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明代小说批评的繁荣

随着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古代小说的理论批评工作也一直在同步发展。汉魏六朝时期的文言笔记小说的序跋中已经出现了小说批评的萌芽，嗣后宋代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已经标志着古代小说批评的正式起步。

一、明代小说批评的繁荣

明代初年以来，随着《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文言传奇小说集和《虞初志》《艳异编》等大型文言小说丛刊的出版，出现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序跋和评点。这些评点和序跋大多能从文学的角度对文言小说进行批评，是文言小说理论批评的一次小结和高潮。

嘉靖年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印，为明代小说理论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开始，出现了几篇为通俗历史演义而作的序言，其中主要有：署名庸愚子（即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署名修髯梓（即张尚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李大年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这些序言围绕历史演义小说的特点和创作意义、历史演义小说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作品的语言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成为白话通俗小说理论批评的正式开端。

明代后期，伴随着明代小说的兴盛与繁荣，明代小说的理论批评进入了繁荣与高潮时期。从万历到崇祯七十年间，与政治混乱、国事日衰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反差，小说创作及其理论建设却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小说理论建设的繁荣和高潮。

这一时期，能够代表和说明明代后期小说理论繁荣的主要学者和论著有：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也包括他对《水浒传》和《琵琶记》的评点，叶昼托名李贽评点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皇明英烈传》及若干戏曲作品，冯梦龙的《北宋三遂平妖传序》《古今小说叙》《警示通言序》《醒世恒言叙》《石点头叙》，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序》《拍案惊奇凡例》《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及《二拍》部分内容的题外话，袁于令关于《隋史遗文》的序言和评点，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谢肇淛的《五杂俎》等，然而突出的是金圣叹关于《水浒传》的评点。

明代小说理论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关于小说的文学地位

针对先秦以来社会上诋毁小说的正统观念，明代一些进步文人首先对小说的文学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就反对将《水浒传》冠以“奸盗诈伪”的罪名，并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见李开先《词谑》）。李贽更是认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而《水浒传》则是可以与《史记》、杜诗并称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的“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袁宏道进一步从艺术性的角度，认为“六经”和《史记》的文学价值反不如《水浒传》。冯梦龙认为《论语》《孝经》虽然“捷且深”，但在通过形象的感染达到教育目的方面却不如小说。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文坛如同长空霹雳，令人振聋发聩，尽管它不可能在当时就从根本上扭转正统文人对小说的歧视和偏见，但在文学史上却第一次为小说的正当地位大声疾呼，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关于小说的艺术虚构问题

明代中期，随着长篇白话小说创作的日益繁荣，创作上的虚构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清晰揭示和深入引导。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与之呼应，熊大木、谢肇淛、李日华、叶昼、冯梦龙、袁于令等都以不同的话语表达了对小说艺术虚构合理性的充分肯定。如袁于令说小说与正史的区别就在于“传奇”和“贵幻”；叶昼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冯梦龙说“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有其人”，强调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些理论观点不仅是对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科学总结，也从理论上为长篇创作指出了方向。

3.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塑造问题

明代以来的小说理论则比较深入地阐发了关于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问题。如谢肇淛认为《金瓶梅》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塑造了众多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不图肖其貌，且并神传之”（《金瓶梅跋》）。叶昼认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叶昼的同而不同的见解与黑格尔典型形象的“这一个”之说不谋而合，但比黑氏早了两百多年。

4.关于小说语言的通俗性

明代以来，随着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和繁荣，小说语言的通俗问题成为多数小说理论家的共识。如蒋大器认为文章写得“理微义奥”，就会：“不通乎众人”，缺少市场；应当将小说写得“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就会“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而张尚德则从可接受性的角度将小说语言通俗妙用概况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冯梦龙从小说为社会多数人服务的角度指出通俗性的重要。这些有关论述无论是对当时白话小说创作，还是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及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金圣叹

在明代乃至清代的小说理论家中，金圣叹的成就和地位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小说理论代表了明清两代小说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贵遗产。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又名喟），字若采。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名著生，少有才名，为人狂傲，明亡后绝意仕进，后因哭庙案被杀。金圣叹曾将《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其中尤以评点和整理《水浒传》著称。

金圣叹对于小说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关于小说中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他认为《水浒传》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无非为他把人物一百零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即把人物性格塑造置于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小说又注意到人物性格的普遍概括性，屡屡指出《水浒传》写人物能写出一类人物的神理。说明他对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典型特征的高度。

此外，他对《水浒传》中人物语言、行动的个性化以及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也都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

二是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论述。他首先将《水浒传》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一部《水浒传》“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读第五才子书法》）。而这样“一篇文字”又“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在评点中，他还对《水浒传》的结构布局的技巧作了很多具体的分析和论述。此外，他还对小说的创作过程也作了深入的论述。这些评点中所表现出来的小说美学思想对后来的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