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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发现，那名死去的中国士兵仍然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横尸露天。这种不可思议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听说，一名日本高级军事官员正在来这里的路上，他不属本地驻军管辖，而直接隶属于东京方面。这名官员的任务是恢复这里的秩序，希望如此。也该是恢复这里的治安的时候了。一名年轻的美国人这两天在一名日军卫兵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这里，向日本人出售大批的木材。这批货是一家英美木材公司的。这名派来帮助英国大使馆的男子说，在从上海至此途中的前50里中，他总共只碰见了约60人。南京还是他见到的唯一一座在人口方面值得一提的城市，沪宁之间的其他城市简直如绝了人烟。如果谁走出我们的安全区，穿过一条条空荡荡的马路，毫无遮挡地进入每一所房子，那景象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所有的门都被砸开或是敞开着，接二连三的破坏让人感到野蛮而又不可理解。日本人想从这些废墟中捞到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最好的顾客呢？应该考虑到这些人未来的购买力呀。这些问题暂时无法回答。城中还能见到浓烟冲天，纵火不断。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毫无意义的毁灭究竟为了什么呢？日本大使馆的态度表明，他们中有人长时间以来对日军的做法深感羞耻。只要能做到，他们就试图作适当的遮掩，禁止出入南京城便是众多手段之一。借此可以使外界对南京目前的状况一无所知，可这也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自从德、美、英大使馆重新派驻代表之后，有数百封信函发往上海，详细地报告这里的局势，更不用说各大使馆发的电报了。安全区是南京唯一有生气的地方。一些铺面逐渐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出现了。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就有中国人带着他们自认为值钱的、劫后余存的物件进入安全区，寻找有兴趣的买主。主顾们大都是些除了购买食品之外还有些节余的人。这里，熙攘的人流穿梭在店铺之间，在贫困中形成了临时的年前集市。在极度的困境之中，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得按照最急需的食品和享受品的价格重新估算，比如大米、面粉、肉、盐、蔬菜以及烟！！

在下面的函件中，我们试图促使3国大使馆，即德、美、英使馆帮助我们解决一批大米储备问题。我们这批储备完好地存放在城内的仓库里，而现在被日本人占有了。但成功的希望渺茫，3位先生^[57]都充满疑虑地摇摇头。不能设想，日本人会把这批可能还存在的储备交还给我们。恰恰相反，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运输粮食，因为我们碍了他们的事。他们巴不得我们走。我们一天天不受欢迎，恐怕总有一天要被赶回上海。

在12月14日致日本当局的信函以及和他们的会谈中，我们郑重提出了关于分配给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储备问题。应日方的特别要求，我们告诉了他们贮藏粮食的地点。然而此后虽然我们向日本当局多次提出申请，但均未被理睬。

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向诸位提供分配给国际委员会用于供养安全区内居民的粮食储备的有关数据。

前任马市长在1937年11月30日的信中许诺，提供给委员会3万担米，随后又在1937年12月3日的另一封信中答应给我们1万袋面粉。之后他又口头允诺给我们1万袋面粉。

12月2日我们收到了一张1.5万袋米的发货单，12月5日又收到一张5009袋米的发货单。而实际上我们只运回了其中的8476袋，加上在下关发放给难民的600袋，也就是说我们总共收到了9076袋米，折合1.1345万担。由于供货单上一共只列出了2.0009万袋米，因此，自日军12月13日占领该城之后，我们还有权得到不超过1.0933万袋的大米。

发货单上的1万袋面粉我们一袋也没拿到。我们运进来的1000袋面粉还是大同面粉厂在此期间应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要求赠送的。

我们提请注意，这1.0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被日本当局从国际委员会的手中拿走了。

我们欣喜地从各种报刊，当然首先是从您写给您妻子的信函中得知，您仍安然无恙。但愿不久后能够建立联系，以便我们能收到您关于洋行业务、首都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情况的报告。

在此附上一份哈普罗公司在南京的住宅和办公楼的清单，这是埃克特先生交给我们的。他请求您尽最大的可能去查看一下这些房子，并把详情通知他。他的地址是：香港哈普罗公司，122号信箱。我们在此处不清楚您在那里有多大的行动自由，如果您能抽空查看并通知哈普罗公司，我们以及埃克特就感激不尽了。

您上述来函直至昨日才由德国大使馆转交给我。礼和洋行的工程师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此时已到达上海。我已请求他向您汇报这里的情况。

发电厂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未遭继续破坏。大约是在12月6日，白先生来我处，请求我向双方当局施加影响，要求中日两国军队不要占领该厂。对此我已竭尽全力，但没有成功。发电厂最终未能免于中日双方的占领，后者就更不用说了。白先生当时还有意和陆法曾先生一道在此地坚持下来。两人还请求过我，一旦日军占领城市，让其住在我处。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现在已逃往汉口。

南京陷落之后我自愿帮助日本人，为工厂重新开工招募必要的工人，并提出如有必要，还可以发电报给您，请求派几名工程师来此。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施佩林先生（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在安全区内找到了大部分原来厂里的工人，并让他们替日本人干活。这期间我们发现，有43名留在下关的工人被日本人误认为是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而被枪杀（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的雇员而遭杀害）。据目击者说，这43名工人是和许多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用绳子拴在一起，在扬子江边被机枪扫射而死。提供报告的是另一名和他们在一起的工人，他由于站在倒数第三排，没有受伤，与同伴的尸体一起落入江中，这才幸免于难。

南京沦陷之后没几天我便获准进发电厂。外表看来，工厂是正常的。机房里有不少手榴弹和其他弹药，这表明中国军队的确也占据过此地。除了空袭造成的破坏，其他的损失还无法确定。在江边的泵站里躺着一具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还有不少弹药。各种测量仪表遭到破坏。

日本人从沈阳召来了3名日本工程师，他们在发电厂的中国工人的协助下恢复了中央发电机组的运转。此后我就再也不能去下关了。听中国人说，2号和3号涡轮机组靠波斯西公司的锅炉设备也投入了运转。除了日军机关外，难民区内只有少数房屋通了电。为防空袭，路灯也没有开。关于哈普罗公司的办公楼和住宅：

关于哈普罗公司一事的答复详见附件。因为此地除非通过大使馆，否则无法直接写信给香港，因此请您将此报告从上海寄出。

你1月18日的亲切来信已于昨日收到，随信附上的其他信件也同时收到，一封是格蕾特尔于12月26日寄自宾德，还有一封是奥托于11月19日寄自慕尼黑的。奥托的信也随我的信一并寄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它，因为它是单独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的。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先生目前已到达上海，他肯定已把这里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你——很好，难道不是吗？此时我们这里正通过基督教总会询问上海西门子洋行，是否允许我在此留至3月1日，因为我目前作为主席还不可缺少。我个人当然恨不得今天就离开这里，可我也意识到，不能离开岗位，说走就走。如果我一走了之，韩一家老小、2名装配工和他们的家人、仆人们（2个杂工、张和他生病的妻子、厨师、苦力），甚至那600名住在我们院子草棚里的难民会怎么样呢？我心里也没谱。但去留还得由洋行决定！说到底，我是派来替洋行而不是替难民做事的，当然他们的境遇非常值得同情。你要来这里，此事绝无可能。亲爱的多拉，你根本就不会获准进入南京。我本人倒有可能获准出城，但是要在不长的时间（4个月～6个月）内再次进城也无可能。这儿可能也有人巴不得我走，因为我们欧洲人在日本人看来如同眼中钉。但是我一旦离开南京，暂时就别想再回来了。我应该做什么？我正在等待洋行的消息。克勒格尔也肯定跟你说了，我整天都在总部，即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为难民区工作，这里离德国大使馆不远。当然我还是住在小桃园的家里，在这里我已经挡住了日本兵的骚扰恐怕有100次了。你很难想象城里是个什么样子。街上没有人力车和公共汽车，一辆也没有。有的只是些私人小汽车，但大部分都被日本人占有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我们委员会委员的私车。安全区内的街道已人满为患，区外却是荒无人烟。太平路和夫子庙，近郊所有的地方均遭火焚，尸体依旧随处可见。虽然有人说局势会一天天好转，可天天有房子被烧，天天有人被抢，天天有妇女和姑娘被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