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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把银河洗嵩华。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

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嘉泰四年（1204）写的《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中，盛赞辛弃疾的政治军事才能的诗句。当时，辛弃疾知绍兴府事。这年正月，宋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要他到临安陈述对付女真贵族政权的意见。他接到召见之命以后，要离开绍兴时，陆游特地写了这首热情洋溢的送行诗。他说就才能而论，辛弃疾是与历史上的名相管仲、萧何不相上下的人物。如果要他率兵攻陷女真贵族的老巢，也许还要等一段时间，但当前首先要收复河南、陕西一带，把被金人玷污了的嵩山、华山都洗个干净；若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中原起义抗金的人民一定会奋起响应。只要让他稍展才能，稍出余力，定能超过历史上的豪杰。

这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公允之论。辛弃疾早年是二十五万农民义军的领导者之一，有带兵的实践经验；南渡后又成功地创建和训练了飞虎军；在南渡后不久，他就写了全面论述恢复大计的《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和《九议》等论著。这些论文充分表明，辛弃疾不仅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并且有勇有谋，娴于韬略，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所以，在辛弃疾三十二三岁以后，朋友中间有些人就说他“有文武材，伟人也”^〔2〕，有的说他从事的事业是当年“周公瑾、谢安事业”，把他比作周、谢，并认为，南宋政府若改变妥协投降的方针，他是可以担当起并完成收复失地的大业的^〔3〕。当辛弃疾仅三十五岁之年，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叶衡，即“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4〕；辛弃疾的学生范开在为稼轩词写的序中，也说他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5〕；辛派词人刘过则称颂他的军事才能“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神明机鉴，未必能诗”^〔6〕，说只有东晋的大将陶侃可以和他相比。这一切都说明，陆游诗中的赞语，实际代表了当时主战派人士中的共同看法，我们是不能当作知识分子间的谀辞来看待的。

辛弃疾的论著，除了系统完整的“万字平戎策”的《美芹十论》和《九议》之外，还有《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等篇。其文章议论“英伟磊落”，“笔势浩荡，智略辐辏”^〔7〕。他从南宋抗金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驱逐敌人、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和策略。这些战略和策略，完整地反映了辛弃疾进步的政治军事思想，是当时主战派观点的集中反映。

隆兴元年（1163），符离一役失利后，张浚去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汤思退、史浩用事，朝廷内“抗战必亡”的投降论调遂甚嚣尘上。如王夫之所说：“符离小衄，本无大损于国威，而生事劳民之怨谤已喧嚣而起。”^〔8〕在主战派横遭迫害，投降派猖獗一时的恶劣形势下，辛弃疾挺身而出，对形势进行了详尽周密的唯物主义分析，作出了敌人必亡，抗战必胜的振奋人心的论断，给予投降派有力的一击。

对形势的估量，决定着战争的部署，决定着战争的结局，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正确地估量形势，体现了辛弃疾的远见卓识。辛弃疾之所以能够对形势作出比较正确的估量，首先因为他站在抗金的立场上，着重于战争性质、民心向背的分析，也因为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能够较全面地辩证地观察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不沮于形”、“不眩于势”的原则：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眩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其毙矣。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

“不沮于形”、“不眩于势”，在辛弃疾看来是观察形势的重要原则。然而，其所说的“形”与“势”，在当时究竟何所指？他说：

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谓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

地广、财多、士众，正是女真贵族政权威慑南宋的主要资本，也是南宋的投降主义集团罗织女真贵族政权不可战胜神话的主要依据。可是，辛弃疾认为，这都是仅有“轰然其声，嵬然其形”的表面现象，只可以用来吓人，是不能用来夺取战争胜利的。至于“势”，则是指在战争中的可用之器。女真贵族政权并无这种可用之势。所以，他要求人们观察形势时，不要拘泥于“形”，要看清“势”。

根据这一原则，辛弃疾对女真贵族政权统治区内的各种矛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揭露了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指出貌似强大的敌人有“三不足虑”。他认为，“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分”。女真贵族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同时，在其占领区内又实行着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致使境内矛盾重重，日趋激化。人民纷纷聚集起来反抗，割据蜂起。正如辛巳之变后的情况那样，“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又反于燕”，所以敌人并不能完全控制其占领区。这是一不足虑。“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敌人从宋朝得到的岁币只有金与帛，这些东西只可以用来赏赐，不可以用来养兵；中原出产的粮食，可以养兵，但不能保其无失。女真贵族政权机构庞杂，官吏凶横，从占领区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人民不堪忍受其搜刮，常常起而反抗，反抗“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这是二不足虑。“其为兵，名之曰多，又难调而易溃。”其在中原征发的汉军，“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槌剥之酷”，怨愤所积，打起仗来，当然要反戈相向；从塞外征发的契丹各族壮丁，虽其数可以百万计，但在万里之外，道路遥远，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没有一年是不可能到达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塞外征发的这些壮丁，女真贵族也是用“诛胁酋长、破灭资产”（《美芹十论·审势》）等残酷手段加以驱遣，强使从役，结果，未到前线便都中途逃窜了。所以，其军队数量虽多，却有不少溃散因素。这是三不足虑。辛弃疾对敌人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揭露了由于女真贵族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掠夺而产生的矛盾，鼓舞了人们的抗战热情，破除了对敌人的迷信，加强了对敌斗争的意志。

至于在其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互相残杀。其朝廷中所用，契丹、中原、江南之人都有，结果便出现了“将相则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兄弟则嫡庶交争而不相下”（《九议·其五》）的局面。他们不仅“上下猜防，议论龃龉”，并且，“骨肉间僭弑成风”（《美芹十论·审势》），“必将党与交攻、大为杀戮而后已”（《九议·其五》），这就必然引起其内部的大乱，因而构成了敌人的“腹心之疾”，其自保尚且不暇，当然也就无法谋算别人了。

辛弃疾这种言简意明的概括论述，有着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女真贵族建立金政权以来，其最高统治集团中多次发生残杀事件，兄弟、父子间，为了争权，辄相残杀。试看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四月，发生在女真贵族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场大火并：

……翰林学士承旨张钧作赦文，称乃者，龙潜我宫之句，由是（亶）大怒曰：“龙奈我何？”将张钧杖之数百，截去手足，差而斩之。东昏（金主完颜亶）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窥觇左右近侍，不辨亲疏，唯有少不如意，恣情逞欲，手自刃之。亲杀兵部尚书赛居常，护卫将军八斤，广武宿直将军特赛定，远胙王长胜马及其弟冀州节度使查辣子侄皆族诛之；又手刃邓王子阿木辅国兄弟二人，又手刃皇后裴摩申氏，并诸妃嫔，以放归宗者数辈，皆赐死于家，大臣战栗待死，每旦入朝，与亲戚相别而行。驸马都尉唐古卞率平章政事，歧国王亮廉访参政，萧王仲武太常大卿，乌达宿直将军，干诸尚厩局使，高景山寝殿，小底兴国奴同谋，因帝醉熟睡，先盗去帝侧弓刀，诈称宣命，夜召亮等直入霄仪殿就醉寝弑帝，时年三十一。……忽突先以所执枪刺东昏于壁，众乃同时相前乱刀斫而杀之，……左丞相宗贤夜半入内，遂乱刀砍杀，并男子并诛之。亦召右丞相曹国王阿鲁孛山，至则缢杀之，遂立亮，改号天德。

完颜亮杀君自立，他自己也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他率军南犯时，为其部下乱箭射死于军帐之中。女真贵族最高统治集团中的这种僭弑风气，给南宋的抗金斗争造成了可乘之机。

“不沮于形”、“不眩于势”是分析形势的原则，也是观察敌情的重要原则。据此，辛弃疾提出当时“虏情”的特点是“三不敢必战”和“二必欲尝试”。

所谓“三不敢必战”，是说女真贵族政权如再对南宋大规模用兵作战，内心还有许多忧虑。金朝内部空虚，必不肯再用“危道”，重蹈殷商的覆辙；万一它冒险再次大规模南犯，也“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可是，“戍卒岂能必其胜”。这是一不敢必战。地处与金占领区接壤的海、泗、唐、邓等州既为我所收复，敌人用兵三年而没有占领成功，我方又有攻守之士驻防，而“虏人”的进攻力量“已非前日之比”。这是二不敢必战。由于女真贵族政权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使其统治区各族人民不断爆发反抗斗争，当其进行战争时，“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美芹十论·察情》），这是三不敢必战。

然而，本质虚弱的敌人从来不会因其虚弱而放下屠刀，相反，总是要装出一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样子。女真贵族政权也是这样。它因“有三不敢必战之形”，因而害怕南宋“窥其弱而绝岁币”，而不得不摆出一副了不起的赫赫逼人的架势，要挟南宋，以战争对它进行讹诈和威胁。这是一欲尝试。女真贵族统治者生性贪婪，“求不能充其所欲”，虽“谋不暇于万全”（《美芹十论·察情》），也要发动战争，希望侥幸取胜，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这是二欲尝试。于此，辛弃疾把“虏情”色厉内荏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辛弃疾对敌人存在的矛盾及其给敌人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他从敌人之地广，而看到其地易分；从敌人之财多，而看到其难恃；从敌人之士众，而看到其难调而易溃之所在；从敌人的表面强大，而看到敌人的虚弱本质；又从敌人“不敢必战之形”，而看到其欲尝之可能。总之，在南宋投降派心目中的女真贵族的长处，在辛弃疾看来又正是它的短处；其一时的疯狂猖獗，不过是掩盖其虚弱内心的表象。这种分析，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粉碎了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

女真贵族政权发动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引起的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是它的致命伤。辛弃疾对“民心叛虏”的种种事实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美芹十论·观衅》）那么，“中原之民，其心果为何哉？”他在《美芹十论·观衅》里，讲得淋漓尽致。他说：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刚开始在其僭割守势未固之时，还勉强姑息以示思；时间长了，凶相毕露，沦陷之地，半数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他们霸占中原人民的田产牲畜，强迫当地人民从事于征战、运输、筑营之役，实行民族奴役政策，置中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就必然“相梃以兴”，奋起反抗。一旦发生战争，“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辛弃疾又在分析历史上国家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而今女真贵族政权两者“并有之，欲不亡何待？”（《美芹十论·审势》）他认为，只要充分利用这许多“离合之衅”（《美芹十论·观衅》），敌人就一定能被打败。这体现了辛弃疾进步的战争观。历史经验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辛弃疾从战争性质、民心向背的分析中，得出了与投降派完全相反的结论——抗战必胜。在“抗战必亡”的论调充斥舆论的情况下，他的这番议论，不禁使人们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不破不立。辛弃疾在进行这种卓有见地的论述的同时，对当时流行的投降主义论调进行了坚决的讨伐，有力的批判。

南宋的妥协投降集团为了替自己的叛卖行径辩解，造出种种谬论邪说。他们恶毒攻击抗战是“为国生事”、“孤注一掷”，是陷国家、君王于不利之地，似乎只有他们才是为国着想、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他们拼命宣扬“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九议·其九》）的天命观，要人们安天守命，任人宰割。

这是典型的民族投降论调。恰如鲁迅先生所斥责的那样，他们在敌人面前，“抖成一团，又必想出一篇道理来掩饰”^〔9〕。辛弃疾在《美芹十论·自治》和《九议》中反复进行了批驳。关于前者，他尖锐指出：

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君相之私哉。

真是一针见血！抗战、收复失地是为国为民的大事，绝不是任何一个皇帝或宰相的私事，皇帝和宰相更不应为自己的私利而逃避这一斗争，怎么能说是“为国生事”，是陷国家、君王于不利之地呢！

对于后者，辛弃疾针锋相对地提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九议·其九》）在中国历史上，固然多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但那是“所遭者然，非定势也”。至于当时的南北之势，不仅不是“定势”，而且较之过去又大不相同了。为什么呢？辛弃疾分析道：“逆”、“顺”相对照比较，“盛”、“衰”相转化，是自然之理。顺乎常理而兴盛尚有衰败的时候，逆乎常理而兴盛的女真贵族政权就一定不会衰败吗？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真贵族政权“不可以久安于华夏”。这说明辛弃疾对抗金战争充满必胜的信心，体现了他“不沮于形”、“不眩于势”的观察问题、分析形势的原则，说明他的世界观中颇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

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不交，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摹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鲁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

敌人统治区内矛盾重重，民心归向南宋，南北之势大异于以往，而且十分有利于恢复大业。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定势”。辛弃疾作出“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的论断所根据的“常理”又是什么呢？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其之所谓理者此也。

辛弃疾对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十分关切。南渡后的最初几年，他就连续向宋孝宗赵靥和宰相虞允文上了《美芹十论》和《九议》等“平戎策”，积极主动地对恢复大业提出了周密的具体规划。

这个恢复大计的蓝图，通盘贯穿着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武力驱逐女真贵族的思想。他在《美芹十论·详战》中，首先以“鸱枭不鸣，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兽”，来揭露女真贵族的豺狼本性，批判了投降主义集团一味追求与敌人“定盟”、“弭兵”的妥协投降行径。他尖锐指出，散布“天下不至于战”的烟幕，是蛊惑人心的论调。辛弃疾基于对敌人豺狼本性的认识，主张主动地“出兵以攻人”，反对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主张积极地“战人之地”，反对消极地“退而自战其地”。而且认为这是天下的“至权”，兵家的“上策”。为什么必须主动积极地进攻敌人，而不能被动消极地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女真贵族政权已经占领了广大中原地区，抗战不仅要遏止敌人南进，而且要反攻，以收复失地，否则便不能实现封建国家的统一。

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既然一味追求“和戎”，就必然是取消战备，公然宣称“欲终世而讳兵”。针对这种谬论，他指出：“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九议·其二》）其弊端不仅在于“终世而讳兵，非真能讳也”，而且，徒然使自己“内自销铄，猝有祸变而不能应”（《九议·其二》）。辛弃疾认为，要主动地“出兵以攻人”，实现收复失地的大目标，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安排有条不紊的步骤，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充分准备。

在战备问题上，辛弃疾提出了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他认为战备是多方面的：“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丰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苦，边备之废置。”（《美芹十论·自治》）在这许多战备中，他又认为最根本的是精神上的战备。因为必须首先做好打仗的精神准备，从思想上把人们发动起来，才能使人们积极投入抗战事业。为此，他主张应采取迁都金陵（今南京市），停止对金输纳岁币两项措施。这并不是说，绝岁币，国家的财用马上就可以丰富起来，都金陵，中原马上就可以恢复。他认为，这样做所起的作用在于，对内可以“作三军之气”，对外可以“破敌人之心”，所谓“未战养其气”，“先人有夺人之心”，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压倒敌人，造成一种反攻图进的气势：

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余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

辛弃疾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不采取这两项措施，必然造成敌人不可战胜的假象，使军心民气涣散，战斗意志销蚀。他说：

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萎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

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

不迁则不足以示天下之必战，中原之变也必缓，吾军之斗也必不力，深居端处以待舆地之来，是谓却行雨求前，此不得已而必迁者也。

通过正反两面的分析论述，雄辩地说明采取这两项措施的重要意义，令人信服地接受“绝岁币”“都金陵”的主张。

关于建都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成为南宋抗战和投降两种思想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战派主张建都建康，作为收复中原的准备；投降派则主张建都临安（今杭州），作为和约破裂后，再行逃跑的打算。南渡之初，李纲、张守、张邵等主战人士即建议定都建康，以图北向中原。然而，绍兴八年（1138）三月，赵构投降集团悍然决定定都临安，否决了李纲等人的建议。后来，不仅辛弃疾力主“都金陵”，而且是南宋抗战志士的一致主张。陈亮曾建议宋孝宗“慨然移都建业（今南京）”，“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10〕。陆游也曾建议以南京建都立朝，积极从事收复中原的准备^〔11〕。他们这样主张，除南京险要的战略地位之外，主要的还是想以迁都金陵之举，来进行战争动员。以战备而言，不外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上的战备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打的精神准备，才能进而做好打的物质准备。辛弃疾对“绝岁币、都金陵”的分析，突出和强调了精神上的战备的作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组织措施，在辛弃疾恢复大业的规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抗战的总目标，必须有抗战的组织措施才能保证其实现。因此，他主张“唯贤是举”，重用抗战的有志之士，明确提出“任贤使能”（《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原则。他推崇备至的是越勾践、汉高祖、唐宪宗的用人方针：他进而从和战角度上联系本朝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毫不客气地批评尚健在的太上皇帝赵构“用秦桧一十九年而无异论者”，又指责赵构对秦桧这样的大间谍大特务深信不疑，让他久居宰相要职（见《美芹十论·久任》），这是当废而不废的。

尝窃深嘉越勾践汉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处事：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知其所料也。……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间于谗说；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于小节；所以能责难能不可为之事于能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

唐人视相府如传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师道遣刺客以缓师，高霞寓败而钱徽萧俛以为言，宪宗信之深，任之笃，令狐楚之罢为中舍，李逢吉之出为节度，皆以沮谋而见疏。故君以断，臣以忠，而能成中兴之功。

在辛弃疾看来，他们都是历史上贤能的君主。他盛赞这些贤君“不间于谗说”、“小恤于小节”，不以一胜一败，决定官吏的用废。这实际是希望宋孝宗以他们为楷模。

但还有不当废而被废的：张浚是南宋知名的主战派人士，建炎三年（1129）任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屏东南，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次年因东南形势紧张，以全师反攻永兴军路，牵制金军，与金兀术大战于富平（今属陕西），受挫。后用吴玠等坚守秦岭北麓，屡败金兵。绍兴四年（1134），再任枢密使，次年为宰相。秦桧执政后，被排斥在外近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犯时，重被起用。次年六月，孝宗即位，召见张浚，封他做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孝宗命他指挥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北伐。开始，连克数城，初战告捷，孝宗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后来，因李、邵两将不和，在符离一役挫败。当时已是秦桧同党汤思退任宰相，张浚便被排挤去职。辛弃疾直接了当地批评在位皇帝宋孝宗因张浚符离一挫就撤职，是轻率的，不是古代贤君的“任宰相之道”。他认为，对张浚这样的主战派人士，应当使其“专于职治”，不能“轻移遽迁”。这样，他们才能“无苟且之心”，乐于奋发努力，为国效力。辛弃疾认为，任用主战派人士是全部战备规划的“纲”，“一纲既举，众目自张”（《美芹十论·久任》）。在与投降派的反复斗争中，辛弃疾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很有意义的。

完成恢复大业，必须有一支士气高、斗志旺的正规军。自古以来，进步的军事家总是注意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强调军队士气的高低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很大。孙膑说：“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以威三军之士，所以激气也。将军令……其令，所以利气也。将军乃……短衣絜裘，以劝士志，所以厉气也。”^〔12〕

辛弃疾深知，在军队战斗力的诸因素中，士气、斗志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将士没有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战争是不可能打胜的。他说：

臣闻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而不败国家事。

军队士气低落，便会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贻误国事。然而怎样才能提高军队的士气呢？辛弃疾认为，必须“致其勇”。“人莫不重死，唯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者所不敢避”，所以这是“鼓舞天下之至术”。将帅之情与士卒之情不同，“致勇”之术也自当有别：“致将帅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贵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纾其不平，速赏而恤其已亡”（《美芹十论·致勇》）。

辛弃疾进一步揭露南宋军队在这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以说明“致勇”的迫切性。他认为，将帅方面的弊端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战场上的情况，朝廷仅仅能知道胜与负，至于“当进而退、可攻而守”这样一些较为具体的战斗过程，就无法知道了。宋朝君主鉴于唐五代军人割据的教训，将帅多用文职，造成了指挥者不识兵机的情况。其中或用武臣，则往往拥兵自重，要挟朝廷，使朝廷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和指挥。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主张每军置一得力的参谋人员，协助指挥：

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之中择其廉重通敏者，每军置参谋一员，使之得以陪计议、观形势、而不相统摄，非如唐所置监军之比。彼为将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识行阵、谙战守，缓急均可以备边城之寄；而将帅临敌，有可进而攻之之便，彼知缙绅之士亦识兵家利害，必不敢依违养贼以自封而遗国家之患。

这样既可以对武臣加以监督，使其有所顾忌，又可以帮助文臣熟悉战略战术，便于指挥。至于官爵的升迁，朝廷则应“齐量其功，等第而予之”，使之经常“有歆慕未足之意”，“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这样，他们就会“矜持奋励，尽心于朝廷则希尊荣之宠”。这就叫做“贵爵而激其所慕”的致勇之术。

在南宋军队中，碍于兵卒士气提高的因素就更突出了。士卒“饱暖不充”，在战场上“肝脑不敢保”，而主将却“歌舞无休时”，“雍容于帐中”。“平时又不与之休息以养其力”，甚至随便役使，令其搬运土木，营建私室，并肆意鞭挞，使其心怀怨愤。在这种情况下，“谁肯挺身效命以求胜敌”？其次，士卒冒万死、幸一生，立功得赏。“赏定而付之于军，则胥吏轧之、主将邀之，不得利不与。”如“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见之谁不生心”？辛弃疾主张将帅应“与士卒同衣食而分劳苦”，“为士卒裹创恤孤”。他向宋孝宗建议：

臣今欲乞朝廷明敕将帅，自教阅外，非修营治栅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

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赏命，特与差官携至军中，呼名给付；而死事之家，申敕主将曲加抚劳，以结士卒之欢。

这就是“寡使而纾其不平”、“速赏而恤其已亡”的致勇之术。果能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这样的军队，“守之而无不固”，“攻之而无不克”（《美芹十论·致勇》）。

辛弃疾认为，只要把这些致勇之术付诸实施，就可以“得上下之欢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急难时便“不至于误国”。这表明，辛弃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致勇之术与当年商鞅的办法十分类似。商鞅说：“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搏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13〕由此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

既然抗战是“为社稷、为生民”的大事，那么，仅有一支少数人组成的正规军是不够的，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投入战争。为此，辛弃疾主张奖励耕战，实行“屯田”制度，建立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民兵武装，而不是投入重兵加以固守。

辛弃疾比较重视人民群众在抗金战争中的作用。他说：“守城必以兵，养兵必以民，使万人为兵，立于城上，闭门拒守，财用之所资给，衣食之所办具，其下非有万家不能供也。”（《议练民兵守淮疏》）然而应怎样发挥人民群众在抗金战争中的作用呢？他根据两淮的人口稀少的实际情况，主张把那里的人充分地加以动员和组织：

臣以谓两淮民虽稀少，分则不足，聚则有余。若使每州为城，每城为守，则民分势寡，力有不给；苟敛而聚之于三镇，则其民将不胜其多矣。窃计两淮户口不减二十万，聚之使来，法当半至，犹不减十万。以十万户之民供十万之兵，全力以守三镇，虏虽善攻，自非扫境而来，乌能以岁月拔三镇哉！

还不仅解决了兵源问题，还可以提供粮饷。“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他认为，“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唯屯田为善”（《美芹十论·屯田》）。具体办法是：

不如籍归正军民厘为保伍，择归正不厘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收尽以予之；为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蓄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核其劳绩。……

组成保伍的民兵，一面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平时“使各居其土，营治生业”；遇有紧急情况，即由各军镇将官分别调集，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密切配合正规军的作战行动：

缓急之际，令三镇之将各檄所部州县，管拘本土民兵户口赴本镇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资粮、聚之城内，其丁壮则授以器甲，令于本镇附近险要去处分据寨栅，与虏骑互相出没，彼进吾退，彼退吾进，不与之战，务在夺其心而耗其气。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后，有余则战，不足则守，虏虽劲亦不能为吾患矣。且使两淮之民仓促之际不致流离奔窜、徒转徙沟壑就毙而已也。

——《议练民兵守淮疏》——《美芹十论·详战》——《美芹十论·详战》

这种亦兵亦农的屯田制度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继承并发展了古代一些进步军事家的优良传统，为后人所效法。他说：“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美芹十论·屯田》）所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孙子兵法·军争》）。辛弃疾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美芹十论·屯田》），而且，“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美芹十论·守淮》）。

辛弃疾还进一步具体规划了收复中原、主动进攻敌人的途径，须先从“其形易、其势重”的山东开始：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方今山东者虏人之首，而京洛关陕则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虏人之巢穴也。

就战略地位来说，山东好比“虏人之首”，收复山东是收复中原的关键。因此，决策以山东作为整个北伐战争的首攻目标是正确的。但辛弃疾做出这种战略抉择的根据，还不仅着眼于战略地位一点，而是有着其他一些重要条件。他进一步分析说：

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至其所谓备边之兵，较之他处，山东号为简略。且其地于燕为近，而其民素喜乱，彼方穷其民、简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

山东群众条件好，民气劲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从敌人方面说，在这里的守备力量较弱，可以“避实击虚”，又靠近燕京，容易得手。如此，“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美芹十论·详战》）。这种周密的分析，利弊昭然的战略抉择，不仅表现了他“为社稷、为生民”的胸怀，并且充分体现了他灵活机动的战略策略思想。

抗击女真贵族，并进而收复为其占领的土地，就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力量。因此，辛弃疾主张改革理财，以适应抗战的要求。

宋廷南渡以来，迄未把物质财富集中使用于抗战，而主要是供达官贵人们享受挥霍。权贵们既享有崇高的权位，又聚敛了大量的资财。其所建宫府私宅，莫不规模宏大。当时崇尚园林风景之风甚盛，有的书上记载西湖沿岸的苑囿之多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14〕最高统治集团在这里建了许多亭园，“禁中及德寿宫皆有大龙池、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华，非外间可拟”^〔15〕。著名的“御园”就有聚景园、玉津园、富景园、屏山园、玉壶园、集芳园等，其建筑之宏丽豪奢，达到极惊人的程度。试看周密描绘的俞氏亭园的假山：

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卫清叔吴中之园。一山连亘二十亩，位置四十余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见秀拔有趣者，莫如俞子清侍郎家为奇绝。……峰之大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乃于众峰之间，萦以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荫巨竹寿藤，苍寒茂密，不见天日。

一个侍郎既如此豪奢，其他高官更不待言。统治阶级如此挥霍无度，必不能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支持抗战。对此，陈亮曾提出尖锐的批评：“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16〕

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认为，应当节省浮费，把人力物力集中使用于抗战，把理财办法来一番革新。首先，他主张必须“惜费用”，为国家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苟从其可以惜者而惜之，则国不胜富矣。”（《九议·其七》）这就是说，节约开支是为国家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哪些费用是“浮费”？他认为一切与恢复之事无关的费用都是“浮费”，如“恩泽赏给”、“岁币郊祀”，一言以蔽之，“非有恢复之万一而费之，则费为可惜矣”（《九议·其七》）。这里虽未明确提出治园囿台榭为可惜之费，但其与恢复之事无关则无疑，自然当在撙节之列。

其次，他主张“宽民力”。抗金战争的费用必取之于民。而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必积极供应战争的费用。由于战争的长期性，朝廷不可滥用民力。他说：

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盖恢复大事也，能一战而胜乎，其亦旷日持久而后决也。旷日持久之费，缓急必取之民，凡民所以供吾缓急、财尽而不怨、怨甚而不变者，以其素抚养者厚也。古之人君，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未有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

辛弃疾提出的这些新的理财办法，与北宋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推行的整理财政的措施是一致的，是其战备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17〕辛弃疾十分注意探索战争的规律。他在前人的进步军事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战争实践中，特别是抗金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用兵作战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出了一套符合当时抗金战争特点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

辛弃疾对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对于恢复大计的规划，都是探索战争规律的结晶，此处不复赘述。这里要分析的是他对战略战术的论述。

他认为，抗金战争必须注意三件事。其一，在战略上应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他在批判了“欲终世而讳兵”的投降论调之后，接着又批判了“明日而亟斗”的速胜论。“明日而亟斗，非真能斗也，其实则恫疑虚喝，反顾其后而不敢进。”（《九议·其二》）他引述历史上“越之谋吴”，“燕之谋齐”，以及抗金战争中的“符离之役”，说明了“疾之期年而无功，与迟之数年而决胜，利害相万”的道理，最后得出了抗金战争“无欲速”的结论。

这种主张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在投降派的长期统治下，军心民气受到严重挫伤，自秦桧持权，抗战志士“斥死南方”，“天下之气惰矣”。长期的苟安局面，使人们“不知兵戈之为何事”。从经济力量来说，由于投降主义集团的恣意挥霍，也是“国势日以困竭”，“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18〕。所以，当时的抗战派人士一般都建议朝廷积极备战，等待时机，而不主张过早地发动大规模的北伐。这其中的道理，陈亮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确：“今丑虏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19〕辛弃疾“无欲速”的主张，正是这种舆论的一部分。

其二，辛弃疾主张，抗金战争应“审先后”、“能任败”。这就是说，应当对战争有一个全面的规划和安排，并且不因小胜小败随便更改这个规划。他认为，“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能任败”就必须能“忍”；“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是不能成就恢复大业（《九议·其二》）。

辛弃疾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知彼知己。在战争中，调查研究，知彼知己，是指挥正确、夺取胜利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20〕辛弃疾认为，“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九议·其三》）。

根据这一原则，他对宋金双方的长短作了比较分析。南宋“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这些都是女真贵族的长处，南宋的短处。然而，女真贵族所进行的战争不得人心，一旦打起仗来，中原之民必然奋起响应。女真贵族后方太远，兵员调动极为不便，“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内，彼之召兵也在一岁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战矣”。女真贵族的巨额战费，来源于对人民的强取豪夺，必然引起人们的激烈反抗，致使“天下大乱”。女真贵族军队逾淮南犯，“不过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耳”；而南宋军队逾淮而北，人民可以背着婴儿而来，使城池的防守有若金汤之固，以“断其手足，病其腹心”。这些是南宋的长处，女真贵族的短处。显然，对彼己之长短的论述，仍然是着重于人心向背的分析。他认为这种“逆顺之势”是不可更易的。所以，从形式上说，是“小谋大，寡遇众，弱击强”；但从情理上来说，“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九议·其三》）。

辛弃疾在理论上是这样主张，在实践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敌情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能够率兵北伐。他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敌情的主要途径是：一方面，通过南宋政府派往金朝去做外交使节的某些人，了解金朝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他经常向敌方派遣间谍，进行侦察。辛弃疾很重视这项工作。他认为，“谍者，师之耳目也，兵之胜负与夫国之安危悉系焉”。他不满意南宋官吏在派遣间谍方面吝惜费用，他认为这样得不到可靠而有价值的情报。辛弃疾的办法是，出重赏，同时派出许多人，侦察敌人兵骑之数，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对侦察得来的情报，他并不盲目轻信，而是“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21〕。然后，他把经过互相印证，准确而有价值的情报，绘在面积很小的锦绢上，以便于保密和保存。这样，辛弃疾就经常而及时地掌握敌人的动态了。

在明确彼己之长短的基础上，辛弃疾主张采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采取这一战术的具体办法“莫若骄之，不能骄则劳之”。何谓“骄之”？他认为就是用自卑的言辞和厚重的岁币，造成一种屈从于金人的假象，来麻痹敌人，使之骄傲自满，思想懈怠，放松打仗的准备（《九议·其四》）。

至于“劳之”，他说，骄之不成，便公开宣布绝岁币，准备交战，使之处于紧张状态，劳顿不堪，我则以逸待劳，战而胜之（《九议·其四》）“兵以诈立”^〔22〕。辛弃疾认为，这种“彼缓则我急，彼急则我缓”的战术，是“必胜之道也”。正如古代兵书上所说：“……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不胜，不可先传也。”^〔23〕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辛弃疾又主张把战场扩大到敌人后方，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阴谋”工作。他说：“善为兵者阴谋。阴谋之守坚于城，阴谋之攻惨于兵。”他认为，“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九议·其五》），是当时最重要的“阴谋”工作。

如前所述，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存在着“攻其腹心之大臣”的客观条件。“虏情猜忌，果于诛杀，其朝廷之上，将相则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兄弟则嫡庶交争而不相下。”（《九议·其五》）然而，应怎样开展这项工作呢？他进一步具体论述：

今之归明人中，其能通夷言、习夷书者甚多，可啖以利，务得其心，然后精择上间，先至其廷，多与之金，结其酋贵，竢得其用事之主名，孰为贤，孰为党；用事则多怨，又知其怨者。俟得其情，然后诈为夷狄书画，若与其党交结为反者状，遗之怨家，事必上闻。嫡庶之间亦必有党，将令其争，又复如此。必将党与交攻、大为杀戮而后

充分利用金统治集团内部固有的矛盾，极力扩大其矛盾，使其互相残杀，内部大乱，南宋便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同样，在女真贵族军队中，也存在着“间其州府之兵卒”的可能性。“中原州郡类以夷狄守之，故其卒伍之长甚贵而用事，然其心亦甚怨而不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做一些策反工作，便可奏效：

若威声以动之，神怪以诳之，重赏以饵之，若是而未有不变者。彼变则拥兵而起，据城而守，兵一变而陷一城，陷一城而难千里。

辛弃疾认为，“计无大于此二者”。为了落实这两项“阴谋”工作，他主张“择沈鸷有谋、厚重不泄之人，付以沿边州郡，假以岁月，安坐图之，虏人之变可立以待，”他批评“不知重此，而太守数易、才否并置”（《九议·其五》）。从当时抗金斗争形势来看，辛弃疾的主张和批评是很有道理的。

辛弃疾所论述的战略战术的种种问题，古代的许多进步军事家也曾论及。但他的论述能够密切联系抗金战争的实际，所以，能够深入浅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在南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辛弃疾抗战的思想与战略战术，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与要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显示出辛弃疾非凡的军事才能。如果按照他对抗金战争的规划去实施，驱逐女真贵族，收复失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处在投降派统治下，他的抱负与才能连“小试”的机会也没有。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陆游在给辛弃疾的送行诗中已经表示了愤慨与不满。陈亮则更斥责为“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24〕。南宋政府重用的竟是一些胆小无能的鼠辈，而辛弃疾这样的“真虎”却都闲置起来，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17〕《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0〕《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