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古文运动与宋代散文
一、古文对骈体时文的反拨
晚唐五代古文卑弱，骈文复炽。进入北宋，文人多数是五代十国的旧人，如李昉、陶谷、徐铉等。他们入宋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绮靡艳丽，但受到名流的推崇，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柳开、梁周涵、王禹偁等人，则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从而揭开了古文运动的序幕。
柳开（947—1000）是宋初在文学理论上鲜明提出复古主张的第一人。他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这种道统和文统合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柳开有明确的主次观念，他说：“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上王学士第三书》）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的古文。柳开的理论本来可以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的作用，但在实践上他自己就没有真正做到，其文写得艰涩难读，缺乏文采，并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的影响。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钜野县）人，出身贫寒，入仕后因性格刚直，不肯随俗俯仰，故多遭贬谪，曾以《三黜赋》以明志：“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晚年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人称王黄州。有著述《小畜集》《小畜外集》。
王禹偁的散文理论比柳开更明确、更进步，提出“文以传道”的主张。其“道”的内涵比较实际，“道”就在于修身、事君，在于谏诤、论政，而不仅仅是“古其理”。认为为文行道，则应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反对“语艰而意奥”（《答张扶书》）的倾向。他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说：“咸通以来，诗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王禹偁的散文，言之有物，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清丽疏朗，论事、写人、状物、写景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写景：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
把远近环境的优雅、动中取静的乐趣融为一体，情景俱现，绘声绘色，充满诗情画意。骈散结合，既有古文的疏俊爽朗，也有骈文文字对称、音韵铿锵的特点。他的议论文如《待漏院记》，叙事文如《唐河店妪传》等，都是古文名篇，他继承韩柳传统，文字较为平易，为宋初文坛带来新的气息，也为后来欧阳修等人的新古文运动开了先声。
正当柳、王等人努力以理论和创作来廓清五代余风时，一些士大夫出于歌功颂德和声色享乐需要，仍以“四六”体粉饰太平，流连光景，大煽浮艳之风。在柳、王谢世后，此风更是愈演愈烈，其中声势最盛的是“西昆体”。西昆体是兼诗而言，因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余个馆阁文人编撰《册府元龟》时，互相酬唱，并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西昆体诗，总体来说，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与时代、社会缺少密切的关系，也少有真情实感；艺术上主要师法李商隐，但失之偏颇，多在辞藻华美、对偶精工、用典繁缛、音节铿锵这些形式上下功夫，缺少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最终显得雕缋满眼却支离破碎。在散文方面，虽有一些谈古论今、内容充实、语言较为自然流畅的骈俪文章，如杨亿的《论灵州事宜》《陈乞奏状》《汝州谢上表》等，但多数还是“穷妍极态”“浮华纂组”（石介《怪说》）的雕琢之文。
二、新古文运动的酝酿
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四六时文”轻内容、重形式的不良文风，遭到了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人的反对和批判。他们的批判与柳开、王禹偁等对晚唐五代不良文风的批判一脉相承，新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在此酝酿。
穆修（979—1032）力倡古文而盛推韩、柳，在举世不为之时千方百计搜集、校印二人文集，并亲自出售，以扩大韩、柳的影响。他说：“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
宋仁宗庆历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各种弊端凸显和矛盾加剧，在范仲淹等人的推动下，一场遍及吏治、科举、农桑、武备等多方面的改革开始了，这就是“庆历新政”。尽管“庆历新政”由于被指为“朋党”，很快失败，但留给文坛、政坛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新政前后，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文人学者大量涌现，他们有极高的参政热情，并用文章来议政。他们深感骈文无益于政教，改革文弊的愿望十分强烈，古文的写作热潮应运而生。一场新的古文运动也开始酝酿并逐渐展开。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出身清贫，入仕后仍保持艰苦的生活作风。庆历三年（1042）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与杜衍、韩琦、富弼等同掌朝政，施行改革。因保守势力抵制，被诬为“朋党”，自此请求外任，先后知邠、邓、杭、青等州，后死于赴颍州任途中。著述有《范文正公文集》。
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文学创作不多，但对文风、文体改革影响颇大。他从政治家的角度，大力支持古文，赞赏柳开、王禹偁、穆修等人的创作，鼓励和肯定尹洙、欧阳修等年轻作家的创作，对浮艳文风多有批判，在天圣初就主张“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奏上时务书》）。而且范仲淹的文章议论剀切、切合时事，情感真挚，文笔流畅，其《岳阳楼记》就是千古传颂的名篇。该文名为“记”，实为抒情散文。作者将登楼览物概括为两种景象，两种情怀：一者“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一者“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再以高超笔力，翻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正意，并以展现博大胸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统揽全文。文章由楼而景，因景及情，叙事简洁，写景宏阔，议论精辟，立意深刻，情感沉郁雄壮，结构新巧，语言骈散相间，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文字精美，兼有赋体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与范仲淹同时而年辈较轻的尹洙、石介、苏舜钦，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又是受其影响，是“古文运动”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
尹洙（1001—1047），字师鲁，洛阳人，对欧阳修弃骈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尹师鲁河南集序》），欧阳修赞“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尹洙之文，喜议论，偏重于道而不重文采，但多切于实际，语言简古，立意、构思常能推陈出新。如《伊阙县筑堤记》本是记筑堤之事，作者却别出心裁，批评尸位素餐，不能为民干实事的地方官员。但其所作一般质木无文，成就不高。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曾居徂徕山（泰山东南）下耕读讲学，人称“徂徕先生”，与儒学大师胡瑗、孙复被称“宋初三先生”。石介提倡古文，是反对西昆体的一员猛将。他的《怪说》，上篇排佛老，下篇斥杨亿，并对道统、文统和淫靡文风作了论述，态度之鲜明，火气之大，前所未有：“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是声讨西昆派的一篇檄文。希望与“三二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上范思远书》）。但他强调文道合一，道学气很浓，否定一切骈俪之体，也不重视文的美学价值，作文常质木简陋，成就不高。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实生开封。年轻时，不顾流俗耻笑，与穆修一起倡导古文，作古文比尹洙、欧阳修等人都早。因积极支持“庆历新政”，被视为“范党”，遭旧党报复诬告落职，放废吴中。苏舜钦以诗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亦与欧阳修为诗友，著述有《苏学士文集》。
苏舜钦年轻时即以散文知名，今存书、疏、表、状、记、序和杂文等70篇。总体上看，其论政言事之文，能辅时济世，敢道人所难言；记叙抒情之文，笔致轻灵，豪俊而富于文学情趣，在创作实践上较好的继承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传世名作《沧浪亭记》为其流寓苏州时所写，“沧浪亭”取意于古代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寓有远离污浊政治，隐居自娱之意，借记亭抒发胸中丘壑。文章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路历程。其对沧浪亭的风光与“鱼鸟共乐”的野趣，描绘生动、亲切：
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徜徉在园林中，触物而情生，显得自然真切，情景交融，可与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媲美。
三、欧阳修和新古文运动及其创作成就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郑氏以荻杆画地教其识字。24岁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互相师友，同声相应，切磋诗文。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为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参与范仲淹新政，被贬滁州等地。48岁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65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作都成就卓著，是众望所归的文坛领袖。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引荐同道，奖掖后进，肩负起了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上有巨大的发展和革新。在“文”与“道”的问题上，欧阳修有自己新的认识和见解。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认为“道”不远人，就在被弃的“百事”之中，就是在现实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这就大大超越了韩愈以来古文家的将“道”圉于“孔孟之道”的狭窄格局，丰富、扩充了“道”的现实内容，使“道”贴近了实际。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认为“道”对“文”有主导作用，“道胜者文不难而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光辉”（《答祖择之书》）。但他更主张文道并重，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书》）。甚至认为“文”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他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中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即文章的主旨虽然一样，但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却不会雷同。他不仅认为作家作品风格应该多样化，而且将“文”从“道”中分离出来，指出言语文章的独立价值。因此，他主张文风平易自然，要“革故取新”“归彼淳朴”（《斫雕为朴赋》），反对石介“好异以取高”的艰涩的“太学体”，告诫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不要走向文风怪异的歧途。在处理骈与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上，欧阳修具有通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他既反对西昆体，又能肯定杨亿等“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欧阳修的理论务实而不偏执，有前瞻性而少局限，因此能产生很大影响，有力地促成了新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
欧阳修丰富而成功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当时文风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引领示范作用。为了改变文风，欧阳修甚至利用行政手段来加以干预。在嘉佑二年（1057）知贡举时，就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打压继西昆体后而起的“险怪奇涩之文”，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同时极力提携后进，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的诗文，名重一时，与他的揄扬提拔分不开。
欧阳修的散文今存500多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摇曳多姿，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
欧阳修的议论文常常论及时政，剖析时弊，有胆有识，畅达而透辟。如《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被称为“抑扬顿挫，得《史记》深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的史论佳作。它借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伶人，后竟死于伶人之手的史实，提出盛衰之理非关天命而在人事的论点。然后以李存勖几件具体事迹为例，分析其盛衰兴亡的具体情况。“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通过盛衰对照，从而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并进而引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推论。全文立意高远，警告统治者居安思危，不能耽于逸乐。充溢其中的忧患意识与北宋时势也很有现实关系。写法上，史论结合，抑扬互衬，对比鲜明，语言简练，句式整散相错，跌宕起伏，气势雄健。
欧阳修创作了大量抒情散文，在少有抒情文章的北宋初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为散文开拓了更为广泛、更有文学价值的领域，对后来王安石、苏轼，以至明清散文发展都有很深的影响。其脍炙人口的作品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泷冈阡表》等。《醉翁亭记》是一篇写景抒情散文，作于欧阳修庆历六年被贬滁州时。文章通过对滁州风物人情的描写，展现了一幅作家理想的“官民同乐”的社会生活图景。文章从亭写起，通过对醉翁亭与亭周围山色景物的摹写，描绘了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面，为后文游人活动铺上背景。其次写游，分三层展开。先写山间朝暮与四时的景物变化，“景不同，而乐亦无穷”；次写游人的快乐，人不同，其乐也有异；最后写游后山林之乐和作者的感受。文章格调清新，意境优美。语言骈散相间，句式灵活。骈句写景，散句叙事。对仗整齐，声韵铿锵。
欧阳修散文在记叙人物时，常有娓娓生动、细腻曲折的描写。如《泷冈阡表》，全用母亲委婉的叙述来记录父亲的为人和对自己的教诲，对后代抒情性人物记叙作品有明显影响。
欧阳修散文总体特色是既平易自然，又委婉曲折。他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文风，叙事简括有法，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语句圆融轻快，声韵和谐婉转。
四、王安石、曾巩等古文家的散文
比欧阳修稍晚，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家活跃于文坛，其中最著名的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他们与欧阳修，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被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王安石年轻时就“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本传》）。二十二岁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提点刑狱等，公元1069年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政，实行变法，但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强烈反对，先后两次罢相。晚年退居江宁钟山筑半山园，自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著述有《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为文强调“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有重道轻文的倾向，这和他政治家的身份分不开。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为其政治改革服务的，近900篇文章中，奏疏、表启、制诰、书信、政论等应用型文字就有800余篇。其奏疏、政论、书信等政治色彩鲜明，识见高远，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议论犀利，笔力矫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青年时期所写奏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论述朝政“积弊”，提出改革方案，是全面展现他政治家风采的“政见宣言书”，梁启超称之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政论中的名篇，体现了其短文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的风格特点。该文仅以300多字来答复司马光3000多字的《与王介甫书》对新法的指责。王文集中笔墨对司马光信中关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怨”的指责逐条批驳，义正辞严，行文“劲悍廉厉无枝叶”，如对“征利”的驳斥仅用“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一句话，极为“简贵”。简洁的行文、严密的逻辑与严正的气势相结合，形成了“瘦硬通神”（刘熙载《艺概·文概》）的独特风格。
王安石还善于在短篇之中发惊人之语，从而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于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层次分明，议论严密，句句转折，文意凌厉畅达。发前人之所未发，文虽短而意悠长。
王安石的叙事散文也很有特色。一是记叙中多发议论，即使是游记、抒情之作，也偏于议论，且往往以议论见长；一是记叙中的议论，也翻新出奇，从事件中抽绎出某种哲理或独特的见解。如《游褒禅山记》就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特色。文章以游历华山洞的体验而生发出要成功就必须“有志”“有力”“有物以相之”的议论。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后人称“南丰先生”。曾任福州、明州、亳州知州，后官至中书舍人，著有《元丰类稿》。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成就很高，尤善杂记、序文、书启等体裁。其政论纡徐委备似欧阳修；序、传纵横开阖如韩愈。其记叙文条理分明，详略有致；杂说、小品则议论风生，深寓理趣。《墨池记》是曾巩的名作。这篇杂记以大书法家王羲之一件轶闻为因由，记述墨池的处所、形状、来历，说明王羲之书法的成就并非“天成”，而是“以精力自致”的结果。并由此发挥出去，勉励后学“欲深造道德”，必须勤奋学习。文章叙事、议论紧密结合，即事抒情，委婉含蓄，一唱三叹。曾巩作文主张质朴，不尚文采，总体上，其文平正有余而生动不足。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二十七岁发奋读书，仁宗嘉佑元年（1056）携子苏轼、苏辙至京师，献所作文章22篇于欧阳修，由此文名大振。后经荐引，除秘书省校书郎。有《嘉佑集》。
苏洵擅长策论，论点鲜明，论证有力，纵横驰骋，言辞锋利。往往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出发，针对当前政治议论治政治军方略，议论透辟，见解深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苏洵《权书》中的《六国论》就是脍炙人口的言兵名作。文章借秦并六国的历史题材讽喻北宋王朝为外夷积威所劫而自取灭亡之道。该文以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为论题，以“或曰”设问，先排除常人见解，为阐明题旨扫清障碍，再以古人“成败之迹”展开论证。简明而深刻地分析了齐、燕、赵各国相继破灭的历史教训，总结出战则存、赂则亡的深刻道理，并振聋发聩地推广开来：“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文章借古讽今，针对性强，从正面、反面、侧面反复论证，层层剖析，宏论滔滔，情感激越，颇有战国纵横家之风。
苏辙（1039—1112），字子由，19岁随父兄入京，与苏轼中同榜进士，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晚年居颍川，自号颍滨遗老。有《栾城集》。
苏辙论文主“养气”，认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其文，论、记、书、传各体皆备，最见功力者为政论和史论。其议论以稳健见长，曾自评说：“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栾城遗言》）大多立意平允，老成持重，结构谨严，行文回环跌宕，语言淡雅，正如苏轼对其的评价：“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六国论》是其代表作，就六国亡于秦“深思远虑”，选题与其父同，持论却异。认为六国之灭，在于“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文章反复论证，各国自安之计应为知天下之势，支援韩魏，以抗强秦。全篇行文遒劲简练，寄慨婉转，有一种疏宕之气。
苏辙的写景叙事之文也善于传神写意，疏宕有致，如《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都是名作。《黄州快哉亭记》是苏辙为张梦得贬黄州时所建亭作的记，苏轼其时也在黄州，并名亭曰“快哉”。文章先描写长江黄州段“与海相若”的水势，以“览观江流之胜”引出“快哉”之亭名。再围绕“快哉”亭，写登临纵目，览赏自然之“快”；缅怀历史，览观人文之“快”；再以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的“快哉”引出人有“遇”与“不遇”之别。遇与不遇，虽有“快”与“不快”之分，但“不以物伤性”者，则无往而不快，将张梦得、苏轼的境遇和心境融入此时此地的人文、风物之中，对其泰然处之，自放于山水的“快哉”情怀作了肯定和抚慰。文章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于汪洋淡泊之中，错落有致，在平稳中显出秀气。
北宋后期的散文，主要沿着欧、苏、王、曾的道路发展，以说理散文成果最丰。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皆以诗名世，但散文亦有佳构。如黄庭坚的《与王观复书》，秦观的《精骑集序》，张耒的《答李推官书》，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等，或与友人论文，或发读书杂感，或记风物游历，都议论风生，平易自然，理明辞畅。
五、苏轼的散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幼即受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教养。青年时期，苏轼就学通经史。嘉佑元年（1056）随父入京，次年与其弟同榜中进士，深得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1061）应制科入第三等，开始进入仕途。其间写有大量策论，呼吁改革弊端。
熙宁二年（1069）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因与新党政见不同，苏轼曾上书反对。熙宁四年（1071），针对新法的失误，上书神宗，希望不要“求治”太急，而应“渐变”“人治”。意见不被采纳，故求外任。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多有政绩，其诗、文、词的创作进入繁盛期。元丰二年（1079），政敌诬劾其诗包藏祸心，讪谤朝廷，苏轼被捕入狱受审，史称“乌台诗案”，最后贬斥黄州为团练副使，但形同流放。其时躬耕东坡，以诗文自慰，其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期，诗、文、词佳构纷呈，个性也更加鲜明。
元丰八年（1085），幼童哲宗继位，高太后秉政，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次年新法尽废，苏轼得以回京，很快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但苏轼又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而不“参用其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的做法表示反对，被旧党视为异己，再次离朝，先后知杭、颖、杨、定等州。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相对较平淡。但在京期间，拔擢黄庭坚、张耒、秦观、陈师道等后进，形成了一个以苏轼为领袖的作家群。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任用新党，于是苏轼再次以“讥刺先朝”，一贬再贬，直至贬至琼州、儋州（今属海南）。垂老之年，漂泊荒岛，家人离散，亲人亡故，十分悲凄，但苏轼依然坦然处之，勤政爱民，著书以为乐。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苏轼遇赦，次年病逝于北归途中的常州。
苏轼一生著作宏富，计有《东坡七集》110卷，另有《苏氏易传》《论语说》（已佚）。今点校本《苏轼文集》存诗2700余篇、散文4000余篇、词300余首。
苏轼一生顺境少而逆境多，但都能安之若素，这与其思想和文人气质密切相关。苏轼思想中，儒、释、道三家兼融贯通，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人生态度。政治上倾向儒学，积极入世，平生倾慕贾谊、陆贽，在成年之前就有经邦济世之志，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但苏轼从少年起就爱好老庄，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与他“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上神宗皇帝书》）的主张有一致之处，认为变革要渐进。因此新党、旧党均不能相容，终生卷入无休止的党争中，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苏轼喜和僧人交往，仕宦不顺时“惟佛经以遁日”（《与章子厚》），于佛学也深会于心。以儒学为根本，浸染释、道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儒家的执着于人生形成了苏轼性格中的坚定和韧性，释、道的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形成了苏轼性格中的乐观、旷达和洒脱。于是，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苏轼都能勤政爱民，勇于建树；在个人际遇上，无论顺与逆、甘与苦，又能旷达、淡泊而毁誉不移。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十分推崇韩愈、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苏轼的散文创作和理论也是沿着韩、欧的道路前进的。但是，苏轼继承前人，更有创新。他所理解的“道”，既突破了韩愈的儒家之道，也突破了欧阳修在于“生活百事”的道，而是存在于大千世界的具体事物中的自然之理，是事物的规律。苏轼比前人更重视“文”。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答谢民师书》），肯定它独立的艺术价值。苏轼不仅继承了欧阳修的“取其自然”“与造化争巧”的理论，而且更进一层探求了“文”的艺术规律和美学价值。他说：“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推崇“如行云流水”般“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美。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要“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这也揭示了从艺术发现到艺术构思和艺术物化的创作阶段和规律。
苏轼的散文各体皆备，创作出了不少超越前人、影响时辈和后人的散文杰作。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政论、史论“诵说古今，考论是非”（《答李端叔书》），言之有据，不落窠臼，常有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认为张良之所以能为豪杰之士，就在于能“忍小忿而就大谋”。文章翻新出奇，理路畅达，逻辑严密。《平王论》借平王东迁造成周室名存实亡的史实，反复论证“避寇而迁都”的严重失策，以此警醒统治者。苏轼早年的政论和史论有较浓厚的纵横家习气，有的甚至是不审查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但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士子在科场考试中常常以之作为模版或借鉴。
苏轼的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同样成就非凡。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灵活，议论更为生动，往往夹叙夹议，兼带抒情，艺术感染力更强。如《在儋耳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作者以垂暮之年，投身荒岛，与幼子苦栖贬所，可谓凄凉酸楚。但他却倔强地面对苦难，将凄伤化为苦笑，将凄凉转为妙悟。由老庄的达观，契入现实，观照出宇宙的无限和人生的渺小，涉笔成趣，深含哲理，也充分展示了他“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性格。
又如《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一方面回忆与文与可的往来唱和，及文死后自己的悲伤，笔触细腻，饱含感情，感人至深。文章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得出“画竹必先得成竹与胸”的艺术规律，夹叙夹议，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如《石钟山记》，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成说，引申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文章叙述波澜起伏，跌宕回环，写景简略而传神，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展开议论，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其《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83字，但贬谪的落寞处境，在落寞中的淡然心境，对生活与自然的一往情深，都含蓄地透露出来，令人咀嚼不尽。行文毫无枝蔓，意境超然，韵味隽永，正如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文赋传统，不仅笔调更灵活自由，写法更趋散化，而且吸收诗歌的抒情意味，成为优美的散文诗。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是苏轼写景、状物、抒情最富情趣和哲理的散文。
苏轼的散文向来与欧、王并称，但单从文学的角度看，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
六、南宋散文
南宋散文没有出现北宋时期大家辈出的局面，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与时局密切相关，号召、鼓动抗金救亡，反对妥协投降的言兵论证的文章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洋溢着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二是更强调散文的务实致用，文学性散文明显减少。三是笔记、游记、序跋等纪实性散文大量出现，内容包罗万象，笔法灵活自由，成为南宋散文的鲜明特色。
南宋散文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自高宗南渡至孝宗隆兴和议，约40年的宋金对峙时期，散文以呼吁抗金救国、揭露投降主和势力为主调，体现出壮怀激烈，情调高昂的爱国热忱，以宗泽、李纲、胡铨等为代表。
宗泽（1059—1128）、李纲（1083—1140）是南宋初的政治家、军事家，其文主要为奏疏一类的应用文。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直斥高宗割地媚敌，不顾祖宗基业、不思恢复而欲苟且偷安。直言敢谏，情感沉痛而振聋发聩。李纲的《议国是》论述了“和、战、守”三者关系，表明战、守立场，批驳投降主和派的种种谬论。全文条分缕析，立场鲜明，总结历史教训，分析敌我形势，批驳反面言论，提出战略战术，义正辞严，逻辑严密。
胡铨（1102—1180），字邦衡。一生坚决反对投降议和，力主抗金，因此长期被贬谪。虽颠沛流离，但矢志不移，直到辞归故里，“犹以归陵寝，复故疆为言”（《宋史·本传》）。《戊午上高宗封事》是其代表作，文中对王伦、秦桧、孙近三位权臣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进行痛快淋漓的揭露，直言无忌，要求“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甚至指斥高宗“屈膝”“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居“犬戎藩臣之位”，不惜触犯“天威”。这种“甘俟斧钺”的血性与气节，喊出了天下爱国志士的胸中之痛和胸中之愿。文章铺陈排比，情绪激昂，语言酣畅明快，具有纵横家说辞的特点。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胡铨另有《上孝宗论兵书》《上孝宗封事》等文章，主张抗战救国，都写得情感激越，有极强的鼓动性。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人。李清照多才多艺，工书画，晓音律，诗、词、散文成就均高，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的散文流传于世的仅七篇，其《词论》是研究宋词的重要文献。《打马图序》是一篇叙议密纶的优美文字。作者通过叙述《打马图经》的问世，主要抒写平生喜好博戏的性情，同时对“慧、通、达、专、精、妙”辩证关系作了精当论述，也描写了时局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流露出内心的忧郁。《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的名篇。该文是为丈夫赵明诚撰述的金石学名作《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言，着重回忆与丈夫收集、编撰金石书画的志趣和甘苦。文章的重点放在金石书画的“得之艰而失之易”上，抒写夫妻生离死别，作者迁徙流离之凄苦。既有“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的失亲之痛，更有国破家亡的深沉哀伤。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复起，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
本文做到了叙事、抒情的完美统一，是委曲而有情致的杰构。
自孝宗隆兴和议（1164）至宁宗开禧北伐（1205）约40年是南宋偏安江左时期。此期时局相对稳定，但和与战的交锋依然激烈。面对南北分裂，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为代表，以行动和文字，疾呼抗战恢复。
陆游著述颇丰，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陆游一生志在恢复，表达抗击胡虏的愿望和失望，收复失地的豪情和壮志，是他诗、词、文的主旋律。在《书渭桥事》《铜壶阁记》《跋李庄简公家书》等文中，或述恢复之志，或陈抗金豪情，或赞抗敌英杰。其《姚平仲小传》，描写一位果敢勇决的抗金青年将领，屡建奇功，却不见容于统治集团，终逃逸深山隐居。人物刻画鲜明，使其行事奇伟、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跃然纸上。字里行间也隐含着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陆游的《入蜀记》《老学庵笔记》为其亲历、亲见、亲闻之事的记录，或叙或议，或抒情或描写，笔法灵活，挥洒自如，笔记体散文的特点十分鲜明。如《入蜀记》记巫峡：
二十三日，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太华、衡、庐，皆无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鸣，达旦方渐止。”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坛上观十二峰，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霁，四顾无纤翳，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鹤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异也。
笔触清新，刻画传神，所见所闻，涉笔成趣。
陈亮（1143—1195），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少年好学，“慨然有经略四方志”（《中兴五论·跋》），然主要活动为著书讲学。虽一介布衣，但一生所念，实为抗金中兴。
陈亮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政论。他的奏疏和与朱熹论争的书信都贯穿着为国计民生的思想，内容充实，情感饱满。如《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书》《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等都体现了这些特色。如《中兴五论》第一篇奏疏针对当时宋金形势，论述北伐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批判苟且偷安的消极防守政策，提出系列复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建议。文章纵横捭阖，议论风生，极具震撼力。其开端云：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
以多个双重否定句构成排比，气势如虹，不容辩驳。
辛弃疾的散文主要是奏议，其中《美芹十论》最为有名。辛弃疾从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军事家、政治家的立场出发，在奏议中对敌我形势条分缕析，对敌人之弊洞若观火，提出切实可行、复国强兵的“恢复之道”，识见卓越，眼光超迈，而文章又平实严谨，代表了当时政论的最高水平。
此外，范成大、朱熹的游记，叶适的议理散文也有不俗的成就。
此期笔记散文大量涌现，除陆游的笔记外，著名的有范成大的《揽辔录》《吴船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洪迈的《容斋五笔》《夷坚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楼钥的《北行日录》，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明清的《挥麈录》等。这些作品形式自由活泼，文词朴实精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史料价值。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通过对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繁华的生动描写和夸饰，寄寓着深沉的黍离之悲和亡国之痛。
自开禧北伐失败至南宋覆亡是南宋散文的最后时期。此时恢复无望，士气低落，除了文天祥、谢翱的气节悲壮之作和一些遗民的作品外，文学性散文几近绝迹。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南宋末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抗元斗争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被囚四年，从容就义。文天祥在诗、词、文创作上均有成就，有《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广为传颂的代表作，历记他出使元营、抗辞犯敌、羁縻敌营、被押北行、逃回福州等九死一生的种种遭际。在简明的叙事中，凸现出临危不惧、忠心报国的英雄气概。在陈述数十种必死险境后，作家写道：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守义不屈、拼死报国的节操，千古之下，凛然如生。
谢翱（1249—1295），字皋羽，福州长溪（今属福建）人，曾追随文天祥，为抗元志士。《登西台恸哭记》为宋亡后，谢翱登浙江严子陵钓鱼台，哭祭文天祥之作。迫于元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文章辞意隐约，借颜真卿指文天祥，表达出作者缅怀友人与故国的真挚之情。
后期散文作家还有谢枋得、周密、林景熙、郑思肖等，也有较好作品传世。
【思考与练习】
1.简述欧阳修在新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2.简述北宋散文名家及其名作。
3.试述苏轼散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