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代散曲的繁荣

散曲是金、元时期北方新兴的入乐歌唱的一种新诗体，当时称之为“乐府”，明代才有“散曲”之称。散曲与杂剧合称为“曲”，二者有何联系呢？两者的唱词都是按照曲调填写，是用来合乐歌唱的；散曲中的小令与杂剧中的只曲相似，散曲中的套数与杂剧里套曲相近。但它们又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杂剧是戏剧，有科白和故事情节，它的曲称为剧曲；而散曲是诗体，只是一种清唱的曲子。

一、散曲的兴起与特点

散曲是在金、元时期兴起的，由词发展演变而来的。词起源于民间，流传于歌女伶工之口，原也是一种通俗文学；但经历五代、两宋之后，词日益典雅文人化，向案头化方向发展，逐渐失去原来通俗清新活泼的面貌。而原来流传于歌女伶工之口的长短句开始寻求新的出路。金元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俗谣俚曲的大量传入，原有的长短句与之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就是散曲。王世贞《曲藻序》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嗜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散曲的主要形式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独立的只曲，是散曲的基本单位，相当于单调的词。小令主要是从民间小曲变化而来，当时叫“叶儿”。另外还有“带过曲”“集曲”“重头”等特殊形式。套数又叫套曲或散套，是由多支宫调相同的只曲连缀而成的组曲。它是散曲中的一种大型体式，至少要有两支以上同宫调的曲子组成，多的可达二三十支。

散曲是由词发展演变而来的新诗体，它身上流淌着诗词等韵文文体的血脉，但它又不同于传统诗词，在体裁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句式更加灵活多变。散曲和词都是按谱填写的长短句歌词。从句式看，词牌句数和字数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不能随便增减。而散曲根据内容的需要，可突破曲牌的字数增加衬字。一句词的字数短的一二字，长的不超过十一个字。但散曲的句子可以加“衬字”（曲调规定的字数之外自由添加的字），长短更为不齐，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十字。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中的一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挡挡一粒铜豌豆”，只有“我是一粒铜豌豆”七字为曲谱所规定的，其余都是衬字。

第二，语言以俗为尚，更加口语化，散文化。传统的诗词的语言总体倾向于“雅”，追求工整雅致，是排斥“俗”的。散曲语言则总体倾向于“俗”，以俗为美。从用语看，各种口语、俗语、方言、蛮语（少数民族之语）、嗑语（唠嗑琐碎之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市语（行话、隐语）等纷纷入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正如凌蒙初在《谭曲杂札》所说的“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从句法看，传统诗词往往省略语法，多意象平列，具有跳跃性；而散曲讲求句子完整连贯，一气呵成，口语化、散文化特点非常明显。

第三，用韵更加灵活。散曲没有入声，平仄可以通押，不论小令还是套数都要一韵到底，而且用韵较密，有的甚至一句一韵。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鸦”“家”“涯”三字是平声韵，“马”是上声韵，“下”是去声韵，平仄和谐地通押在一起，显得活泼生动，顺口动听，这种情况在诗词中是没有的。

第四，具有明快显豁、酣畅淋漓的审美倾向。传统诗词追求含蓄蕴藉之美，而散曲则大异其趣，多借用“赋”的铺陈白描手法，可以随意增字增句，可以用排比、顶针、鼎足对等多种手法，达到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正如任讷在《词曲通议》中的精辟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

散曲以清新的活力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取得了与诗、词并列的地位。据隋树森辑录的《全元散曲》载，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散曲作者有200多人，另有许多佚名作者；作品有小令3800多首，套数400多套。元散曲题材大致有叹世归隐、写景咏史、闺怨爱情、反映现实等类别。

二、元代前期的散曲创作

元代散曲和杂剧的分期情况大致相同，也可以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散曲作家大致三类：一类是书会才人，如关汉卿、王和卿等，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如白朴、马致远等；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如卢挚、姚燧等。散曲题材广泛，愤世嫉俗、讥时讽世、感叹人生、讴歌退隐、咏史怀古、儿女风情、伤离恨别之类作品数量众多，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很浓，这是元代苛政社会造成的结果。前期散曲的总体倾向是质朴自然，注重本色。前期的散曲作家中，以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和卢挚等成就较高。

关汉卿的散曲，流传下来的有小令75首，套数13套及残曲。关汉卿的曲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书会才人的精神面貌。《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他的代表作。全套以自述的形式，铺陈夸张、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浪子”形象，这个形象是关汉卿本人的写照，也是当时社会书会才人群体精神面貌的展现，具有普遍意义。作品刻意描述自己在勾栏妓院中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表现对现实社会与道德规范的叛逆，“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关汉卿的散曲真率直白，语言本色，具有浓郁的市井情趣。关汉卿的《杭州景》《赠朱帘秀》也是著名的套数。他的小令，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真切动人，如《双调·沉醉东风》等。

马致远是元代前期的散曲大家，留存作品最多，质量最高，现存小令115首，套数22首，另有残套4首。马致远的曲作恋世与愤世交织，旷放与悲感交融，擅长将超旷的情怀、人生的感悟和苍凉的意境融为一体。在他的直抒胸臆的曲作中，“叹世归隐”之作最多，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曲中描绘了两种境界：一是奔波名利，“看密匝匝蚁排兵”，“争名利何年是彻”；二是陶情山水，“煮酒烧红叶”，“道东篱醉了也”。名利场的污浊和隐居田园的旷达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肯定；同时又不难看出，作者潇洒旷放的背后又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深层情感。马致远的写景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九种景物集中在一起，未加描述，却把秋日傍晚的苍凉意境、羁旅行役游子的心境表现无遗，自然天成，意境深远，被周德清誉为“秋思之祖”（《中原音韵》）。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在散曲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与关汉卿相比，马致远的散曲少了些市井气，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或写景，或言情，或咏史，或叹世，旷放而不失雅致，宏丽而不离本色，雅俗兼备而具有文采。

白朴的散曲，现存小令37首，套数4套。他和马致远一样，既受市井艺术的影响，又保持着对传统文学的爱好，曲作具有雅俗兼备的艺术效果。如他的套数《小石调恼煞人·无题》写恋人相思之苦，既有“残霞照万顷银波，江上晚景寒烟”的雅致描绘，又有“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夭折挫”的市井俗骂。白朴的散曲，除了少量抒写男女恋情和写景咏物外，叹世归隐之作最多。这类作品也是旷达与悲愤交织，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如“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仙吕寄生草·劝饮》），“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双调沉醉东风·渔父》）等，表面的旷放与内心的悲愤交织一体。

卢挚（约1242—约1315）是达官显宦作家的代表之一，现存小令120余首，多为咏史怀古和写景咏物之作。从艺术风格看，他的曲作偏于清雅，俚俗的成分较少。他喜欢化用前人诗词入曲，语言清丽，如“挂绝壁枯松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双调沉醉东风·秋景》），“银烛冷秋光画屏”（《双调沉醉东风·七夕》），“水笼烟明月笼沙”《双调蟾宫曲·商女》等。这些化用有些生吞活剥，但是增加了曲作雅丽的特征。

三、元代后期的散曲创作

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大多为北方人，创作中心以北方为主；而随着创作中心的南移，后期的散曲作家多为南方人或者移居南方的北方人。如后期公认的享誉最高的张可久是南方人，乔吉是长期流寓杭州的太原人。后期散曲作家大多不乐仕进，醉心于江南湖光山色与城市繁华，前期散曲中那种愤世嫉俗与幻灭情绪逐渐淡化，他们似乎更注重艺术个性的表现。后期散曲总体趋向典雅工丽，讲究文采。元后期的著名散曲作家主要有张养浩、贯云石、张可久、乔吉、睢景臣、刘时中等，其中以张养浩、张可久、乔吉影响最大。

张养浩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张养浩的散曲多作于罢官退隐期间，回首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风波惊险，笔下感慨万千、挖苦讽刺，更有着深于世故的锐利。他的散曲，咏史怀古，抒情言志，语言质朴，风格豪放，作品内容多批评政治、关注民生疾苦，具有明显的“以诗入曲”的特点。如一组《朱履曲·无题》中写道：“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拱着胸登要路，睁着眼履危机”，“里头教同伴絮，外面教歹人揪，到命衰时齐下手”等，写官场犹如陷阱，令人不寒而栗。又如《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气势雄浑，沉郁苍凉。张养浩完全把曲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来写，奔放浩荡，后世评论家常把他作为元散曲中的豪放派大家。

张可久专攻散曲，特别致力于小令，他的《小山乐府》存小令855首，套数9套，是元人留存散曲最富者，与乔吉并称元曲两大家。张可久曾出任过典史一类的小吏，仕途不甚如意，平生好遨游，足迹遍江南各地。他的散曲涉及较多的是游荡江湖和隐居的生活。曲作以写景见长，形式整饬，格调简淡清丽，委婉蕴藉，明显具有“以词为曲”的特点。如《越调天净沙·江上》“嗈嗈落雁平沙，依依孤鹜残霞，隔水疏林几家。小舟如画，渔歌唱入芦花”，以凝炼的笔墨，勾画出一幅暮秋江边落日图，画面生动，从容闲适。明人朱权评价说：“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材，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太和正音谱》）小山的散曲除了大量写景之作，也有表现愤懑不平情绪，讽刺社会丑恶，同情民生疾苦的，如《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乔吉的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数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张可久。乔吉一生穷愁潦倒，浪迹江湖，寄情诗酒，曲作大多围绕其四十年落拓漂泊的生涯，写男女风情、离愁别绪、诗宴酒会，歌咏山川形胜，抒发隐逸襟怀，感叹人生短促、世事变迁。“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幺遍·自述》），完全呈现出一个洒脱不羁的江湖才子的精神面貌。乔吉散曲的风格也以清丽婉约见长，形式整饬，节奏明快，注重炼字炼句。与张可久相比，张可久更倾向于清雅蕴藉，而乔吉则是不避俗趣，清雅中透着质朴疏放。如《中吕满庭芳·渔父》“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痛，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作品通过对渔父垂钓的描写，抒发了厌倦功名、向往隐逸的情怀。曲作将典故与俗语结合，典雅中有天籁，婉丽中有洒脱，充分体现了雅俗兼备的艺术特色。

【思考与练习】

1.试比较分析散曲与传统诗词不同的审美特点。

2.简述元代前期和后期散曲不同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