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录鬼簿》将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位于关汉卿之后，据此推断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从贾仲明对他的悼词来看，他似乎是混迹于教坊勾栏的一个风流落拓的文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王实甫创作的杂剧，《录鬼簿》录有剧目14种，保存全本到现在的只有《西厢记》《破窑记》和《丽春堂》3种，另有《贩茶船》《芙蓉亭》2种残本各一折。其中《西厢记》最为著名，是王实甫的代表作。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戏剧，它是一部以五本二十一折的宏篇巨幅演绎的超大型爱情喜剧，达到了元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水平。明初贾仲明说“《西厢记》天下夺魁”，明末清初金圣叹称《西厢记》为“天下万世人心里公共之宝”，被誉为“六才子书”之一，这些都充分肯定了《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西厢故事的流变

《西厢记》是在旧传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杂剧，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关于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有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它源于唐中叶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般认为，《莺莺传》是关于崔张故事的最早作品。《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写崔张恋爱，最终张生始乱终弃，莺莺另嫁他人的故事。《莺莺传》的主题可用“始乱之，终弃之”来概括，作者着力宣传男尊女卑和女人是祸水的伦理观念，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莺莺传》在客观上又塑造了莺莺这个美丽、多情、善良的少女形象，通过她追求幸福爱情而最终被抛弃的悲剧命运，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冷酷。

宋代，秦观和毛滂都曾把崔、张故事改写成歌舞曲《调笑转踏》，赵令畴改写为鼓子词《商调·蝶恋花》。赵令畴对张生“弃掷前欢”表示了不满，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尾，认为崔张爱情是始相遇终相失的憾事。

宋、金时期，出现了以戏曲形式表演崔、张故事的作品，南宋有官本杂剧《莺莺六么》，金院本有《红娘子》，南戏有《张珙西厢记》。最为著名又保存完整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董西厢》对崔、张爱情故事进行了全面的再创作，把它扩展为一部五万余字规模宏伟的讲唱文学巨著。它增加了许多情节，对人物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戏剧冲突不再是“始乱终弃”，而是主要表现为崔张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的矛盾，突出反封建的主题。

王实甫对《董西厢》又进行了艺术再创造，写成了5本21折的大型爱情喜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王西厢》。该作品一是删减了《董西厢》中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二是让剧中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各自立场更加坚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三是明确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更加明确了“情”这一题旨，比之《董西厢》强调的“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以及“报恩”的立意就高远多了。

总体而言，《董西厢》直接孕育了《王西厢》，而《王西厢》青出于蓝，在思想和艺术上又高于《董西厢》，但二者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大致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说，《董西厢》是民间文学，是原璞；《王西厢》是文人加工，是精品罢了。

二、《西厢记》的戏剧冲突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主要有两条线：一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与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为代表的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一方之间的矛盾，是全书的主要冲突；二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冲突，是次要冲突。这两条冲突线，互相制约，交错展开，形成《西厢记》特有的戏剧性。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是在一个很奇妙的环境中展开的。时间是在崔莺莺一家扶父亲灵柩归葬的途中。地点是在佛寺。佛寺本是六根清净之地，却成了崔张爱情的滋养地；按照“父丧未满，未得成合”的封建礼教，莺莺还在大丧期间，是绝对不能有风流韵事发生的。可王实甫偏偏把崔张爱情的滋生、发展放在了这样严肃的场景中，这让人性中对爱情的渴望与封建桎梏构成了更加强烈的冲突，使戏剧充满了荒诞的喜剧色彩，对封建礼教予以无声的嘲弄。崔、张一见钟情，彼此相慕，这对于“治家严肃”的老夫人是绝不容许的，爱情陷入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暂时得到了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爱情转眼成虚话，矛盾激化，形成戏剧第一个高潮。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传简”“赖简”，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定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而“拷红”，剧情又迅速剑拔弩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老夫人不得不顺应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又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张生考上科举，眼看就要大团圆了，又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骗婚，再度横生枝节，戏剧推向了最高潮。最后，白马将军作证，郑恒羞愧撞死，有情人终成眷属，冲突全部结束。

《西厢记》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人物的性格在戏剧冲突中不断丰富，栩栩如生；再有在情节的推进中，青年一代节节胜利，封建势力节节败退，作者要表现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题旨也水到渠成而愈发清晰明确。

三、《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体制革新、人物形象塑造和词章之美三个方面。

体制的革新。《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用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来叙写崔张爱情，像是多本连演的连台本。同时《西厢记》还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通例，采用了旦末轮流主唱的方式，如第一本第五折、第四本第四折等。这种体制的突破，不仅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塑造也更加细致全面。

人物形象塑造。《西厢记》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典型人物形象。每个人物形象都十分丰满，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同时又具有性格的多重性。张生不过是一介书生，却能不顾门第悬殊，勇敢地追求相国千金，一见到意中人就把功名全抛脑后，执迷不悟，百折不挠，完全一个情真意切的“志诚种”“风魔汉”；张生大胆追求爱情的同时，也常常表现出书生的软弱性，如面对老夫人的“赖婚”，莺莺的“赖简”，束手无策，竞要“寻个自尽”，被红娘讥为“银样蜡枪头”；这个人物还具有酸腐、幽默的一面，充满喜剧色彩。崔莺莺是一个美丽、聪慧、善良、多情、敢于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她出身名门，深受封建礼教管束，但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具有叛逆性；同时，戏剧又十分细腻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重重顾虑与内心矛盾，也就是她那些“假意儿”的实质。戏剧严格遵循这位贵族少女的心理发展逻辑，充分、细致地表现了其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红娘是戏剧塑造非常成功的一个婢女形象。她机智、勇敢、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在崔、张实现爱情理想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并在与老夫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戏剧对老夫人的塑造也不是简单化，一方面她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的代表，顽固、保守、霸道；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以她的人生观爱着女儿，不是那种宁可牺牲女儿也要维护礼教的僵化殉道者。

词章之美。《西厢记》善于把古典诗词含蓄典雅的文学语言与通俗流畅的民问口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既文采华丽又生动朴实的语言风格。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由景入情，富有诗词般的意境，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而同是第四本第三折中，“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霎时间杯盘狼籍，车儿投东，马儿向西……”则显然又是通俗的白话口语，洗练浅近，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西厢记》语言个性化的特点也非常突出，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紧密结合。如作为书生的张生，语言坦直并略带夸张，富有文采而又略带着酸腐，富有幽默的情趣；莺莺为大家闺秀，语言含蓄蕴藉，优美动人；而作为婢女的红娘，语言则俚俗率直，泼辣俏皮。总之，《西厢记》的语言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朴实中含典雅，浅显中见深邃，音韵优美和谐，令人回味无穷。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碗，深得骚人之趣”；徐复祚在《曲论》中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对《西厢记》的语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西厢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一度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淫书”，而广大民众却非常喜爱它。明清以来，《西厢记》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曲以及说唱艺术，在民间广泛流传。《西厢记》对《牡丹亭》《娇红记》《红楼梦》等后世的戏剧、小说创作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