽心尽力，从不懈怠。他虽已是六十四岁的高龄，却一如在滁州、湖南、江西和福建时那样，处事果决，雷厉风行，做了一些为民兴利除害的事情。他到任不久，发现有些州县官吏有坑害农民的种种事情，就选取了最严重的六种，上疏朝廷，加以论奏，并希望宋宁宗下诏内外台严厉察劾，决不宽宥。六事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只有其中的两事：

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纳，其一也。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及钱百余万缗，别贮之仓库，以期朝廷曰：“用此钱籴此米。”还盗其钱而去。

这份奏疏揭露了贪官污吏敲诈农民的严重罪行。南宋朝廷虽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责成内外合严加察劾，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杜绝这种现象的。

辛弃疾帅浙东，前后不足半年。其间，曾有一批贩盐私商起事害民，立刻被他“消弭”下去。此事缺乏记载，详细的情况已无从查考了。

辛弃疾为人民兴利是多方面的。为了便于人民的娱乐和游览，他在绍兴修建了秋风亭，使人民可以登高望远，眺望祖国的山川湖海，有利于增强人民的民族意识。他做滁州知州时，在恢复生产、繁荣经济的同时，曾修建过奠枕楼、繁雄馆，为人民创造了游乐的条件。秋风亭建成后，他在登临时，曾写过《汉宫春·秋风亭观雨》和《上西平·秋风亭观雪》等词，其中“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汉宫春》）、“起来极目，向弥茫、数尽归鸦”（《上西平》）是有感于祖国山河破碎发出的慨叹。其友人张镃、丘崈并有酬答的作品。

辛弃疾帅浙东时，他的朋友，已是八十老人的陆游，正在故乡绍兴居住。当时他住的是一处很简陋的住宅。“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1〕正是这种情况，辛弃疾很关心这位友人的生活，有意代他修盖新宅，但为陆游辞谢了。

嘉泰三年（1203）十二月二十八日，辛弃疾奉召赴临安。陆游认为这一定和时局有关，因此，在他临行的时候，作了一首长诗为他送行：

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功名固是券内事，且葺园庐了婚嫁。千篇昌谷诗满囊，万卷邺侯书插架。忽然起冠东诸侯，黄旗皂纛从天下。圣朝仄席意未快，尺一东来烦促驾。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把银河洗嵩华。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古来立事戒轻发，往往谗夫出乘罅。深仇积忿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

诗中高度评价辛弃疾在文学和事业上的成就，说他是跨越鲍照、谢灵运的大诗人，是管仲萧何那样可以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物，并对他不被重用表示愤慨，希望朝廷把北伐、对敌用兵的重任交付给他去完成，劝勉他在团结对外的目标下，抛弃以前的一切个人恩怨。

辛弃疾的被召确是与时局有关。宋宁宗是个昏庸的君主，即位之后，大权旁落。最初是赵汝愚、韩侂胄争权，其后大权一直落在韩侂胄手里。韩侂胄是韩皇后的叔父，靠皇亲国戚的地位掌握了政权。庆元六年（1200），韩后死了。这使韩侂胄感到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他感到再也不能仅以皇亲国戚的身份掌握政权，而必须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于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政治危机，巩固自己的地位，韩侂胄便急于要发动一场北伐战争。

正在这时，敌人方面的情况出现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北方人民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斗争相继蜂起，出现了新的高潮；女真贵族间的内讧事件不断发生，其势如日落西山，益见衰微；在金政权北部边境外的蒙古族，势力已渐趋强大起来，对金正加紧袭扰，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形势对南宋确是有利的。辛弃疾很重视情报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敌情。当然，上述的变化他早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了：

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

辛弃疾既已洞悉敌人兵连祸结，势力日衰，所以，在宋宁宗召见时，他便陈述了“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卒可以应变之计”^〔2〕的意见。他既指出了抗金战争的光明前途，以树立信心；又提出了做好北伐准备的主张，以加强战备。韩侂胄听后“大喜”，认为辛弃疾的陈述对他的北伐主张是个支持，但事实上，辛弃疾之主张北伐与韩侂胄主张北伐的动机目的，以及策略思想是大相悖逆的。韩侂胄之北伐出于自己政治的需要，个人动机多了些，因而他就不顾敌强我弱的形势，急于事功，失之冒险。辛弃疾的北伐则是“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其主张是建立在充分准备基础上的。他认为，金政权虽处在兵连祸结、日趋衰弱的情况之下，但其实力与南宋相比还是强得多的。由于南宋朝廷长期以来奉行对金屈辱投降的政策，从上到下既无打仗的思想准备，也无打仗的物质准备，军心民气消磨殆尽。正如黄榦给辛弃疾的信中所说：

国家以仁厚揉驯天下士大夫之气，士大夫之论素以宽大长者为风俗，江左人物素号怯懦，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语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德者多拘滞，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犯锋镝、以立不世之大功乎？

南宋军队的士气低落已经使其难胜北伐之任，加之士兵都缺乏应有的训练，将校也都是些既无临战经验，又不晓兵机的无能之辈，就更使其无法与敌交战。所以，宋室南渡八十年的岁月中，虽有过几次大战，可是，文恬武嬉，为日已久，要进行成功的北伐，不进行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发动，从各方面充实力量，显然是不能奏效的。“稼轩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3〕，正是说的这种事。其实，不仅开禧之际有如是主张，早在“符离之役”后写的《九议》中，他在批判“速胜论”时已明确提出十年、二十年准备时间的主张。

然而，辛弃疾的召对，却被心怀个人动机的韩侂胄用来进行一场“儿戏”战争的根据。召对之后，辛弃疾由集英殿修撰被提升为宝谟阁待制。为了加强进行北伐，嘉泰四年（1204）三月，他又被派到镇江去做知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