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四年（1177），辛弃疾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五年，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六年春天，辛弃疾由湖北转运副使改任湖南转运副使。同年秋，改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兼湖南安抚使。他在湖南任职两年，无惮豪强，任事果决，雷厉风行，取得了斐然的政绩，是他南渡以来大有作为的两年。

一道忧国忧民的奏章

辛弃疾到湖南任职之前，湖南曾连续发生了数起农民起义事件。乾道元年（1165）春有李金起义，乾道三年（1167）有姚明敖起义，淳熙二年（1175）夏有赖文政起义，淳熙五年（1179）正月有陈峒起义。同年五月，也就是他到任之初，又发生了李接、陈子明起义。这些起义虽都时间不长，但他们“皆能攘臂一呼，聚众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往往需“大兵翦灭而后已”（《论盗贼札子》）。其中，尤以李金起义规模最大，发展到“众数万人”^〔1〕。

起义事件的日益频繁，说明统治阶级对人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重，说明阶级矛盾的加剧。南宋朝廷偏安东南，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又有巨额军费和纳金岁币，均需取之于民。本来朝廷加在人民身上的赋役已沉重难负，无奈地方官吏又层层加码，敲骨吸髓，使人民实难活命。于是，官逼民反，势所必然。因此，那些起义事件，实际是南宋阶级斗争激化的具体表现。

这一情况，引起了刚赴任湖南的辛弃疾的注意。到任后，他首先着手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分析不断爆发起义事件的原因。然后，根据调查和分析，写出了《论盗贼剳子》，上呈宋孝宗。

这是一道忧国复忧民的奏章，体现了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它开首即列举近年来在湖南发生的武装暴动。接着，引用唐太宗的话：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当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

唐太宗是初唐很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采取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注意保护生产力，为后世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尊奉为圣君。唐太宗的话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指出对人民只能“轻徭薄赋”，使其“衣食有余”，方不为“盗”。这代表了辛弃疾对问题的全部看法，也是他论述问题的纲。

辛弃疾从他对湖南“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的社会民情的调查了解，认为他们有苦无处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基于对农民暴动原因的这种认识，他继即历数湖南官吏横征暴敛的种种罪恶事实：

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

然此特官府聚敛之弊尔。流弊之极，又有甚者。

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盔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

辛弃疾虽是南宋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但却能挺身而出，为被压迫被剥削的老百姓发出不平之鸣，对残害人民的大地主、大官僚提出控诉，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的罪行，这体现了他改革政治的愿望与要求。当然，辛弃疾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仍难脱地主阶级的窠臼，在揭露弊政时，还不忘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唱颂歌。好像迫使人民为“盗”的，仅仅是那些贪官污吏、豪绅地主，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罪恶。这明显地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烙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那样，他“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2〕。所以，他虽对人民表示同情，但当宋孝宗下诏令其“节制诸军，讨捕茶寇”^〔3〕时，他又对茶商起义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

对于被迫为“盗”的人民，辛弃疾反对用武装剿除，而主张讲求“弭盗之术”。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盔之由，讲求弭盔之术，无恃其有平盔之兵也。

辛弃疾的忧国忧民之心是何等鲜明！忧民，是因为忧国；忧国则必忧民，二者互为因果。这与他的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主战思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曾说：“守城必以兵，养兵必以民，使万人为兵，立于城上，闭门拒守，财用之所资给，衣食之所办具，其下非有万家不能供也。”（《议练民兵守淮疏》）无民，如何进行民族战争？所以，他建议宋孝宗很好地考虑老百姓为“盗”的原因，讲求“弭盗之术”。

辛弃疾理想的“弭盗之术”是什么样子呢？他认为，不仅不能用“平盗之兵”对付被迫为“盗”的老百姓，恰恰相反，应当严厉惩治迫使人民为“盗”的贪官污吏：

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竢明宪，庶几荒遐远徼民得更生，盗贼衰息，以助成朝廷胜残去杀之治。

同是要消弭“盗贼”，但手段不同，效果各异。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动辄剿除、扫荡，进行武装镇压，使国力削弱；辛弃疾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派，则从人民致“盗”的原因，主张打击贪官污吏，修明政治，缓和阶级矛盾，使国家强盛。这样一来，辛弃疾必然要招致贪浊之吏、豪强地主的反对：

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

他在“自湖北漕移湖南”时写的《摸鱼儿》已透露了这种“孤危”处境。然而，辛弃疾改革政治的态度是坚决的。面对贪官污吏的反对，他即使感到“孤危一身久矣”，也仍表示“杀身不顾”，坚决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感谢宋孝宗给他“按察之权”、“澄清之任”，使他得到应有的支持与权力。

南宋政府慑于人民的反抗，同意了辛弃疾的主张。宋孝宗在批答辛弃疾奏章的手诏中指示：“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同时，改任辛弃疾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全面掌管湖南一路的政治军事。

为民革弊兴利

改任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尽心尽力地实践了自己在《论盗贼札子》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做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革弊兴利的事情。

辛弃疾利用南宋政府授予他的权力，对于贪官污吏，该罢的就罢，该杀的就杀，毫不容情。当时的桂阳军赵善珏因“昏浊庸鄙，窠占军伍，散失军器，百姓租赋科折银两盈余入己^〔4〕，就被辛弃疾不客气地劾奏放罢了。后来，南宋政府的言官弹劾他，弹章中有“杀人如草芥”^〔5〕的罪款，加之他在《论盗贼札子》中透露的“孤危”处境和甘冒“杀身”之祸的决心，都说明他是果断地杀过一些贪官污吏的。

为了打击和限制豪强地主势力，辛弃疾坚决整顿了他们欺压百姓的武装力量“乡社”。关于湖南的“乡社”，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这是湖南各地普遍存在的地主武装。由“弹压”，“缉捕”的名称来看，说明它是土豪劣绅用来欺压老百姓的一种机构。这种“乡社”不仅对下残害百姓，还经常与南宋政府闹独立，抗拒南宋政府的命令，甚至公开反对南宋政府，与其分庭抗礼。它们有如唐朝的藩镇，豪酋们有如封建社会初期的诸侯王，成为大大小小的许多独立王国，是南宋政府贯彻其政令的很大障碍。因此，到湖南做地方官的许多人曾提出整顿和解散乡社的意见：

湖南乡社者，旧有之，领于乡之豪酋，或曰“弹压”，或曰“缉捕”，大者所统数百家，小者所统三二百。自长沙以及连、道、英、韶，而郴、桂、宜章尤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十八，《湖南乡社》

乾道七年（1171）春，知衡州王琰者，言湖南八郡，三丁取一，可得民兵万五千人，帅臣沈德和不可，乃止。淳熙七年（1180）春，言者奏乡社之扰，请尽罢之。

——同上

这样做当然是彻底的。但是，辛弃疾却没有同意这种意见。为什么呢？他认为，办法彻底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还应看是否切实可行。他有着比同僚更为深入周密的考虑：

乡社皆杂处深山穷谷中，其间忠实狡诈，色色有之，但不可一切尽罢。

——同上

显然，辛弃疾有虑于解散之令行不通，反而会引起豪酋们的反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于是，他提出应根据其表现好坏，区别对待，分别作不同处理：

今欲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属之巡尉而统之县令，所有兵器，官为印押。

——同上

南宋政府同意了辛弃疾的意见。经过这样的整顿之后，大大缩小和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而且明确了隶属关系，置于政府的节制之下，使其不能任意发展和肆意胡行。

在打击和惩治迫使人民为“盗”的贪官污吏、豪强地主的同时，辛弃疾又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保护生产力的措施。

当辛弃疾到湖南之前，湖南境内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灾荒不断。淳熙七年（1180）春天，正值湖南农村青黄不接、普遍发生粮荒之时，新任安抚使辛弃疾为了帮助农民度过粮荒，用他的前任大臣聚敛的桩积米赈粜给缺粮严重的永州（今零陵县）、邵州（邵阳县）、郴州（郴县）的农民：

淳熙七年二月己亥，出湖南桩积米十万石赈粜永、邵、郴三州。

——《宋史·孝宗本纪》

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诏湖南安抚辛弃疾于前守臣王佐所献桩积米内支五万石，应副邵州二万石、永州三万石赈粜。

——《宋会要·赈贷》

这样的措施对于保护生产力是有利的。他赈济百姓，是为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这正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表现。

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以官米募工，濬筑陂塘，因而赈给。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则使官米遍及细民，二则兴修水利”^〔6〕。湖南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杂居的地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比较落后。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便于淳熙七年（1180）夏天，在峒民比较集中的郴州宜章县、桂阳军临武县设立学校，“以教养峒民子弟”^〔7〕，“使边氓同被文化”^〔8〕，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湖南的考生揭发有的人与考官勾结，营私舞弊，他就亲自覆阅试卷，纠正谬弊。这有利于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取得进身的机会。

辛弃疾在湖南从多方面做了革弊兴利的工作。其基本方针是对人民实行安抚的政策，以便在内部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存民力，集中力量对付女真贵族政权的袭扰。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

创建飞虎军

宋代兵制，有所谓禁兵、厢兵、乡兵之别。禁兵厢兵都由招募而来。禁兵驻扎京师，或分番驻防边疆，其主要作用在巩固国防和拱卫中央；厢兵是地方兵，主要作用在镇压内部人民的反抗；乡兵是豪强地主武装，专事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厢兵大多老弱，地方官吏常加役使，从不教阅（后来禁兵亦复如此），地方有事，并不能起镇压作用。及至南宋，军队纪律更是败坏不堪。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给宋高宗，在论备敌之策时，言及当时的军队情况：

今之诸将，岂有长虑深计，国而忘家者耶？运土木以为技巧，岂复使之执兵？操奇赢以行贾，坐市区以谋利，岂复使之习战？缓急有用，驱不素教之兵，付之贪鄙慢令之将，其祸可胜言哉！

——《三朝北盟会编》下帙一二六

这那里还像军队的样子！辛弃疾在给宋孝宗的奏章中也指出其流弊：

军政之弊，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捕，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

——《宋史·辛弃疾传》

这样的军队，能够有什么战斗力？但“湖南控带二广，与溪峒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9〕，为了“免致缓急，调发大兵”^〔10〕，更有效地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维护社会治安，他奏请南宋政府，建议依照广东摧锋军、荆南神劲军、福建左翼军那样，别创一军，名之曰“湖南飞虎军”，对上隶属南宋政府的枢密院，在下专听湖南安抚使节制调度。宋孝宗批准了他的建议，下诏“委以规划”^〔11〕。

辛弃疾的建议得到批准后，就立即着手各项具体工作，他利用五代时占据湖南的楚王马殷的营垒故基，造起新的营栅、堡垒；招募壮健勇武的步兵二千，马兵五百；买了充足的战马，不仅当时即在广西买马五百匹，又奏请南宋政府下诏广西安抚司每年代买三十匹，以备使用；打造了新的铁甲武器；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很快，飞虎军建成，并“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12〕。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飞虎军不仅对内起了治安作用，并且成为长江沿线最重要的一支防御力量，使“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后来，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时，“盖尝调发”。然因统治阶级的腐朽昏庸，“统御无术，分隶失宜，兵将素不相谙”，竟使飞虎军“枉致剉创”^〔13〕。

在创建飞虎军的过程中，辛弃疾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阻力，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充分表现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超群绝伦的才干与机略。当他的建军奏章上达南宋朝廷时，统治集团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阻挠之”^〔14〕。这种情况，事先已在辛弃疾的意料之中。所以当宋孝宗“委以规划”的诏书下达后，他就立即抓紧把事先定好的建军规划付诸实施了。后来，反对派又在孝宗面前劾奏他“聚敛民财”，并由枢密院降下“御前金字牌”，命令他立即停止飞虎军的创建。对于这样错误的命令，辛弃疾采取了“受而不办”的方针，他把金字牌藏起来，严令工程监办人员，限定一月之内把飞虎军营栅建成，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可是，此时正值雨季，使建造营栅的二十万片瓦无法烧造，给工程带来很大困难。辛弃疾采取果断措施，下令“除掉官舍神祠”，同时，令“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交瓦时皆付瓦价。结果，所需瓦片两天内全部凑足，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营栅落成后，他把收入、支出的账目详加陈列，并“绘图缴进”，证明所谓“聚敛民财”，纯系捏造。辛弃疾做事如此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上遂释然”^〔15〕。

【注释】

〔1〕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七《刘珙行状》。

〔2〕《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

〔3〕《宋史·孝宗本纪》。

〔4〕《宋会要·职官·黜降官》。

〔5〕《宋史·辛弃疾传》。

〔6〕《宋会要·水利》。

〔7〕《宋史·孝宗本纪》。

〔8〕《止斋文集·桂阳军乞画一状》。

〔9〕《宋史·辛弃疾传》。

〔10〕周必大《奏议》卷十，《论步军司差拨将佐潭州飞虎军》。

〔11〕《宋史·辛弃疾传》。

〔12〕《宋史·辛弃疾传》。

〔13〕《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五，《去邪门》。

〔14〕《宋史·辛弃疾传》。

〔15〕《宋史·辛弃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