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由中古向近古转变时衰弱动荡的封建社会后期。在国力、事功等方面远远不及汉唐盛世，但在我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建设、发展方面，宋代却又是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呈现出宏通广博、承前启后的面貌。

宋初百年，虽边患时有，但中原地区未有干戈之乱，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北宋末，北方经济因金兵入侵而受到破坏，但其后南宋偏安一隅，经济依然处于较繁盛的状态。

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宋代，学校的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大量涌现，有的规模比官学还要大。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印刷术在唐代已经发明，但一般士人读的书还是手抄本。印刷业的繁荣始于宋代，尤其是庆历以后，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公私刻书业进一步兴盛，各种刻本书籍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州县学校和民间书院藏书丰富，私人藏书也动辄上万卷，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是著名的藏书家。书籍的大量流行，著作的容易传播，使士人扩大了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教育和印刷业的发达，使宋代士人的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总体学术水平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学术修养的提高，不仅使作家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而且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这影响到宋代诗文的发展和特色。

经济繁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今江苏南京）、成都都是人口超过十万的大都市。市民阶层的扩大，催生了特殊的文化需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同时，宋代士大夫待遇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生活奢华，一般市民也染上崇尚奢靡的风气，都市生活十分繁华。宋代市井中各种民间说唱歌舞伎艺较唐代更为发展，而且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迅速滋生和发展起来，而词则成为宋代最有成就的文学样式之一。

宋代的政治也深刻地影响到文学。首先，外患给整个宋代造成了十分沉重的压力。宋代的外患最多、最长，也最严重，但由于从赵匡胤起就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对外防御力量一直较弱，在对外战争上也一直处于劣势，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外交上充满屈辱。最后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其次，内忧加剧了政权的动摇。宋代中央集权高度发达，但始终无法解决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加上巨额的岁币，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农民负担依然日趋沉重，财政也时有困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激烈尖锐的党争与派系倾轧，伴随着宋王朝始终。北宋党争主要表现在革新与保守之争上，先是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首的新旧党争，后是熙丰年间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后来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南宋党争主要围绕和战之争展开，在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前后都有激烈的表现。无休止的党争不仅消耗了政治财产，而且也消耗了不少人的政治热情。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着这些内忧外患，“先天下之忧而忧”。因此，在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忧念国计民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北宋末到南宋末，抗战爱国成为文学作品的最大主题。国势的衰弱也使宋代作家在表达个人抱负时相当拘谨和收敛。同时，宋代思想控制严密，党争激烈，因诗文而获罪的情况屡有发生，作家作诗讽世和述怀时有较多的顾虑，文学作品体现出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宋代文人的优遇是前所未有的。鉴于晚唐五代藩镇专横、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为巩固政权，宋代确立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太祖即位次年，以“杯酒释兵权”的计谋解除武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在灭蜀时说：“作相须读书人。”（《宋史》卷三）宋朝重用文人，不但宰相是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进入仕途，构成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君权，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常常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导致宋代文学政治色彩浓，多政论，散文多议论，即使诗歌也表现出议论化的特点。

宋代各种思想的发展、融合影响到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儒、释、道三家在宋代都很发达，而且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心性修养转变，呈现出合流的趋势。“以佛修身，以道养身，以儒治世”（宋孝宗《三教论》）逐渐成为文人身体力行的为人处世之道。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互相排斥，而是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入仕之后勤于政务，勇于言事，但又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他们将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因此宋代士大夫虽然比唐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受到朝廷更严密的控制，但他们并不缺乏个性自由。他们可以在内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基于此，宋代文人的生活态度也呈现全新的面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缘任运、随遇而安的超然，以及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是宋代文人较具普遍性的特征。表现在诗文上，就呈现出对老成、深邃、平淡的艺术极境的追求。

随着文化性格和人生态度的变化，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宋儒强调个人内心道德的修养，采取和光同尘、随俗俯仰的人生态度，其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不在于审美客体本身是高雅的还是凡俗的，而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瑰丽者也”（苏轼《超然台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黄庭坚《题意可诗后》）。审美情趣的转变，促使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向以俗为雅转变，从而开拓了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和超越。在宋诗中，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宋代文化发达，除文学外，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书法等也十分繁荣，而且艺术家品味大都很高。艺术修养不但陶冶丰富了作家本身的审美情趣，而且其他艺术的审美意象和价值，也自然融入到文学作品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众多文人追求的创作效果，从而丰富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表现来看，宋代作家多、作品多、风格多、流派多、体裁多；从发展角度看，诗、文、词总结发展了过去，至于巅峰，小说、戏剧等又开创了未来。

宋诗紧承成就最为辉煌的唐诗，却能在很多地方别开生面，走出自己的路子，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而走出唐诗这座高峰的阴影，在诗歌史上和唐诗双峰并峙。大体来说，唐诗主情致、风调，宋诗主气骨、理趣；唐诗以炽烈的情感去感受生活，宋诗以冷静的态度去体察世界；唐诗博大，宋诗精深。在美学风格上，唐宋诗既各树一帜，又相互补充。不过宋诗也具有历来被评论家诟病之处，如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不大注意以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的现象更加突出。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发展，最终成就超越了唐代。“唐宋八大家”有六人属于宋代，且其他散文名家也灿若星辰，作家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唐代的古文运动只取得了暂时性胜利，晚唐宋初文风复归浮华，骈文卷土重来。经过欧、苏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散文继承和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革除险怪艰涩的辞章家习气，欧、苏等人并以自己的创作引导散文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后世散文家所沿袭的近古散文的基本格局。同时，欧、苏并不绝对排斥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又将古文手法运用到骈文，对其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单行的四六文和文赋。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自由，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宋代散文在表达方式上也有很大发展。叙述、议论、抒情常常融于一体，增强了散文的抒情功能和文学意味。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他们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宋代不仅完成了词体建设，而且艺术手段臻于成熟和完善。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而填词的规范也在宋代完成。在题材内容和风格上，宋词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绮靡婉约词风，宋代词人进行了继承和改造，创作出大量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同时，晚唐五代词人写作内容不外乎男女情愁和离情别绪，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广阔的空间来驰骋才情和笔力。咏物、咏史、田园、爱情、赠答、送别，甚至谐谑，无不入词。风格上，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共举。

宋代的通俗文学更是有空前的发展。北宋杂剧、金院本、南宋戏文，成为我国戏曲由雏形而臻于成熟的标志。话本小说在宋代产生，揭开了小说史上白话小说的第一页。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在宋代也极为兴盛。这一切预示了通俗文学在元以后取代诗文词而成为文坛主流的必然性。

两宋时期的辽、金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产生了元好问这样的大家，在俗文学方面，则产生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