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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之后，辛弃疾原是怀着在抗金斗争中为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的。但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渡初期的十年间，他始终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十年来，南宋朝廷曾命他任江阴签判、建康通判和司农寺主簿。这些职务，或做人陪衬，沉滞下僚；或管钱管粮，与军国大计相去甚远。自然，他的雄才大略是无法施展，雄心壮志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在建康通判任内，面对“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的建康城，他发出了“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的感慨，流露了他为国事忧心如焚的情怀。

乾道八年（1172）春天，辛弃疾被解除了司农寺主簿，改知滁州。这在他看来，一展其才，稍遂其志的机会到了。事实也正如此，在滁州知州任内，他那抗战的方略大计才得到了初步的实施。

滁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乾道元年（1165），他就指出：“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美芹十论·守淮》）乾道六年（1170），辛弃疾被召对延和殿时，再次当面向宋孝宗论奏两淮在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意义，明确提出了“自古南北分离之际，盖未有无淮而能保江者”（《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的观点。他认为，两淮地广，绵延千里，形势如同张弓。如果敌人南下，向东可取扬州、楚州，向西可占和州、庐州；南宋军队不能从中间切断，他们就会东西往来，如走弦上，道路径直，畅通无阻。如果南宋军队从中拦腰砍断，那么敌人就会陷于被动，淮东之兵不能救淮西，淮西之兵亦不能应淮东。接着他借用常山之蛇的典故，说明淮东好比蛇首，淮西如同蛇尾，淮之中则为蛇身，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如断其身则首尾不能救是很明显的。滁州地处“两淮之间”，正可把两淮加以分割，使敌人不敢轻易南进。所以，滁州历来是“用兵者之所必争”^〔1〕之地。

作为抗金斗争前哨阵地的滁州，在当时经常受到女真贵族统治者的袭扰和破坏。“往时虏人南寇，两淮人民常望风奔走，流离道路，无所归宿，饥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议练民兵守淮疏》），致使无人耕作，农田荒芜。其中滁州则“蒙祸最酷”。战祸之外，滁州的自然条件也是很差的。“地僻而贫”，天灾接连不断，“水旱相乘凡四载”^〔2〕。战祸的频仍，天灾的迭至，使滁州的生产破坏，经济萧条，城垣残破，人民流亡他乡。对于这样一个地方，南宋的投降主义集团早已把它看成“边陲”之地，不予关心重视了。正如陆游斥责的：“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3〕

所以，南宋的官吏一般都把到滁州任职视为畏途，把它看成一桩很不如意的差事。他们虽到任，却并不尽职。他们贪生怕死，根本不管滁州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更无心于改变这种残破的局面。因此，辛弃疾的前任们给他留下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当时滁州的人民“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物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4〕。这的确是令人却步的一种场面。对事业认真负责的辛弃疾到任之日，立刻巡视城郭，看到的是一片“荡然成墟，其民编茅藉苇，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需无得”^〔5〕的荒凉景象。由于辛弃疾对滁州的战略意义深有理解，所以，他虽面对一片民生凋敝的景象，但还是毫不踌躇地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使之复兴起来，巩固这个前哨阵地。于是，他“早夜以思，求所以为安辑之计”^〔6〕。

怎样才能使滁州复兴起来呢？

按照他在《美芹十论》和《议练民兵守淮疏》中的主张，辛弃疾到滁州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当地人民各安其业，招抚流亡之民各归其乡，重整家园，从事生产。

南宋政府对人民的搜刮，决不因连年战争的破坏和水旱灾害的袭击而有所减轻。在天灾战祸的年头，不论怎样减产，滁州人民负担的租赋却仍如常年，致使人民积欠的租赋愈来愈多。辛弃疾了解到这种情况，便奏请朝廷，批准免除了当地人民多年来积欠的国家税款五百八十多万，减轻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负担，使其安心生产。滁州人民“勤于治生”，“力田之外无复外慕，故比他郡为易治”。^〔7〕减轻了当地人民的租税负担，固然可以安定人心，促进生产的发展，但辛弃疾认为这还不够。由于战乱和“水旱相乘凡四载”，人口大量外流，“民之复业者十室而四”^〔8〕，劳动力显然是不敷使用的。因此，他便采取种种措施，吸引流亡外地的农民回滁进行农业生产。对于返乡农民，他“陶瓦伐木，贷民以钱，使新其屋”^〔9〕，为其创造安居的条件。至于从北方敌占区逃至淮南的“归正”之人，他则按照在前的一贯主张，“家给百亩”，发给“室庐、器具、粮种”，实行亦兵亦农、兵农结合的屯田制度。这不仅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而且组建了一支民兵武装，使这块荒凉残破、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重新恢复了它的生机。

滁州“郡之酤肆”，“颓废不治，市区寂然”^〔10〕。这种情况，无疑是辛弃疾要坚决改变的。他采取奖励经商，繁荣经济的政策：“凡商旅之过其郡，有输于官，令减旧之十七”。另一方面，他又为商贩来滁经商提供各种方便，创造必要的条件。他“以公之余钱，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闲民，创客邸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11〕。这大大地促进了商业经济的活跃与发展，“市区寂然”的局面大为改观。

辛弃疾复兴滁州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为了给“无以为乐”的滁州人民创造娱乐的条件，他特建奠枕楼。楼落成时，他和当地人民共同庆祝，并登楼举酒，对他们说：“今疆事清理，年谷顺成，连薨比屋之民各复其业，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东望瓦梁、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前瞻丰山，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遗风，岂不休哉。”^〔12〕说明他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喜悦心情，从事这项工程的。

奠枕楼建成之初，辛弃疾有一次与友人李清宇同游，兴之所至，写了一首《声声慢》，对这座楼做了这样的描绘：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辛弃疾登高望远，不禁想起了那沦于敌手的“西北神州”！辛弃疾是如此，一切抗战的人民登临奠枕楼又何尝不做如此感想呢？这就可见他建造这座楼并不仅仅出于对人民娱乐生活的关怀，而是还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触发人们的民族意识，激励人们抗战的斗志。

辛弃疾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美好的成果。经他半年的精心治理，滁州很快复兴起来。乾道八年（1172）夏天，小麦大熟，获得丰收，人民生活有了着落；各地商贩纷纷向滁州集中和迁徙，来滁经商；政府的税收成倍地增加，财政充裕；流亡他乡的人民陆续回到滁州，从事生产；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民兵队伍，已组织起来，开始进行训练。原先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滁州，如今生机盎然，“面城邑之清明，俯闾阎之繁伙，荒陆之气一洗而空矣”^〔13〕。

辛弃疾南渡后，一直注视着敌人的“消长之势”，注意侦察敌人的动态。他那著名的论著《美芹十论》和《九议》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滁州任上，他又根据侦得的情报发现，女真贵族间的矛盾已日益剧烈，统治阶级也日趋腐化，逐渐从它的鼎盛时期跌落下来。在其北部的蒙古贵族政权已经兴起，并迅速发展强大起来。这个贵族政权也是极富掠夺性的，不断袭扰金政权，对金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一情况，引起了辛弃疾的关注和警惕，他怀着忧虑的心情指出：“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14〕历史证明，辛弃疾的分析估计是准确而有远见的。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金政权被蒙、宋联军所灭亡。金亡以后，蒙古奴主的锋芒，便转向其同盟者南宋。不久，南宋也很快被灭亡了。南宋妥协投降集团对辛弃疾很有预见性的警告却置若罔闻，漠然视之。后来，他的同乡周密在记载这件事时，发出了“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15〕的慨叹和惋惜。

在南渡后的漫长经历中，滁州的半年，辛弃疾只是稍展其才，即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