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诗话词话

一、宋代诗话词话概况

“诗话”之名，始于欧阳修《六一诗话》。“集以资闲谈”的文人雅兴与灵活洒脱的随笔或记录，引起甚多的仿作，“诗话”本身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收录宋诗话16种，近代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增录宋诗话12种。据考证，以各种形式存在和已佚的宋诗话138种（郭绍虞《宋诗话考》）。

宋诗话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诗论不再仅由理论家批评作品，更多的是诗人最直接经验的总结。如欧阳修、苏轼、苏辙、陆游，首先是诗人、大文学家，然后才是理论家，他们诗话中的理论往往与其创作实践契合，直接源于自身的创作经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就更加突出。如欧阳修开创了并且奠定了宋诗的作风，与其大力批判西昆体的弊病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形式上既带有零散、不成系统的特点，如苏轼的诗论大多存见于诗歌、书信、序跋之中，也有理论性、系统性、思辨性很强的专著，典型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严羽《沧浪诗话》等。

再次，视野更开阔，在广度和深度上有较大拓展。不仅有诗歌作品的具体品评，更有风格、流派、目的、鉴赏等（如欧阳修、苏轼、严羽），因此，其影响更为深远。

词起于唐，兴于宋。唐五代时期，对词的论述不多，偶有之，亦较零散，五代欧阳炯为赵崇祚《花间集》所作的序是现存最早的一篇完整的词论。宋词虽然兴盛，然宋代的词话尚不发达。唐圭璋《词话丛编》共收入宋词话7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间》又据各种古籍辑补3种。

宋词论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阶段：

初兴期：北宋初期，对词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艳科”上。北宋中期，苏门开启了论词之风，苏轼词论的基本观点是词为“诗之裔”“诗词同源”，黄庭坚、张耒等继承其观点。北宋杨绘《本事词》开创了词话体，并支持苏轼的词论。晁补之、李之仪等反对苏轼诗词合一的观点。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中批评苏轼词“不协音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主张词“自有一种风格”。这两派观点论争，开启了豪放、婉约论争的先河，影响直至清代。

发展期：北宋中后期，词论既继承了花间派对声律、色彩的重视，也反思了苏轼诗词合一的观点，更为注重词自身的特征，代表人物有李清照、陈师道。李清照有《论词》一篇，涉及词创作的诸多问题，对唐五代以来，词作为新兴文学样式所具有的独特风格的概括和总结，力主“别是一家”。要求词在汲取诗特点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注重婉约典重风格和严格的韵律。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首次提出词“本色”的概念。

兴盛期：南宋后期，总体上，词论受苏轼词论影响较大，追求雅化。王灼《碧鸡漫志》高度评价苏轼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批评了柳永词“浅近卑俗”，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汤衡《张紫微雅词序》等均提倡雅正的词风，重视词的音乐性。

成熟期：南宋后期，这一时期的词论重在探究作词之法，宋代词论不论是文体形态，还是理论本身都达到了高峰，代表作为代表即沈义父《乐府指迷》和张炎《词源》。《乐府指迷》重点探讨作词具体要求，《词源》主张词以协合音律为重，在思想内容上强调“雅正”，风格上追求“清空”。

宋代词论在词的起源、作用、体制、风格、作法等问题研究上，均有建设性贡献，为后世词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称、以随笔为形式，在品评中阐发诗歌主张的诗论之作。在5000多字的诗话中，欧阳修以闲谈的方式，品评李白、杜甫、孟郊、韩愈、贾岛、郑谷、梅尧臣、苏轼等唐代和本朝诗人的诗歌，并于其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文艺理论主要有：

创作原则上，提出“穷而后工”，重视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欧阳修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穷困的境界，往往能使诗人对现实感受更清醒、更深刻，创作上更能真切感人。所以，欧阳修更重视追求生活的真实，如谓：“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佳句也，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诗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声’，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骨塔’，‘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作者连举数例，说明诗句虽佳，但理有不通；更以贾岛优劣诗句正反对比，说明事理通达与否正是诗之精粗的一条重要标准。

在语言上，欧阳修注重锤炼，反对过于浅俗的，比如“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此虽为梅圣俞之言，其实也正是欧阳修之意。在他看来，诗句之产生歧义，乃缘于语句浅俗易解，因此诗语得之过易，反致作者本意被人歪曲。关于此点，他还有数则诗话，复申其旨。如“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之遭人误解，盖因“其语多得于容易”；吕文穆公“挑尽寒灯梦不成”被胡旦讥为“乃是一渴睡汉耳”，实亦因其出语浅俗。

在风格上，提倡风格多样，他既注重豪迈雄奇的风格，又看中闲雅淡远的诗风，“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三、严羽的《沧浪诗话》

严羽《沧浪诗话》，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部分，其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入神”与“兴趣”

关于好诗的标准，严羽在《诗辩》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把“入神”当作最高标准，即自由挥洒才华，如何实现“入神”，他主张“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即诗歌重在抒发个人情感。因此，他批评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强调诗歌注重情感与形象。

2.“禅道”与“妙悟”

严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禅论诗”，他说：“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群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盛唐诗，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如何实现“禅道”，他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并且“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妙者，皆非第一义也。非第一义之悟，即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大概就是指韩吕及其他江西诗人而言”，主张创作应发自于内心的感悟，反对拘泥于前人。”

3.“上学”与“熟参”

对于学习诗歌创作，他提出：“夫学诗当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肝腑之间，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头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又说“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重视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

四、李清照的《词论》

《词论》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的词学专论。在《词论》中，李清照以亲身参与创作的实践经验，梳理总结词的发展流变，并对词坛诸多名家进行批评品鉴。《词论》篇制虽不长，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李清照的词学思想及审美标准。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核心观点是“词别是一家”，把词和诗歌严格区分开。当时，宋词坛在理论上广为接受苏轼的“词为诗裔”，作为一个大词人，李清照对词的自身特点进行审视，通过批评苏轼词“句读不葺之诗”，强调词与诗的区别，从丰富词的风格来看，她的主张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重视词的音乐性，维护了词的本色。李清照从音乐的角度批评苏轼词“不协音律者”，并进一步指出“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这就从合乐性，把词与音乐分开，她不但重视平、上、去、入在押韵上的运用，还注重歌词用字发声的浊轻重。

再次，就词的文学性而言，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词语尘下”，反映出重“雅正”的审美思想；批评张先“破碎”、晏几道“无铺叙”、贺铸“少典重”、秦观“少故实”，黄庭坚“多疵病”，体现出重视典雅精工、浑成、铺叙的文学思想。

【思考与练习】

请总结宋诗话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