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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熙二年（1191）冬天，在带湖之滨闲居了十年之久的辛弃疾，接到了南宋朝廷任命他为福建提点刑狱的诏命。翌年春天，五十三岁的辛弃疾便离开瓢泉新居，启程到福建赴任去了。

绍熙四年（1193）秋，辛弃疾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至绍熙五年（1194）秋，始放罢，重归田里。

在福建将近三年的政治生涯，辛弃疾一如既往，忠于自己的职守，表现出认真负责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取得了卓著的政绩。

辛弃疾在福建期间，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措施，关心民间疾苦，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在经济方面，他就任福建提点刑狱之后，根据福建的实际情况，向南宋朝廷提出了推行“经界”和改变盐法的建议。

南宋大官僚、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他们手中，赋税徭役的负担却往往还是留在原业主身上，他们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引起了中小地主阶层，尤其是广大农民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清理土地所有权和按地亩负担赋役——这就是所谓“经界”。

南宋政府为了均赋，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绍兴初年，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界”。经界之后，赋役不均的现象虽稍有改变，但经界既不彻底，又不能持久。如浙江余姚县自经界之后不过十年，就“力物走弄，以及一半”^〔1〕。可见在封建社会里，企图限制封建特权，减轻农民负担的任何措施，总是难以推行的。

绍兴经界，唯有闽南汀、漳一带，因当时有何白旗起义，没有实行，因此，赋役不均的情况，比之别处，更为严重。在辛弃疾之前，福建有些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的官吏，就曾向南宋朝廷建议过推行经界，并颁布了有关法令。但由于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反对和破坏，经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而且上述的那一流弊反愈演愈烈。赵汝愚在一篇奏章中说：

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比岁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倚阁，遂将逃亡税赋均及见存邻保。邻保又去，则辗转及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猾之家，不纳租赋。一强者为之倡首，则群弱者从而附之。至有一乡一村公然不肯纳常赋者。

这就是辛弃疾就任福建提点刑狱时，福建农村赋役不合理的真实情况。

南宋时，福建八州的盐法是不同的。上四州建宁、南剑、汀州、邵武不产盐，主要实行官运官卖法；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为产盐之地，则主要实行“钞盐法”，即令盐商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盐税，使盐商获得贩卖相应数量食盐的许可。官运官卖法存在着种种流弊，相比之下，“钞盐法”较为符合人民的要求。乾道八年（1172）正月二十五日新提举福建路市舶陈岘的奏语中言及两种盐法的利弊：

福建路海口、岭口、涵头三仓，祖额岁买盐一千九百七十六万七千五百斤，自元丰三年转运使王子京建搬运盐纲之法，后来州县奉行，积渐生弊，一则侵盗而损公，二则科买而扰民，至今尤甚。且天下皆行钞法，于官则可计所入而无侵渔之弊，于民则便于兴贩而免科买之患，公私之利甚情，今独福建受此运盐之害，岂可不行钞盐法以革之乎？

官运官卖法既是存在着这许多流弊，而多数官吏对此又全然不顾，这就给实行官运官卖法的上四州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祸患。辛弃疾去做福建提点刑狱的时候，福建上四州还是实行官运官卖法。

辛弃疾就任之后，了解到不合理的赋役和官运官卖的盐法给人民，尤其给汀州人民带来很大损害，汀州人民又强烈要求行“经界”，行“钞盐”，于是，他便于绍熙三年（1192）上书给宋光宗，提出了“因民所欲行之”的主张，建议在汀州推行“经界”，改行“钞盐法”。他说：

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经界，漳、泉民颇不乐行，独汀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请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胃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吾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

其次莫若行盐钞。盐钞利害，前帅臣赵汝愚论奏甚详，臣不复重陈。独议者以向来漕臣陈岘固尝建议施行，寻即废罢；朝廷又询征广西更改盐法之弊；重于开陈。其实不然。广西变法，无人买钞，因缘欺罔。福建钞法才四阅月，客人买钞几登递年所卖全额之数。止缘变法之初，四州客钞辄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民未及搬运而三州之贩盐已番钞入汀，侵夺其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借口，破坏其法。今日之议，正欲行之汀之一州，奈何因噎而废食耶？故曰钞盐次之。

这个札子围绕着“经界”、“钞盐”的问题，论述了“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的道理。这是他任各地地方长官时所力求实施的原则。

除建议推行“经界”和“钞盐”之外，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内，还像《九议》中所说的那样，革新理财，注意节省浮费，把人力物力集中使用于抗战，解决了福建多年来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南宋政府的投降主义集团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对金妥协投降，大量纳银纳绢，对内则强取豪夺，肆意挥霍。据记载，南宋初，有一支居住在福州的赵姓皇族宗室，总共不足二百人，每年即需耗费三万贯的巨资^〔2〕。同时，福州养着数量较多的军队，也需要很大数量的钱款和粮食。但福建山多，“土狭民稠”，粮食既不敷需用，也难以负担以上繁重的开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辛弃疾革新理财办法，尽量节省浮费，设置一所“备安库”，把节省下来的银钱全部储存在库内。几个月的时间，库中所存便已满五十万贯，并“以备安钱籴二万石”粮食^〔3〕，做到了有备无患。这就为国家积累了财富，加强了抗金战争的力量。

在政治方面，辛弃疾对中下层人民采取安抚的方针。汀州曾发生疑狱，长期不得解决。辛弃疾到任后，立即委派上杭令鲍粹然去调查处理，避免了一场诬陷人民的冤狱。他又委派福清县主簿傅大声审讯长溪县的囚犯，后来，他亲自去审问，结果，释放五十余人。顽固派表示反对，他毫不理睬。辛弃疾处理这种问题，总是务从宽厚。楼钥在其所撰制词中总述辛弃疾在福建任内的治绩时说：“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4〕他的这一方针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辛弃疾也是比较注意和关心的。在福州时，他曾修建福州郡学，为人民创造学习的条件，为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福建任职期间，辛弃疾在军事上的作为，主要是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识，论奏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部署。

绍熙三年（1192）底，宋光宗忽然决定要召见辛弃疾。诏书到了福州，辛弃疾不顾新年将至，决定立即启行。行前，在闲退家居的陈岘为他饯行的一次宴会上，写了一首词，抒写他这次被召见的心情：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仕途上的坎坷不平，给辛弃疾的教训够多的了。为了抗战驱敌，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结果却是屡遭打击陷害，赋闲家居。那些投降派软骨头反可青云直上，身居要位。这种“毫发常重泰山轻”的不合理现实，怎能不使辛弃疾悲哀而又愤慨呢！此次赴行在召对，谁知是一种什么情况？

辛弃疾在途中度过了新年，于正月四日抵建宁。宋光宗在便殿召见了他。当时，他发表了《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登对札子。《札子》首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理由：

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绝江，不败则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

他认为加强荆襄地区的守备，是南宋朝廷所在地江浙一带安全的保证。他又进一步提出，“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的主张，并且指出“上流轻重”，是南北成败的关键。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荆襄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提请南宋朝廷加强守备。陈亮指出：

荆襄之地，……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荆南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流，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自失其藩篱也。况襄阳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设若侵犯，据山以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

这就说明，辛弃疾关于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论奏，代表了主战派人士的普遍认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如何加强荆襄地区的守备呢？他针对当时上流之备“犹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责者”的实际情况，提出必须委以帅臣，统一指挥，负责那里的守备。具体做法是：

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分，首尾呼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沣、常德合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舰相望，东西联亘，可前可后，专任鄂渚之责。

这样，属任既专，守备自然就坚固了。辛弃疾的挚友陈亮，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主张“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他认为这样经过数年的努力，“则国家之势成矣”^〔5〕。在《中兴论》中，陈亮又一次力请皇帝这样做。辛弃疾这次召对途中，在浙东曾与陈亮会面，关于南宋的守备，他们想必是交换过意见的。

最后，《札子》对宋光宗提出殷切希望：

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辛弃疾在这里向宋光宗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希望宋光宗要做好打仗的精神准备，所谓“居安虑危”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其早年上孝宗的《美芹十论》和上虞允文的《九议》都曾提出这个问题。其二是要做好打仗的组织准备，所谓“任贤使能”，就是要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主战派人物，主持朝廷的军机要务；当然辛弃疾是把自己放在“贤能”的主战派之列了。其三是希望朝廷做好打仗的一系列物质准备。尽管辛弃疾的论奏如此周密，但并没有引起宋光宗和在朝文武大臣的注意和采纳。辛弃疾抗金驱敌的努力，又一次付之东流。

这次召对之后，辛弃疾被留在南宋行朝做太府少卿。半年之后，朝廷又提升他的职名为集英殿修撰，并派他去做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辛弃疾考虑到福建一路的安全，又想重操编练军队的旧业。福州滨海，经常有“海盗”出没，辛弃疾尝叹曰：“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6〕为了维持治安，防御“海盗”的侵扰，加强军事防守力量，辛弃疾决定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强壮，扩充队伍，严加训练，使其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应该指出的是，辛弃疾所说的“盗”、“贼”，大都是当时被逼造反的农民和渔民。他建军是为了对付这部分造反者，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秩序。显然，这表现了辛弃疾的地主阶级立场。

辛弃疾在福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贪官污吏的忌恨。这勾起了他对宦途的厌倦，他又打算归耕农村了。可是不解事的儿子却以田产未置阻止他这样做。辛弃疾因之赋词斥骂：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果然，南宋朝廷的谏官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他了。绍熙五年（1194）七月，左司谏黄艾以“残酷贪饕、奸赃狼藉”^〔7〕的罪名，对他提出弹劾，使他福州守和福建安抚使的官职全被罢免，原先的集英殿修撰也降为秘阁修撰。罢官之后不久，他便回到江西上饶的带湖之滨。庆元元年（1195）十月，御史中丞何澹又对他提出弹劾。弹章中说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8〕。结果他的秘阁修撰也被撤销。庆元二年九月，他们又以“赃汗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9〕的罪名，连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名誉职也给罢掉了。

〔2〕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