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小镇

国境线上面对面地竖着两根柱子，沉默而且敌对，象征着两个世界。虽然这两根界标都竖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谁也休想不冒生命危险就跨越这6步的距离。

别列兹多夫这座偏僻的小镇就坐落在国境线旁，保尔在这里身兼两职，既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又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他们在安娜那里举行的晚会已经是八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回想起来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靠在椅背上，陷入了回忆中。

那是在8月份，铁路工厂团委派他担任团组织的负责人，乘抢修列车赶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由150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残破不堪的车厢。直到秋末，列车才把他们送回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150名工人归来，大家又可以经常在安娜那里看到保尔了。保尔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人们也常常可以听见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一天晚上，当大家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做出了戒烟的决定。他从小就抽烟，那天他却毅然决然地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大家都在争论一个话题：习惯和意志哪一个更强大。一开始，保尔并没有参加争辩，但是塔莉亚点名要他发表意见，于是他直率地说：“当然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

茨维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保尔就喜欢来这一套，要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呢？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对人体有害？知道的。那就戒了呗，可惜戒不掉。”说到这里，茨维塔耶夫又用嘲讽的口吻冷冷地问道：“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有没有改掉？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一骂起来就很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听了茨维塔耶夫的话，大家陷入了沉默。他那尖刻的腔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正面回答他，而是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轻轻地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我这样决定，主要是为了自己，也有一小部分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摆脱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就连茨维塔耶夫同志也承认，我比以前骂得少了。脏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所以，我这会儿还不敢夸下海口，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骂人的习惯我终会彻底改掉的。”

入冬以前，很多木排被河水冲散了，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要损失大批木料，索洛缅卡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不愿意落在同志们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还是照样参加劳动。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却发高烧了。他得了急性风湿病，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

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这个委员会还给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但是保尔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挪动着脚步前行。母亲曾几次来信，要他回去看看。此刻，他想起了亲爱的母亲，想起了她在临别时所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保尔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伤感，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接连两个星期，母亲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大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可以丢开拐杖走路了。他的胸中荡漾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

列车把他送到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到省军事委员会去，负责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区委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他把分散在各地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瞧，生活变化得多快啊！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一共只有19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紧张地进行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区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界线，他们随时随地都得提高警惕。

保尔每天一跳下马，就坐在办公桌旁边；一离开办公桌，就赶往新兵训练场，然后去俱乐部、学校，还要参加两三个会议；一到夜里，他又骑上马、挎上枪，盯防可疑人物等，还得细听走私马车辘辘的车轮声——这一切就是第二军训营政委日日夜夜所忙碌的工作。

共青团支部在边境各村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区团委的干部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整日整夜在这些村子里活动，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他。在各村的晚会上，在街头巷尾，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它拉近了保尔和大家的距离。大家倾听着手风琴奏出的乐曲，也倾听着它的演奏者保尔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为一体。村子里已经可以听到新的歌曲，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也出现了别的新书。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噩耗——村团支书格里沙昨天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一下子就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他快速备好马，用鞭子左右抽打着马肚，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一张饰有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

保尔走进屋子，来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色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依旧保持着临死时的痛苦表情。他的后脑勺被利器击破，现在用枞树枝遮掩着。是谁对这个青年人下了毒手？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主做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不省人事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这里，等待人们揭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位年轻的团支部书记一向人缘很好，在村子里，他拥有很多朋友。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领他的军训营和全体共青团员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250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的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门前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覆盖着红旗的灵柩，把它安放在广场上。

格里沙的牺牲使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贫苦的青年和村民都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的工作。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个个满腔悲愤，强烈要求抓住凶手，严惩不贷，并且要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他们，让大家都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一个星期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剧院开幕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神情庄严地向大会做报告：“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会报告。一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大大地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并且狠狠地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在发展。前不久，在波杜勃齐村，富农暗杀了我们的同志格里沙。现已查明，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审判他们。大会主席团接到许多村民代表的提议，他们都要求大会作出决议，请求法院对这帮暴徒处以极刑……”

大厅里响起震天动地的呼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妇女部长莉达出现在大厅侧门门口，她向保尔招招手。在走廊上，莉达交给他一封公函，外面写着“急件”两字。

他连忙拆开来，只见里面写着：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另行委派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这样，保尔不得不向自己工作了一年的区委告别。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区党委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的区团委书记职务，通过对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的鉴定。

村里的干部紧紧握住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他骑着马从大院出来转向大路的时候，十几名战友为他鸣枪送行。

【写作借鉴】

◎运用倒叙

倒叙是根据文章表达的需要，将一个事件的结果或某个重要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叙述事件的过程。如本章在讲述保尔决心戒烟这一事件时，先讲述了这一结论，然后按事情的发展顺序进行讲述，从而避免了叙述的平板和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