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文化性因素

在现代心理学没有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过去，人们只能认为精神疾病的发生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致。例如，神鬼的作用，上帝的惩罚等等。在1897年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研究并指出了社会整合与人们的自杀相关问题。这是最早以现代科学方式研究、认识人们的应对挫折的意志行为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客观性分析。研究发现，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自杀：利己性自杀、利他性自杀和失范性自杀。除利他性自杀以外，另外两种自杀都是和社会文化及社会失范有关，例如，利己性自杀，一般是由于自杀者强调个人利益，或者是社会与个人的联系减弱或丧失，多表现为个人利益受损，做了赔本的生意等等。失范性自杀主要是由于社会因素，“社会失范”一般认为是社会规范的破坏，尤其是旧有的社会规范被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并已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社会规范又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被普遍接受，还不具备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时，社会成员则会处于混乱的、矛盾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之中的状态。典型的是社会变迁，社会革命时期，大量的越轨行为和强大的社会文化冲击会给不同的社会成员带来大量的心理挫折和痛苦。

例如，在我国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人的两大特征，男人头上的辫子和女人缠足的小脚都是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民众一时间对旧秩序的打破和新秩序的建立不能接受，无法适应。就拿剪辫子来说吧，大都表现为被动，不情愿剪辫子，想方设法保住自己脑袋后面的辫子。而由于是革命时期，新政府没有作为，迟迟不能颁布政令和安民告示，只有革命军站在各个路口，手拿大剪刀，看到还有留辫子的人，上去按住，用大剪子一下子剪下来那个辫子。而被剪掉辫子的男人则拼命挣扎，痛哭求饶。实在没办法时则在被剪掉辫子以后羞愧难当，灰头土脸地抱头鼠窜，还有人甚至会回家以后觉得再没脸出门了，或者买一个假辫子安在脑袋后面充数装样子。看到革命军时就把假辫子装到袖子里，革命军过去了，见到老少爷们再赶紧把假辫子戴起来。个别人会由此感到万分痛苦，似乎到了世界末日，不吃不喝，寻短见自杀的，也不是没有。

至于女性的禁止缠足，解放双脚，就更是困难，从开始实行到成功禁绝女孩子缠足，前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作为年轻姑娘或年幼的女孩子，当然不愿承受那种非人道的肉体上的痛苦，从内心愿意支持革命，解放自己的身体。但长久以来的文化影响，习惯势力仍然让姑娘和她们的妈妈们内心疑惑，在心理上产生巨大波澜，冲击和痛苦。其情形和心理痛苦的程度，恐怕比男人剪辫子还更胜一筹。

社会失范一定有大量的越轨行为，不但给社会带来混乱和不良影响，而且一定会给很多人带来痛苦和心理健康损害。例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老舍先生创作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中就有这方面的生动描写。在社会动荡的时期，因为缺乏社会规范的维护者和监督者，每每就出现有公职人员（公差）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也会有帮会争斗，欺压百姓，搜刮民财；还有比过去更多的买卖人口，穷人家的青春年少的少女被卖掉，而且买主竟然是一个丑陋不堪的行将就木的老太监！少女和父亲都痛不欲生的时候，不知道还受到了人贩子从中的狠毒的盘剥，买主所出的二百块大洋，少女的父亲只得到了十块！

迪尔凯姆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关系和人所遭受挫折的特点、相互关系，也从此打开了一扇窗，让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沿着这条道路研究下去，最终成就了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有关心理障碍的原因、诊断、治疗、预防体系的建立，成就了对心理障碍的社会学模式。

有关心理健康的社会学模式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及其社会文化矛盾对人的心理矛盾的根源性影响；社会文化在人的心理疾患的表现形式上的影响；社会文化在人的心理求助方式上的影响；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首先，社会文化及其矛盾对人的心理矛盾的根源性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当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发生碰撞时就更明显。这其中有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生活的享受的需求与实际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所受到的挫折矛盾，三是个人愿望（欲望），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调整使人的心理达到新的平衡，将产生严重的内心冲突，或者产生心理障碍。

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一，就是东方文化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取向，即个人服从组织、服从集体、服从他人等等，这种“非个性化”的人格倾向，最终会导致自我缩小，独立性差等不足。加强一个人的社会倾向，能够促使个人能较好地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但同时也会忽略个人的个性需求，忽视个人的能力的成长。例如，在封建社会是由父母做主，凭媒妁之言，极端例子是包办婚姻，强调的是三纲五常，子女有自己喜爱的人是违背社会规范的，只能放弃自己的感情，必须服从父母的安排。即使是嫁给一个病人，丈夫死后也只能守寡，甚至痛苦到死也只能做贞洁烈女，不得再嫁。从心理影响的结果来看，现代社会虽然消除了封建包办婚姻，但相应的心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例如，还有相当的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要依赖父母，或者为了家族利益、父母意愿压抑自己的情感，以致造成心理痛苦。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过度压抑自己的与社会上的主流文化相悖的欲望和情感，会引起不安、焦虑、自卑、抑郁、强迫观念等。

社会及社会文化冲突在人的心理疾患的表现形式上的影响也很明显。

早在20世纪70年代，医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时发现了一个与社会文化有关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或东方人具有一些独特的心理疾患症状，例如神经衰弱和躯体化障碍，特别是神经衰弱，尤其是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人群中非常突出。而同样的问题或症状表现在西方则没有那么突出。而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找精神科或内科医生诉说自己情绪不佳，焦虑等并要求治疗的西方人的比例明显高于东方人。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以后认为，其原因大致有如下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在华人文化中，人们是不认为精神、心理类问题是可以求医的，如果有焦虑、抑郁、自卑三类问题，在传统文化看来是属于个人修养和内省之类的问题，比如，男子汉大丈夫，不可软弱，而一定要刚强，要顶天立地等等。这些问题既不能向人倾诉，也无法医治。千百年来各种医学著作中的可医治疾病，一定是身体上的，即便是失眠，医生也是可以从身体上给予调治。于是在华人中，尤其是那些用脑的读书人，在学习困难、情感困扰，焦虑抑郁时，是以疲乏、出汗、心慌、气短、头痛、消化不良，食欲不佳等症状去求医，尽管各种医学检查没有发现哪个器官有问题，但有一个“神经衰弱”的病名诊断为依据，针对某些不适症状的治疗和调养为方式的处置方法，还是让很多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得到了安慰和症状改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和社会文化有关，就是所谓的“肾亏”。这种说法来源其实很古老，主要是认为人的精液和血液相关，甚至有“一滴精十滴血”之说，在青少年时期的大量遗精，无异于耗损寿命，所以青年男子梦遗，尿中有精液流出，过度的手淫都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会日夜不安，对此忧心忡忡，最终会表现为一种包括各种躯体症状的综合征。

社会文化心理学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文化注重个性化，在生活中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强调个人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社会里及社会关系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界线比较清楚，个人与家人、朋友、亲戚等的关系也较为疏远。这样在人的心理上，个体也容易把自己当作客体来认识，能够客观化地对待自己心理上的问题。这种认识在华人或东方人身上则较为困难。华人的自我是融入社会的，“自我”的界限与外人的关系难以清楚地划分，自我不容易客体化，因此，当华人遇到挫折，产生自我痛苦时，不是关注心理痛苦，而是关注躯体不适。如像西方人那样去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在传统文化中是不会的。

在行为方式及求医需求的关系上也是这样，例如，一个学生因出现的头痛、腹痛、月经不调、失眠、消化系统疾病而影响了学习或考试成绩都无可厚非，但如果说惧怕考试、紧张，则是很丢脸的事情。

在求医方式上，也有明显的文化心理因素，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强调“慎独”“自省”，就是说一个人应当自知、自省、自我修正不正确的观念和情绪。但如果把它用到对待心理障碍则会有些问题。一般来说，“慎独”“自省”多是指道德层面，在道德、行为规范上要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但是一旦形成了中度或重度的心理障碍，如果靠自省、自我调节来化解内心矛盾或痛苦会比较困难。

例如，某大学的心理老师接待了这样一个前来咨询的大学生，该生男性，大学二年级，他从上中学时，一次上课，偶然的眼光一扫，看到了旁边的女同学的裸露的胳膊，因为是夏天，就忍不住注意了这个女生因穿裙子而露出的腿，此时就忍不住引起了自己的遐想，上着课脑子里就想象着女同学的裸体的样子和隐私部位，忽然他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龌龊、很可耻，可是没想到这时自己的生殖器已经勃起了，而且一时还不能软缩。当时自己非常害羞，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以后，虽然自己经过多次的自我谴责、自我反省、自我检讨，为此自己默默地花了好多时间，可是不但没有效果，而且由于自己上课太关注自己这方面的感受，又多次在上课时造成此种情况重演，他一方面痛恨自己，恨不得用刀子割掉自己的生殖器，一方面把解决问题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女生，斥责她“太妖”“不检点”，说：“你穿衣服别那么露好吗？都不像个好女孩”等等。如此他好不容易熬到了上大学，虽然成绩不太理想，但还能跟得上。但最近看到一个白净漂亮的女同学，而且同宿舍的男生也关注这个女孩，在宿舍时，别人议论这个女生时，使他备受煎熬，在心理委员的劝说下，才来寻求心理老师的帮助。后经心理诊断，他已经形成了强迫症，需要较长时间的心理治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