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蒙古孛儿只斤部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1234年，窝阔台灭金，统一北方；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定都大都（今北京），于1279年灭南宋。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明王朝建立。我们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主要是指元灭金至明朝建立130多年间的文学现象。

一、元代社会特点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当政并实行大一统政权的朝代。由于当政的蒙古族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比汉族落后，于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形成了元代一些特殊的社会特点，对文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第一，蒙古民族强悍雄放，统一全国，疆域辽阔，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大融合。

蒙古民族强悍雄放，声威远达西欧和北非，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继秦汉、隋唐之后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代疆域空前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元朝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形势，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发展，也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一方面，由于汉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大大提升。元世祖忽必烈大胆起用汉族知识分子，以汉法治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佛教与道教，使少数民族能更广泛地接受汉族文化的熏陶；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如耶律楚材（契丹族）、贯云石（维吾尔族）、萨都剌（回族）等擅长诗词创作，杨景贤（蒙古人）、李质夫（蒙古人）等杂剧创作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亦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少数民族的天文、医药等方面的成就被汉人吸纳；少数民族火葬等习俗逐渐被汉人接受；少数民族的乐曲更是流入中原，为汉族群众喜闻乐见；将游牧民族质朴率直、粗犷豪放的性格注入文学形象之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第二，元蒙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汉族文人地位空前低下。

元蒙统治者把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及西夏人）、汉人（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等民族）、南人（淮水以南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四等人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上的地位各不一样。元初科举废止，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重开，但四等人分开举行。凡进士授官，蒙古人比色目人高一级，色目人比汉人、南人高一级，待遇亦不平等。汉族文人地位卑贱低下，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前所未有，他们同普通百姓一样受压迫、遭杀戮，不少人还沦为“驱口”，成为奴隶。除了少数投靠统治者得到录用外，大多数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民间有“七伶八娼，九儒十丐”之说，足见文人地位之尴尬。落魄的文人，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多浪迹于勾栏瓦肆，一部分人走上了与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组成“书会”，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演出，如杨显之为艺人加工演出脚本，马致远与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合写《黄粱梦》，关汉卿面敷粉墨与艺人同台演出等，文人不幸文坛幸，他们成为元曲创作的主力军，为元曲的兴盛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都市经济快速发展，为通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元蒙统治者在入驻中原和席卷江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一度将大量的良田改为牧场，使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后来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这样对统治不利，才放弃了这一做法。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设立劝农司，劝导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减免赋税，禁止圈地等，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蒙统治者重视工商业，一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功利诱天下”，商人地位大大提高，工商业活跃。城市各类作坊遍布，工匠云集，兵器业、纺织业、盐业、制瓷业等都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随着农业的恢复和手工业的发达，加上驿站遍布全国，漕运和海运的沟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当时大都（今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了当时大都繁华的盛况：“外界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杭州亦商贾云集，繁华富庶，马可·波罗亦曾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此外，北方的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南方的扬州、上海、福州、温州、泉州、广州等城市，工商业都很繁盛。都市经济的发达，为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精神需求与文化娱乐消费也大大刺激了戏曲、话本等俗文学的兴盛繁荣。

第四，思想领域活跃松动，为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审美情趣。

元朝，儒学继续被统治者推崇。仁宗恢复科举，朝廷设立官学，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表面看，儒学仍占统治地位，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然而，表面的声势却掩盖不了儒学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趋向，儒家独尊的地位在元朝被严重削弱。一方面，蒙古民族的粗犷豪放、崇尚功利与儒学的抑制内敛趋向不合，他们推行儒学的态度也就不十分积极。同时，元蒙统治者官方虽然利用儒学维护统治，但同时对各种宗教信仰都加以推崇，提倡佛、道、回、基督等教，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大大削弱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而在众多宗教中佛教和道教影响尤大。据1291年宣政院统计，仅佛教寺院就有四万余处，僧尼二十万余。僧侣道士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如仁宗时普庆寺得赐田八万亩。随着儒学理学影响力的下降，加之都市经济的发展，旧有的思想礼教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动摇与变化，思想界相对松动与活跃。理学束缚的松弛，传统意识的改变，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审美情趣。“俗”的趣向越来越浓，“雅”的趣向日趋边缘化；过去遭到轻视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受到了各阶层人们，尤其是市民群众的喜爱，高官显宦和上层文人也乐于欣赏，从而刺激“俗”文学蓬勃发展，而作为封建正统文学的诗文则明显逊色了。

二、元代文学审美趣向

元代社会激烈变动，“俗”文学蓬勃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坛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明清戏曲、小说的进一步繁荣开了先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元代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注重“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简古含蓄为美。所谓“含不尽之意，见在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是传统诗文的总体审美追求。然而元代文坛的审美观与这一传统大异其趣。从当时属于文坛主体的戏剧、散曲题材内容看，多写“时代之情状”，毫不隐晦；语言不事藻绘，生动鲜活，正如王国维所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从创作风格看，多具有淋漓尽致、跌宕酣畅之风格。以戏剧而论，故事情节波澜跌宕，悲欢离合，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情感丰富，个性十足；语言“本色”，大量运用俗语、俚语，以及衬字、双声、叠韵，生动跳挞，绘声绘色。剧作者往往毫无遮拦地让人物尽情宣泄爱与恨，如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怨天恨地，骂官骂吏，痛发三桩无头愿，把悲怨之情推向极致；郑光祖写倩女追求爱情，魂魄脱壳，飞越千山万水，勇敢地追求至爱。元代散曲也句式灵活多变，表达直白明快。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感情奔放、酣畅淋漓；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也是语言俚俗幽默、诙谐辛辣。概言之，元代文学总体倾向于自然、酣畅、显露。这种审美趣向，恰与简古含蓄为美的传统文学观念大相异趣，表现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元代文学的主流是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是元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代表。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是戏剧，散曲属诗歌，它们都以曲辞为主合乐歌唱，因而总称为曲。元代是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剧作家、散曲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元代后期，南戏开始复兴，体制比杂剧更加自由，为明清传奇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诗文总体而言以模仿唐宋为主，成就不高。相对而言，杂剧、散曲、南戏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本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