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诗文概况

明代诗文作家众多，作品数量亦很大。仅朱彝尊的《明诗综》收录诗人3400多位，著录于《千顷堂书目》的明人别集有4900多种。但总体而言，成就不如唐宋，也不能与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相比。究其原因，一是自宋以后通俗文学戏曲、小说等迅猛发展，传统诗文拟古风气甚浓，缺乏创新，影响日小，逐步转向保守领域；二是明王朝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特别是大兴文字狱和八股文取士，扼杀了文人的创造力，诗文创作也受到影响。

一、明代前期诗文

明初的诗文作家多是经元入明的，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对社会民生及治乱兴亡有较深的认识和体会，他们的作品或写社会动乱，或写民生疾苦，或抒写个人情怀，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中宋濂以文名，高启以诗称，刘基则诗文并著。永乐之后，台阁体几乎垄断文坛。

宋濂（1310—1381）擅长散文，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称他为“当今文章第一”，著有《宋学士文集》。他的传记文最为出色，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神情毕现，细致生动，如《秦士录》《王冕传》等；《环翠亭记》等写景散文亦简洁清秀，景中寓情，颇有风味；寓言体散文《燕书》《龙门子》等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为世传诵之文《送东阳马生序》，作品自叙求学经历之苦，以劝马生珍惜时机，进德修业，语言质朴，亲切感人。

高启（1336—1374）是明代成就较高的诗人之一，他才华横溢，狂放不羁，诗风雄健豪迈，且众体兼长，歌行、律诗，无不运用自如。有诗集《缶鸣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后人编为《高太史大全集》。代表作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全诗波澜壮阔，气魄宏伟，笔力雄健。在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描绘中，抒写他对历史的回顾；在深沉的历史回忆中，流露出对祖国重新统一的喜悦。

刘基（1311—1375）文章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而诗歌可与高启相抗衡，是明初文学的代表作家。有诗文集《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等，后人编为《诚意伯文集》。他为文的主张在于“明道”，讲求“体格严正”，作品多揭露时弊，讽喻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名篇如《卖柑者言》，通过卖柑小贩和作者的议论，批判了元代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文笔犀利，生动有力。刘基的诗风古朴、雄放，古体诗成就较高，如《买马词》《筑城词》《畦桑词》《北风行》等篇，或对时事的忧虑，或对政令繁苛的不满，或对重敛伤民的同情，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律诗中也有些佳作，抒情真切，写景逼真，在悲凉中含喜意，在萧瑟中见生机。

永乐之后，文坛上出现了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风靡一时。“三杨”均是“台阁重臣”，他们多写应制、颂圣以及墓志铭、神道碑、题序、赠答之作，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应酬捧场的应时文字。虽然他们自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实是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由于当时统治阶层的提倡和推崇，这种文风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坛，直到前后七子起来极力反对才得以改变。

在“台阁”体垄断文坛期间能够独树一帜，不随波逐流的诗人极为罕见，其中以于谦为代表。于谦（1398—1457）忧国忧民，诗歌或写民生疾苦，或抒写节操，如《出塞》《悯农》《石灰吟》等，诗风不事雕琢，明白如话，著有《于肃愍公集》。

“三杨”之后，出现了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李东阳（1447—1516）为茶陵（今属湖南）人，著有《怀麓堂集》一百卷。他在成化至弘治年间以内阁大臣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鹜，形成“茶陵诗派”。李东阳不满台阁体无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纤弱文风，主张以杜甫的诗风加以匡正；但他强调的不是杜诗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是强调学习他的“音响”与“格律”，不免舍本求末。李东阳的诗歌内容比较贫乏，比“三杨”略胜一筹，仍属台阁体之余波，但他开启了前后七子拟古之先河。

二、明代中叶诗文

明代中叶，诗文领域出现了不少流派，如前后七子、唐宋派、吴中四才子等，他们各有主张，相互竞争，主要围绕拟古和反拟古两条线而展开。这些流派的竞争，使长期占据明代文坛统治地位的“台阁体”逐渐淡出。这些流派中，“唐宋派”主要成就在散文，其他各派皆诗文兼备。就具体创作而言，明代没有大家，但有不少优秀作品。

“前后七子”是明代文坛声势浩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前七子”出现于弘治、正德年间，是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代表，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的文学群体。“后七子”出现于嘉靖、万历年间，是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他们倡导尊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在于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在创作上，他们以拟古的形式来指导创作，要求一字一句摹拟，不可逾越半步，以为非如此不可得其神髓。这种文学主张，针对当时颓靡文风、振作文坛的作用看，具有进步意义；但就其对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关系方面看，又是保守的。因而，在具体创作上，“前后七子”的成就都不高，不管是诗还是文，内容较空虚，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形式上缺乏个性，无论句式与辞藻都沿袭、摹拟古人，古奥艰深，大大削弱了诗文的感染力。他们的集子中，只有一小部分作品尚有可取之处，如李梦阳的《玄明宫行》《秋望》，何景明的《岁晏行》，李樊龙的《挽王中丞》，王世贞的《战城南》，宗臣的散文《报刘一丈书》等。

在前七子模拟、复古之风大盛之时，被誉为“吴中四才子”的徐祯卿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起来反对复古，他们的诗风平易清新，不傍门户，卓然自立，自成一派，以抒写性情为第一义，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唐寅的《题画》、文征明的《新秋》等都意境清新，语言清丽，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就站出来表示不满，在理论上公开反驳他们，主张为文不光要学习先秦两汉，也要学习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因称“唐宋派”。他们针对前后七子学秦汉文造成佶屈聱牙的缺点，提出“文从字顺”的要求，认为要从唐宋文下手，再学秦汉；抨击七子名为复古，实是剽窃的恶劣作风。由于唐宋派强调在学古基础上的变化，作品一般较平易通达，在反拟古风气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他们文章道学气较重，学古人处也较肤浅。唐宋派在创作上成就较高的是归有光，被誉为“明文第一”（黄宗羲《明文综序》），当时人称“今之欧阳修”，著有《震川文集》。归有光的散文创作，包括学术、赠序、杂记、墓志铭等，其中杂记五十篇是他的创作精华，那些叙写家世的作品，尤为亲切生动。他的作品长于即事抒情，善用清新自然、细腻朴实的笔调，记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语，写来纾徐平淡，深切感人，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其中《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都是深挚感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三、明代后期诗文

明代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哲学思想对明代后期的文坛产生重要影响，肯定个性，注重真情实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李贽（1527—1602）是晚明时期一位重要的的思想家。他为人特立独行，论道讲学，崇尚王学左派及佛教禅宗思想，攻击宋明理学，破坏传统束缚，因此被当时正统文人、道学家视为异端，最终被迫害死于狱中。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倡“童心说”，强调抒发真情，反对虚伪说教，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反对用圣人之言，抨击“代圣人立言”的荒谬，大大动摇了理学的权威。同时，他极力批判复古派的“文学退化论”，认为文章必随时代而变，各个时代都有好文章，对模拟复古创作进行了痛斥。

李贽的文学理论富有战斗性，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求真重性的新风，促进了小说、戏曲创作和理论的蓬勃发展，也对公安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来文学上的反复古运动起了先导作用。李贽的文章，大都思想解放，见解大胆而深刻，直道心中事，如诉家常，不假修饰；形式上短小精悍，尖锐泼辣。

公安派以“三袁”为代表，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这一派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公安派在文学上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与唐宋派迥异，具有反道学色彩。他们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他们提出“性灵说”，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破除种种清规戒律；在创作论上，竭力反对摹拟，认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应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不必堆砌典故。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摧跨了复古派的统治地位，同时博得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欢迎，扭转了文坛的风气。但也存在着不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思想内容也变得狭窄，只是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后学者更是把文风推向另一歧路：或纤巧，或莽阔，形成浮躁轻率的文风。

“三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是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的小品文非常出色。因为他强调写真性情，又强调“韵”与“趣”，追求“自适”，所以他的小品文，不论写景还是抒情，都挥洒自如而又融洽无间，从中透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基本上体现了他要求创作充分表现作者个性、反对死板规律与陈词旧调的主张。其中尤以游记为突出，文字清新活泼，文笔秀逸，代表作有《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满井游记》等。他的书信和随笔也写得相当出色，不乏佳作，其间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反对道学气，喜好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创作。

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因钟、谭二人都是湖北竟陵人，故称竟陵派。竟陵派继承了公安派抒发“性灵”的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来源不是诗人的“胸臆”，而是古人的篇什。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在艺术上，他们不满公安派的浅易俚俗，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为此他们不惜在诗中用怪字，押险韵，作品常给人佶屈聱牙、刁钻古怪的感觉。

明末的散文成就比较高的是继公安、竟陵之后的小品文。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包括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等，通常篇幅不长，结构松散随意，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徐渭、袁宏道、王思任、张岱、刘侗等人在小品文上都颇有成就。张岱（1597—1679）的小品文非常出色，他曾学“公安”“竟陵”派风格，并能融其二家而独成一格，堪称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他的小品文，题材广阔、无所不写，诸如传记、游记、序跋、碑铭等，到他笔下，均能写得情趣盎然、幽默诙谐。最突出的是《西湖七月半》一文，湖光月色、人情物态，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历来被人所赞赏。《柳敬亭说书》一文也写得相当传神，将柳敬亭说武松打虎一节描述得入木三分，令人叫绝。

明末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当时关心国事的文人纷纷组织文社，用他们的诗文创作来干预时事，参加政治斗争。有名的文社如张溥领导的复社，陈子龙领导的几社，艾南英的豫章社等。这些文人大多投入明亡前后的激烈斗争，有的人在明亡后积极抗清，或壮烈牺牲，或坚决不屈于清政权，隐退而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张溥（1602—1641年）写过一些反映明末政治斗争的文章，有名的如《五人墓碑记》，记载了在向迫害东林党人的阉党做斗争中的苏州市民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文章气氛热烈，情调激昂，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散文。陈子龙（1608—1647）前期作品多反映民生疾苦，真切自然，如《卖儿行》《小车行》等；明亡后诗风一变，悲愤苍凉，气魄雄伟，深刻表现了民族气节，曾被誉为明诗殿军，名作如《秋日杂感》，借景物以抒发孤愤，词语工丽而豪壮，情景交融。夏完淳（1631—1647）不仅是一个少年的爱国英雄，也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创作了许多文情皆美、激动人心的诗文。文章如《狱中上母书》《土室余论》，诗如《细林夜哭》《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等，直抒昂扬的斗志以及国亡家破的悲愤情感，表现出一种雄健豪放的风格。

【思考与练习】

1.明代诗文有哪些流派？各流派的文学主张是什么？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2.简述袁宏道小品文方面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