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夫曼和施蒂芬的文章发表之后（1974），《马尔特》研究在这一点上已经基本取得一致：小说可按其分别居主导地位的题材范围分为三个部分：巴黎部分（1—26章），童年回忆（27—53章）和马尔特对“博览”的“回忆” （54—71章）。

巴黎这座都市给马尔特——正如也给里尔克——留下的印象是恐怖之地，这可以根据一系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由得到可信的解释：其一，巴黎是异乡——一座城市，在此马尔特必须靠地图吃力地确定方向。这对于某个人真是双倍的艰难，他再也没有故乡，因为他身后的所有桥梁都已断裂：马尔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财产。其二，巴黎对于这个贫穷的作家乃是可能失去社会地位的地方：出身于颇有名望的富裕家庭的这个贵族在此不得不老是担心沦为“被抛弃者”。其三，巴黎作为典型的都市，以太多的感官刺激淹没了这个初到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是感觉心理学上的令人迷惑和令人分裂。

这一切都是合乎道理和可以复述的，但是并不足以解释马尔特的反应，因为他与里尔克的都市图像有着更复杂和更吊诡的依据。^[12]一方面他认识到，巴黎极度强化了文明世界，连同其排除和抑制倾向，连同其对本真之物的异化：正如面孔和服装隐喻—“—人们到来，人们找到一种生活，完事了，人们只需把它穿上”——以及排除死亡（尤其第6—7章）^[13]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人们在此过着一种“并非本意的”、预先制作的角色和习俗的生活。另一方面巴黎恰恰是这种地方，在此被排除的东西又无比强大地归来，在此——其实至今这仍然是都市的特征——困苦和贫穷、疾病和死亡、丑陋和龌龊比别处更公开地、更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于是，马尔特也已适应的“生活的表层”同样被揭露为表层而且被突破——朝向生活的深层维度。这便导致了“学习观看”，作为改变纲领之开端，作为对自我之界限向内以及向外的扩展。

马尔特的童年回忆最初被设想为巴黎恐怖之肯定的对立图像，即唤醒一个依旧完好的、过去的时代。可是涌向马尔特脑海的回忆越多，已被遗忘的童年世界便越清晰地证实自己并非巴黎经历的对立图像，而是相似图像。从里尔克对童年的（又是深受浪漫派影响的）理解出发，这并不令人惊诧：他也像浪漫派一样把儿童看成是一个比较接近自然的、比较不受限制的、与受造物之整体比较直接和不自觉地结合的存在物，不过这种“完整的”真实对于现代派作家已不再是浪漫派那种原则上人神同形同性的自然，而是绝对不同和陌生的东西。回忆童年，“再次和现在真正承担”童年，这意味着纠正那条错误的进入成人世界之路，以及那种错误的期待：童年之后将开始一个有保障的生命阶段，到那时生活“只还从外部”来临并且“清晰而明确地”显现。

小说第三部分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最异类的：一方面爱者以及马尔特对阿贝洛娜的爱这一主题从第二部分继续延伸，另一方面则叙述出自历史的过去的人物和事件。这些题材仍然最适合通过阅读之主题糅合起来：对马尔特而言，阅读首先是一种扩展自我的经验，正如巴黎的遭遇和童年的经历；阅读在题材上增长的优势当然也已经包含——除了仍需解释的诗学上的改变——一种决断，即赞赏孤独而拒绝人与人的聚合。

虽有一切相似之处，出自越来越遥远的过去的故事却在重要的一点上不同于马尔特的当下经历和童年经历。虽然对陌生物的经验从前颇为沉重，咄咄逼人，并不亚于今天，但它们就此而言还比较容易忍受：排除和抑制技术在过去的若干世纪既然还不像当今这样完善和习以为常，那些时代就还有对待自己的这类经验的可见的“补偿物”，就还有符号、象征和仪式，不可把握的陌生物和无定形之物在其中具有一种阿波罗式的适度形象：譬如在侯爵和国王的形象中，在艺术品以及花边或壁毯中，在中世纪的神秘剧或古典时期戏剧的神秘“假面”中。这些都奠定并促成了“共同性”：凭借一种共同的符号学，人的生存的极限经验也还可以共同经历。与此相反，脱离了一切恶劣的共同之处的孤独者和孤零人今天则只能在自己身上和自身之中体验这些经验，而且至少如此之久，直到现代派诗人或可成功地为他们发现新的有效的图像和故事。里尔克的神话诗一般的晚期作品将完全贡献给这个使命，而《马尔特》和尤其结束小说的那个神话自然已是此计划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仅仅转向过去就已逐渐减缓了一些抑制，这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在马尔特并未达到生存上的改变方面，这什么也改变不了。而且在小说首要的构建法则似乎是示例法则上面，这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在个体多种多样的细微差别中，几乎所有记录都是两种基本类型（或二者的组合）的变体：要么一个个体或多或少地被迫面对“陌生物”和“异类”，要么已经改变自己的自我结构的一些个体必须面对“世人”坚持自己的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