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卡努杜认为，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是把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和舞蹈这六种艺术都加以综合，形成运动中的造型艺术；是把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造型艺术和节奏艺术全都包括在内的一种综合艺术。电影既不是情节戏，也不是喜剧。电影也许是形式不同的照片游戏。但究其本质来说，无论是它的灵魂与躯体，都是适于表现而诞生的艺术，是用光的笔描写，以影像创作的视觉戏剧。因此，在电影艺术的创作当中，创作者以艺术家们独特的视角，应集合其他艺术门类所长，呈现出更具社会关怀、个人经验的艺术作品，反映出个性化的角度，带给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结合电影艺术的独特属性，电影艺术创作方法应从文本研究、部门协作、美学创新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文本精读：扎实的案头工作

任何创作工作都离不开扎实深入的前期准备工作，案头工作是充分的准备工作当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和组成部分。在对电影文本的原文本研读之外，影片的伴随文本应作为更加重要的创作灵感源得到重视，对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索。表演艺术家赵宁宇老师在谈到电影艺术创作的方法时，提出过“织网”的方法：即将创作中要精研的核心问题相关背景知识，及其衍生出的文化、历史、风情、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相关背景情况织成一张大网，紧紧包裹住研究的要点概念，全面兜住与其相关的一切因素，构建全方位认知图谱，多角度、深层次开掘研讨问题的文化历史背景，由此得以精细而牢固地把握住创作方向和节奏，更好地呈现出理想的艺术形态。这种方法对于原文本及伴随文本的研究提出了很高要求，尤其是对于伴随文本中的前文本，需要着重进行研究。

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对此文本的意义产生影响的先前的文本。中国古人讲究用典，包括事典、语典都是前文本。同样，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戏仿”“互文”等概念也涉及前文本。电影文本是由影像、声音、语言等多种符号系统构成的，电影所涉及前文本也相对复杂。例如一个人物影像的符号中就存在若干文本，包括演员所携带的前文本（以前演过的角色、表演的习惯等），角色本身所携带的前文本（真实的历史人物、著名的文学形象、所代表职业、阶层在文化中的刻板印象等），以及服装、化妆、道具等外观特征所携带的前文本（服饰的时代因素、民族性因素等），诸如此类的多种前文本。这些前文本，有些来源于现实世界，有些来源于其他艺术作品，有些来自电影本身传统。这些符号的文化印记，对于电影文本创作具有深远影响，需要创作者给予关注。

举例来说，如国产影片《赵氏孤儿》一片中公孙杵臼一角的塑造，便包含了创作者们大量的研究与心血。创作者从人物名字“公孙杵臼”入手，拆文解字，由名字展开人物画卷，揭露人物脉络。公孙的姓氏非寻常市井百姓可用姓氏，代表王公贵族后裔的贵胄身份。自周朝起，按周王朝的典礼制度，国君一般由嫡长子继位，即位前称为太子，其他的儿子便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则称公孙。在这些公孙的后裔子孙中，有许多人便以身份称谓“公孙”为姓氏者，称公孙氏。因此，由公孙一姓，可判断出此人物先天的社会阶层、地位、身份，对其形象、性格、行为举止、思维模式的构建有了基础判断依据。

除姓氏外，名字“杵臼”也同样作为补充，为构建人物性格提供极大的参考价值。“杵臼”舂捣粮食或药物等的工具，动作含义为研磨、磨杵，后世引申含义称互相不嫌贫贱的朋友为杵臼之交。中国由于云人如其名，由此“杵臼”二字，可判断出此人性格、品格、道德、脾性大概的类型和特质：精神高贵，人格高尚，刚正不阿，坚强坚韧的勇者形象。并由此基础之上进行猜想与推测：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何等的对象，会是赵氏选择并能放心托孤之人，从公孙杵臼的身份、地位、品性、道德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考量，最终确立了人物明确清晰的塑造方向，由此模子反复雕琢，最终创作出了电影中的公孙杵臼形象，生动而深刻，令人难忘。

因此，创作者在创作当中应有做足案头工作的决心，查阅大量的相关文献记录，以确保没有知识死角，对创作文本的伴随文本尤其是前文本的透彻研究，对角色人物的前史进行透彻深入的调查，所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共同织出一张“大网”，将影片文本作为核心牢牢裹住，照顾到每一处明面及暗中的细节，由种种细节堆砌勾勒出的形象轮廓，立足于真实且扎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上，由此便可一叶知秋，塑造出真实可感、令人信服、生动精彩的人物形象。

合同协作：综合的部门调度

电影是艺术，其艺术属性在经历了时间的验证后毋庸置疑，而在生产方式上，电影更是一门综合艺术，一门集体合作艺术。电影与生俱来的特性决定了电影无法被单枪匹马地创作出来，尤其是构思精妙、制作宏大的影片，更需要影片摄制工作中各个部门集体工作、全力配合，才能够最终呈现出完美的艺术作品。然而，人们通常对于电影艺术性的印象，只与前期创作阶段的创作者有关，如导演、编剧等，甚至简单地认为一部电影的艺术性只由导演和编剧大权独揽，其他的影片创作参与者在剧本完成之后的其他阶段并不能介入其中。实则不然。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电影的艺术价值除了先期编剧和导演的构思与安排，更与中期的摄影、调度、后期的剪辑息息相关。电影创作中，如何协调好各部门的工作，不仅与现场进行实际操作的管理、统筹、调度有关，更与先期筹备阶段时对于每个部门在艺术层面上深入、全面的沟通关系密切。

表演艺术出身、剪辑艺术家周新霞老师曾谈道，在电影摄制的过程当中，每个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决定当下这一场戏是否能够得以被完美呈现出来的至关重要的一分子。以《海上钢琴师》一片为例，这部影片的艺术成就，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拍摄现场时各个部门精准而顺畅的通力协作。例如《海上钢琴师》高潮段落的一场重头戏——主人公1990与爵士乐发明者罗尔在船上斗琴，进退拉扯三个回合渐入高潮一气呵成，除了编剧的构思、导演的调度、演员的表现，其他部门如摄影、灯光、美术、道具等都为这场戏的成功完成做出很大贡献：各部门工作人员必须在拍摄开始之前，完全精读并深刻理解了剧本和人物，思考文本中所营造的气氛、所表达的逻辑、所倾诉的情绪，彻底领悟情节走向和人物动向欲传递给观众的内容，对此做到心中有数，才可以在实际拍摄时基于共同的理解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高效而准确地完成本部门在此环节的工作任务，每个部门全都目标一致、全力协作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多米诺效应，便保证了创作的高质量呈现。

此外，当然还有后期的剪辑工作，通过对剧本的深刻解读完美地把握住戏剧节奏，使得戏剧张力得以展现，艺术价值得以彰显，主题思想得以升华。以电影《逃离德黑兰》为例，在最后高潮段落的几场戏中，剪辑的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将三条线（好莱坞片场、海关特警、主人公）依据剧情进展交叉并进，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扣人心弦的紧张感，通过剪辑的再度创作将剧情活化，吸引观众全心投入看到最后。剪辑在此所完成的创作，与先期剧本的研磨精读、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交流密不可分。围绕剧本为核心，影片创作的所有参与者心中有数的充分准备和齐心协力的高效合作成就了完美作品。

美学创新：理论的活学活用

美学价值是电源创作中一大要义。美学修养不仅与创作者在生活中的积累有关，更与创作者对电影史的学习紧密相连。“以史为鉴，从史创新”是从历史中积累美学经验的重要方法。著名编剧梅峰老师曾就个人经验表示，在电源创作过程中，面对所谓的名词概念、美学流派时，需要辩证性思考和广泛的知识涉猎，如新现实主义、诗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概念的理解，要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这些概念名词都从历史而来，而电影与历史发生关系，主要从文化、艺术、社会、伦理等方面发生关联。因此，对历史的了解不可或缺。如战后欧洲电影开启了现代主义的崛起，新浪潮革命真正的文化遗产是确立了作者书写；电影史带来观念性的认知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如欧洲的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亚洲的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电影在文化完整性上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值得借鉴。

除了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再现与继承，电影向文学的靠拢与拓展也是取之不竭的美学源泉。例如格里菲斯对镜头的贡献，在他之前所有镜头都是固定镜头、大镜头，无近景与特写镜头，而格里菲斯开始使用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希望以此带领观众进入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他有作为电影导演的宏大抱负，希望电影能够达到文学的表意效果，如同狄更斯的小说所展开的社会画卷一般。格里菲斯是叙事电影的起点，其《最后一分钟援救》的“最后一分钟”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形成好莱坞的固定美学——讲故事，说明其商业成功。文学美学范式的沿用是电影美学可以借鉴的重要手段。

此外，还有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学派在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所产生的电影形态进行深刻革新，产生“电影是辩证法”“一加一大于二”等镜头美学流派，其美学逻辑与东方文字的造字逻辑极为相似，同样是追求画外之意（类似中国美学中的留白），蒙太奇中的隐喻和意指，更类似于中国诗歌中的赋比兴“以一物比一物”的逻辑；这种跨文化实践对东方美学经验的领略可谓东西文化的完美糅合，并经得住历史检验。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新浪潮中蒙太奇美学的彰显中可观之。甚至在探索现代主义与蒙太奇的关系时，如塔尔可夫斯基已基本放弃蒙太奇学派理念的作品《镜子》中，依然可以察觉，其超越于文本之外的拷问，仍是全部来自蒙太奇学派方法。跨文化的美学移植取决于创作者的思考角度与文化视野，是美学创作的可靠方法。

综上所述，在电影艺术的创作方法中，通过对影片文本的精读、对影片文化背景的探究、对各部门在实际操作中的协同调度以及对美学概念的深度把握，来构建作品的丰富性、内涵深度与艺术品位，是创作者们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的可靠方法。通过对这些创作角度的选取与创作方式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开拓新的创作可能性，以此优化电影艺术范式的艺术格调，提升电影的本质价值。在创作方法中的不断探索则是电影在艺术长河中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