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变得堕落、没有骨气，丧失了正直的人格。帕特南·威尔（伦诺克斯·辛普森）在他的关于1900年围困北京的书中（《北京信札》）毫不隐讳地说道，他和另外的一些欧洲人也干过抢劫的勾当。我想，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的男佣张今天花了1元2角钱就买了一台台式电风扇（价值约38元），非让我也跟着高兴不可。一些明代花瓶真品只卖1元钱一个。它们放在壁炉台上，仿佛在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只要我高兴，我可以把整所房子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塞满，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价格之低如同破烂。现在贵的东西只有食品，一只母鸡要2元钱，也就是说抵得上两只明代花瓶。

今天我还去了精英美发厅。两台电动烫发器还在那儿，只是不能确定是否完好无损（我上次理下来的头发早就夹在西门子的账簿里当书签了）。其余的物件都遭到了损坏或是不见了踪影。理发的靠背椅只剩下了3张，其中一张摆在院子里。但是坐垫已被掠走，就是说椅子不能用了。屋里的窗帘也不在了，门窗也被打破。中山路西侧的许多房屋已经在火海中化为废墟，而这所房子未被烧毁已是奇迹了。根据抢劫的状况来看，这所房子太应该烧毁了！

22点10分，广播里没有克勒格尔先生到达上海的消息。但愿他已经挺过了这艰难的旅途。

从长沙的广播里传来消息，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那里已广为人知。

高玉先生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总部，并且带了一名会说中文的级别较高的警官。高玉在一个大学难民收容所找寻女孩子的时候被贝德士博士当场抓住。他解释说，他要找几个女洗衣工和女厨子。这当然没人会信，因为在远东众所周知，洗衣和烧饭在中国是男仆们做的事儿。高玉要求恢复他的“好名声”。史迈士博士记录下了整个谈话并向他指出，他肯定要把此事通知各大使馆，这当然不合高玉的心意。他明确地提请我们注意，不要打扰大使馆，随后便沮丧地离开了这里。这件事着实让总部的全体人员幸灾乐祸了一番！

约翰·马吉把一封信和一把日本步枪刺刀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信中说，一名日军士兵用这把刀威胁一名中国妇女，当我们委员会的3名成员撞见他的时候，他撇下刺刀不要了。史迈士兴奋地记下了整个事件，随即通报了美国大使馆，因为目击者是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爱利生先生为我们提出了抗议，对此我们非常高兴。爱利生先生无法摆脱对日本人行为的震惊，罗森博士给他起了个绰号——“仙境中的爱利生”^[54]，这个谑称在此一直被引为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