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元曲创作而言，元代正统的诗文创作要逊色许多。诗不如曲，文不如诗，已是不争的事实。

以诗而言，元代作家作品为数亦不少，仅清代顾嗣立的《元诗选》及席世臣、顾果庭续编的《元诗选·癸集》，就共收有元代诗人2600余人，诗作3万余首。另外，有数百人的诗文集流传至今。元代诗歌尽管数量不少，但多因袭、模仿唐宋，少有创新，成就比之唐宋诗、元曲要逊色很多。元初诗坛基本上处于由金和宋入元的遗民诗人的影响之下，承袭宋、金诗的余韵。直到元代中、后期，才出现了“元诗四家”，以及萨都刺、杨维桢等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不过，能用汉文写作而达到较高水平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大量涌现，是元代诗坛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是元朝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产物。

元初诗人多为宋、金遗民，较著名的有耶律楚材、方回、戴表元、刘因、赵孟、李思衍、杨弘道、高昌等，他们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动乱，有人虽然一度仕元，但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闷，在他们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眷怀故国之情，如刘因的《白沟》、赵孟的《岳鄂王墓》等，都表现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

元代中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也减少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因而诗坛上出现了大量题咏应酬之作。被称为延祐年间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四人因有文才而被选入翰林院，在京师成为士子仰慕的著名人物，称誉诗坛。但他们的诗歌大多内容空泛，艺术上追求典雅，更多模仿。名噪一时，但实际成就不高。其中虞集（1272—1348）名声最大，他的《挽文山丞相》《滕王阁》等是较好的作品。

元诗发展到后期才真正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来，其标志是出现了王冕、萨都刺、杨维桢等艺术个性鲜明的诗人，创作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诗人也成批涌现。

元代晚期诗人首推王冕，著有《竹斋集》，诗画皆负盛名。王冕出身贫寒，幼年替人放牛，靠自学成为诗人、画家。他以画梅著称，尤工墨梅，也喜欢咏梅。他常借梅花来表现自己的志趣情操，如著名的《墨梅》。王冕同情人民苦难、谴责豪门权贵，还写下了不少同情人民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他的作品不拘常法，语言质朴自然，如《悲苦行》《痛苦行》《猛虎行》《伤亭户》等。

萨都剌，著名的回族诗人，有诗集《雁门集》。萨都剌兼受南北文化的熏陶，其情感既热烈豪放，又清婉细腻，形成诗词清新俊逸的风格特征，如《寒夜闻角》《过赞善庵》等。他还写了一些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宫词、格调与宫词相近的艳情乐府，通称艳体诗，风格流丽清婉，在当时为创新之作，如《芙蓉曲》《游西湖六首》等。

给后期诗歌带来更大变化的是杨维桢。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的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极为流行，世称“铁崖体”或“铁体”，在当时诗坛自成一派，效仿的人很多。他的宫词香艳绮靡，竹枝词情致清新、浅近活泼，古乐府自由奔放、瑰丽奇崛。总体而言，“铁崖体”受李贺影响驰骋异想，奇妙瑰丽，但有些流于奇诡怪癖。其中，《秋千曲》《西湖竹枝词》《鸿门会》等作品多为世人称道。

元代后期，还有一批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诗人崛起于诗坛，比较著名有马祖常、逎贤、泰不华、余阙、丁鹤年等，他们都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西域诗人的崛起，是元代后期诗坛的一大景观。顾嗣立在《元诗选》里谈到这一现象时说：“要而论之，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贯云石）、马伯庸（马祖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萨都刺）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另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雅琥）、达兼善（泰不华）、易之（逎贤）、余廷心（余阙）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一时之盛者矣！”

元代散文创作大体和诗歌一样，也是走模拟的道路，成就不高，与诗歌相比亦显逊色。前期的散文作家较有名的是刘因、邓牧、吴澄，中后期则有虞集、李孝光、杨维桢等人。较有价值的是一些序跋赠言和山水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