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是指从朱元璋1368年建国到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明朝这277年间的文学现象。总体而言，明代文学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即明代前期（开国1368年至成化末年1487年，约120年）和明代中后期（明中叶弘治初年1488年至明灭1644年，150多年），前期文学成就不高，中后期逐渐走向兴盛。

一、明代的社会特点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排除异己，先后制造左丞相“胡惟庸案”和大将“蓝玉案”，连坐诛杀数万人，开国功臣几乎杀尽，又借机废除了秦汉以来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社会经济方面，朱元璋鉴于“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提倡节约，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抑制豪强，发展军屯，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生产力有较快的发展；同时解放工奴，减免商税，工商业和手工业也有相应发展。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年间经济比较繁荣，生活比较安定。在思想领域，朱元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严格的思想专制。规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国子监监生必读之书，制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行思想专制。明代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一方面采取优抚政策，笼络人才，如朱元璋开设文华堂广聚人才，朱棣征召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永乐大典》。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被害者不计其数。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还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明初诗人高启因不受朱元璋征召而被腰斩；方孝孺不为明成祖朱棣起草登位诏书，被灭十族，坐死的亲故门生达八百多人。

明代前期，经济很快复苏，人民生活相对安定，销蚀了文人士子的忧患意识；而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又平添了文人生活与创作上的不安全感。因此，明代前期这一百年承平时期，除了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影响很大以外，文坛相当漫长一段时间处于衰微冷落状态。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表彰节孝，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总体成就不高。

明代中叶，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经济亦日趋发达，城市日趋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作为“俗”文学的受众越来越多，促使小说、戏曲日趋繁荣，成为明代文学最耀眼的部分。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迅速发展，造纸业、印刷业也日益发达，嘉靖、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的极盛时期，为俗文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手工业、商业经济发达的同时，明朝政治则日趋腐败，自弘治、正德、嘉靖以后，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兼并土地，人民怨声载道。加之统治者昏庸无能，荒废朝政，造成宦官当权，奸臣当道。如武宗朱厚照贪恋女色，太监刘瑾权倾朝野，利用厂、卫等特务组织，残害忠良，士民切齿痛恨。世宗朱厚璁迷信道教，宠幸方士，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执政二十多年，军政败坏，人民灾难深重。神宗朱翊钧荒淫享乐，挥霍无度，社会风气堕落败坏，万历后期东林党与邪党斗争激烈。熹宗朱由校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大肆杀害东林党人，东林党和阉党斗争更为激烈，后起的复社等与阉党斗争也非常尖锐，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明亡。由于东林党、复社等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结社，因此，这场斗争不仅和明中后期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对文学也有直接影响。

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中王学左派的兴起，对文学领域影响甚大。弘治、正德年间，著名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继承发扬了南宋陆九渊（1139—1193）的“心学”，认为“心外无理”，主张“知行合一”，反对束缚人性的程朱理学，对动摇明朝僵化的思想统治起了积极作用。嘉靖、万历年间，以王艮（1483—1540）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思想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把“王学”从知识分子引向了下层劳动人民，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之道……百姓日用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李贽是王学左派后期的杰出代表，他的“童心说”，猛烈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和罪恶，具有强烈的反道统精神，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很大。李贽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邓石阳》），肯定“好货好色”是正当的“人欲”；从这种思想出发，他把传统视为末学小技的小说、戏曲看作是与秦汉文、六朝诗并肩的“天下之至文”，充分肯定了俗文学的地位，对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在王学左派思想影响下，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富有叛逆精神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有袁宏道、汤显祖、徐渭等，他们强烈反对封建礼教，强调人欲与性情，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明中叶以后，城市经济日益发达，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思想界出现了王艮、李贽等一批有影响的“异端人物”，文学创作趋向活跃，呈现出繁荣局面。出现了众多的长篇、短篇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戏曲也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出现了徐渭、沈璟、汤显祖等名家；诗歌、散文也富有特色。明代小说的成绩尤为突出，足以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是本编的重点。

二、明代文学的特点

明代文学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俗文学更加发达，文学地位大大提高。戏曲承继元代发展，仍然成就不斐；而重要的是大量白话长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的出现，使小说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局面。在理论上，俗文学的地位与价值也得到了较明确的肯定。李梦阳第一次把《西厢记》与《离骚》并列（徐渭《曲序》）；唐顺之、王慎中将《水浒》与《史记》并称（李开先《词谑》）；李贽则极口赞扬《水浒》《西厢》为“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冯梦龙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不如小说“捷且深”（《古今小说序》）等，在文学史第一次形成了为俗文学争地位的高潮。

二是明代文学“俗”与“雅”交融的倾向比较明显。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刺激了雅文学向俗化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趋向雅化。比如正宗的雅文学诗歌、散文，从李梦阳到徐渭，再到袁宏道、张岱，在民间文学的滋润下，陆续创作了一些通俗如话、自由活泼，但又俗而有趣、浅而不薄的作品。反过来，长、短篇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典、历史文本和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于是从创作意趣、题材取向、表现手法到语言运用，都越来越趋向雅化。“鄙俚浅近”（王骥德《曲律·杂论》）的戏文，在文人的参与下，演变为传奇“雅部”。

三是众多的文学群体形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明代文学流派林立，众彩纷呈，标新立异，论争不息。诗文方面，从明初的台阁体、茶陵派，到中叶以后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各有主张，论争不休，自成一格。戏剧领域的“吴江派”和“临川派”，在曲律、曲意方面各有主张和偏长，其论争成为明代剧坛的一大盛事。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廷，一些学术团体渐渐打上政治色彩，如复社、几社等团体。各流派分门立户，相互批评，在激烈的论争中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促进文学的变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