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电台广播说，柏林一家报纸警告日本，劝其放弃继续入侵中国内地，并提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一项体面的和平建议。这条消息“好得没法让人相信”。这里没有人相信日本人会接受这个很好的建议。陇海铁路线上大规模的战斗一触即发。中国军队在那里约有4万兵力，似乎已经进行了整编——至少电台是这么报道的。据说所有不称职的军官都被撤职。尽管如此，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军队能在这些战斗中取胜仍不敢抱有希望。这期间，青岛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济南的命运也相同。据说烟台的中国警察发生哗变，并进行抢劫（根据日本人的报道）。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其他两名将军，据说根据蒋介石指令被中国人按紧急状态法枪毙了，因为他们对敌人抵抗不力。关于韩复榘这里有人说，他把全部现钱都存在日本银行里，此事用不着怀疑，因为消息很可能来源于日本。今天又来了消息说，张学良已被枪毙。他是张作霖的儿子，西安事变的领导人，一年前他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从汉口开始的清洗行动来得太迟了，它现在是否还有作用，令人怀疑。

今天我给这里的几个雇员写了解雇通知书，因为根据上海总部的指示，我应该关闭这里的办事处。我对来自上海的“结束商务事宜”的通知不可能作出别的解释。我还要给这些人发1月份的整月工资，但是没有新年奖金。这固然相当冷酷无情，因为中国人的新年（1938年2月1日）即将来临，食品的价格（若是还能买到的话）已经非常高了，而这里的数十万人的生活情况并不比以前好。不过，只要我能够留在这里，我的全体职员都会有房住；若是伙食钱不够了，那就依靠国际委员会的粥厂，反正住在我院子里的650名难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吃的就是这个粥厂（每天2袋米）的粥。

我的房东本人（谢先生）及其代表已经逃走。尽管如此，我还要给他们写解约通知书，因为如果洋行召我回去，按照合同我可以退掉房子。

关于您本月10日中午要求我关闭这里办事处的电报，我谨向您报告，我已给此处的中国雇员发了书面通知，鉴于战争原因，至月底终止他们在我洋行的聘用。

我请求您告诉我，除了1月份的薪水外，是否可以再付给雇员一份新年奖金或一份额外薪水。由于此处粮食价格已大大上涨，我们的中国雇员中没有人拥有一笔可供自己及其家属较长时期生活的积蓄，为此我最诚恳地建议，友好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

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继续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在许可的情况下能和您联系。

借此机会，我们谨对您在过去6年中为我们洋行所做的忠诚服务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佟柏青　蔡子良　张福根　孙龙生

本月10日我收到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电报指示：关闭本洋行在这里的办事处，和韩先生尽快返回上海。

根据我们达成的协议，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租房契约即告自动终止，为此我请您对此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

您的房子完好无损，状况良好，因为我把一切试图闯入我们这里的日本士兵（确实非常多）都赶了出去，但是出于人道原因，我允许一批中国难民（600多人）住在我的院子里。一些难民在城市遭轰炸时于12月12日夜间来到我院子的防空洞里躲藏，另一些以后才来，以便在我的保护下免遭日本士兵的骚扰。南京沦陷后，日本士兵在全城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抢劫、纵火和强奸妇女，长达数星期之久。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史迈士博士先生1月17日致爱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2.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000袋米和9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汊河和汉西门外）；

昨天当史迈士博士先生第三次请求答复这些建议时，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史迈士和菲奇先生随即找了田中先生，后者告诉他们，日军没收了上述仓库里的米和小麦。他们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财产而不是中国军队的财产时，他认为这些存粮有可能会被日军用于中国的平民。上述两位先生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准许从上海船运3000袋米，但每次请求均被一个简单的“不”字加以拒绝。他对他们说，也不会有船来装运这3000米以及另外的600吨补充粮食。史迈士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只时，田中的解释是“均已用于军事目的”。当两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国船只时，田中先生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只得询问日本人现在有什么打算，田中先生对此回答说，日本军队将会承担解决中国平民食品问题的责任。

史迈士和菲奇先生随即对他解释说，日军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出售给中国平民。田中认为，供应量比这要多，但手头没有数字材料（日军1月10日交给自治委员会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面粉，第二批粮食应在城南出售。国际委员会帮助运输了这些粮食，因为日军不提供运输工具）。

谈话结束时，史迈士先生向田中先生询问，他是否应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请求准许运进在下关购买的大米以及从上海船运粮食之事现在已被日本当局拒绝了。对此的回答是：是的！

随后立即发出了由菲奇先生签署的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伯因顿先生的电报（在这事情上我们一直与他有信函往来），现在只有看上海对此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我的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将设法使你们经常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向你们转告我们对此提出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前再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要求是可取的，因为田中先生已经声称，日本军队将负责解决中国平民百姓的食品问题。如果你们遇有机会时，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恢复秩序和整顿好交通，重新通过商业渠道分配大米。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只是敦促日军注意到食品问题的严重情况，并在此期间采取补救措施，使无力购买食品的穷人们能免费得到大米。

绝对有必要使日军明白，承担中国平民食品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至今他们只把这个问题当作儿戏，难得一次拿出1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员会出售。

1.每天正常供应2000担（相当于1600袋）大米或约同等重量的面粉（按1担供100个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计，25万人每天需要2 500担；较小孩子的定量当然要相应地减少）。

3.由于自治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进这个数量的大米、面粉和燃料，而日军的卡车又遍布全城，因此应由日军负责运到自治委员会的店铺。（在我们就供应食品事宜与石田少佐商谈时，他曾表示准备负责运输。可惜这些协议由于日本上级部门的命令而作废。）

除了大米和面粉供应，还应采取附加措施保证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应，以防止发生各种疾病和瘟疫。我们还打算从上海运进这类食品。运输之事也得由日本陆军承担。

如果能够将所需粮食提供给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上就不会有困难。

当然，对于那些回到原住处的市民，日本人必须保证给予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府都会提供给自己市民的保护。日本人也同样应当保护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