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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时，我被屋架倒塌发出的哗啦声惊醒。在我的房子附近，就在上海银行的后面，又有几所房子被纵火烧毁了。最近4个星期里，没有哪一天不发生纵火事件。与此同时，我们却一再被告知，南京的“情况已经变得好多了”。

日本大使馆的便宴气氛十分平和。我们总共13个人。除了日本大使馆的官员福井、田中、福田先生和一名来自上海的日本副领事外，我们委员会有9名代表出席：魏特琳小姐、鲍尔小姐、贝德士博士、米尔斯、史迈士、特里默大夫、克勒格尔及我，在我们已经就席进餐后，又来了约翰·马吉，他老是跛子似的落在后面，除此以外他实在是一个可爱的伙伴。刚刚落座，克勒格尔就得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他可以去上海了。我为他获准旅行感到高兴，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同时也为找人接替他的岗位而操心。克勒格尔是我们的财务主管，找一个顶替的人并非易事。便宴上的菜肴是第一流的，有中国美味可口的牛肉、鸡蛋、粉丝火锅等食品，有欧洲式的芦笋，还有米酒和红、白两种葡萄酒。我们很久没有吃过这些好东西了，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番。由于我在席间致词要多加小心，为此我预先写好了下述发言稿（从英文译出）：

我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此对东道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的这次友好宴请，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已很久没有用过这么美味的饭菜了。

我请求我们尊敬的东道主，原谅我在此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教徒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商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我30年来一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起就认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这些人是中国人中的最贫穷者，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我们不想谈论关于我们所承受的艰辛和劳累，这些你们都知道。

我们向日本人的崇高感情呼吁，向武士道精神呼吁。关于武士道精神，我们外国人听得很多，读到很多。武士们在无数的战役中为自己的国家英勇战斗，同时也对一个失去抵抗力的敌手表示出他们的宽容精神。

日本大使馆的各位先生们，你们耐心倾听了我们的请求，并且始终乐意倾听了我们的许多诉说，你们也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助了我们，我们对你们的这种帮助已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我谨代表国际委员会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不知道美国人对我的讲话作何评价。我意识到我讲得有些违心，但从我们慈善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这是有利的，并且也符合耶稣的原则：“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可否认，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是对我们有过一些帮助的“唯一的人们”，正是这些“唯一的人们”，帮助向日本军事当局转递过我们的报告，或是说过几句好话。他们之所以未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于日本的外交官们必须听从军方，今天在日本政府中只有军方才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大使馆的官员福井、田中和福田理应可以得到一点赞扬，假如人们真想赞扬的话。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之后，要我去表扬什么实际上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福田在我们回家前不久还暗示，“罗森博士”事件让日本大使馆感到不愉快。他想看到我出来充当调解人，即劝说罗森博士做出某种和解姿态——或许在他访问日本大使馆时说几句友好的话（福田丝毫没有提道歉）。我将小心翼翼地向罗森探问一下，尽管我担心一切与此有关的努力都会毫无结果。此事最终将取决于我们的大使陶德曼博士和德国政府采取何种立场。

（从英文译出）

十分感谢提供志愿医护人员。美国大使馆正努力为他们取得到南京的入城准许证。我们估计他们将会乘英国炮艇于下星期来。我们也给目前仍逗留在香港的布拉迪大夫拍了电报，要求他回来。感谢援助基金。国际委员会今天已经申请准许600吨食品船运来南京的许可证。请告诉我，在上海还能购到何种合适的食品。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为25万市民购买粮食和燃料的可靠来源。

在日本军队进入南京之前，南京红十字会负责管理外交部中国伤兵医院。尽管我们于12月15日正式向日本司令官请求准许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人道主义工作，但从12月14日以来，我们的代表没有哪个获准进入这家医院。在此期间，我们还是从不间断地向医院送去食品。

我们再次请求你们准许我们进入这所医院，以便我们能够查明至今仍由我们负责的食品供应情况是否令人满意。

由于已有一个月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恳切盼望贵使馆能尽快答复。