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南宋前期词坛主要是由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等南渡词人构成。这些词人的生活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期生活大多稳定安逸，词作也多吟风弄月。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倾向。山河破碎、民族屈辱、民生苦难及个人遭际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的压抑、苦闷。词作与新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言志抒情的功能进一步拓展，风格或苍凉悲壮，或慷慨豪迈，一改北宋末一味讲究含蓄浑厚、婉约圆润之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李清照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有《漱玉集》。南渡前李清照的生活安定舒适，婚前闺房绣户是她主要的生活世界，婚后夫妇志趣恰合、情感深笃，唯一的缺憾是丈夫不时外出为官，不免孤独寂寞。此期词多为多情善感或轻愁思念之作，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抒写贵族少女的闲情，情调轻松。如《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作于夫妇两地分离时，委婉而含蓄地表达了闺中的寂寞和离情。其他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等小词，都是抒写闺情的名篇，流露出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南渡后，李清照遭受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变故，丈夫死后更过着漂零无依的凄苦生活，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辛酸，感情变得悲哀沉痛和凄切。此期词作主要表达个人的不幸，同时也表达了南渡初期许多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人的共同感受，如《菩萨蛮》《念奴娇》《声声慢》《添字采桑子》等。

李清照是杰出的女词人，她对词有自己系统的认识。在《词论》中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并通过对先前各家的评价，阐述了优秀词作的标准应以高雅、含蓄、典重、和律为主，因此受她肯定和推崇的都是婉约词。

李清照词在艺术上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婉约正宗”。

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李清照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并以白描的方式加以呈现，来展现内心世界，塑造多愁善感的自我形象。如《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此词是她早期作品，通过一系列细节的精准刻画，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感情丰富却又矜持的少女形象。《永遇乐》里“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几句，通过心理和动作的细节描写，委婉曲折表达出老年寡居所独有的辛酸与寂寞心境。

李清照词的语言清新朴素而又精美雅洁。她善于将朴素的口语和精美的书面语进行提炼熔铸，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形成别开生面，而又风韵天然的语言，如“绿肥红瘦”（《如梦令》）、“人比黄花瘦”（《醉花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等，都达到“极练而不练，出色而本色”（刘熙载《艺概》）的效果。又如《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词借暮春之景，以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诉说无尽的孤寂和凄苦。语言质朴精准，尤其运用比喻和夸张将无形的愁绪具体化和量化，既曲折生动又巧妙自然。

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是其婉约之外难得的豪放之作。其意象飞扬健举，情感悲慨豪迈，二者相融为一，境界高远，当受到苏轼的影响。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创造力和成就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身份，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真诚地抒写自我情感世界，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天下的文坛格局。她被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正宗和最高代表，对后世词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南渡前生活疏荡狂放，蔑视权贵。南渡后避难岭南，后被召入朝为官，后又因不附秦桧议和而罢官，任性逍遥，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朱敦儒的词鲜明地体现了他人生经历的变化。早年多写批风抹月的名士生活，婉丽明快。中年忧时伤世，苍凉激越。如《相见欢》：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晚年描摹自然景色，表现萧散的闲适生活，语言直白如话，格调清疏晓畅。

张元干（1091—？），字仲宗，福建人，有《芦川词》。南渡前过着“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柳梢春》）的放纵生活。创作上模拟花间词人，词风绮艳。靖康之难后，词风转变，为慷慨悲凉之声，抒写抗金爱国激情，赠送胡铨的《贺新郎》是他此类词的名作。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高宗时状元，一生仕宦较顺利，官至中书舍人。有《于湖词》。《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是其名作，词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宣泄着对投降行为的愤慨。词作节拍急促、画面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感染力。相传此词作于建康留守席上，张浚为之罢席。

张孝祥词学苏轼，部分即景抒情的作品风格清旷，意境与苏词相近。如《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此词为泛舟洞庭湖时即景抒怀之作。词人借洞庭夜月之景抒写高洁忠贞和豪迈旷达，词中的浪漫奇想甚至超过苏轼，“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犹有尘心”（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张孝祥的词作影响较大，他是南宋豪放词派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在苏、辛之间起了过渡性作用，是辛派词人的先驱。

南宋中期，宋金处于对峙状态，时局相对稳定，和战之争仍是南宋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以辛弃疾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爱国热情依然高涨，在词中抒写抗战恢复的豪情和壮志难酬的悲慨，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豪放词也因此成为此期词坛主流。南宋中期也是词的昌盛期，以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因生长于金人占领区，受祖父教育和目睹身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辛弃疾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仅20岁的辛弃疾聚集2000余人揭竿而起，参加济南人耿京的反金义军并任掌书记。他劝耿京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次年正月，受耿京委派赴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北归途中，听闻叛徒张安国杀害耿京，迅疾率领50余骑，直奔济州（今山东巨野），突入有五万之众的金兵大营，将已作金人济州知府、正在饮酒庆功的张安国生擒缚于马上，复突出敌营，疾驰渡淮，将叛徒押往建康处死。此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展现了辛弃疾惊人的胆略和勇气。

辛弃疾投奔南宋，因南人歧视和不信任，最初并未受到重用。面对议和势力不断上涨的局面，他不顾自身官职低微，向宋孝宗先后上《美芹十论》《九议》提出切实可行的复国中兴大计，斥责投降派的谬论，并指出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从32岁以后，辛弃疾官职虽有升迁，在多地任要员，每到一地也均有建树，但“二年历遍楚山川”（《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的走马灯似调任，使他爱国抱负和英雄长才终难施展。42岁因建飞虎营被弹劾罢职，在50岁左右一度被短暂启用为福建安提刑，后一直闲居在家20多年。晚年再度被启用，参与韩侂胄主持的北伐事宜，但并未得到真正重用和信任，不久又被罢职。北伐失败后，辛弃疾亦不久离世，临终前“大呼杀贼数声”（《济南府志》）。有《稼轩词》。

辛弃疾和陆游一样，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刘克庄《稼轩词序》）。他既有超凡的治国理军才干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又有词人气质。辛弃疾的人生理想在于统兵驰骋疆场，驱除胡虏，“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但最终理想成空，“雕弓挂壁无用”，“长剑铗，欲生苔”（《水调歌头》），“却把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只得“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恰赋》），转而在词坛上纵横驰骋，开疆拓土，在词史上建立丰碑。

辛弃疾的词作继承和弘扬苏轼的豪放传统，“有意雄华泰，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在词中叙写自我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充满雄豪激烈的情怀和雄奇飞动的意象。境界雄伟壮阔，语音雄健刚劲。

与苏轼、陆游不同，辛弃疾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词。他的《稼轩词》现存600多首，不但在数量上超过前辈和同代作家，而且在题材、词境上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

辛词中最震撼人心的当属爱国词。辛弃疾曾亲自领军在前线与金人周旋，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金戈铁马的雄豪人生经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此他的爱国词不仅多，而且情感也最自然和真切，并在词中塑造出虎啸生风、气势豪迈的自我英雄形象。如“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渴望成就英雄伟业，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充满对英雄的钟情、崇拜，充满对自我的高度期许和自信。但辛弃疾一生长才未施、壮志难酬，尤其进入中年以后，英雄失路的悲愤成为其词作的重要内容。如《贺新郎》：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此词于淳熙十五年（1173）冬天为酬答爱国志士陈亮而作，此时辛弃疾正落职闲居上饶。词中道出作者不被重用的悲愤心情，也表达了他的坚定信念，情感悲愤却不消沉。

辛词批判了当时社会腐朽黑暗的政治。他谴责苟且偏安的南宋朝廷，“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辛辣嘲讽和抨击排挤嫉妒自己的奸佞小人，“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直接讽刺宋光宗迫使自己退隐闲居，“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与南渡词人相比，辛词更具有深刻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

辛词中有大量的写景词和怀古词。无论是登山临水，还是吊古伤今，辛词总能将一腔爱国热忱和忧愤焦虑自然地融入其中，词中情感总是超越小我而具有深厚博大的襟怀，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像《念奴娇·我来吊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等，都是这类优秀作品。

辛词中也有不少表现农村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的作品。他在江西上饶、铅山的农村先后生活过二十多年，对乡村怀有很深的感情。乡村的人事景物通过他的描述，呈现出清新自然、极具生活气息的景象，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农村词。

辛词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辛词充实、巩固、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豪放词至辛弃疾，才蔚为大观，正式成派，辛词也成为该派的代表。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英雄语”“豪杰词”“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提要》）。

辛词善于塑造雄奇、豪健，充满生气的形象。笔下人物常是慷慨悲歌、雄姿英发。他写自己的远大抱负是“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写自己矫健的身手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写自己的狂态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即使古雄今杰，也是“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辛弃疾笔下的景、物也同样气象宏大，波澜壮阔，“叠嶂西驰，万马回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在他眼里，突兀坚定的青山化为万马飞腾，森严的松林化为接受检阅的威武之师，虎啸龙吟般的气势排空而至。辛弃疾笔下没有纤细柔弱之物，有的是磊落长松，直节劲竹，傲霜梅花。倚天万里的长剑，千丈晴虹的长桥，哪怕是小小的水仙盆景，也是“汤沐烟波万顷”（《贺新郎·赋水仙》）的宏阔气象。

辛词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来加强豪放色彩。他的词里不仅有“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水调歌头·三山用赵丞相韵》）、“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水调歌头·舟次扬州》）的战斗场景，就是对着水边鸥鸟，眼前酒杯，拦路长松，也会对之发号施令；姹紫嫣红的花朵会让他想起吴宫训练女兵，从幽静小窗传进的下棋落子声，想到铁骑突围的杀伐。如《太常引》：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浪漫恣肆的想象直追屈原、李白。“乘风”三句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与屈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相同，而“斫去桂婆娑”，“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而已”（周济《宋四家词选》）。

辛弃疾是从北方“归正”的军人，他的抗金恢复志愿和抱负与偷安江南的小朝廷不相容，政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屡遭毁谤的经历使他不能肆意逞辞，有时不得不采用幽隐曲折的比兴手法来有所寄托，借儿女之情来写君臣之事，将刚健融于温柔之中。《摸鱼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种手法继承了《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也接受了婉约派词人的影响。

除了豪放，辛词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等多种风格，他的农村词清新自然，登临写景词也常常情感欲吐还吞，蕴藉委婉，如《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之作，“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刘克庄《稼轩词序》）。辛词也有寓庄于谐之作，在谐谑中具有严肃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如《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写贤愚错位，《千年调·卮酒向人时》表现官场中圆滑世故的和事佬，冷嘲热讽，幽默风趣。

对词表现手法的发展也是辛词的重要成就。辛词不但以诗为词，还进一步以文为词，有意识地把其他文学样式的手段运用到词的创作当中。

大量用典是辛词一个鲜明的特点。辛词中的用典大都托古喻今，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贺新郎·绿树听鹈鴂》等，每首都用了几个典故。有的直接引用，有的融化入词句，或正用其意，或反用其意，用典和他的比兴手法具有相通之处，常寄托深慨。

词中喜欢议论，有的议论融于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的借古，如“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有的是直接议论，如“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

语言上，不仅运用古体、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散文、骈文、民间口语入词，甚至将经史、子、集，古人诗文的句子信手拈来，或稍加改变，或直接引用，恰合自然，别有风味。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西江月》），“甚矣吾衰矣”“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表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

辛弃疾的词作也存在过于逞才使气，过于追求以文为词，使词失去应有的韵味，但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词作数量最多，在内容境界、表现方法和语音的丰富性、深刻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诸方面的成就空前绝后，不但确立了豪放一派，而且对当时和后来的词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南宋中期词

南宋中期，与辛弃疾大约同时或稍后的词人有陆游、陈亮、刘过等，他们或与其词风相近，或传其衣钵，可视为辛派词人。

陆游专力于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词作只是以余力为之，但成就也不同凡俗。他的词与诗一样，将写实与抒情高度结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

他的爱国词风格豪放，情感激烈，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候》《汉宫春·羽箭雕弓》《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等，都足以和他的爱国诗篇相媲美。刘克庄评价此类作品说：“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后村诗话续集》）。

陆游也有清雄旷达之作，如《卜算子·咏梅》，其兴象寄慨，与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堪为同调。其农村词也清新可喜，如《鹧鸪天·煮茧》。陆游的爱情词纤丽婉约，与他的爱情诗一样，以伤痛之怀写伤心之事，如《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此词描写与唐婉的爱情悲剧，作于词人被迫与唐婉分开、在绍兴城南沈园一次偶然相遇后。通过形象、鲜明的今昔对比，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婉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情感甚至而哀伤，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陈亮为辛弃疾密友，是一位豪侠奇士。其作多是表现抗战复仇、救国安民的爱国词。词风与辛相似，以气势见长，往往直抒胸臆，语言斩截痛快，风格雄豪恣肆，但太过直露，缺少余蕴。《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是其代表作，陈廷焯评该词说：“就词论，则非高调”，但“精警奇肆，几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白雨斋词话》）。

刘过（1154—1206），字改之，江西太和（今泰和）人，感情狂放，终身以布衣游历天下。他对辛弃疾十分崇拜，作词有意效法稼轩，像《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沁园春·张路分秋阅》写阅兵场面，意象飞动，境界雄阔，与稼轩神似。但刘过以文为词，有时不守音律，造语狂宕，不免粗豪。

四、南宋后期词

南宋后期，国力进一步衰弱，不仅恢复无望，国势更是岌岌可危。无可奈何的喟叹和抚今追昔的哀伤逐渐代替了北伐、恢复的呼声。此期词人主要有以姜夔为代表的骚雅派和刘克庄、刘辰翁等为代表的辛派后劲。

骚雅词派是南宋末期规模最大、作家最多的一个词学流派，又是成就卓然、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一个文人群体。所谓“雅”是指他们以雅相标榜，以雅为美学理想，反俚俗、反直露、反柔媚、反浮艳、反狂怪、反豪放。所谓“骚”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侧重继承以《离骚》开创和代表的传统，以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主观性为主要目的，注重写心境是其重要特征。骚雅派词人加强提升词表现自我的能力，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是对词的发展与贡献。但又容易使词走上隐晦朦胧、细小破碎的道路，将词带到一个狭小的天地，影响词的发展。

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终生不第，浪迹江湖，寄食诸侯。青年时代曾漫游淮楚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姜夔一生清贫自守、耿介清高，以文艺创作自娱，诗词散文、音乐书法，造诣均高，受到当世名流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朱熹、萧德藻的推重，名震一时，萧德藻甚至以侄女妻之。有《白石词》传世。

姜夔词的题材以感时、伤怀、咏物、恋情为主。有的词抒发流落江湖又不忘国事的感情，但情调低沉感伤，隐约含蓄，与让人灰心失望的时代相符，《扬州慢·淮左名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姜夔的恋情词常表现别后相思，色调凄冷，情调高雅脱俗。如《踏莎行》：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此词以记梦方式来怀念合肥恋人，没有缠绵温馨的相遇风情，只是别后魂牵梦萦的思念。最后两句创造出词史上少有的冷境，深得推崇。

姜夔的咏物词往往别有寄托，自我人生失意、伤时之感与咏物融为一体，写得空灵蕴藉。如《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作品无句非梅，以梅怀人，借梅喻人，也有自我零落的哀伤。全词不断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往复摇曳，结构空灵精致，意境清虚骚雅。

张炎评姜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不惟晴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词源》卷下）。其“清空”特色主要表现为：善于遗貌取神，提空描写。不论何种题材，姜词都不作过多质实描写，而是摄取对象精神气韵进行点染，并融入自我感受；善于将各种题材、情感用统一的风格来呈现，用健笔写柔情，用清笔写浓愁，用空笔写实情；善于用诗人笔法入词。姜夔以诗为词，不是为了扩大词的表现功能，主要是以周邦彦炼字琢句的创作态度，借鉴江西诗派清劲瘦硬的语言特色来改造传统的艳情词、婉约词华丽柔弱的语言基调，创造出清刚醇雅的风格。

姜夔精通音律，也善于自度曲。但他不是因曲为词，而是因词制曲，音乐的旋律和节拍就更能与其情感的律动相一致，其自度曲都音韵谐婉。

姜夔词作常常配有精心结撰的小序。这些小序不仅交代创作缘起，本身也韵味隽永，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歌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如《扬州慢·淮左名都》的小序写景抒情，情景交融，可作独立的小品文看。

史达祖，生卒年不详，字邦卿，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曾为韩侂胄堂吏。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史达祖受黥刑，死于贬所。有《梅溪词》传世。

史达祖词风与姜夔有神似之处。其词多咏物、写景之作，注重用笔新巧，词中多精警之句，但缺乏兴寄，过分注重炼句，有的词作雕琢过甚，境界不浑成。其最负盛名的是咏燕的《双双燕》、咏春雨的《绮罗香》两首自度曲。

吴文英（1207？—1269？），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浙江宁波）人。长期以清客身份出入于权贵之门，流寓各地。有《梦窗词》传世。

吴文英一生倾心于词的创作，但在情思内容上已无法突破前人，于是专力于艺术技巧上的争奇斗胜。在艺术思维上，他彻底改变正常的思维习惯，将常人眼中的实景化为虚幻，将常人心中的虚无化为实有，通过奇特的想象和联想，创造出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如《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词全篇以“幻”为词眼，通过凭吊吴宫古迹，借吴越争霸往事，抒古今兴亡之感和白发无成之恨。词中将眼前的灵岩山比拟为青天陨落的星辰，化实为虚；在一片废墟的馆娃宫前却又看到了当年流水漂浮着宫女洗妆后的脂粉、嗅到了花朵染上脂粉的腥味、听到了西施漫步响屐廊的步履声，化虚为实。词境亦真亦幻，奇丽凄迷，意境悠远，气势雄浑，情景交融，清丽高雅。章法结构上，吴词常把不同时空的场景、情事统摄于同一画面。不按客观时空的自然顺序，只以自己心理变化和情感逻辑为构思线索，以心理时空来安排篇章，再加上情事、情景虚实交叠错综，形成深曲难测、扑朔迷离的风格。这种作风强化了词的模糊性、多义性，但无疑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

吴词的语言生新奇异。在语言搭配、字句组合中常常打破常规，如“落絮无声春坠泪”（《浣溪沙》）、“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高阳台》）、“剪红情、裁绿意”（《祝英台近》）等。吴词喜欢用一些生怪的、色彩艳丽的词汇，情绪化、装饰性很强。如“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八声甘州》）、“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宴清都》）、“妖红斜紫”（《喜迁莺》）等。张炎评其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卷下）是有道理的。

周密（1232—1298？），字公瑾，号草窗。其词融姜夔、吴文英之长，词风典雅清丽。宋亡后，词作内容多抒发凄苦幽咽的情怀，《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是其代表作。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字圣与，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其词工于咏物，并以此寄托亡国之哀。其词善于隶事用典和使用象征、拟人的手法，使所咏之物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和深远的寄托，但情调过于凄幽。《眉妩·新月》是其名作。

张炎（1248—1321？），字叔夏，号玉田。有《山中白云词》，词学著作《词源》集骚雅派词论之大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张炎词主要表现贵介公子沦落的生活感受，词风清雅疏朗，与姜夔相近，对清初浙西派词人影响很大。其名作《解连环·孤雁》为他赢得“张孤雁”的雅号。

蒋捷（1245？—1305？），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有《竹山词》。蒋捷先世为宜兴巨族，南宋亡后，深怀亡国之痛，隐居不仕，人称“竹山先生”，其气节为时人所重。长于词，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遗民漂泊流离之苦，词风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在宋季词坛别开生面。

宋末辛派词人以刘克庄、刘辰翁等为代表，他们的词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刘克庄（119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词作内容以爱国忧民为主，风格豪迈激越，手法上也好议论和散文化，是辛派后劲中的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