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方曲调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新型戏剧形式。因它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所以又称之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一、南戏的兴起与发展

南戏大概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据明代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旧牒”，即旧时政府的档案；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温州在宋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集中，这些都是南戏产生和发展的有利社会条件。南戏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结合南方地方曲调发展起来的新型戏剧形式，为南方群众喜闻乐见，其产生之后，便广泛流传。元灭南宋之后，随着政治军事的影响，北方杂剧风靡全国，南戏一度衰落；但到了元代后期杂剧趋向衰微时，南戏又吸收了杂剧的某些优点重新兴盛起来。此后，南戏继续发展，演化为明清戏剧的主要形式——传奇。

宋元南戏的存目，难以准确统计。据今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230多种，其中，有传本的19种，只有佚曲的有130种，可见数量相当可观。但由于统治者的禁毁和封建正统文人的轻视，南戏剧本少有刊刻的机会，多为师徒相传，保存下来的很少。《猥谈》和《南词叙录》等书所载最早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王魁》，剧本已佚，后者仅存残曲。现存较早的南戏剧本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元代南戏剧本流传至今的有十多种，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高明《琵琶记》，另外比较著名还有元末明初流行的“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简称为《荆》《刘》《拜》《杀》。南戏在元末剧坛上放射出耀人的光彩，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为明清传奇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南戏的形式比北杂剧更加灵活自由，主要有以下不同：

第一，在音乐方面，杂剧主要是在北曲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北曲激越昂扬，适合伴演威壮故事；南戏则是在南方地方曲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曲轻柔婉转，适合伴演缠绵故事。杂剧每折限用一个宫调，一韵到底；南戏每出可用多种宫调，可以换韵。

第二，在体制方面，杂剧的通例是四折一楔子，南戏不称折而称出，没有固定的出数，长短自由，一般有二三十出，如《白兔记》33出，《荆钗记》有48出；南戏没有楔子，开场便有“家门”，又叫“开场”或“开宗”。家门由末或副末介绍剧情概况或说明创作意图，它不是剧情的组成部分。开场之后，从第二出起才是正戏。开场用的是词牌而不是曲牌。

第三，从演唱形式看，杂剧的通例是由一个角色唱到底，南戏则是各种角色都可以唱，可独唱、对唱或者合唱，演唱形式灵活多样。南戏重要人物上场时先唱引子，继以一段定场白，每出戏例有下场诗。

第四，从角色看，南戏的角色行当与杂剧大同小异，杂剧的男女主角是正末、正旦，南戏的男女主角是生、旦。南戏也有末，但不是主角。

二、高明的《琵琶记》

高明（1307？—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博学多才，元末顺帝至正五年中进士，在杭州、处州等地作过几任小官。至正八年，曾在镇压方国珍起义的统帅府中任都事。后来大半生隐居，以词曲自娱。据《南词叙录》载，他的戏曲作品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他的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已散佚，经近人收辑还存50多篇。

《琵琶记》取材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赵贞女蔡二郎》剧目下注言：“即旧伯喈弃亲背妇，被暴雷震死。”其情节大致是蔡伯喈上京应举，贪恋富贵功名，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蔡伯喈不肯相认，还放马踩踏，最后蔡伯喈被暴雷轰死。剧中蔡伯喈是一个不孝不义之人，戏剧对其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琵琶记》对《赵贞女蔡二郎》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作者继续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把蔡伯喈改为“全忠全孝”，由批判变为歌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比较明显。为了塑造蔡伯喈的“全忠全孝”，戏剧精心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他不热衷功名不肯应考，但父亲不从；中举后他要辞官归养父母，但皇帝不从；他不愿娶牛小姐为妻而辞婚，但丞相不从。有这“三不从”，蔡伯喈背亲弃妇就完全是客观环境的逼迫所致，真相大白后还赋予了他忠孝的美名。作者塑造蔡伯喈这一形象，主观上是为了宣扬“忠孝”观；但客观上通过“三不从”又让我们看到了父权、相权、皇权的霸道专横，这是造成蔡伯喈背亲弃妇的社会根源，这对所谓的“全忠全孝”又构成了讽刺与嘲弄。同时，戏剧还细致地展现了蔡伯喈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和对求取功名的忏悔。这不仅反映出当时读书人身上存在的软弱和动摇，还反映出了士人被科举制度扭曲的双重人格，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悲剧性格和复杂心态。

剧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是赵五娘，她恪守封建妇道，坚韧不拔，不管生活环境多么艰苦，她都能够时时处处以“贞孝”来要求自己，克己孝顺，柔韧坚强，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传统美德，深受民众的喜爱。戏剧还刻意写了牛小姐的贤淑、礼让和行孝，把她与赵五娘并称为“两贤”，这是一个更明显的封建妇道伦常的概念化的人物。很明显，作家通过歌颂这两个人物，主观上是要宣扬“贞烈观”，以行教化。但客观上通过赵五娘这一人物的生活历程，广泛反映了下层民众生活的苦难和男权社会里妇女家庭角色的艰难，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琵琶记》在艺术上的成就是鲜明突出的。首先，在结构上它是双线交叉式的。整个剧情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线是蔡伯喈中举、为官、入赘，在牛丞相家享受荣华富贵；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苦守、侍奉公婆、糟糠自餍、剪发买葬，步步陷入绝境。两条线索对比鲜明，交错展开，突出了人物的悲剧性。这种结构方式，对后来明清传奇的影响颇大。

其次，《琵琶记》的语言通俗而又富于文采，表现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身份教养。赵五娘的唱词朴实真挚；蔡伯喈、牛小姐唱词典雅华丽。作家尤善于准确逼真地描写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和情态。如“糟糠自餍”一出中赵五娘独唱的四支“孝顺歌”，以神来之笔把赵五娘的悲痛情怀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时将赵五娘在极端困苦处境下，克己尽孝至善至诚的心灵展现出来，感人至深。李贽评点此曲时说：“一字千哭，一字万哭，可怜！可怜！”

《琵琶记》在体制、曲律和艺术等方面是南戏的集大成者，对明清戏曲影响深远，成为戏曲创作和演出的典范。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载，《琵琶记》在19世纪就走向了世界，英、法、德和拉丁文都有翻译和介绍，20世纪30年代曾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上演，其声誉远播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